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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不能把三者混淆或等同。井冈山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及逻辑起点。这一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在根据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关键词] 井冈山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大众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049-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全党、全社会的重大课题。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源头进行一番考察，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井冈山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就如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源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大众化联系起来甚至等同看待。又如，有的学者分析了地方党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等。类似观点的提出，是因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不同概念严格区分开来，没有把它们之间的前后顺序理清。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不应把三者混淆或等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通过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宣传介绍，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中国民众所了解并逐步掌握。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春，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本中文全译版《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方式，瞿秋白通过出版《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很快在中国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许多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逐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在他的早期思想形成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心中，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邓小平也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可见，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特别是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掌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使民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让理论被群众了解，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中共创始人已经意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是他们的有关论述已开始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一直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途径、方式。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的《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这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同时“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当然，主张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始于井冈山。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但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他在井冈山时期最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首个重大理论成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主张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并结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在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完整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立了红色政权理论，开创了人民军队军事指导理论，制定了建党建军纲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42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和重大理论成果，才有可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倡者和推行者。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井冈山最早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根据地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指导根据地军民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与此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根据地的大众化。正因为如此，井冈山时期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二、井冈山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在根据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推动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采用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及利用多样化的宣传形式，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深刻的道理融入生动活泼的多种形式之中，从而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地转化为干部、红军和群众都能够掌握和运用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一)通过开办红军教导队、干部训练班及创办党内刊物等在干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是大革命失败 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的开端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党的干部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岁月，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根据地干部的头脑意义十分重大。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后，逐步探索出一条全新的中国革命道路：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建立全国工农民主政权。“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但不是每个人思想上都接受了”，一些人甚至出现了悲观论调，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干部。在这种状况下，通过红军教导队，在战争中集中有限时间进行集体学习，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干部的思想和认识十分必要。为此，湘赣边特委要求“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努力下，红军教导队顺利开班，培训了包括地方干部在内的许多干部，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为他们“上了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红军教导队，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教育，提高了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理解水平和贯彻执行的自觉性；通过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纠正和肃清了各种非无产阶级不良倾向，提高了干部思想政治水平，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根据地除了通过红军教导队培训干部外，还采用了其他方式对干部进行教育。一是利用党内各种会议对干部进行教育。支部会议就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这种会议的重要性首先是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因为“要考虑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挥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而“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使得“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从而使“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支部会议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教育同志方面。“支部会议使同志个个发言，讨论实际和理论的问题，尤其加强同志政治上的认识。”。二是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根据地广泛开办了各类党员干部训练班，边界党提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就干部人才”。训练班课程内容主要是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等，讲课要求通俗易懂，比如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讲课时就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这样群众更易听懂)，是要组织穷人起来打天下的”，“除了讲民主革命阶段党的纲领外，对共产主义也作了一些通俗的解释，指明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三是创办党内刊物。湘赣边界特委办的《特委通讯》就经常把一些带有指导性的方针政策刊载其中，用于指导各县县委工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提出要用党报、政治简报、各种小册子对干部进行教育。1929年下半年后，前委、红四军军委还创办了《赤报》、《政治简报》和《捷报》等，利用这些党内刊物教育干部，从而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能力。
