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后，欧洲商业大肆发展，巴黎女子们的衣服也就日益分门别类。晨服多用轻棉，裙摆可以不那么夸张，但出门见人衣服得格外讲究。无论有没有事，小姐太太们惯例得午前出门一趟，显摆一下衣服。领子得低到露出颈来，除非颈部花边无穷；衬裙得滚三圈边，还得让姑娘的婀娜步态给露出来……那时节，相机和照片还来不及大规模应用，流行时尚基本靠口口相传，或是画作宣传。雅姆·蒂索顺着此风，成了当时商业最成功的画家之一：一个法国人，长居伦敦，奋笔描绘当时的英伦风尚。
　　还有凯特琳·牛顿。
　　凯特琳·牛顿，原来随父亲查尔斯·凯利的姓。查尔斯·凯利是个驻印度的英国军官，她在印度拉合尔长大——也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反复描述过的那个美丽城市——后来搬去了以泰姬陵闻名的阿格拉。1870年，她16岁，美貌绝伦，被父亲安排，嫁了个姓牛顿的军官。在婚前，她特意跟丈夫解释了：她的美丽曾让军方一个叫帕里瑟上校的家伙垂涎，试图对她下手，未遂——她是本着一个天主教徒的诚实，觉得该坦承此事，可是牛顿却要闹离婚，理由是：“这娘们肯定已经被别人上手了！”
　　她离婚了，想回英国。上校愿意支付路费，条件是凯特琳当他的情妇。凯特琳答应了。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决定自己养育孩子，拒绝嫁给帕里瑟上校。1871年她回了伦敦，并在那年有了女儿。
　　同一年，蒂索在法国为了普法战争入伍、稍后加入了巴黎公社。当巴黎公社倒台时，他没法再呆在法国，只好窜到伦敦去谋生路，给杂志画漫画、编卡通故事。他很快发现，在伦敦，一个画家最容易致富的手段是画时装美女，让那些富太太们看得高兴。1872年，他已经买得起房子了；1874年，印象派画家在巴黎开展，德加向他发出邀请，而他谢绝了：他非常理智，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1875年，这两个失去了故乡的男女在伦敦相遇。1876年，凯特琳生了儿子，一般史家相信，蒂索是孩子他爸——证据是，生完孩子后，凯特琳就抱着一对儿女搬进了蒂索的家。那年凯特琳22岁，蒂索39岁。
　　凯特琳成了蒂索的模特、秘书和情人。很少有一个画家以如此饱满的爱描述一个模特。在现有的陈迹里，你可以看到凯特琳头戴黑羽帽、披着金刘海、颈挂黑貂裘的模样——这是她最著名的打扮，出现在许多画里，她时而低垂眼帘、慵懒待人，时而在一片秋叶里提裙摆头，回眸一笑。当然，她也会坐在后院沙发和绒毯里，望着孩子微笑；也会戴着黑绒帽和红披肩，用戴着丝手套的左手支颐发呆。
　　欧洲人被这个女人迷醉了：这个印度归来的女子，这个有爱尔兰背景的（她母亲是爱尔兰人）天主教徒，这个离过婚的未婚妈妈，这个艺术家的情人，这个如此年轻就融汇这一切传说的姑娘，这个和蒂索过着——用他自己的话说——“上天赐福的快乐”的女人。
　　但这些事情，注定不长久。
　　凯特琳得了肺结核，开始沉迷于鸦片。病势削弱了她的健康，但给她带来了一种奇怪的沉静和安详。1882年，她28岁，逝世了。她给蒂索做了六年模特。之后四年，她的棺木一直未被安葬——蒂索把她的棺木放在家里，坐在棺木旁四年之久。直到1886年，他才让自己的模特、秘书和情人入土为安。
　　凯特琳带走了蒂索的黄金岁月。1885年之后，几乎是时尚业指南人的他，再也不画时装美女了。他转而用余生为《圣经》画插图——在和凯特琳共度的岁月里，他成了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一直在描述1875～1882年间的生活，不断赞美那是天赐之福，以及：“凯特琳是我一生至爱。”
　　直到现在，蒂索的那些画作依然有足够的历史价值——哪怕不为其艺术价值，单为研究19世纪后半叶的女子穿着和风俗习惯，都已经足够不朽。但你看那些画时，无法不感受到那些东西：《一种美丽》、《凯特琳年·牛顿在巴黎》、《牛顿夫人撑着阳伞》。你依然可以放心的把他的画当作时尚指南、历史文本。因为，很难有一个画家，对他所描绘的衣服，以及穿着衣服的女人，有类似的爱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