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特区角色的特殊期待，人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深圳市在政府治理机制变革方面继续进行大胆探索。其中至关重要的正是探索如何从制度上约束、限制政府的各种权力，包括决策性官员的权力。
　　广东政坛再次出现强烈震动，继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被免去职务接受调查之后，广东省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因严重违纪，也被免去领导职务。6月12日，苏州市原市委书记王荣被任命为深圳市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当天也任命王荣为深圳市副市长、代市长。
　　王荣在上任之时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他将努力保持清正廉洁本色，要“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淡泊名利。公道正派”，“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做人，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做事”。但他的前任许宗衡言行上的巨大反差可能让人产生疑问：王荣为自己提出的这些道德目标，有没有可能做到?
　　许宗衡曾有“清廉市长”之美誉，人称“低调黑马”。许宗衡当市长之初曾提及四个字：“清、民、勤、思”。在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许宗衡还提出“不飘浮、不做秀、不忽悠”的工作方针，获得广泛赞誉。他的“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不留骂名”名言，更是引来媒体一片赞誉。如今，这些美誉都已成笑柄。这一点不能不让人反思：如何确保掌握着重大决策权的官员廉洁奉公?
　　制度至关重要。王荣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强调自己的律己之心时，也对公众承诺：一定自觉接受市委常委会和全体委员的监督，自觉接受人大、政府、政协和纪委的监督，自觉接受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但人们仍然有一些疑问：陈绍基、许宗衡也都曾经生活在这样的监督机制下，他们仍然出了问题，而且是相当严重的问题。
　　不能不承认，王荣所提到的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与民众监督这三重监督机制，在有些地方、在有些时候，并不能有效地发挥约束官员的作用。而在中国，市委书记、市长之类的官员的权力非常之大，他可以支配很多资源，他的一个决定可以给企业或个人带来巨大收益。因而，在政府门口，始终徘徊着无数寻租者。在这种情况下，市委书记、市长“常怀律己之心”，的确有可能做到廉洁奉公。但只要他的道德防御意识稍有放松，寻租者就会乘虚而入，本来高调立下道德标杆的市委书记、市长，就可能被行贿者俘获。这可能是那些曾经获得美誉的决策性官员堕落的基本轨迹。
　　以此之故，或者可以说，王荣最明智的做法恐怕是把自己置于更为有效的监督网络之中。在当下中国，市委书记、市长杰出与否，恐怕不应看其能否推动本地GDP高速增长或个人道德修养之高低。而应看他有没有意愿、能力推动制度变革。这些制度可能会部分地限制他的权力，但惟有得到限制的权力对个人才是安全的——当然，这样的权力对民众也是安全的。
　　对深圳来说，进行这样的制度变革的迫切性尤其明显。
　　主要是拜对外开放之赐，作为特区的深圳利用外部的技术性知识，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有惊人发展。但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深圳政府、民众的自豪感似乎就减少了。随着中国加入WTO，特区的开放政策优势已不是很明显，因而，过去几年来，深圳一直在急切地寻找再上台阶的突破口。
　　毫无疑问，这样的突破口只能是政府治理制度之变革。技术学习、模仿的发展之路终究是有其极限的。当外部资源的潜力被用尽后，一个城市就必须依赖内生发展，主要依靠社会内部的创造力。而一个权力不受限制的政府，与社会的创造力是不相容的。
　　深圳各方面已意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因而，深圳于几年前就提出行政权三分改革方案。这一改革措施能否奏效，固然可以讨论，但此一相当大胆的设计起码显示了，深圳市决策层意识到了限制、约束行政权力的必要性。在改革意识方面，深圳超前于其他地方。
　　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市长换马，这方面的改革是否会停止?当然，不同的市长、市委书记有不同的想法，但基于对特区角色的特殊期待，人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深圳市在政府治理机制变革方面继续进行大胆探索。其中至关重要的正是探索如何从制度上约束、限制政府的各种权力，包括决策性官员的权力。
　　约束之道不外王荣提到的党内监督、人大政协监督与民众监督三种机制，现在的问题是做实这三重监督机制。可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完善中共地方党委内部的集体决策程序，地方人大强化对预算的控制和对行政过程的监督。民众监督的重点则是舆论监督，更加开放的舆论环境可帮助政府发现问题、并启动其他监督机制。在这些方面推动制度变革，深圳不仅可实现自身发展突破，更可发挥特区的制度试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