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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
《在路上》是克鲁亚克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它与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威廉·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共同构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与文化运动的基础。到2007年，这部影响了无数年轻人的小说出版已经整整50年。
《在路上》并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其中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细致的人物塑造。它以自传性的文笔讲述了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狄安、玛丽露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洲大陆，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甚至游荡到墨西哥的经历。一路上他们寻欢作乐，高谈东方禅宗。与萨尔一样，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要么是在路上奔波，要么刚刚从路上归来，要么正准备出发。这些毫无目的的“在路上”的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的缩影，那个年代赋予他们的迷茫、叛逆、渴望心灵信仰的状态都“在路上”显露无疑。克鲁亚克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俚语、俗语、不合乎语法规范的长句，描述情节和人物思想活动的时候完全跳离时间限制，这种怪异而又肆意的文风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路上》所描写的其实是克鲁亚克1947年夏天到1950年秋天四次横跨美国旅行的经历。根据克鲁亚克的创作笔记来判断，早在1948年，他就开始着手创作关于这些旅行的小说，但是显然作者对此并不满意。1950年，克鲁亚克收到与“垮掉的一代”关系密切的尼尔·卡萨迪的一封信，并且深深地被他那种“快速的、近乎疯狂、忏悔式的，然而又完全严肃、细致的写作手法”所吸引。于是，克鲁亚克把卡萨迪散漫的句法、巴勒斯真诚的第一人称叙述，与他的建筑师朋友爱德·怀特的风格结合起来，开始进行创作，那位建筑师朋友曾建议他“像画家对一处景色进行素描那样去描绘一个事件”。
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是他凭借灵感、咖啡与苯丙胺，在1951年4月2日至22日的21天时间里一气呵成的。因为不愿被换纸的琐屑打断灵感涌流，他事先把10多卷12英尺长的打印纸粘在一起。全文只有一段，且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在路上》的创作为他一贯主张的“自发性写作”作了最好的注脚。对于这样的“闪电速度”，金斯伯格大加赞赏，而另一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却嘲笑道：“那不是写作，是打字。”
写完《在路上》后，克鲁亚克非常自信，他写信给卡萨迪说：“我真正写了一部伟大作品，要算是我最好的，今年（或者来年一月）准能在某家出版社出版。”然而事实远没有他预料的那样乐观。在小说完成之后的六年时间中，克鲁亚克屡次吃出版社的闭门羹，这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他当时没有多大名气，他的实验性写作风格也不能轻易被当时以文风保守为主要特点的美国文坛所接受。而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路上》对盗车贼、骗子、流浪汉、妓女以及他们放荡生活的美化，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
直到1957年，《在路上》才由维京出版社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此处任职的马尔科姆·考利，日后，他成为了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考利认为这部小说在风格上有所突破，值得出版，但出版社也一直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可能面临的诽谤指控，原因是克鲁亚克在书中使用了现实中人物的名字，其中包括了“垮掉的一代”的主要人物金斯伯格、巴勒斯、卡萨迪等人以及作者自己。最终，为了该书得以出版，最初不打算对小说作任何修改的克鲁亚克不得不做出让步，用现在读者在书中看到的虚构的名字来进行替换，于是，卡萨迪变成了狄安·莫里亚蒂，金斯伯格变成了卡罗·马克斯，巴勒斯变成了老布尔·李，克鲁亚克本人则用萨尔·帕拉迪斯代替。而且他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删去了与主人公关系不很密切的一些情节。
《在路上》最终于1957年9月5日出版，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出人意料的好，仅仅半个月之后就第二次印刷，很快又第三次印刷。尽管对这本书有很多负面的评价，但这都没有阻止它在当年年底连续5周跻身畅销图书榜。而在此之前，克鲁亚克已经完成了16部没有出版的小说。
《在路上》出版之后，克鲁亚克当时的女友乔伊斯·约翰逊说：“杰克入睡时还寂寂无名，醒来发现已名满天下。”巴勒斯在谈到这本书的出版时说：“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纽约时报》书评人吉尔伯特·米尔斯坦写道：“如同《太阳照常升起》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宣言，看来《在路上》会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宣言。”克鲁亚克因此被奉为“垮掉的一代之王”。今天，“on the road”一词已进入美国人的日常用语，有着特殊含义，与“背包革命”一样，都体现了一种向往自由，敢于冒险，勇往直前的精神。
