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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晗至今还记得那期阳光问廉节目的“事故”，“说实话，那一哈（会儿）我脑壳懵了。”
那是现场问出的第一个问题，谁也没想到，万事俱备的直播现场，竟然出现了事实性的低级错误：因为一街之差，两个不同的街道被搞混了，被问廉的街道跟暗访视频里提及的街道对不上号。
至今回想起来，她依然感激那名被问廉的街道负责人，他没有当众戳破这个错误，只是委婉地提示了她，没有让节目以如此乌龙的提问尴尬开场。但也让她感到后怕，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那种情况下控制住自己的状态，让节目顺利进行。她说，因为此事，包括她在内，节目组留下了“吹毛求疵”的后遗症。
其实，阳光问廉主持人不仅是主持人，他们往往还身兼制作人，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纪委监委的“代言人”，当然，也无可避免地要得罪人。
知性端庄，犀利发问（图为广安阳光问廉节目主持人张义）
这是一个因为反腐形势所需而兴起的新职业。一开始几乎都是赶鸭子上架，但他们在本来过硬的职业修养和对纪检业务的熟悉中，慢慢做成了专业选手。
几乎每一个问廉节目主持人，在初次接到这个任务时，本能反应都是抗拒的。1995年就到成都电视台当主持人的陆晗已是台里的业务骨干，她坦陈，一开始领导找到她时，“并不想干”，因为纪检领域对她而言“既刻板又陌生”。
但又几乎每一个被任命的主持人，最终都接受了这个安排，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一场阳光问廉直播节目从开始到结束通常长达一个半小时，这个过程中，火力掌控在主持人手上。他们负责把控节目节奏，以及对被问廉者发问，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耗费了数周甚至数月参与整个节目的幕后制作，熟悉能够掌握的每一个流程与细节，节目组其余成员在台下紧密配合随时应变。但当镁光灯打下来，镜头对准他们，整台直播效果的压力还是无可避免地压到了他们身上。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虽然颇有经验，但阳光问廉跟以往的节目都不一样。作为一款以直播突出现场问廉、红脸出汗效果的节目，很多难以预料的情况，都需要主持人有强大的应变能力。
“哪怕准备再充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是广安市阳光问廉主持人张义的经验。
为了突出效果，在节目开始之前，只会通知当地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作为观众）来参加节目。但是直到开播之前，“没有人知道谁会上台”。一次节目现场，一名本来应该坐在台下的官员在被点名上台时却不见踪影，而在此之前他明明到场并在签到单上签了字。
“直播要继续下去，只好临时提前播放反映另一个部门问题的片子，让后台工作人员紧急联系当地纪委，通知其到场。”张义后来才知道，这名不知自己会上台的官员在签到后就因故临时离开了会场。好在播放涉及其部门问题的短片之前，他接到通知赶回了现场。此后，节目纪律也更加严格，再没出现过早退的情况。
直播头一晚往往是最紧张忙碌的，除了被提问当事人参与的环节以外，所有的流程都需要过一遍，灯光、音效、舞台点位、手卡、时间点……不合理的地方临时再做调整，通常要搞到凌晨两三点。
采访陆晗的这一次，节目组最后的演练3点钟才结束，回到房间后，她自己又过了一遍，3：50才睡。第二天6点过起来开节目前最后一次会。但是到了10点，当化好妆穿上跟鞋的她走到台上，站在镁光灯下，照样神采奕奕。整台直播她紧追问题症结，让被问廉的官员丝毫不能放松。
节目结束后，她走下舞台，收拾好东西，放到节目组回程的车上，整个人才松懈下来，倦怠袭来，很快就在车上睡着了。
阳光问廉直播是自2015年开始兴起的一种问政电视节目。巴中在全国率先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全媒体直播方式。
巴中阳光问廉主持人夏辉告诉记者，之所以叫做“阳光问廉”，因为阳光是最好防腐剂，公开透明是政府治理应有之义。去年一期“阳光问廉”，收视率高达8.7%，成为当地“收视王”。节目还在电视台、全网直播，并开设了留言板，观众的反馈意见可以直接在后台呈现。某市纪委党风室主任称，这样一档节目，其实也是打开了与民对话的一扇窗口。
