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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9月，国民党50万大军开始对共产党领导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同时我党又发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路线，使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遭受极大损失。1934年10月起，中央苏区的红军被迫陆续进行战略大转移。没有想到的是，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这次战略转移历时一年、跨越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许多奇迹。我父亲杨得志自1932年至长征结束，始终担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简称“红一团”）团长，率领部队担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任务。
突破乌江天险
1934年10月17日，杨得志率领红一团从于都县梓山镇水口村的山峰坝渡口跨过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向西突围，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当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最终突破敌军在湘江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围堵的情况下，选择经广西进入敌军相对薄弱的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黎平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决定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
杨得志率红一团强行军向西疾进，占剑河，越施秉、黄平，于1934年12月28日占领余庆，1935年1月1日占领龙溪镇的廻龙场渡口。对岸有黔军的一个团防守，企图凭借乌江堵截红军，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援。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红一团前卫营一到江边，对岸敌人就开了火。杨得志命令军团加强的几门三七小炮对敌人山顶火力点压制射击，同时对敌人的兵力配备情况进行火力侦察。几炮过后，山顶的敌人就躲到山背后去了。
杨得志立即派出部队分别到沿江附近的村庄收购船只、木料，准备渡江。但敌人已对南岸的村庄进行了严重破坏，红军连一块木板都找不到，用船渡江显然不可能了；架桥没有材料，水流太急，敌人又居高临下，也行不通；凫水更不行，湍急汹涌的波涛毫不费力就可以把人吞没……站在风夹雨雪的江滩上，杨得志对过河做了多种设想，又被自己一个个否定。
对岸的敌人看红军炮击后没有动静，又回到原阵地向岸边射击。杨得志拿起望远镜观察对岸山顶敌情，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根粗竹子。他不由自主地喊：“扎竹排！”战士们很快找来许多粗细、长短、干湿不同的竹子，用麻绳、草绳、竹皮、绑腿捆扎好一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战士们纷纷要求首先渡江，最后从前卫营挑选了八名水性好的同志，确定傍晚开始试渡。
竹竿和木棍代替船桨，竹排缓缓离开浅滩划向对岸。全团同志紧盯着竹排，10米、15米……竹排艰难地冲过一个个险浪，一会儿被浪托出江面，一会儿好像被江水吞没，一会儿又像被礁石卡住不动了。大约过了几分钟，杨得志听到有人“哎呀”大叫了一声，急忙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竹排在江心斜立起来，汹涌的江水刹那间把竹排推翻，迅速冲向下游。八位勇士成了八个黑点在浪涛中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完全埋进了漩涡，再也没有浮出水面。岸上的喧嚷声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水的吼叫代替了同志们对战友的呼唤。
“再扎竹排！”杨得志大声命令。他清楚地知道，除了扎竹排，没有第二种方法。战士们没有被刚才的情景吓倒，立即动手重新捆扎竹排。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了十几名战士，在下游一侧水流较缓的地方再次出发，不同的是竹排扎成双层底板，面上也增加了几个
扶手。
这时，天已全黑，竹排离开浅滩，渐渐地竹片打击水面的声音消失了。杨得志心里十分焦急，如果竹排再出问题，天一亮，一切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后果不堪设想。
“乓！乓！”对岸传来两声枪响。是敌人的冷枪，还是我们的信号？“乓！乓！”又是两枪，“是从山下传来的！”政委黎林惊叫起来。杨得志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大手一挥，“开船！”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只竹排立即离岸，我们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也一齐开火，掩护竹排破浪启程。
