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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陈独秀抵达四川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贫病交迫。 中共叛徒任卓宣（即叶青）汇给陈独秀的200元也被他当即退回，并愤然道：“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
陈独秀是一位火气与才气并蓄，因而注定命途多舛之人。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旗帜、先锋，又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连任总书记。因其顽固的个性和惊世骇俗的见解，有时甚至是奇谈怪论，于是也有人称他为“怪杰”。
性直脾气大者
皖人中常有性直脾气大者，安庆、桐城一带尤甚。陈独秀的祖父如此，陈独秀更是如此，粗喉亮嗓，动辄拍桌子、掼茶杯。在党内，陈独秀俨然一家长，故同志皆在背后呼其“老头子”，以示对其以势压人之不满。同时，安徽又多饱学之士，以博闻、国学功底深厚著称。陈独秀亦是如此，他学识渊博，才气横溢。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实庵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既真实又中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陈独秀的一贯作风及其原因。但总的来说，直率、暴躁、固执是陈独秀的主要个性，这种个性既使他受益，也使他受害。
1909年底，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当教员。一天，他在同窗好友刘季平家中见到一幅新挂上去的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为“沈尹默”。陈独秀就说：“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畅有余，深厚不足。”因沈尹默也在学校任教，陈独秀翌日便去拜访。一见面，他就直言不讳：“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季平那里见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素不相识的人，相见便把自己贬一通，太不像话了吧！但沈尹默细细一想，自己的字也确实平常，连忙对陈独秀热情招呼。
陈独秀的尖锐批评，让在书海里迷茫多年的沈尹默从此发愤，最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陈独秀的直率由此可见一斑。
一生保持书生气节和风骨
因为性格倔强，陈独秀一生都没有逃脱艰难困厄。命运好像在故意考验他，他便笑称：“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他的一生一直保持着书生气节和风骨。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的一间破旧的楼房，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乐此不疲，并引以为傲，以至20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吧！”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陈走后，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1939年5月，陈独秀抵达四川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贫病交迫。然而再贫困，他也要坚守原则：“素无知交者”的钱不收，共产党叛徒的钱不收，政治立场不合者的钱不收，国民党著名官僚的钱不收，“无功不受禄”。
一位叫“晋先生”的人，与陈独秀素无交往，却先后资助陈2200元。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朱家骅赠送的一张5000元支票，被陈独秀拒绝。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交，陈独秀再次拒收。中共叛徒任卓宣（即叶青）汇给陈独秀的200元也被他当即退回，并愤然道：“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
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地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罗家伦、傅斯年曾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官，他们的钱他也没收，弄得二人很尴尬。两人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银行国库局曾以蒋介石的名義，汇给陈独秀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即陈独秀）的收据”。国库局还派员前来督查，催促尽早将钱交与陈独秀。江津办事处负责人又亲自去见陈独秀，陈独秀还是坚决拒收。
厄运中之幸运
如同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一样，陈独秀的情感世界也是缠绵起伏，让人捉摸不透。
陈独秀一生有过四次婚恋，他的一生似与“四”有缘：四次被捕，育有四子二女。1897年冬，陈独秀18岁时与高晓岚结婚。高晓岚长陈独秀三岁，为安庆统领高登科之女，因高与陈的嗣父陈昔凡熟悉，又门当户对，才有这门亲事。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恪守妇道，足不出户，思想保守。两个人越来越没有了共同语言，夫妻关系日趋恶化。