进入这个行业后，陆晗发现它“真的能解决问题，还是能找到一些意义”。
正如某市纪委监委党风室主任所称，“红脸出汗固然是这档节目的一大看点，但是归根结底，它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与此同时，通过这个窗口，不仅能让群众的呼声进来，也要让大家有机会听到广大干部的声音。”
陆晗回忆，之前做过的一期节目中，一名“第一书记”因工作失误被群众举报。在调查时他们了解到，虽然工作中存在问题，但也存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现实困难。而在节目现场，这名干部也体现出了党员干部的担当。“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穷追猛打，而应该适当为干部呼吁，因为这档节目不仅应该体现考核的刚性，也应该体现柔性。”这符合当下的政策，节目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这种“代言”功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阳光问廉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是节目的制作人，全盘负责节目的流程。从搜集线索到暗访、成片、提交审核，到问题的设置，都需要全程参与或把控，但背后都有纪委监委总把关。
“问廉主持人全程参与节目是很有必要的。”夏辉说，如果你不全程参与从摸排線索到调查确认到片子形成的过程，就无法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清楚问题的症结和各种细节，就容易在录制节目的现场被问廉对象搪塞过去。因为这个对话过程没有经过预演，节目现场就是直播较量的过程。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清晰地认识到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认错改过的态度。“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只有充分理清楚线索才会游刃有余。” 台前的准备工作则至少需要一个月。
虽然有纪委监委把关，但是节目对于每个成员的分析判断能力要求很高。所有环节的第一步，是线索的筛选。通过市民热线等渠道搜集到线索，筛选，由纪委监委审核通过后，进行暗访调查。
通常，节目组会给暗访调查的工作人员购买保险。这是因为去基层调查采访会有一些无法预估的风险，比如去村里调查被狗咬，比如去调查一个污染企业，节目组的车被两辆车一前一后给卡在了中间，无法动弹。
此外，还存在有些举报线索不实的情况。哪怕是经过筛选后成形的素材，也会有被废的情况，比如哪些问题提出来之后可以引起共鸣、以点带面，哪些问题可以推动解决，都是节目组需要把控的问题。
虽然身为纪委监委问廉“代言人”，但从本质上说，他们还是媒体人。对于党政社会风气本身就具有敏锐的嗅觉。
作为最直接的参与者，谈及阳光问廉是否真能发挥改善政治生态的作用时，陆晗给予了肯定。“如果持续做，这个持续的过程，就会促使生态大环境改善。”
关注同行的动态，她也清醒地看到，个别地方已经把阳光问廉做成了另一种形式主义。
在阳光问廉现场的视频里，可以看到媒体监督的影子。她认为，节目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媒体监督与社会反响的平衡点。
当阳光问廉主持人，还有一个不可避开的话题是：得罪人。
有一种尴尬，是同事同行之间的。
夏辉说，每期录制节目会调动电视台的一些资源，但是因为节目的特殊属性，每次都需要保密，遇到比较好奇的同事打听一些细节，也不能泄露。交流的减少，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一些误解。
还有一种是熟人社会难以避免的人情关。
张义是广安本地人，大四开始就在广安电视台工作，一干就是14年，本地的官员几乎全部认识。在节目上相遇了，职业素养要求她必须铁面无私。
有次节目，涉及一个环保方面的问题，一个区县的环保部门负责人在节目现场拍了桌子，把张义吓了一跳，如果他摔桌子而去应该怎么反应？“如果这个事情是你的责任你就不应该走，如果不是你的责任你更不应该走。”张义当时脑补了各种应急方法，好在这个官员没有离开。
有朋友替她捏了一把汗，希望她能收敛锋芒，但她认为这只是她的工作职责，并没有针对谁。