截至1997年《在路上》出版40周年之时，维京出版社的报告显示，这本书已经售出了超过300万册，并且每年的销量超过6万册。除此之外，它还被翻译成超过25种不同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势头有所放缓。
依靠《在路上》成名之后的克鲁亚克很快被名声所累。他开始频频露面，接受媒体采访。克鲁亚克生性单纯，在接待记者时，他总是积极与对方沟通，自以为与对方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但是访谈报道出来之后却总是变得面目全非，这也令他十分痛苦。与金斯伯格和巴勒斯嗜好吸毒不同，克鲁亚克是酗酒成瘾。于是，在他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醉方休。
克鲁亚克晚年与多病母亲生活在一起，思想也趋向保守。他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之王”，但他本人却并不喜欢这一“美誉”，去世之前他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不是‘垮掉的一代’，我是天主教徒。”20世纪60年代是克鲁亚克的年代，他的作品被视为“反主流文化”的催化剂，他也成为“嬉皮士之父”。年轻人迷恋他的书，模仿他搭车旅行，反抗社会规范。但克鲁亚克却厌恶嬉皮士们。曾获普利策奖的诗人、克鲁亚克的好友加里·斯奈德对此做出解释：“他从不想成为社会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他只想是个作家。”克鲁亚克觉得他的作品被公众误读，尽管他和他创造的人物都已成为不衰的形象和即将来临的自由运动的先锋。宿命论阴影和深切的悲观主义弥漫于他后来的作品。1969年10月21日，一生漂泊“在路上”的克鲁亚克死于长期酗酒导致的脑出血，年仅47岁。
2001年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年的5月22日，《在路上》手稿长卷在纽约由著名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最终以243万美元的价格被买走，这不仅超出拍卖前预计的150万美元的价格，而且一举超过此前卡夫卡《审判》所保持的190万美元的手稿拍卖纪录。手稿的买主是拥有美国职业橄榄球队印第安那波利斯小马队的吉姆·厄赛，巧合的是，不管是在家乡的中学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克鲁亚克都是一名橄榄球队员。
手稿的买主厄赛宣布这份打印长卷“属于全世界”，并不为任何个人所拥有，而且打算将它陈列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博物馆里。
今年，为了纪念《在路上》出版50年，维京出版社将出版一个未删节版本，那些被认为对20世纪50年代的读者来说太过露骨的性爱和毒品内容得以重见天日，书中人物也会使用真实名字。克鲁亚克的家乡洛威尔将在七月举行纪念活动，并且向公众展出《在路上》的手稿。好莱坞著名导演、制片人弗朗西斯·科波拉也将邀请2004年因拍摄切·格瓦拉传记片《摩托车日记》而受到全球影迷追捧的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和编剧何塞·里维拉，将《在路上》搬上银幕。
——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
《在路上》是克鲁亚克出版的第二部小说，它与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和威廉·巴勒斯的《赤裸的午餐》共同构成了美国“垮掉的一代”文学与文化运动的基础。到2007年，这部影响了无数年轻人的小说出版已经整整50年。
《在路上》并不像一般的小说那样，其中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细致的人物塑造。它以自传性的文笔讲述了主人公萨尔为了追求个性，与狄安、玛丽露等几个年轻男女沿途搭车或开车，几次横越美洲大陆，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甚至游荡到墨西哥的经历。一路上他们寻欢作乐，高谈东方禅宗。与萨尔一样，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要么是在路上奔波，要么刚刚从路上归来，要么正准备出发。这些毫无目的的“在路上”的年轻人是“垮掉的一代”的缩影，那个年代赋予他们的迷茫、叛逆、渴望心灵信仰的状态都“在路上”显露无疑。克鲁亚克在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俚语、俗语、不合乎语法规范的长句，描述情节和人物思想活动的时候完全跳离时间限制，这种怪异而又肆意的文风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在路上》所描写的其实是克鲁亚克1947年夏天到1950年秋天四次横跨美国旅行的经历。根据克鲁亚克的创作笔记来判断，早在1948年，他就开始着手创作关于这些旅行的小说，但是显然作者对此并不满意。1950年，克鲁亚克收到与“垮掉的一代”关系密切的尼尔·卡萨迪的一封信，并且深深地被他那种“快速的、近乎疯狂、忏悔式的，然而又完全严肃、细致的写作手法”所吸引。于是，克鲁亚克把卡萨迪散漫的句法、巴勒斯真诚的第一人称叙述，与他的建筑师朋友爱德·怀特的风格结合起来，开始进行创作，那位建筑师朋友曾建议他“像画家对一处景色进行素描那样去描绘一个事件”。
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是他凭借灵感、咖啡与苯丙胺，在1951年4月2日至22日的21天时间里一气呵成的。因为不愿被换纸的琐屑打断灵感涌流，他事先把10多卷12英尺长的打印纸粘在一起。全文只有一段，且几乎没有标点符号。《在路上》的创作为他一贯主张的“自发性写作”作了最好的注脚。对于这样的“闪电速度”，金斯伯格大加赞赏，而另一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却嘲笑道：“那不是写作，是打字。”