说来也巧，比高晓岚小10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是个新派女性，爱好文学，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学习，对姐夫陈独秀从崇拜到爱慕。1911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结为伉俪。高君曼跟着陈独秀走南闯北，颠沛流离，初时尚能忍受，时间一长，总断不得埋怨争吵。1925年，高君曼对陈独秀彻底心灰意冷，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住，那里有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购置的10间草房和几十亩地。
大约在1925年，也就是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破裂之时，陈独秀去医院看病时认识了一个叫施芝英的护士（一说医生）。当时施芝英20多岁，正当妙龄，这引起了40多岁的陈独秀的注意。二人超越年龄的界限，相互吸引，并秘密同居。但这段躲躲藏藏的恋情时间不长，可能是迫于党内的压力（党内同志都以为陈独秀失踪了），大约一年后便中止了。施也嫁于他人。
陈独秀被撤职后，心灰意冷地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永里租界居住下来。在陈独秀的楼下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年轻姑娘。两人因同住一栋楼，不时会打个照面，时间一长，两人竟在眉宇间产生吸引，生出爱情。1931年前后，陈独秀与小他29岁的潘兰珍结为夫妻。二人婚后仅凭潘兰珍在烟草公司做工的微薄薪水度日，陈独秀一直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时，十分震惊。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间小屋，就近照料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幸事。
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四年光景，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四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逝世。5月29日，《江津日报》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死讯，其中写道：“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
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后丈夫也病故。1949年10月30日，在孤寂与病痛的折磨中，潘兰珍病故，年仅41岁。
（《党史博览》2014年02期 尹家民/文）
陈独秀是一位火气与才气并蓄，因而注定命途多舛之人。他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旗帜、先锋，又是中共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国共产党一大至五大连任总书记。因其顽固的个性和惊世骇俗的见解，有时甚至是奇谈怪论，于是也有人称他为“怪杰”。
性直脾气大者
皖人中常有性直脾气大者，安庆、桐城一带尤甚。陈独秀的祖父如此，陈独秀更是如此，粗喉亮嗓，动辄拍桌子、掼茶杯。在党内，陈独秀俨然一家长，故同志皆在背后呼其“老头子”，以示对其以势压人之不满。同时，安徽又多饱学之士，以博闻、国学功底深厚著称。陈独秀亦是如此，他学识渊博，才气横溢。
陈独秀的个性是刚烈与温情的矛盾统一。刚烈，使他见义勇为，疾恶如仇;温情，使他优柔寡断，以致姑息养奸。他在《实庵自传》中说：“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深知之，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性格的遗传，也有影响罢。”这一段自我剖析的话，既真实又中肯，恰如其分地表达了陈独秀的一贯作风及其原因。但总的来说，直率、暴躁、固执是陈独秀的主要个性，这种个性既使他受益，也使他受害。
1909年底，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当教员。一天，他在同窗好友刘季平家中见到一幅新挂上去的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为“沈尹默”。陈独秀就说：“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畅有余，深厚不足。”因沈尹默也在学校任教，陈独秀翌日便去拜访。一见面，他就直言不讳：“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季平那里见到你写的诗，诗写得很好，但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听了，心里很不舒服。素不相识的人，相见便把自己贬一通，太不像话了吧！但沈尹默细细一想，自己的字也确实平常，连忙对陈独秀热情招呼。
陈独秀的尖锐批评，让在书海里迷茫多年的沈尹默从此发愤，最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陈独秀的直率由此可见一斑。
一生保持书生气节和风骨
因为性格倔强，陈独秀一生都没有逃脱艰难困厄。命运好像在故意考验他，他便笑称：“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他的一生一直保持着书生气节和风骨。20世纪初，他到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寄宿在中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的一间破旧的楼房，一天两顿稀粥，工作极为艰苦，除了撰稿、编辑外，还要做分发、卷封、付邮等琐碎小事。为砥砺自己的意志，他在楼下客厅挂着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他乐此不疲，并引以为傲，以至20年后还回忆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吾衣被，亦不自觉。”