(二)通过启发式教育、举办政治训练等在红军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武装斗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为了保卫井冈山红色政权，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必须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红军队伍。因此，提高军队士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军事、文化素养，就成为边界党在根据地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运用一些生动的比喻来教育红军战士。比如，用抬轿子这个现象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明白统治阶级不但剥削了“劳动人民的生产果实，还要用各种方法来强迫替他们当牛做马”。又比如，有些红军战士原来认为自己受苦，是由于自己“八字”不好，毛泽东对他们说：“什么八字不好，因为人家手里有枪杆子嘛!有的地方打了土豪、分了地，劳苦人家的‘命’一下子就好起来啦。因为那地方的穷人手里有了枪杆子，穷苦人家翻了身嘛，要过好年，要有饭吃，就必须拿起枪杆子闹革命!”这样一来红军战士便明白了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理。毛泽东在根据地一直把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大事情来抓，他在红军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确定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为此，他亲自给红军战士讲政治形势和革命宗旨、性质，给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部队战士讲课。“上课时，毛泽东同志讲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大城市里头什么叫马路、工厂……讲得很通俗”，他还为红军教导队学员上课，帮助他们解决“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从而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革命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在派人去袁文才部队帮助工作时，“着重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主要是讲时事，讲形势和讲革命出路问题”。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在红军战士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新名词要解释)；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他还提出，要根据新战士的特点采用问答式，对他们进行红军常识教育。要对红军战士讲清楚“为什么要当红军，红军是干什么的”。
红军各部还结合自身特点，采用了上政治课、早晚点名和讲演、个别谈话及文娱活动等各种形式，对全体官兵进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项工作由各级党代表按照《党代表工作大纲》的规定组织实施，同时，举行不定期的训练班，进行政治思想及文化知识方面的训练学习。其中，以红四军的政治训练最具特色、方式多样。主要有：“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则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报告主讲。”“开展识字运动。如教红军战士认识革命标语，并讲解其各政治内容，使士兵从中受到教育。”此外，文娱活动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通过教歌，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又通过他们去宣传别人”，“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发展工作”。
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政治教育，推动了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红军战士的理论水平、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三)通过开办学校和采用标语、宣传画等形式在群众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根据地广大工农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协助红军进行革命战争，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和反经济封锁的 斗争。随着根据地红军的壮大和区域的扩展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增强他们对革命的信心及帮助他们对党的政策方针的理解便摆上议事日程。为此，毛泽东强调，“每个红军都是组织员、宣传员、战斗员”。陈毅指出，“宣传群众比打仗更重要。”。《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规定：“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提纲，加强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由于根据地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毛泽东及边界党采取了创办学校，举办墙报、戏剧、报刊等文化活动，采用标语、宣传画等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要学会使用群众的语言，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针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来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和特委、边界政府的重视下，各县纷纷提出了开办列宁小学、平民小学、红色小学的要求。1927年底至1928年秋，仅宁冈县就办起了12所红色小学，有学生800余人。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各学校的教材无法统一，但教材内容的共性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思想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毛泽覃在乔林乡办夜校时，就以本村本乡的典型事例作为教材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有时还用问答式启发农民的觉悟。毛泽东对根据地学校的创办十分重视，比如，宁冈县由于大办学校，缺乏教材，他就亲自布置共青团宁冈县委宣传干事去担任教材编写工作，并在军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抽空修改教材。这些教材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寓革命道理于身边的事例，由浅入深，容易被群众接受和理解。根据地的夜校和半日学校是在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因陋就简由群众自己创办起来的，几乎每个村都有。任务是以识字为主，并在识字教学中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通过学习，许多群众不但认识了字，而且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从而激发了革命热情。
在以开办学校为主进行教育的同时，根据地内还广泛地通过谈话、墙报、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更广泛的文化教育及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进行宣传教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群众语言的使用。比如，为了使群众容易理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政权主张，毛泽东在修改《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时，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代替一些深奥的语句，把“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把“废除聘金聘礼”改为“讨老婆不要钱”等。朱德十分注意利用谈话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到了一个地方，部队只要一休息，他总要找一些老百姓来问一问，谈一谈，不管是老头小孩，他都要找来聊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根据地的妇女一方面积极参加夜校或半日学校学习，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到办墙报、演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中来，而且人数比男子还多。这除了由于当时革命战争激烈，许多男子参加红军，在农村中的妇女人数多于男子外，主要还是由于“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通过学习，懂得了许多道理后，根据地妇女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她们为根据地的巩固、生产的发展和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了生命。
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处都有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书写的标语和绘制的宣传画，这些标语口号及宣传画是根据地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比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标语，反映了共产党的性质及当时毛泽东重建边界党组织的指导思想。“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革命军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等标语则体现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此外，根据地军民充分发挥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在墙壁上绘制了一幅幅宣传画。其中典型的宣传画有《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挣断枷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只有革命才得出头天》等。这些宣传画在根据地军民中产生了深刻反响，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总之，在边界党及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且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于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文 义]