不多久，对面山顶红光闪闪，不时响起手榴弹在敌堡中的爆炸声，我们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杨得志对黎林说：“我们坐排子过去！”他们到达对岸，立即指挥后续部队扩大登陆场，夺占了敌人全部阵地。1935年1月1日夜晚，红一团率先突破乌江天险，确保主力部队顺利过江。
强渡大渡河
1935年1月7日，红军迅速夺占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终于中止了“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事实上恢复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入滇一系列行动，把围堵红军的敌军拖得疲惫不堪，始终弄不清红军到底要向哪去。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两万多人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西南部的会理地区。国民党军追兵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隔江休整了几日。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外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抢渡大渡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中革军委部署，15日，杨得志奉命率红一团沿会理向西昌方向急进；16日，在半站营、八斗冲一带击溃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一个旅的拦阻并乘胜猛进；17日占领德昌。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兵两路北进，主力经过彝族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另以一个团沿西昌到雅安的大道前进，迷惑牵制敌人。此时，蒋介石认为消灭红军的难得机会来了，因为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四万余众走的就是这条路，渡河未成，全军覆没在大渡河畔。蒋介石一面命川军三个旅在泸定至富林之间布防堵截，一面命薛岳率中央军加紧追击中央红军。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渡口水面宽约300米，水流湍急。又一道天险横在红军面前，如果不能突破大渡河敌军防线，中国革命的命运将无法预计。杨得志率红一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雨经过一天一夜80多公里的急行军，于5月24日夜赶到大渡河南岸离安顺场十几里的一个山坡上。
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敌人为防红军渡河，日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并把当地所有船只都抢走、毁坏，只留一条船供他们自己过往使用。军委总部命令，要求红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夺取船只，“抢渡”改为“强渡”。杨得志与黎林分工，黎林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牵制敌人；杨得志带领一营夺取安顺场。
天色漆黑，雨下不停，部队踏着泥泞小路疾进。接近安顺场时，杨得志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安顺场的敌人没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根本没有戒备，不到30分钟，两个连全部被红军打垮。
部队突进时，杨得志来到路旁一间茅屋向老乡了解船的情况，突然听到屋外警卫员喊道：“不许动！缴枪不杀！”原来是几个管船的敌兵，听到枪声跑来打听情况，正好送上门来。杨得志让警卫员把俘虏交给一营，并让一营尽快弄船来。这只船，成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唯一的工具。
有了船，还要有船工。一营立即派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等找来十几位船工，天已大亮。杨得志举起望远镜清楚看到，对岸离渡口不远处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渡口附近有敌人的几个碉堡，旁边都是岩石。他估计敌人隐藏在小村里，待红军渡河人员接近渡口时就以反冲锋迫红军下水。杨得志随即命令炮兵连（军团配属给红一团的）三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占领射击阵地，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尽量靠前配置。
火力部署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如何渡河。一只船容不下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精悍的渡河奋勇队。一营的战士都争着要参加第一船强渡，一营营长孙继先从二连选出16名干部战士，这时，刚参军不到四个月的贵州籍战士陈万清哭着要参加奋勇队。孙继先激动地看着杨得志，杨得志觉得这种精神对全团是个鼓舞，点头示意。陈万清破涕为笑，跑到渡河奋勇队的队列里。一支17人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他们是：二连连长兼奋勇队队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连部通讯员陈万清。奋勇队队员们每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枚手榴弹和其他必要的作战工具。
