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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作为一门世界通用的“语言”,具有其他学科所不可比拟的独特功能。它跨越时间,贯通古今;跨越空间,传承文明。叠加于音乐上的这多重“跨越”,在2008年4月举行的名为“中韩作曲家作品交流”的音乐会现场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本次中韩作曲家交流活动的重头戏是首都师范大学四位中国作曲家与TACM作曲家音乐联盟的三位韩国作曲家的现代作品交流音乐会。音乐会演出曲目都是中韩两国作曲家的新作。聆听这场音乐会,使人感受到这些作品不仅吸收了本民族传统音乐的精华,还大胆使用了多种现代音乐元素。贯注在音乐中的是节奏、节拍、旋律形态的多样变化,及在探索新音响方面的诸多创造成果。两国作曲家运用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在倾诉内心思绪的过程中,诠释出当代作曲家对现代音乐的理解,其所传达出的创作激情与灵感,映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体现了中韩现代音乐创作的独具魅力。
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
音乐会上,中国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表达出浓浓的中国情结,又不失现代的音乐元素,是古老音韵与现代技巧的完美结合。尹铁良教授的《辞章四阕》,是为竹笛、琵琶、二胡、扬琴等中国民族乐器而作的一首民族室内乐。作品由相互联结的四部分组成:《沁园春——春之思》、《十六字令七叠——夏之舞》、《如梦令——秋之梦》、《清平乐——冬之夜》,名为“四阕”。从标题可以看出,每一部分分别借用不同的传统词牌,表现春、夏、秋、冬四季。作曲家以诗词的格律描述四季,又将不同季节的景致与音乐的不同音响色调巧妙糅合。从作曲手法来看,以《十六字令七叠——夏之舞》为例,作者巧妙地以音符与词牌字符进行和应,用十六个音符构成的固定乐句与十六字令中的字符对应;又以这样的七个乐句对应词牌中的七个诗句,名为七叠。以此创造将传统词牌的“十六字令七叠”与音乐创作进行巧妙融合。此外,在作品构思的许多细微末节之处无不体现出作曲家细致精巧的构思。如运用休止符与大跨度跳跃的旋律音程相结合的手法来表现词牌的格式;卡农手法的运用,使乐句重叠得错落有致,形象地展现了“夏之舞”的热烈与梦幻。还有第四部分《清平乐——冬之夜》中,也有明显的词牌韵律效果。而在第一部分《沁园春——春之思》和第三部分《如梦令——秋之梦》中,则将词牌的句式结构在多声音乐织体的各个层次中进行布局,使音乐整体形成了一个具有表现力的音响时空,作曲家在其中还运用新颖别致的音色搭配表现出了春天和秋天如思如梦的意境。
张大龙教授的室内乐作品《探戈——为七件乐器及打击乐而作》是应瑞士新音乐团委约,于2007年创作完成并于同年由瑞士新音乐团进行世界巡演,在国内先后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新音乐节以及中韩作曲家现代音乐会上演出,获得好评。笔者认为作品以其非凡的创造力显示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特色好似“突兀的悬崖,直截了当地呈现出奇强的力量。它冷热并重——这正是节奏突出的擅长之一”。由小军鼓演绎的探戈节奏配合钢琴的固定音型贯穿全曲,使得音型饱满并富有节奏感。钢琴音色的固定音型从横向上看是统一、简洁、协和的二声部单旋律,但纵向上却构成增四、减五、小二、大二等各种具有一定尖锐性的音程,双声部旋律架构将现代感和表现力完美统一,这也是全曲匠心独具之处。作曲家以长笛、双簧管、黑管等不同音色的各种组合使探戈节奏型在不同声部、以不同音色层叠出现。其中双簧管还多次运用了现代吹奏技术,由哨片单独演奏的音色如同柳叶吹出的声音,像是在寻找童年的回忆,有很强的中国写意色彩,从而使得这部在形式上更多地运用外来元素的作品,不经意间营造出富有中国意境的音响空间。弦乐部分将探戈节奏进行了富有效果的拉伸,无论节奏还是旋律都与其他声部形成对比,从而富于技巧地填补了探戈节奏形成的声部空档,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充实和支撑声部的作用。此外,作曲家在乐曲的开始与结束处运用沙球演奏呈示探戈节奏音型,在获得首尾呼应效果的同时,音效上也有淡入淡出的效果。
周雪石教授的《山韵》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慢板:由音色低沉的古琴和埙联合演奏,并以突强突弱的有序结合引导全曲,渲染出神秘的音响色彩。随着女高音的加入,音响趋于明亮。主题旋律速度较慢,梆笛、曲笛等乐器的快速流动音型穿插其中,赋予音乐以“紧拉慢唱”的艺术效果。第二部分快板:围绕古琴演绎的固定旋律展开发展,木鱼、颤音琴、马林巴联合演奏的节奏型作为支撑乐曲的重要基础,音乐在渐趋热烈的氛围中趋向高潮,继而以一声强奏引出女高音,乐曲进入短小尾声,埙的古朴深沉音色与乐曲首部遥相呼应,在悠远、神秘的色彩中趋向结束,突然,全体乐器强奏两小节,作曲家以这个突如其来的“点睛”之笔为乐曲划上结束的句号,也为听众留下意犹未尽的想象空间。