写完《在路上》后，克鲁亚克非常自信，他写信给卡萨迪说：“我真正写了一部伟大作品，要算是我最好的，今年（或者来年一月）准能在某家出版社出版。”然而事实远没有他预料的那样乐观。在小说完成之后的六年时间中，克鲁亚克屡次吃出版社的闭门羹，这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他当时没有多大名气，他的实验性写作风格也不能轻易被当时以文风保守为主要特点的美国文坛所接受。而更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路上》对盗车贼、骗子、流浪汉、妓女以及他们放荡生活的美化，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
直到1957年，《在路上》才由维京出版社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此处任职的马尔科姆·考利，日后，他成为了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考利认为这部小说在风格上有所突破，值得出版，但出版社也一直担心一个问题，那就是可能面临的诽谤指控，原因是克鲁亚克在书中使用了现实中人物的名字，其中包括了“垮掉的一代”的主要人物金斯伯格、巴勒斯、卡萨迪等人以及作者自己。最终，为了该书得以出版，最初不打算对小说作任何修改的克鲁亚克不得不做出让步，用现在读者在书中看到的虚构的名字来进行替换，于是，卡萨迪变成了狄安·莫里亚蒂，金斯伯格变成了卡罗·马克斯，巴勒斯变成了老布尔·李，克鲁亚克本人则用萨尔·帕拉迪斯代替。而且他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删去了与主人公关系不很密切的一些情节。
《在路上》最终于1957年9月5日出版，这本书的销售情况出人意料的好，仅仅半个月之后就第二次印刷，很快又第三次印刷。尽管对这本书有很多负面的评价，但这都没有阻止它在当年年底连续5周跻身畅销图书榜。而在此之前，克鲁亚克已经完成了16部没有出版的小说。
《在路上》出版之后，克鲁亚克当时的女友乔伊斯·约翰逊说：“杰克入睡时还寂寂无名，醒来发现已名满天下。”巴勒斯在谈到这本书的出版时说：“1957年，《在路上》出版后，美国售出了亿万条牛仔裤和百万台煮咖啡机，并且促使无数青年人踏上了漫游之路。”《纽约时报》书评人吉尔伯特·米尔斯坦写道：“如同《太阳照常升起》被认为是‘迷惘的一代’的宣言，看来《在路上》会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宣言。”克鲁亚克因此被奉为“垮掉的一代之王”。今天，“on the road”一词已进入美国人的日常用语，有着特殊含义，与“背包革命”一样，都体现了一种向往自由，敢于冒险，勇往直前的精神。
截至1997年《在路上》出版40周年之时，维京出版社的报告显示，这本书已经售出了超过300万册，并且每年的销量超过6万册。除此之外，它还被翻译成超过25种不同文字在世界各国出版，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势头有所放缓。
依靠《在路上》成名之后的克鲁亚克很快被名声所累。他开始频频露面，接受媒体采访。克鲁亚克生性单纯，在接待记者时，他总是积极与对方沟通，自以为与对方进行了坦诚的交谈，但是访谈报道出来之后却总是变得面目全非，这也令他十分痛苦。与金斯伯格和巴勒斯嗜好吸毒不同，克鲁亚克是酗酒成瘾。于是，在他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一醉方休。
克鲁亚克晚年与多病母亲生活在一起，思想也趋向保守。他被称作“垮掉的一代之王”，但他本人却并不喜欢这一“美誉”，去世之前他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不是‘垮掉的一代’，我是天主教徒。”20世纪60年代是克鲁亚克的年代，他的作品被视为“反主流文化”的催化剂，他也成为“嬉皮士之父”。年轻人迷恋他的书，模仿他搭车旅行，反抗社会规范。但克鲁亚克却厌恶嬉皮士们。曾获普利策奖的诗人、克鲁亚克的好友加里·斯奈德对此做出解释：“他从不想成为社会和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他只想是个作家。”克鲁亚克觉得他的作品被公众误读，尽管他和他创造的人物都已成为不衰的形象和即将来临的自由运动的先锋。宿命论阴影和深切的悲观主义弥漫于他后来的作品。1969年10月21日，一生漂泊“在路上”的克鲁亚克死于长期酗酒导致的脑出血，年仅47岁。
2001年克鲁亚克的《在路上》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一年的5月22日，《在路上》手稿长卷在纽约由著名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拍卖，最终以243万美元的价格被买走，这不仅超出拍卖前预计的150万美元的价格，而且一举超过此前卡夫卡《审判》所保持的190万美元的手稿拍卖纪录。手稿的买主是拥有美国职业橄榄球队印第安那波利斯小马队的吉姆·厄赛，巧合的是，不管是在家乡的中学还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克鲁亚克都是一名橄榄球队员。
手稿的买主厄赛宣布这份打印长卷“属于全世界”，并不为任何个人所拥有，而且打算将它陈列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博物馆里。
今年，为了纪念《在路上》出版50年，维京出版社将出版一个未删节版本，那些被认为对20世纪50年代的读者来说太过露骨的性爱和毒品内容得以重见天日，书中人物也会使用真实名字。克鲁亚克的家乡洛威尔将在七月举行纪念活动，并且向公众展出《在路上》的手稿。好莱坞著名导演、制片人弗朗西斯·科波拉也将邀请2004年因拍摄切·格瓦拉传记片《摩托车日记》而受到全球影迷追捧的巴西著名导演沃尔特·塞勒斯和编剧何塞·里维拉，将《在路上》搬上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