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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国土上一些特殊的点很感兴趣，譬如，中国三大自然区的交会点——青海湖，中国的最低点——艾丁湖等。因此当有人说，阿尔山是四大草原的交会点，这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阿尔山是大兴安岭中段的一个地方，以火山地貌齐全闻名，那么它是哪四大草原的交会点呢？阿尔山市的宣传部长王福森先生告诉我：阿尔山的西北是呼伦贝尔大草原，西南是锡林郭勒草原，南面和东南是科尔沁草原，它的西面是蒙古国的草原。
几大草原的交会点，这有什么意义吗？我审视了一张地势图，在图中明显可以看到，阿尔山是大兴安岭中的高地，平均海拔1000多米，一个1711米的山峰就在这里。如果说阿尔山是一个特殊的点的话，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可供俯瞰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看中国的东北角上演的一幕幕历史的大剧。
中国东部是典型的季风气候，神奇的是，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大兴安岭和太行山的走向与东面的日本海和渤海的海岸线几乎是平行的，这就造成了这两列山脉的东面成了迎风面，夏季从大海吹来的湿润的季风，沿着山脉爬升时冷凝降雨。向西，水汽越来越少，因此沿着海岸，从东向西，中国气候由湿润逐渐向干旱演变，植被则由森林演变为草原和荒漠。
我们知道长城基本上是修在了平均年降水量400毫米的等降水量线上，而这条线大体是农业和牧业的分界线。同样大兴安岭也是一条农牧分界线，它的东边是南北长1000多公里的东北大平原，是农耕的沃土，也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农作区。西边则是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和蒙古国境内的大草原。
假如大兴安岭与长城能够相接，那么这将呈现出一条完美的农牧分界线。东北大平原将与华北大平原相连，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将从中原延伸至东北，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大不一样了。但是这一现象没有出现，原因是大兴安岭过了阿尔山后，低下来了，好像中断了，东西向的燕山横空出世，华北北部的山地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水汽。降水稀少了，一直沿着大兴安岭主脊线延伸的森林不见了，草原出现了，甚至沙地也出现了。锡林郭勒草原越过来和科尔沁草原握手了，东北大平原向南的延伸被拦腰截断了。
科尔沁草原和沙地的出现，燕山等山脉的出现，使长城拐了一个弯。沿着燕山的南麓，长城一直修到了渤海湾。人工的农牧分界线——长城没有和天然的农牧分界线——大兴安岭握手，而是和大海相会了。山海关虽然阻挡了东北少数民族南下中原，但也封闭了中原农耕文明向东北大平原发展的可能。
山海关外适宜农耕的东北大平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关外的少数民族有了一片广阔的可以学习农耕的试验田。正是在这里培养的农耕意识，使得东北的少数民族渴望南下，因为南方有更适宜农耕的土地。这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区别于西北的游牧民族之处。
从中国的东北角走出过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鲜卑拓跋氏的马队，走出过建立了大辽国的契丹，走出过灭掉北宋王朝的金，走出过横跨欧亚的成吉思汗的铁骑，走出过建立过大清帝国的努尔哈赤的军队。
为什么从这里南下的少数民族往往能够入主中原，或者统治半个中国，或者占据整个中国，而从西北方向或正北方向兴起的少数民族，比如匈奴和突厥则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何在？
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北这块土地，既有草原可以游牧，又有森林、湖泊、河流可以采集和渔猎，还有平原可以农耕。因此从这里冲出的少数民族很难说清他们是游牧，是渔猎还是农耕的，他们的经济往往是混合的。因此他们既像游牧民族那样善于在马上冲锋和厮杀，又像农业社会那样有良好的行政组织和经营农业的经验；而匈奴和突厥由于没有农耕的经验，则选择了向西面的欧亚草原地带发展。
1980年，考古学界有一项重大发现，就是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找到了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的先祖石室——嘎仙洞。洞中石壁上石刻所刻的内容与《魏书》中记载的内容完全符合。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说明了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就是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出发，走向草原，走向中原的。显然他们经历了渔猎、游牧、农耕这样的历程。
在明朝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中原汉族与东北女真族“马市贸易”的情况，显然女真用马匹、人参、貂皮和汉族交换了大量的耕地用的铁犁等农具。在明中叶，女真人已经“屋居耕食，不专射猎”。说明他们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大门。
从科尔沁草原成长壮大起来的建立了大辽国的契丹人，也是如此。
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古访古》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呼伦贝尔不仅在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古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
翦先生的观点十分精彩，但把这个游牧民族的摇篮仅仅定为呼伦贝尔草原，显然太狭窄了。因为契丹人、女真人不是以呼伦贝尔为基地展开他们的历史活动的，而且呼伦贝尔也不是粮仓。如果把呼伦贝尔换成是整个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就更有说服力了。
从中国的东北角冲出来的少数民族，总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他们不是历史书中的重要角色。对东北角的历史，我们给予的关注还不够，但西北角（新疆、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的历史我们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大量的考古发现，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国西北角的历史比东北角重要得多，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巨大，其实并不完全如此。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如下：西北角属于干旱区，气候干燥，因此古代遗迹保存完好，沙漠地区好像是历史古迹的“露天矿”，容易为考古学者发现。此外，外国探险和考古学者在西北角大量的探险和考古活动使西北地区的历史成为了国际上的“显学”，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