青年教师胡艺芳博士为箫、二胡、琵琶、筝等而作的民族室内乐作品《菩萨蛮》,运用复调手法将二声部、三声部和四声部连缀递进发展,构成整曲的阶梯式发展。在第二部分的发展中,两个对比主题在四种乐器中两两搭配,声部逐层加厚,最后又引入第一部分材料再现结束,是一首富有特色的现代复调小品。
融合现代创作技巧的韩国音乐作品
《鸟打铃》是韩国作曲家李镇宇由一首韩国民谣有感而发创作的。乐曲中不同乐器精巧地将一些看似零散的旋律片段联结一体,在片段的旋律中又隐含着韩国传统民谣的音调,从而构成乐曲的主要旋律,由此看出韩国作曲家严谨而扎实的作曲技术功力,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将本国民族音乐的精髓已经深化到作品之中。
女作曲家陈圭英的《归乡》为卢森堡交响乐团的委约之作,2007年7月在卢森堡首演。这首作品取材于哈里·海涅的诗,其创作体现了韩国音乐创作的传统,又以时隐时现的小军鼓节奏型贯穿全曲,鲜明地融合了西方的音乐元素。作曲家综合东西合璧的艺术素材与手法赋予了乐曲优美的内涵,烘托出海涅诗歌的意境。
禹东熙为大提琴而作的《SORI》,更多地使用了现代作曲手法,多变的节奏、艰深的技巧对大提琴的演奏提出了挑战,对这门乐器的音乐表现力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挖掘,其散板式的长线条旋律吟唱,将听众引入了一个充满冥想的音响空间,作曲家旨在以此挖掘人性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
中韩作曲家音乐交流活动带来的两点启示
这场音乐会由来自两个不同国度的作曲家共同演绎,两国作曲家共有的东方文化传统,使这场音乐会具有古老的亚洲文化乐韵,同时,作为当代音乐家,两国作曲家在旋律、和声、调性、织体、曲式和节奏等方面又充分展现了现代音乐创作中的创新和突破。聆听这场音乐会,主要带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这次中韩作曲交流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当前世界文化趋于多元化发展的重大变革的环境中,两国当代作曲家们在时代的呼唤中,将古老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的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在一起,创作出新体裁、新风格、新品种的现代音乐作品。其所显现的多方面拓展和颇具价值的创新,对丰富和发展当代音乐创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以自己的创作给器乐演奏提出了许多精巧演绎的课题;此外,蕴涵于作品中的创作思想和个性追求,都呈现出了独特的锐气和活力。这些对于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第二,这次中韩作曲交流活动也为我国的作曲教学带来诸多启示。二十世纪的音乐发展中,前所未有地涌现出诸如新维也纳乐派自由无调性、十二音序列及其后的全序列,兴德米特的作曲体系,巴托克的轴心体系及黄金标界方法,简约派的写作方法,艾伦·福特的音级集合体系等一系列新方法、新理论。然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无限丰富的创作理念与技术体系产生于特定的条件下,是音乐发展到当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的一种风貌,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孤独者”,而应该也必然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新事物。以张大龙教授的《探戈》为例,作曲家本着现实主义的作曲理念将古老的探戈节奏加以新的注解,听众从中既可领略到传统经典的美妙,又能为新的音响、新的色彩而感动,从而真切地理解了“继承一创新”的本质内涵。我们历来强调作曲教育要“注重基本训练,加强通识教育,贯彻因材施教,提倡多元发展”,在掌握经典的基础上,打开视野,努力培养出带有前瞻性的艺术眼光、思维开放的新一代作曲人才。聆听本次音乐会使我们感受到,作曲家们不仅对西方作曲技术能够娴熟地掌握,同时,对作曲艺术发展进程中具有影响的作曲知识体系也能够全面完整地洞察与运用,从而获得了进行深入探索和挖掘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这些无疑是我国当今作曲领域在培养后继人才的教育工程中所特别值得借鉴和应从中获得深刻启示的。