[关键词] 井冈山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大众化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6-0049-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时代赋予全党、全社会的重大课题。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源头进行一番考察，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井冈山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就如何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界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尤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起源等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但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比如，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大众化联系起来甚至等同看待。又如，有的学者分析了地方党史人物对早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等。类似观点的提出，是因为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三个不同概念严格区分开来，没有把它们之间的前后顺序理清。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不应把三者混淆或等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通过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宣传介绍，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中国民众所了解并逐步掌握。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和演说。1919年，他又发表了《新纪元》、《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20年春，陈望道翻译了我国第一本中文全译版《共产党宣言》。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发表文章、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方式，瞿秋白通过出版《社会科学概论》等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很快在中国传播。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许多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逐步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成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毛泽东曾对斯诺说，在他的早期思想形成中，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心中，坚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邓小平也曾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可见，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特别是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掌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使民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第一步。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让理论被群众了解，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奠定了重要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也就是说，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之日起，就致力于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的中共创始人已经意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以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尽管没有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但是他们的有关论述已开始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特点。李大钊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才能实现“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在随后的革命实践中，李大钊一直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途径、方式。1922年5月23日，陈独秀在《广东群报》上发表的《论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和行为有两大精神”，这就是“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所以，我们要“研究社会上的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同时“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要实现中国化，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当然，主张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始于井冈山。尽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毛泽东并没有在中共中央担任领导职务，但毛泽东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他在井冈山时期最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创立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首个重大理论成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主张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他利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全面深刻地分析和认识中国实际，并结合井冈山斗争的实践，进行了许多理论创新：在创建中国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时，完整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立了红色政权理论，开创了人民军队军事指导理论，制定了建党建军纲领，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总书记在2007年7月26日中央政治局第42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篇和重大理论成果，才有可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否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倡者和推行者。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井冈山最早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根据地建设，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指导根据地军民实践的强大精神力量，与此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根据地的大众化。正因为如此，井冈山时期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
二、井冈山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方法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在根据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推动根据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工农兵政府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采用普通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及利用多样化的宣传形式，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深刻的道理融入生动活泼的多种形式之中，从而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地转化为干部、红军和群众都能够掌握和运用的科学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
(一)通过开办红军教导队、干部训练班及创办党内刊物等在干部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是大革命失败 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的开端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党的干部是党的政策和策略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在艰苦卓绝的井冈山斗争岁月，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根据地干部的头脑意义十分重大。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毛泽东引兵井冈山后，逐步探索出一条全新的中国革命道路：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发展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建立全国工农民主政权。“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政权，表面上大家都同意，但不是每个人思想上都接受了”，一些人甚至出现了悲观论调，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干部。在这种状况下，通过红军教导队，在战争中集中有限时间进行集体学习，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干部的思想和认识十分必要。为此，湘赣边特委要求“现在每个党员都须加以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努力下，红军教导队顺利开班，培训了包括地方干部在内的许多干部，毛泽东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为他们“上了政治课，讲马克思主义，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在红军教导队，通过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教育，提高了干部对党的方针政策的认识理解水平和贯彻执行的自觉性；通过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纠正和肃清了各种非无产阶级不良倾向，提高了干部思想政治水平，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根据地除了通过红军教导队培训干部外，还采用了其他方式对干部进行教育。一是利用党内各种会议对干部进行教育。支部会议就是当时最主要的一种，这种会议的重要性首先是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过程中，因为“要考虑问题的环境，要参考上级的指示，这样就发挥了同志们的心思才力”，而“会议的政治化与实际化”使得“同志们每个的头脑也都政治化实际化了”，从而使“党的战斗力就强大起来了”。支部会议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教育同志方面。“支部会议使同志个个发言，讨论实际和理论的问题，尤其加强同志政治上的认识。”。二是开办训练班对干部进行教育。为了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根据地广泛开办了各类党员干部训练班，边界党提出“特委要办经常训练班，各县亦应尽量多办短期训练班，造就干部人才”。训练班课程内容主要是政治常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等，讲课要求通俗易懂，比如为了使大家更好地理解“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讲课时就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这样群众更易听懂)，是要组织穷人起来打天下的”，“除了讲民主革命阶段党的纲领外，对共产主义也作了一些通俗的解释，指明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三是创办党内刊物。湘赣边界特委办的《特委通讯》就经常把一些带有指导性的方针政策刊载其中，用于指导各县县委工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提出要用党报、政治简报、各种小册子对干部进行教育。1929年下半年后，前委、红四军军委还创办了《赤报》、《政治简报》和《捷报》等，利用这些党内刊物教育干部，从而提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能力。