因为做这个节目，来找她求情的人不少，甚至还有找她老公、父母、同事的。曾经有熟人打听到自己可能会被问廉，打电话向她求情，被她拒绝了。虽然向其阐释了自己是出于職业精神，但后来还是被对方删了微信。她有些失落，但后来就想通了，“如果是真的朋友，是可以理解并支持我的，因为这只是我的工作。”
那是现场问出的第一个问题，谁也没想到，万事俱备的直播现场，竟然出现了事实性的低级错误：因为一街之差，两个不同的街道被搞混了，被问廉的街道跟暗访视频里提及的街道对不上号。
至今回想起来，她依然感激那名被问廉的街道负责人，他没有当众戳破这个错误，只是委婉地提示了她，没有让节目以如此乌龙的提问尴尬开场。但也让她感到后怕，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那种情况下控制住自己的状态，让节目顺利进行。她说，因为此事，包括她在内，节目组留下了“吹毛求疵”的后遗症。
其实，阳光问廉主持人不仅是主持人，他们往往还身兼制作人，某种程度上说，还是纪委监委的“代言人”，当然，也无可避免地要得罪人。
主持人
这是一个因为反腐形势所需而兴起的新职业。一开始几乎都是赶鸭子上架，但他们在本来过硬的职业修养和对纪检业务的熟悉中，慢慢做成了专业选手。
几乎每一个问廉节目主持人，在初次接到这个任务时，本能反应都是抗拒的。1995年就到成都电视台当主持人的陆晗已是台里的业务骨干，她坦陈，一开始领导找到她时，“并不想干”，因为纪检领域对她而言“既刻板又陌生”。
但又几乎每一个被任命的主持人，最终都接受了这个安排，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
一场阳光问廉直播节目从开始到结束通常长达一个半小时，这个过程中，火力掌控在主持人手上。他们负责把控节目节奏，以及对被问廉者发问，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虽然在此之前，他们已经耗费了数周甚至数月参与整个节目的幕后制作，熟悉能够掌握的每一个流程与细节，节目组其余成员在台下紧密配合随时应变。但当镁光灯打下来，镜头对准他们，整台直播效果的压力还是无可避免地压到了他们身上。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
虽然颇有经验，但阳光问廉跟以往的节目都不一样。作为一款以直播突出现场问廉、红脸出汗效果的节目，很多难以预料的情况，都需要主持人有强大的应变能力。
“哪怕准备再充分，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这是广安市阳光问廉主持人张义的经验。
为了突出效果，在节目开始之前，只会通知当地所有部门的负责人（作为观众）来参加节目。但是直到开播之前，“没有人知道谁会上台”。一次节目现场，一名本来应该坐在台下的官员在被点名上台时却不见踪影，而在此之前他明明到场并在签到单上签了字。
“直播要继续下去，只好临时提前播放反映另一个部门问题的片子，让后台工作人员紧急联系当地纪委，通知其到场。”张义后来才知道，这名不知自己会上台的官员在签到后就因故临时离开了会场。好在播放涉及其部门问题的短片之前，他接到通知赶回了现场。此后，节目纪律也更加严格，再没出现过早退的情况。
直播头一晚往往是最紧张忙碌的，除了被提问当事人参与的环节以外，所有的流程都需要过一遍，灯光、音效、舞台点位、手卡、时间点……不合理的地方临时再做调整，通常要搞到凌晨两三点。
采访陆晗的这一次，节目组最后的演练3点钟才结束，回到房间后，她自己又过了一遍，3：50才睡。第二天6点过起来开节目前最后一次会。但是到了10点，当化好妆穿上跟鞋的她走到台上，站在镁光灯下，照样神采奕奕。整台直播她紧追问题症结，让被问廉的官员丝毫不能放松。
节目结束后，她走下舞台，收拾好东西，放到节目组回程的车上，整个人才松懈下来，倦怠袭来，很快就在车上睡着了。
代言人
阳光问廉直播是自2015年开始兴起的一种问政电视节目。巴中在全国率先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全媒体直播方式。
巴中阳光问廉主持人夏辉告诉记者，之所以叫做“阳光问廉”，因为阳光是最好防腐剂，公开透明是政府治理应有之义。去年一期“阳光问廉”，收视率高达8.7%，成为当地“收视王”。节目还在电视台、全网直播，并开设了留言板，观众的反馈意见可以直接在后台呈现。某市纪委党风室主任称，这样一档节目，其实也是打开了与民对话的一扇窗口。
进入这个行业后，陆晗发现它“真的能解决问题，还是能找到一些意义”。
正如某市纪委监委党风室主任所称，“红脸出汗固然是这档节目的一大看点，但是归根结底，它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与此同时，通过这个窗口，不仅能让群众的呼声进来，也要让大家有机会听到广大干部的声音。”