小小的“楼兰”遗址，尼雅古国在沙漠中残存的几根木桩，在今天是赫赫有名的古迹，但大兴安岭密林中的鲜卑人的祖庙——嘎仙洞，契丹人的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女真人的金王朝都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等等东北角的少数民族古遗址，却鲜为人知，这种对历史的错觉应该得到校正吧。
（选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4期）
几大草原的交会点，这有什么意义吗？我审视了一张地势图，在图中明显可以看到，阿尔山是大兴安岭中的高地，平均海拔1000多米，一个1711米的山峰就在这里。如果说阿尔山是一个特殊的点的话，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可供俯瞰的制高点，在这里可以看中国的东北角上演的一幕幕历史的大剧。
中国东部是典型的季风气候，神奇的是，从东北向西南延伸的大兴安岭和太行山的走向与东面的日本海和渤海的海岸线几乎是平行的，这就造成了这两列山脉的东面成了迎风面，夏季从大海吹来的湿润的季风，沿着山脉爬升时冷凝降雨。向西，水汽越来越少，因此沿着海岸，从东向西，中国气候由湿润逐渐向干旱演变，植被则由森林演变为草原和荒漠。
我们知道长城基本上是修在了平均年降水量400毫米的等降水量线上，而这条线大体是农业和牧业的分界线。同样大兴安岭也是一条农牧分界线，它的东边是南北长1000多公里的东北大平原，是农耕的沃土，也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农作区。西边则是呼伦贝尔、锡林郭勒和蒙古国境内的大草原。
假如大兴安岭与长城能够相接，那么这将呈现出一条完美的农牧分界线。东北大平原将与华北大平原相连，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将从中原延伸至东北，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大不一样了。但是这一现象没有出现，原因是大兴安岭过了阿尔山后，低下来了，好像中断了，东西向的燕山横空出世，华北北部的山地阻挡了从海洋吹来的水汽。降水稀少了，一直沿着大兴安岭主脊线延伸的森林不见了，草原出现了，甚至沙地也出现了。锡林郭勒草原越过来和科尔沁草原握手了，东北大平原向南的延伸被拦腰截断了。
科尔沁草原和沙地的出现，燕山等山脉的出现，使长城拐了一个弯。沿着燕山的南麓，长城一直修到了渤海湾。人工的农牧分界线——长城没有和天然的农牧分界线——大兴安岭握手，而是和大海相会了。山海关虽然阻挡了东北少数民族南下中原，但也封闭了中原农耕文明向东北大平原发展的可能。
山海关外适宜农耕的东北大平原，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关外的少数民族有了一片广阔的可以学习农耕的试验田。正是在这里培养的农耕意识，使得东北的少数民族渴望南下，因为南方有更适宜农耕的土地。这是东北的少数民族区别于西北的游牧民族之处。
从中国的东北角走出过统一了中国北方的北魏鲜卑拓跋氏的马队，走出过建立了大辽国的契丹，走出过灭掉北宋王朝的金，走出过横跨欧亚的成吉思汗的铁骑，走出过建立过大清帝国的努尔哈赤的军队。
为什么从这里南下的少数民族往往能够入主中原，或者统治半个中国，或者占据整个中国，而从西北方向或正北方向兴起的少数民族，比如匈奴和突厥则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何在？
很重要的原因是，东北这块土地，既有草原可以游牧，又有森林、湖泊、河流可以采集和渔猎，还有平原可以农耕。因此从这里冲出的少数民族很难说清他们是游牧，是渔猎还是农耕的，他们的经济往往是混合的。因此他们既像游牧民族那样善于在马上冲锋和厮杀，又像农业社会那样有良好的行政组织和经营农业的经验；而匈奴和突厥由于没有农耕的经验，则选择了向西面的欧亚草原地带发展。
1980年，考古学界有一项重大发现，就是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找到了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的先祖石室——嘎仙洞。洞中石壁上石刻所刻的内容与《魏书》中记载的内容完全符合。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说明了北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鲜卑，就是从大兴安岭的森林里出发，走向草原，走向中原的。显然他们经历了渔猎、游牧、农耕这样的历程。
在明朝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中原汉族与东北女真族“马市贸易”的情况，显然女真用马匹、人参、貂皮和汉族交换了大量的耕地用的铁犁等农具。在明中叶，女真人已经“屋居耕食，不专射猎”。说明他们已经进入了农业社会的大门。
从科尔沁草原成长壮大起来的建立了大辽国的契丹人，也是如此。
著名的历史学家翦伯赞在《内蒙古访古》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呼伦贝尔不仅在现在是内蒙古的一个最好的牧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最好的草原。这个草原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大多数游牧民族：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长大的，又都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历史上的青春时代。”“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练兵场。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古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的历史性的活动。”
翦先生的观点十分精彩，但把这个游牧民族的摇篮仅仅定为呼伦贝尔草原，显然太狭窄了。因为契丹人、女真人不是以呼伦贝尔为基地展开他们的历史活动的，而且呼伦贝尔也不是粮仓。如果把呼伦贝尔换成是整个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就更有说服力了。
从中国的东北角冲出来的少数民族，总是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遗憾的是他们不是历史书中的重要角色。对东北角的历史，我们给予的关注还不够，但西北角（新疆、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的历史我们则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大量的考古发现，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中国西北角的历史比东北角重要得多，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巨大，其实并不完全如此。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如下：西北角属于干旱区，气候干燥，因此古代遗迹保存完好，沙漠地区好像是历史古迹的“露天矿”，容易为考古学者发现。此外，外国探险和考古学者在西北角大量的探险和考古活动使西北地区的历史成为了国际上的“显学”，引起了世界的极大关注。
小小的“楼兰”遗址，尼雅古国在沙漠中残存的几根木桩，在今天是赫赫有名的古迹，但大兴安岭密林中的鲜卑人的祖庙——嘎仙洞，契丹人的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女真人的金王朝都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等等东北角的少数民族古遗址，却鲜为人知，这种对历史的错觉应该得到校正吧。
（选摘自《中国国家地理》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