当地这种船一次只能承载17人，除必须上船的八名船工外，载员最多九人。杨得志决定分两次输送，第一批熊尚林带领，第二批孙继先带领，“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5月25日9点，渡船离岸。
担任掩护任务的炮火、机枪一起开火。神炮手赵章成精确瞄准对岸工事，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中。
船工一桨一桨拼命向前划，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奋进，四周飞溅着子弹打起的浪花。突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起伏了几下又平稳下来。对面山上敌人集中火力对船射击，企图阻止渡船前进。一梭子弹突然扫到了船上，杨得志从望远镜里看到，一位战士急忙捂住手臂，同时渡船飞快向下游滑去几十米，撞在一块大礁石上。只见几位船工跳下船，在急流中拼命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篙撑住，他们密切协作，渡船终于脱离险境。
渡船离对岸越来越近，渐渐只有五六米时，勇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射击，站起来准备跳上岸去。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压制射击！”杨得志大声命令。在红军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渡船靠上岸，勇士们迅速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很快占领了渡口工事。
渡船返回我岸，孙继先率领奋勇队的另外八名战士立即开船。第二船的勇士和第一船的战友们会合后，敌人仍在拼命挣扎，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扑。我们的支援火力集中射向敌人，勇士们锋利的大刀在敌人中左砍右劈，川军向大渡河下游逃窜。
杨得志带着重机枪乘第三船过河。他和红一团没有辜负中革军委及全体红军战友们的期望，在大渡河绝地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辟了一条通路，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孙继先和奋勇队勇士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无一人牺牲，中革军委为他们每人颁发一枚“红星”奖章（中革军委自1933年起在红军中颁发的第一枚奖章，也是我军奖章制度建立的起点）。
爬雪山，过草地
1935年6月3日，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迅速脱离大渡河谷。薛岳所率的国民党军队同样被大渡河天险所拦，只能看着红军的背影哀叹。6月8日，红军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进入夹金山脚下的大跷碛地区。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们，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大雪山，困难和威胁是可以想见的。
上级要求所有人员准备白酒、辣椒等发热和抗寒的食品，还要每人备一根拐棍。大雪山附近村庄很少，即便有几个小村庄，也只有三五户人家，且都非常贫穷。虽然老乡家有酒，但在那里，酒是老乡从几十里外买来的生活必需品，买了他们的酒就等于“与民争食”。尽管红军不少同志身上只有破旧的单衣，甚至还有人穿着不过膝盖的短裤，冻得全身发抖，但要开口买酒仍难以启齿。父亲讲到这里时说：“我们翻过雪山便可以脱离这高寒地区，而乡亲们要久居此地，不忍心啊！还是多买些当地可以生长的辣椒吧！”
上山下山70里左右的路程，必须在五六个小时内走完。团领导分工：政委带着伤员、病号走在前面防止掉队，团长在中间指挥部队，参谋长带担架在后面收容。开始行进时还有路，一个多小时后就没路了，雪地更滑，气压更低。有的在冰路面上滑倒想站起来都很困难，有的因缺氧嘴里吐着白沫。后来父亲对我们讲：“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腿肚子里像灌了铅，沉得怎么也抬不起来，胸口上像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会蹦出来。”
翻越夹金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各自为战的英雄部队会合在一起，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但中革军委发现，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及周围的川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风俗均不通，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订的计划，继续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从毛儿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公里纵深的茫茫草地，气候恶劣，迷雾、风雨、骄阳、飞雪变化无常，无路无人烟，草丛下沟潭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面”一不小心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不少同志献出了生命。