陆晗回忆，之前做过的一期节目中，一名“第一书记”因工作失误被群众举报。在调查时他们了解到，虽然工作中存在问题，但也存在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现实困难。而在节目现场，这名干部也体现出了党员干部的担当。“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穷追猛打，而应该适当为干部呼吁，因为这档节目不仅应该体现考核的刚性，也应该体现柔性。”这符合当下的政策，节目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这种“代言”功效。
制作人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阳光问廉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是节目的制作人，全盘负责节目的流程。从搜集线索到暗访、成片、提交审核，到问题的设置，都需要全程参与或把控，但背后都有纪委监委总把关。
“问廉主持人全程参与节目是很有必要的。”夏辉说，如果你不全程参与从摸排線索到调查确认到片子形成的过程，就无法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不清楚问题的症结和各种细节，就容易在录制节目的现场被问廉对象搪塞过去。因为这个对话过程没有经过预演，节目现场就是直播较量的过程。不是所有官员都能清晰地认识到问题，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认错改过的态度。“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只有充分理清楚线索才会游刃有余。” 台前的准备工作则至少需要一个月。
虽然有纪委监委把关，但是节目对于每个成员的分析判断能力要求很高。所有环节的第一步，是线索的筛选。通过市民热线等渠道搜集到线索，筛选，由纪委监委审核通过后，进行暗访调查。
通常，节目组会给暗访调查的工作人员购买保险。这是因为去基层调查采访会有一些无法预估的风险，比如去村里调查被狗咬，比如去调查一个污染企业，节目组的车被两辆车一前一后给卡在了中间，无法动弹。
此外，还存在有些举报线索不实的情况。哪怕是经过筛选后成形的素材，也会有被废的情况，比如哪些问题提出来之后可以引起共鸣、以点带面，哪些问题可以推动解决，都是节目组需要把控的问题。
虽然身为纪委监委问廉“代言人”，但从本质上说，他们还是媒体人。对于党政社会风气本身就具有敏锐的嗅觉。
作为最直接的参与者，谈及阳光问廉是否真能发挥改善政治生态的作用时，陆晗给予了肯定。“如果持续做，这个持续的过程，就会促使生态大环境改善。”
关注同行的动态，她也清醒地看到，个别地方已经把阳光问廉做成了另一种形式主义。
在阳光问廉现场的视频里，可以看到媒体监督的影子。她认为，节目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媒体监督与社会反响的平衡点。
得罪人
当阳光问廉主持人，还有一个不可避开的话题是：得罪人。
有一种尴尬，是同事同行之间的。
夏辉说，每期录制节目会调动电视台的一些资源，但是因为节目的特殊属性，每次都需要保密，遇到比较好奇的同事打听一些细节，也不能泄露。交流的减少，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一些误解。
还有一种是熟人社会难以避免的人情关。
张义是广安本地人，大四开始就在广安电视台工作，一干就是14年，本地的官员几乎全部认识。在节目上相遇了，职业素养要求她必须铁面无私。
有次节目，涉及一个环保方面的问题，一个区县的环保部门负责人在节目现场拍了桌子，把张义吓了一跳，如果他摔桌子而去应该怎么反应？“如果这个事情是你的责任你就不应该走，如果不是你的责任你更不应该走。”张义当时脑补了各种应急方法，好在这个官员没有离开。
有朋友替她捏了一把汗，希望她能收敛锋芒，但她认为这只是她的工作职责，并没有针对谁。
因为做这个节目，来找她求情的人不少，甚至还有找她老公、父母、同事的。曾经有熟人打听到自己可能会被问廉，打电话向她求情，被她拒绝了。虽然向其阐释了自己是出于職业精神，但后来还是被对方删了微信。她有些失落，但后来就想通了，“如果是真的朋友，是可以理解并支持我的，因为这只是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