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了。鲁迅发现了这个“笔误”后，于1926年11月23日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正。鲁迅在信中写道：“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一次，于立群想用隶书录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万方乐奏有于阗”一句，谁知不慎把前三字写成了“万方春”，便打算废掉。这时郭沫若在一旁将这张废字纸重新铺在案上，略思片刻，便用隶书写成了一对联：“万方春色；千顷湖光。”联语突兀见奇，顿添风采，虽是戏笔，却别有一番风趣。
　　书法大师费新我有一次在一群客人面前书写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当写到“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句的时候，一不留神漏掉了“话”字。费新我发现“笔误”后，并没有慌乱，而是坦然自若地在诗后用小字补了“酒后失话”四个字，点明笔误，以示阙如，并加以告诫和表明歉意。补漏成巧，起死回生，观看的客人见此，无不拍手称妙。
　　民初名画家郭祯擅长画花鸟。有一次，他绘桃花图和黄鹤图各一幅赠友人，并请著名书法家赵平题诗配画。在桃花图上，赵平误把“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桃”字写成了“梅”字，在黄鹤图上，又误把“黄鹤楼中吹玉笛”中的“黄”字写成了“白”字。写成后，赵平发现“笔误”，灵机一动，就在“人面梅花相映红”下补上了一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在“白鹤楼中吹玉笛”下补上了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补得十分自然又妙趣横生。
　　当代诗人孔孚的诗《峨眉·古德林漫步》在台湾的《创世纪》上发表后，他收到样刊一看，既喜又惊，因为诗中的“字间杂有鸟语”一句，竟被改成了“字间染有鸟语”。由于改“杂”为“染”使诗意更浓，所以孔孚赞扬说：“改得好，改得好，胜我多多矣；一个‘染’字，既可听鸟语，也染得绿色满纸了。”后来在打探是何人改“杂”为“染”时，才知道竟是排版之错误，于是孔孚又说：“天下奇事多有，竟有错字错得较我原字更妙者。然错字为我增色，亦我师也！”
　　法国著名地理学家马莱·布雷，一生治学严谨，常亲自校对自己的书稿，特别是对于一些数据，更是一丝不苟。他的一部书稿在介绍一座山峰时，绘出的高度是海拔36000斯托帕（法国旧长度单位）。在校对时，他发现36000写成了360000，他标明错误后排字工人不但没有改正，反而又多加了一个“0”。马莱·布雷在盛怒之下，就在这个数字旁边写道：“应该是36000，畜牲！”最后印出来的书竟这样写道：“这座山峰海拔3600000斯托帕，上面栖息着36000种畜牲！”对此，世界地理学界目瞪口呆。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