中韩作曲家通过此次新作品的交流活动,把自己优秀的传统和现代音乐作品介绍给了对方,也成为当代世界音乐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有利于传承和繁荣中韩两国的民族音乐,另一方面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韩现代音乐发展进程的窗口。
李刚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于庆新
本次中韩作曲家交流活动的重头戏是首都师范大学四位中国作曲家与TACM作曲家音乐联盟的三位韩国作曲家的现代作品交流音乐会。音乐会演出曲目都是中韩两国作曲家的新作。聆听这场音乐会,使人感受到这些作品不仅吸收了本民族传统音乐的精华,还大胆使用了多种现代音乐元素。贯注在音乐中的是节奏、节拍、旋律形态的多样变化,及在探索新音响方面的诸多创造成果。两国作曲家运用各具特色的音乐语言,在倾诉内心思绪的过程中,诠释出当代作曲家对现代音乐的理解,其所传达出的创作激情与灵感,映现出浓厚的民族文化底蕴,体现了中韩现代音乐创作的独具魅力。
传承中华文化精神的中国现代音乐作品
音乐会上,中国作曲家创作的音乐作品表达出浓浓的中国情结,又不失现代的音乐元素,是古老音韵与现代技巧的完美结合。尹铁良教授的《辞章四阕》,是为竹笛、琵琶、二胡、扬琴等中国民族乐器而作的一首民族室内乐。作品由相互联结的四部分组成:《沁园春——春之思》、《十六字令七叠——夏之舞》、《如梦令——秋之梦》、《清平乐——冬之夜》,名为“四阕”。从标题可以看出,每一部分分别借用不同的传统词牌,表现春、夏、秋、冬四季。作曲家以诗词的格律描述四季,又将不同季节的景致与音乐的不同音响色调巧妙糅合。从作曲手法来看,以《十六字令七叠——夏之舞》为例,作者巧妙地以音符与词牌字符进行和应,用十六个音符构成的固定乐句与十六字令中的字符对应;又以这样的七个乐句对应词牌中的七个诗句,名为七叠。以此创造将传统词牌的“十六字令七叠”与音乐创作进行巧妙融合。此外,在作品构思的许多细微末节之处无不体现出作曲家细致精巧的构思。如运用休止符与大跨度跳跃的旋律音程相结合的手法来表现词牌的格式;卡农手法的运用,使乐句重叠得错落有致,形象地展现了“夏之舞”的热烈与梦幻。还有第四部分《清平乐——冬之夜》中,也有明显的词牌韵律效果。而在第一部分《沁园春——春之思》和第三部分《如梦令——秋之梦》中,则将词牌的句式结构在多声音乐织体的各个层次中进行布局,使音乐整体形成了一个具有表现力的音响时空,作曲家在其中还运用新颖别致的音色搭配表现出了春天和秋天如思如梦的意境。
张大龙教授的室内乐作品《探戈——为七件乐器及打击乐而作》是应瑞士新音乐团委约,于2007年创作完成并于同年由瑞士新音乐团进行世界巡演,在国内先后于首都师范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新音乐节以及中韩作曲家现代音乐会上演出,获得好评。笔者认为作品以其非凡的创造力显示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特色好似“突兀的悬崖,直截了当地呈现出奇强的力量。它冷热并重——这正是节奏突出的擅长之一”。由小军鼓演绎的探戈节奏配合钢琴的固定音型贯穿全曲,使得音型饱满并富有节奏感。钢琴音色的固定音型从横向上看是统一、简洁、协和的二声部单旋律,但纵向上却构成增四、减五、小二、大二等各种具有一定尖锐性的音程,双声部旋律架构将现代感和表现力完美统一,这也是全曲匠心独具之处。作曲家以长笛、双簧管、黑管等不同音色的各种组合使探戈节奏型在不同声部、以不同音色层叠出现。其中双簧管还多次运用了现代吹奏技术,由哨片单独演奏的音色如同柳叶吹出的声音,像是在寻找童年的回忆,有很强的中国写意色彩,从而使得这部在形式上更多地运用外来元素的作品,不经意间营造出富有中国意境的音响空间。弦乐部分将探戈节奏进行了富有效果的拉伸,无论节奏还是旋律都与其他声部形成对比,从而富于技巧地填补了探戈节奏形成的声部空档,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充实和支撑声部的作用。此外,作曲家在乐曲的开始与结束处运用沙球演奏呈示探戈节奏音型,在获得首尾呼应效果的同时,音效上也有淡入淡出的效果。
周雪石教授的《山韵》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慢板:由音色低沉的古琴和埙联合演奏,并以突强突弱的有序结合引导全曲,渲染出神秘的音响色彩。随着女高音的加入,音响趋于明亮。主题旋律速度较慢,梆笛、曲笛等乐器的快速流动音型穿插其中,赋予音乐以“紧拉慢唱”的艺术效果。第二部分快板:围绕古琴演绎的固定旋律展开发展,木鱼、颤音琴、马林巴联合演奏的节奏型作为支撑乐曲的重要基础,音乐在渐趋热烈的氛围中趋向高潮,继而以一声强奏引出女高音,乐曲进入短小尾声,埙的古朴深沉音色与乐曲首部遥相呼应,在悠远、神秘的色彩中趋向结束,突然,全体乐器强奏两小节,作曲家以这个突如其来的“点睛”之笔为乐曲划上结束的句号,也为听众留下意犹未尽的想象空间。