(二)通过启发式教育、举办政治训练等在红军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武装斗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军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形式。为了保卫井冈山红色政权，进一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必须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红军队伍。因此，提高军队士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军事、文化素养，就成为边界党在根据地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任务。
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运用一些生动的比喻来教育红军战士。比如，用抬轿子这个现象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明白统治阶级不但剥削了“劳动人民的生产果实，还要用各种方法来强迫替他们当牛做马”。又比如，有些红军战士原来认为自己受苦，是由于自己“八字”不好，毛泽东对他们说：“什么八字不好，因为人家手里有枪杆子嘛!有的地方打了土豪、分了地，劳苦人家的‘命’一下子就好起来啦。因为那地方的穷人手里有了枪杆子，穷苦人家翻了身嘛，要过好年，要有饭吃，就必须拿起枪杆子闹革命!”这样一来红军战士便明白了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道理。毛泽东在根据地一直把政治教育作为一项重大事情来抓，他在红军部队中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确定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为此，他亲自给红军战士讲政治形势和革命宗旨、性质，给袁文才、王佐等地方武装部队战士讲课。“上课时，毛泽东同志讲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大城市里头什么叫马路、工厂……讲得很通俗”，他还为红军教导队学员上课，帮助他们解决“红旗到底打多久”的疑问，从而极大鼓舞了广大官兵革命必胜的信心，提高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培养了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毛泽东在派人去袁文才部队帮助工作时，“着重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主要是讲时事，讲形势和讲革命出路问题”。毛泽东还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了一套在红军战士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方法：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要通俗(新名词要解释)；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他还提出，要根据新战士的特点采用问答式，对他们进行红军常识教育。要对红军战士讲清楚“为什么要当红军，红军是干什么的”。
红军各部还结合自身特点，采用了上政治课、早晚点名和讲演、个别谈话及文娱活动等各种形式，对全体官兵进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项工作由各级党代表按照《党代表工作大纲》的规定组织实施，同时，举行不定期的训练班，进行政治思想及文化知识方面的训练学习。其中，以红四军的政治训练最具特色、方式多样。主要有：“讲演，由官长召集全体讲话或作政治报告，或作生活批评或作工农运动概况报告等。”“讲课，在军队有三日的休息，则每日必有一小时政治课，由党代表担任报告主讲。”“开展识字运动。如教红军战士认识革命标语，并讲解其各政治内容，使士兵从中受到教育。”此外，文娱活动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形式，“通过教歌，对士兵进行革命教育，又通过他们去宣传别人”，“通过开展文娱活动，发现士兵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党的发展工作”。
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政治教育，推动了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红军战士的理论水平、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
(三)通过开办学校和采用标语、宣传画等形式在群众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后，根据地广大工农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协助红军进行革命战争，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和反经济封锁的 斗争。随着根据地红军的壮大和区域的扩展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以增强他们对革命的信心及帮助他们对党的政策方针的理解便摆上议事日程。为此，毛泽东强调，“每个红军都是组织员、宣传员、战斗员”。陈毅指出，“宣传群众比打仗更重要。”。《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也规定：“苏维埃、土地革命、共产主义、红军、暴动队，都须制定专门宣传提纲，加强宣传，深入到群众的脑海中。”。由于根据地群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毛泽东及边界党采取了创办学校，举办墙报、戏剧、报刊等文化活动，采用标语、宣传画等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要学会使用群众的语言，根据他们的切身利益，针对他们的思想状况，来进行马列主义的宣传”，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和特委、边界政府的重视下，各县纷纷提出了开办列宁小学、平民小学、红色小学的要求。1927年底至1928年秋，仅宁冈县就办起了12所红色小学，有学生800余人。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各学校的教材无法统一，但教材内容的共性是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思想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毛泽覃在乔林乡办夜校时，就以本村本乡的典型事例作为教材内容，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革命道理，有时还用问答式启发农民的觉悟。毛泽东对根据地学校的创办十分重视，比如，宁冈县由于大办学校，缺乏教材，他就亲自布置共青团宁冈县委宣传干事去担任教材编写工作，并在军务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抽空修改教材。这些教材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寓革命道理于身边的事例，由浅入深，容易被群众接受和理解。根据地的夜校和半日学校是在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因陋就简由群众自己创办起来的，几乎每个村都有。任务是以识字为主，并在识字教学中对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通过学习，许多群众不但认识了字，而且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从而激发了革命热情。
在以开办学校为主进行教育的同时，根据地内还广泛地通过谈话、墙报、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形式，对广大群众进行更广泛的文化教育及马克思主义教育。在进行宣传教育时，毛泽东特别强调群众语言的使用。比如，为了使群众容易理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初期的政权主张，毛泽东在修改《遂川工农县政府临时政纲》时，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代替一些深奥的语句，把“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把“废除聘金聘礼”改为“讨老婆不要钱”等。朱德十分注意利用谈话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到了一个地方，部队只要一休息，他总要找一些老百姓来问一问，谈一谈，不管是老头小孩，他都要找来聊聊”。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根据地的妇女一方面积极参加夜校或半日学校学习，另一方面也积极参加到办墙报、演戏剧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中来，而且人数比男子还多。这除了由于当时革命战争激烈，许多男子参加红军，在农村中的妇女人数多于男子外，主要还是由于“妇女从文盲中得到了初步的解放，因此，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通过学习，懂得了许多道理后，根据地妇女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她们为根据地的巩固、生产的发展和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甚至献出了生命。
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到处都有工农红军和苏维埃政府书写的标语和绘制的宣传画，这些标语口号及宣传画是根据地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的生动教材。比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的标语，反映了共产党的性质及当时毛泽东重建边界党组织的指导思想。“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工农革命军是为无产阶级谋利益的”等标语则体现了红军的性质和宗旨。此外，根据地军民充分发挥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在墙壁上绘制了一幅幅宣传画。其中典型的宣传画有《支部应成为游击队中的火车头》、《挣断枷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只有革命才得出头天》等。这些宣传画在根据地军民中产生了深刻反响，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总之，在边界党及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最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并且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对于今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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