我好奇地问父亲：“你们粮食吃完了怎么办？”父亲回答：“吃皮带、吃皮鞋、吃皮包，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以维持体力。如果下雨就赶紧接点雨水喝，没有雨水就接马尿喝，水泡子里的水有毒不能喝，但是马有个本领，天生就会辨别食草，所以马尿是无毒的。尽管如此，也不是人人能喝上马尿，因为活下来的马太少了。”
就在部队快要走出草地时，一天早上，团参谋长向杨得志报告，一营一个班的同志背靠背坐在草地上牺牲了。他们一个个像睡熟了一样，停止了呼吸。父亲后来对我们讲，当时并没有这种知识，实际上是因为沤烂的草会散发沼气，那天夜里气压低，空气不流动，造成呼吸中毒。
杨得志让同志们把牺牲的战友就地掩埋。把红军帽和战士们采的野花端放在坟前，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单位刻在拐棍上。行进的队伍经过烈士墓，有人低声抽泣，更多的人两眼凝视着拐棍上的名字，无声无息。一位老炊事员终于开口了：“同志们呐，好好休息吧！我们谁也忘不了你们。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你们！”
1988年初，刚刚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岗位的杨得志，回到1928年他参加红军时的湖南郴州，出席纪念湘南暴动60周年活动。忆起当年一同报名参加红军的25名战友，不到一年时间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多少不知姓名的战友牺牲在他眼前，他激动地写下这样一首诗：
六十沧桑从何说？感慨郴州举镖梭。
纤尘幸留小痕印，滴水远去大江河。
踏碎关山风火路，吟成横刀马上歌。
若问来路英雄人，无名更比有名多！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杨得志之子，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原南京军区联勤部部长、少将）
突破乌江天险
1934年10月17日，杨得志率领红一团从于都县梓山镇水口村的山峰坝渡口跨过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根据地向西突围，先后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当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最终突破敌军在湘江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途中。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四面围堵的情况下，选择经广西进入敌军相对薄弱的贵州。1934年12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在黎平会议上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原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决定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
杨得志率红一团强行军向西疾进，占剑河，越施秉、黄平，于1934年12月28日占领余庆，1935年1月1日占领龙溪镇的廻龙场渡口。对岸有黔军的一个团防守，企图凭借乌江堵截红军，等待国民党中央军来援。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河流，江面宽200多米，水深流急，两岸悬崖绝壁，难以攀登，素有“乌江天险”之称。红一团前卫营一到江边，对岸敌人就开了火。杨得志命令军团加强的几门三七小炮对敌人山顶火力点压制射击，同时对敌人的兵力配备情况进行火力侦察。几炮过后，山顶的敌人就躲到山背后去了。
杨得志立即派出部队分别到沿江附近的村庄收购船只、木料，准备渡江。但敌人已对南岸的村庄进行了严重破坏，红军连一块木板都找不到，用船渡江显然不可能了；架桥没有材料，水流太急，敌人又居高临下，也行不通；凫水更不行，湍急汹涌的波涛毫不费力就可以把人吞没……站在风夹雨雪的江滩上，杨得志对过河做了多种设想，又被自己一个个否定。
对岸的敌人看红军炮击后没有动静，又回到原阵地向岸边射击。杨得志拿起望远镜观察对岸山顶敌情，忽然发现江中漂着一根粗竹子。他不由自主地喊：“扎竹排！”战士们很快找来许多粗细、长短、干湿不同的竹子，用麻绳、草绳、竹皮、绑腿捆扎好一个一丈多宽、两丈多长的竹排。战士们纷纷要求首先渡江，最后从前卫营挑选了八名水性好的同志，确定傍晚开始试渡。
竹竿和木棍代替船桨，竹排缓缓离开浅滩划向对岸。全团同志紧盯着竹排，10米、15米……竹排艰难地冲过一个个险浪，一会儿被浪托出江面，一会儿好像被江水吞没，一会儿又像被礁石卡住不动了。大约过了几分钟，杨得志听到有人“哎呀”大叫了一声，急忙举起望远镜，隐约看到竹排在江心斜立起来，汹涌的江水刹那间把竹排推翻，迅速冲向下游。八位勇士成了八个黑点在浪涛中时隐时现，不一会儿，完全埋进了漩涡，再也没有浮出水面。岸上的喧嚷声一下子静了下来。江水的吼叫代替了同志们对战友的呼唤。
“再扎竹排！”杨得志大声命令。他清楚地知道，除了扎竹排，没有第二种方法。战士们没有被刚才的情景吓倒，立即动手重新捆扎竹排。一营营长孙继先挑选了十几名战士，在下游一侧水流较缓的地方再次出发，不同的是竹排扎成双层底板，面上也增加了几个
扶手。
这时，天已全黑，竹排离开浅滩，渐渐地竹片打击水面的声音消失了。杨得志心里十分焦急，如果竹排再出问题，天一亮，一切暴露在敌人火力下，后果不堪设想。
“乓！乓！”对岸传来两声枪响。是敌人的冷枪，还是我们的信号？“乓！乓！”又是两枪，“是从山下传来的！”政委黎林惊叫起来。杨得志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大手一挥，“开船！”早已整装待发的另一只竹排立即离岸，我们的机枪、步枪、三七小炮也一齐开火，掩护竹排破浪启程。