中共一大后，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务，来到上海，走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脱产的党务工作者，每月只有三四十元的生活费，他一家的开销，自然是入不敷出。他虽然每天都给党刊写文章，可那是没有稿酬的。于是，他只得来亚东图书馆，预支《独秀文存》的版税。每当他来亚东时，经理汪孟邹先和他闲聊，然后便主动开口说：“拿一点钱吧！”这时，他点点头，拿走一元或二元，再略坐片刻，便走了。亚东图书馆的职员多是安徽人，对他的家境十分了解，陈走后，总要私下议论：“他家里有钱哩！但是，他不管怎样，再也不要用家里一个钱。他真是一个硬汉子。”
1939年5月，陈独秀抵达四川江津。此时的他不仅身心疲惫，而且贫病交迫。然而再贫困，他也要坚守原则：“素无知交者”的钱不收，共产党叛徒的钱不收，政治立场不合者的钱不收，国民党著名官僚的钱不收，“无功不受禄”。
一位叫“晋先生”的人，与陈独秀素无交往，却先后资助陈2200元。1942年4月5日，陈独秀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与晋公素无一面之缘，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更觉惭惑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
朱家骅赠送的一张5000元支票，被陈独秀拒绝。朱家骅又托张国焘转交，陈独秀再次拒收。中共叛徒任卓宣（即叶青）汇给陈独秀的200元也被他当即退回，并愤然道：“这些人的钱不能收，我宁愿穷死、饿死！”
朱家骅又托张国焘寄去，陈原物寄回。张再托郑学稼寄赠，陈不仅照退不误，并致函郑学稼：“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张国焘接信和汇票后悻悻地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罗家伦、傅斯年曾是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官，他们的钱他也没收，弄得二人很尴尬。两人临走时，陈独秀对他们说：“你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抗日战争期间，中央银行国库局曾以蒋介石的名義，汇给陈独秀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可是，过了一个星期，“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即陈独秀）的收据”。国库局还派员前来督查，催促尽早将钱交与陈独秀。江津办事处负责人又亲自去见陈独秀，陈独秀还是坚决拒收。
厄运中之幸运
如同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一样，陈独秀的情感世界也是缠绵起伏，让人捉摸不透。
陈独秀一生有过四次婚恋，他的一生似与“四”有缘：四次被捕，育有四子二女。1897年冬，陈独秀18岁时与高晓岚结婚。高晓岚长陈独秀三岁，为安庆统领高登科之女，因高与陈的嗣父陈昔凡熟悉，又门当户对，才有这门亲事。高晓岚因自幼受继母虐待，虽是将门之女却目不识丁。她恪守妇道，足不出户，思想保守。两个人越来越没有了共同语言，夫妻关系日趋恶化。
说来也巧，比高晓岚小10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是个新派女性，爱好文学，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院学习，对姐夫陈独秀从崇拜到爱慕。1911年，陈独秀在杭州与高君曼结为伉俪。高君曼跟着陈独秀走南闯北，颠沛流离，初时尚能忍受，时间一长，总断不得埋怨争吵。1925年，高君曼对陈独秀彻底心灰意冷，带着孩子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住，那里有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购置的10间草房和几十亩地。
大约在1925年，也就是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破裂之时，陈独秀去医院看病时认识了一个叫施芝英的护士（一说医生）。当时施芝英20多岁，正当妙龄，这引起了40多岁的陈独秀的注意。二人超越年龄的界限，相互吸引，并秘密同居。但这段躲躲藏藏的恋情时间不长，可能是迫于党内的压力（党内同志都以为陈独秀失踪了），大约一年后便中止了。施也嫁于他人。
陈独秀被撤职后，心灰意冷地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永里租界居住下来。在陈独秀的楼下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年轻姑娘。两人因同住一栋楼，不时会打个照面，时间一长，两人竟在眉宇间产生吸引，生出爱情。1931年前后，陈独秀与小他29岁的潘兰珍结为夫妻。二人婚后仅凭潘兰珍在烟草公司做工的微薄薪水度日，陈独秀一直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出。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大名鼎鼎的共产党总书记时，十分震惊。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间小屋，就近照料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幸事。
陈独秀人生的最后四年光景，是他最为苦闷、孤独、痛苦、绝望的四年。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江津逝世。5月29日，《江津日报》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死讯，其中写道：“陈先生死得不松活，在床上拖了10多天才落气。”
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后丈夫也病故。1949年10月30日，在孤寂与病痛的折磨中，潘兰珍病故，年仅41岁。
（《党史博览》2014年02期 尹家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