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陈述判决理由：她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刑事审判庭对此毫无疑义。婴儿昼夜哭闹，她再也无法忍受。她用婴儿的后脑勺撞击墙壁，先后四次。孩子死于脑部创伤。
　　法官在陈述中一直使用“婴儿”和“孩子”，其实她给婴孩取过名字。不是常见的约纳斯，也不是常见的凯文，而是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瑞安，是她在一本画报上看到的。法官宣布判决时，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想：这就是她的故事。其实存在着与此不同的另一个故事，她现在无法言说。
　　法官说：她“犯罪时”处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状况，丈夫留下她独自一人照顾孩子，这种处境完全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她被判处三年半徒刑。街头小报称呼她为“恶母”，并评价这个判决过轻。
　　检察院没有提起上诉，该判决生效了。
　　监狱里没有酒。因为没有钱，她还戒了烟。她在每天早晨6点被唤醒，7点开始工作。她整理螺丝套、粘贴巧克力盒子或者组装橡皮密封件。所有女犯人都穿着同样的蓝色围裙。
　　一年后，她被调到木工车间干活。在这儿工作境遇好多了。她现在为法院和监狱制作长椅和桌子。她聪明灵巧，师傅喜欢她。“我的头脑现在才变正常了。”她对师傅说。她制作了一只镶嵌着桦木的胡桃木小箱子。它被放置在木工车间陈列柜的最前方，在那儿，所有人都能看见。
　　一年半之后，她第一次获得假期，可以离开监狱回家过夜。她对女看守说，她宁愿在傍晚时分回来。
　　她乘坐公共汽车到达市中心，在主街上散步。天空是淡蓝色的，就像那天一样。人们坐在街头咖啡桌旁，悠闲地聊着天。她注视着商店橱窗里的陈列品，用在狱中赚到的钱买了一条丝巾。她都忘记了，外面的生活是如此生机勃勃。她继续前行，走进城市公园，坐到太阳底下的草地上。她支撑着双肘，注视着散步的人。这个男孩四五岁的样子，举着一支像他的脸一般大的冰淇淋。男孩的爸爸跪在他面前，用一块手帕为他擦嘴。
　　她起身，从脖子上拽下丝巾，扔进垃圾桶，然后乘车返回了监狱。
　　她在六个月后获释。丈夫坐在客厅的长沙发椅上。尽管她给他写过信，他却没有前去接她出狱。她的来信放在厨房的桌子上，信纸肮脏，印着啤酒瓶底的污痕。
　　“你为什么从没来探望过我？”她问道。
　　他从桌上拿起打火机，不停地摆弄着，并没有看她。
　　“电视机坏了。”他说。
　　“嗯。”她说。
　　“修理工说是天线坏了。我买了新的。”
　　他继续摆弄着打火机。
　　“我现在就换。”说完，他站了起来。
　　他把装着新卫星天线的纸箱搬到阳台上并撕扯开，又去厨房取来工具箱。他把户外椅移到墙边充当梯子。这还不够高。他一只脚站在椅子的扶手上，另一只脚站在阳台的防护栏上。
　　“把红色螺丝刀递给我。”他说。
　　“好的。”她说。
　　她在工具箱里翻寻，把红色螺丝刀递给他。他尝试着将那些旧螺丝从墙壁上拧下来。
　　“它们卡住了。”他说。
　　那个时候她出去购物了，就出去了半个小时。当她回来的时候，他坐在卧室的地上。他说他没有过错，孩子从他手中滑下来了。他说他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他因为身体伤害和抢劫已经有犯罪前科了，他认识那位法官。她把已经死去的儿子抱在怀里，亲吻他。他的小脸蛋如此漂亮。
　　“你从没有被起诉过。”她说。
　　他俯视着她。他的衬衫在裤子上方晃悠，露出毛茸茸的肚子。
　　那个时候，他说，应当由她来承担罪责，这对大家都好。承担罪责——他从未说过这样的话，她原本应该察觉的。
　　他继续尝试拧螺丝。
　　“它们坏了，”他说，“生锈了。”
　　他曾经说：她只会被轻判，女子监狱的条件不差。他们可以不分开，還会是一个家庭。“一个家庭。”她一直重复着，死去的瑞安躺在她怀里。她不知道，他把这个婴儿摔到了墙上。那个时候，她相信他。
　　“我蠢极了。”她说。现在，她终于明白了。
　　她向椅子踢去。他张着嘴，他的短髭、他的黄牙、他水蓝色的眼睛，她以前爱着这些。他滑倒了，向后倾倒，坠落下去，这是四楼。他撞击到地面上，压力穿破了他的右心瓣膜，一根肋骨刺穿了主动脉。他因失血而死。她缓慢走下楼梯间。她站在人行道上，站在他身边，直至他死去。
　　审理她第一个案件的检察官负责这起案件的侦查。他现在是州法院最高检察官了，新蓄了胡髭。他认为，她的丈夫也是她杀死的。
　　她不回答警察的问话，这是她在监狱里学到的。她只说，她想见律师。一名官员把她送回了羁押的小房间。
　　法官在第二天签发了逮捕令。虽然缺乏证据，但是法官想给刑侦机关一些时间。
　　警察查问邻居。没有人听到争吵。一个老头看见她出现在阳台上，但是没有看清细节。另一个证人说，当她丈夫躺在马路上的时候，她“僵直地”站在他身边。
　　法医在鉴定上写道：“死者处于醉酒状态，所有伤口都可以用坠落来解释。从法医学角度来看，不存在他杀迹象。”
　　拘留审查在十日后进行。她还是一直保持缄默，就像律师向她建议的那样。最高检察官确信，这件案子是她所为。但是他说，他无法证实。法官点头，撤销了逮捕令。
　　她与律师一起离开法庭。在门口，她一定要向他陈述一切，她无法再沉默下去了。“是时候说出来了。”她说。她说她不清楚，她是出于复仇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对此她不甚了了。她并不感到抱歉。她问律师，他是否能理解她的所作所为。
　　她陪同他前往大厅。她在一张长椅前驻足，跪了下去，朝座位下查看。“这是我做的，”她说，“这是一张很好的长椅。”
　　（聂华：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邮编：201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