不多久，对面山顶红光闪闪，不时响起手榴弹在敌堡中的爆炸声，我们的勇士已经登上了敌人的山顶。杨得志对黎林说：“我们坐排子过去！”他们到达对岸，立即指挥后续部队扩大登陆场，夺占了敌人全部阵地。1935年1月1日夜晚，红一团率先突破乌江天险，确保主力部队顺利过江。
强渡大渡河
1935年1月7日，红军迅速夺占遵义。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扩大会议，终于中止了“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事实上恢复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之后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威逼贵阳、乘虚入滇一系列行动，把围堵红军的敌军拖得疲惫不堪，始终弄不清红军到底要向哪去。1935年5月9日，中央红军两万多人全部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西南部的会理地区。国民党军追兵赶到江边时，红军已经隔江休整了几日。5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外的铁厂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抢渡大渡河，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中革军委部署，15日，杨得志奉命率红一团沿会理向西昌方向急进；16日，在半站营、八斗冲一带击溃国民党川康边防军一个旅的拦阻并乘胜猛进；17日占领德昌。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兵两路北进，主力经过彝族区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另以一个团沿西昌到雅安的大道前进，迷惑牵制敌人。此时，蒋介石认为消灭红军的难得机会来了，因为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四万余众走的就是这条路，渡河未成，全军覆没在大渡河畔。蒋介石一面命川军三个旅在泸定至富林之间布防堵截，一面命薛岳率中央军加紧追击中央红军。 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丛山耸立，河道陡峻，险滩密布，渡口水面宽约300米，水流湍急。又一道天险横在红军面前，如果不能突破大渡河敌军防线，中国革命的命运将无法预计。杨得志率红一团通过大凉山彝族区后，冒雨经过一天一夜80多公里的急行军，于5月24日夜赶到大渡河南岸离安顺场十几里的一个山坡上。
安顺场是个有近百户人家的小镇。敌人为防红军渡河，日常有两个连在这里防守，并把当地所有船只都抢走、毁坏，只留一条船供他们自己过往使用。军委总部命令，要求红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夺取船只，“抢渡”改为“强渡”。杨得志与黎林分工，黎林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牵制敌人；杨得志带领一营夺取安顺场。
天色漆黑，雨下不停，部队踏着泥泞小路疾进。接近安顺场时，杨得志命令一营分成三路前进。安顺场的敌人没想到红军会来得这么快，根本没有戒备，不到30分钟，两个连全部被红军打垮。
部队突进时，杨得志来到路旁一间茅屋向老乡了解船的情况，突然听到屋外警卫员喊道：“不许动！缴枪不杀！”原来是几个管船的敌兵，听到枪声跑来打听情况，正好送上门来。杨得志让警卫员把俘虏交给一营，并让一营尽快弄船来。这只船，成了红一团强渡大渡河唯一的工具。
有了船，还要有船工。一营立即派人到周围山沟里去找船工。等找来十几位船工，天已大亮。杨得志举起望远镜清楚看到，对岸离渡口不远处有个四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渡口附近有敌人的几个碉堡，旁边都是岩石。他估计敌人隐藏在小村里，待红军渡河人员接近渡口时就以反冲锋迫红军下水。杨得志随即命令炮兵连（军团配属给红一团的）三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占领射击阵地，轻机枪和特等射手也尽量靠前配置。
火力部署好了，剩下的问题还是如何渡河。一只船容不下多少人，必须组织一支坚强精悍的渡河奋勇队。一营的战士都争着要参加第一船强渡，一营营长孙继先从二连选出16名干部战士，这时，刚参军不到四个月的贵州籍战士陈万清哭着要参加奋勇队。孙继先激动地看着杨得志，杨得志觉得这种精神对全团是个鼓舞，点头示意。陈万清破涕为笑，跑到渡河奋勇队的队列里。一支17人的渡河奋勇队组成了，他们是：二连连长兼奋勇队队长熊尚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连部通讯员陈万清。奋勇队队员们每人带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五六枚手榴弹和其他必要的作战工具。
当地这种船一次只能承载17人，除必须上船的八名船工外，载员最多九人。杨得志决定分两次输送，第一批熊尚林带领，第二批孙继先带领，“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5月25日9点，渡船离岸。
担任掩护任务的炮火、机枪一起开火。神炮手赵章成精确瞄准对岸工事，随着炮弹的爆炸声，敌人的碉堡飞向半空中。
船工一桨一桨拼命向前划，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涛颠簸奋进，四周飞溅着子弹打起的浪花。突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起伏了几下又平稳下来。对面山上敌人集中火力对船射击，企图阻止渡船前进。一梭子弹突然扫到了船上，杨得志从望远镜里看到，一位战士急忙捂住手臂，同时渡船飞快向下游滑去几十米，撞在一块大礁石上。只见几位船工跳下船，在急流中拼命用背顶着船，船上的船工尽力用篙撑住，他们密切协作，渡船终于脱离险境。