青年教师胡艺芳博士为箫、二胡、琵琶、筝等而作的民族室内乐作品《菩萨蛮》,运用复调手法将二声部、三声部和四声部连缀递进发展,构成整曲的阶梯式发展。在第二部分的发展中,两个对比主题在四种乐器中两两搭配,声部逐层加厚,最后又引入第一部分材料再现结束,是一首富有特色的现代复调小品。
融合现代创作技巧的韩国音乐作品
《鸟打铃》是韩国作曲家李镇宇由一首韩国民谣有感而发创作的。乐曲中不同乐器精巧地将一些看似零散的旋律片段联结一体,在片段的旋律中又隐含着韩国传统民谣的音调,从而构成乐曲的主要旋律,由此看出韩国作曲家严谨而扎实的作曲技术功力,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他们将本国民族音乐的精髓已经深化到作品之中。
女作曲家陈圭英的《归乡》为卢森堡交响乐团的委约之作,2007年7月在卢森堡首演。这首作品取材于哈里·海涅的诗,其创作体现了韩国音乐创作的传统,又以时隐时现的小军鼓节奏型贯穿全曲,鲜明地融合了西方的音乐元素。作曲家综合东西合璧的艺术素材与手法赋予了乐曲优美的内涵,烘托出海涅诗歌的意境。
禹东熙为大提琴而作的《SORI》,更多地使用了现代作曲手法,多变的节奏、艰深的技巧对大提琴的演奏提出了挑战,对这门乐器的音乐表现力进行了富有创造性的挖掘,其散板式的长线条旋律吟唱,将听众引入了一个充满冥想的音响空间,作曲家旨在以此挖掘人性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
中韩作曲家音乐交流活动带来的两点启示
这场音乐会由来自两个不同国度的作曲家共同演绎,两国作曲家共有的东方文化传统,使这场音乐会具有古老的亚洲文化乐韵,同时,作为当代音乐家,两国作曲家在旋律、和声、调性、织体、曲式和节奏等方面又充分展现了现代音乐创作中的创新和突破。聆听这场音乐会,主要带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这次中韩作曲交流活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当前世界文化趋于多元化发展的重大变革的环境中,两国当代作曲家们在时代的呼唤中,将古老的东方文明与现代的西方文化相互交融在一起,创作出新体裁、新风格、新品种的现代音乐作品。其所显现的多方面拓展和颇具价值的创新,对丰富和发展当代音乐创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以自己的创作给器乐演奏提出了许多精巧演绎的课题;此外,蕴涵于作品中的创作思想和个性追求,都呈现出了独特的锐气和活力。这些对于现代音乐创作与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第二,这次中韩作曲交流活动也为我国的作曲教学带来诸多启示。二十世纪的音乐发展中,前所未有地涌现出诸如新维也纳乐派自由无调性、十二音序列及其后的全序列,兴德米特的作曲体系,巴托克的轴心体系及黄金标界方法,简约派的写作方法,艾伦·福特的音级集合体系等一系列新方法、新理论。然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无限丰富的创作理念与技术体系产生于特定的条件下,是音乐发展到当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现出的一种风貌,它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孤独者”,而应该也必然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一个新事物。以张大龙教授的《探戈》为例,作曲家本着现实主义的作曲理念将古老的探戈节奏加以新的注解,听众从中既可领略到传统经典的美妙,又能为新的音响、新的色彩而感动,从而真切地理解了“继承一创新”的本质内涵。我们历来强调作曲教育要“注重基本训练,加强通识教育,贯彻因材施教,提倡多元发展”,在掌握经典的基础上,打开视野,努力培养出带有前瞻性的艺术眼光、思维开放的新一代作曲人才。聆听本次音乐会使我们感受到,作曲家们不仅对西方作曲技术能够娴熟地掌握,同时,对作曲艺术发展进程中具有影响的作曲知识体系也能够全面完整地洞察与运用,从而获得了进行深入探索和挖掘的无限可能性和丰富性。这些无疑是我国当今作曲领域在培养后继人才的教育工程中所特别值得借鉴和应从中获得深刻启示的。
中韩作曲家通过此次新作品的交流活动,把自己优秀的传统和现代音乐作品介绍给了对方,也成为当代世界音乐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面有利于传承和繁荣中韩两国的民族音乐,另一方面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韩现代音乐发展进程的窗口。
李刚 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责任编辑 于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