渡船离对岸越来越近，渐渐只有五六米时，勇士们不顾敌人的疯狂射击，站起来准备跳上岸去。突然，对岸的小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压制射击！”杨得志大声命令。在红军猛烈的火力掩护下，渡船靠上岸，勇士们迅速跳上岸去，一排手榴弹，一阵冲锋枪，很快占领了渡口工事。
渡船返回我岸，孙继先率领奋勇队的另外八名战士立即开船。第二船的勇士和第一船的战友们会合后，敌人仍在拼命挣扎，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反扑。我们的支援火力集中射向敌人，勇士们锋利的大刀在敌人中左砍右劈，川军向大渡河下游逃窜。
杨得志带着重机枪乘第三船过河。他和红一团没有辜负中革军委及全体红军战友们的期望，在大渡河绝地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辟了一条通路，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孙继先和奋勇队勇士在强渡大渡河的战斗中无一人牺牲，中革军委为他们每人颁发一枚“红星”奖章（中革军委自1933年起在红军中颁发的第一枚奖章，也是我军奖章制度建立的起点）。
爬雪山，过草地
1935年6月3日，中央红军继续北上，迅速脱离大渡河谷。薛岳所率的国民党军队同样被大渡河天险所拦，只能看着红军的背影哀叹。6月8日，红军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进入夹金山脚下的大跷碛地区。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们，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大雪山，困难和威胁是可以想见的。
上级要求所有人员准备白酒、辣椒等发热和抗寒的食品，还要每人备一根拐棍。大雪山附近村庄很少，即便有几个小村庄，也只有三五户人家，且都非常贫穷。虽然老乡家有酒，但在那里，酒是老乡从几十里外买来的生活必需品，买了他们的酒就等于“与民争食”。尽管红军不少同志身上只有破旧的单衣，甚至还有人穿着不过膝盖的短裤，冻得全身发抖，但要开口买酒仍难以启齿。父亲讲到这里时说：“我们翻过雪山便可以脱离这高寒地区，而乡亲们要久居此地，不忍心啊！还是多买些当地可以生长的辣椒吧！”
上山下山70里左右的路程，必须在五六个小时内走完。团领导分工：政委带着伤员、病号走在前面防止掉队，团长在中间指挥部队，参谋长带担架在后面收容。开始行进时还有路，一个多小时后就没路了，雪地更滑，气压更低。有的在冰路面上滑倒想站起来都很困难，有的因缺氧嘴里吐着白沫。后来父亲对我们讲：“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腿肚子里像灌了铅，沉得怎么也抬不起来，胸口上像压着石块透不过气来，心跳得特别快，好像一张嘴就会蹦出来。”
翻越夹金山，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这两支各自为战的英雄部队会合在一起，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但中革军委发现，红军所在的大、小金川及周围的川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多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语言风俗均不通，不利于红军生存发展，不适合建立根据地，决定放弃遵义会议制订的计划，继续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从毛儿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公里纵深的茫茫草地，气候恶劣，迷雾、风雨、骄阳、飞雪变化无常，无路无人烟，草丛下沟潭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面”一不小心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不少同志献出了生命。
我好奇地问父亲：“你们粮食吃完了怎么办？”父亲回答：“吃皮带、吃皮鞋、吃皮包，吃所有能吃的东西，以维持体力。如果下雨就赶紧接点雨水喝，没有雨水就接马尿喝，水泡子里的水有毒不能喝，但是马有个本领，天生就会辨别食草，所以马尿是无毒的。尽管如此，也不是人人能喝上马尿，因为活下来的马太少了。”
就在部队快要走出草地时，一天早上，团参谋长向杨得志报告，一营一个班的同志背靠背坐在草地上牺牲了。他们一个个像睡熟了一样，停止了呼吸。父亲后来对我们讲，当时并没有这种知识，实际上是因为沤烂的草会散发沼气，那天夜里气压低，空气不流动，造成呼吸中毒。
杨得志让同志们把牺牲的战友就地掩埋。把红军帽和战士们采的野花端放在坟前，把他们的姓名、籍贯、单位刻在拐棍上。行进的队伍经过烈士墓，有人低声抽泣，更多的人两眼凝视着拐棍上的名字，无声无息。一位老炊事员终于开口了：“同志们呐，好好休息吧！我们谁也忘不了你们。等革命胜利了，再来看你们！”
1988年初，刚刚离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岗位的杨得志，回到1928年他参加红军时的湖南郴州，出席纪念湘南暴动60周年活动。忆起当年一同报名参加红军的25名战友，不到一年时间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多少不知姓名的战友牺牲在他眼前，他激动地写下这样一首诗：
六十沧桑从何说？感慨郴州举镖梭。
纤尘幸留小痕印，滴水远去大江河。
踏碎关山风火路，吟成横刀马上歌。
若问来路英雄人，无名更比有名多！
（编辑 王 雪）
（作者是杨得志之子，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原南京军区联勤部部长、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