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人眼里，37岁的刘欣生活算是相当令人羡慕的。
　　在杭州这座美丽的二线城市里，她是一家著名大企业的中层，老公开着一家中等企业，事业小有成就，夫妻和睦，3岁多的儿子聪慧活泼，母亲帮忙照看小孩，一家四口住着宽敞的大3室1厅的房子。
　　在中部一所二类大学的本科毕业后，她和几位同班同学一起来到了浙江杭州，进入一家颇有名气的大型IT企业在当地的分部工作，此后十多年来，她从基层的业务员一直做到中层管理人员。聪慧，干练，这些大公司和都市生存的特质她都具有。然而，最近两三年，她却颇感厌倦。

上升瓶颈

　　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多年后，刘欣的职位是不上不下的中层，如果想要偷个懒，工作并不会很忙，应付起来不算难。但办公室政治让她颇有身心疲惫之感。一个她原来的下级趁她怀孕生子之机占了她的职位，等到她重回岗位后，由于害怕她重新居于上位，处处施展“宫斗”式技能。原来两人关系相当不错，如今却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看得她颇为厌倦灰心，往上的天花板已经相当明显。
　　一年多前，在强烈的成就感缺乏的焦虑下，她准备辞职和人合伙开一家小学生业余兴趣学校。房子已经找好，装修完毕，课程设置在讨论之中，老师也在招聘中，但她最终放弃了。
　　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发现自己的孩子还太小，需要非常大的精力照顾。本来，辞职也有不再需要全职在岗、可以更好照顾孩子的打算，而随着精力进一步投入，她发现，自己创业其实意味着更全身心的工作投入，而不一定有更多的业余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
　　这和社会下层有很大区别。社会下层，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贫民，为了生存，都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而中产阶层则把照顾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作为重要的生活内容。这大概也是阶层再生产的一种机制。
　　“等再过几年，孩子念三四年级了，不再需要全程的照顾，再开始创业，可能更好。”她最终放弃了这次创业机会，继续着稳定而并无激情的工作。而由于原来的下属，如今的上级的处处针对，她学会了以巧妙的方式应付工作，“一天可以不看邮箱，不管那100多封邮件。”对于颇为敬业干练的她，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母亲的坚决反对也起了很大作用。对像她母亲那一代人来说，像她现在这样的工作，著名大公司，收入颇丰，稳定，体面，可以一直正常地做到退休，是非常好的工作，辞职意味着更大的市场风险。
　　私下里跟朋友回忆自己的职业历程，她忽有怨言，觉得一向通达世态的父亲当年并未特别为自己着想，几个哥哥都进了旱涝保收的行政或事业单位，工作稳定心态轻松，而进入市场化企业的她，感觉却更为艰辛。她当年小有才华，毕业时市场经济打开的新世界正光环遍地，自己决意要来沿海闯荡一番，而多年后她发现，自己其实更适合从事文化类工作，如今商业工作走到半途，再想从事文化类工作，转型的成本巨大。
　　刘欣跟老公是高中同学，大学时候便在一起，大学毕业后选择了一同来到浙江这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生活，同居四五年后，顺理成章地结了婚。多年间，虽偶有风波，一直相互扶持。
　　令她欣慰的是，老公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著名食品企业做过几年销售后，便自己出来单干，几年下来，从一家几十人的小销售公司，已经成长为兼有生产基地的二三百人的中等企业。在实业利润越来越薄的情况下，老公的企业挣钱并不多，但老公属于那种扎实坚定，真正喜欢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性格。
　　他出身商人家庭，父亲在当地算是小有成绩的商人，如果在当地生活，有父辈积累下来的关系和资源，应该会有一定的优势，但他们都不愿意在中部的省会城市打拼，因为社会环境相差太大，不仅政府重商环境不够，商家也会经常面临各种可能的意外骚扰，而且社会整体缺乏像浙江这样全民创业的新兴商业气氛。
　　回头一想，她大学里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如今定居广州，一个定居北京，而她自己身在长三角的重点城市杭州。过去十多年，长三角、珠三角和北京这三大发展区域对中国人口和人才的集聚力量，在她身边得到了直观的体现。
　　这两个朋友，一个一直单身，做自己喜欢的文化类工作，另一个朋友辞职在家，做着完全的家庭主妇。她觉得两人生活都算不错，因为都是按着自己内心里喜欢的方式生活着。
　　

社会自我

　　刘欣三口，加上来帮着带孩子的母亲，一家人住着140多平方米的房子，虽然在郊区，开车到市区上班四五十分钟的距离，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算什么，对杭州这样的城市，也稍微算远了。但房子质量和小区环境都不错，居住颇为舒适，对于居住质量，一家人还是满意的。
　　她的父母都是中部某省中等城市事业单位中层干部退休，家境较为优越，除在老家有房，还在深圳较为郊区的地段买了套房，作为冬天过冬时居住，并不需要她物质上的资助。
　　她正打算和老公带上孩子一起去台湾旅行一趟。和许多中国中产阶层人士一样，中国台湾、日本和东南亚游，以及美欧游，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日常娱乐选项之一。
　　自从孩子出生后，她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孩子身上，也正考虑是否要去中心城区购买学区房。事实上，在她的孩子刚出生没多久，周围孩子还不到两三岁的朋友们就常讨论要不要去中心城区购买学区房。在杭州这样的城市里，她算不上有钱。购买昂贵的学区房，意味着居住面积和舒适度的降低，以及对老公公司资金的占用。这对于正在爬升期的事业而言，是不小的负担。 　　她去看房的过程中，看到来自浙江省内下面地市的人，真是买房如买白菜，“5分钟不到，关系不错的两家人就决定买下了两套价格不菲的门对门的房屋，说是方便两家的孩子来杭州念大学，可以比邻而居，以后孩子不住了的话，两家的老人也可以对门自己住”。
　　事实上，在她现在居住的小区，她购买的是十多层的高层中的一套房屋，而小区中还有一个全是面积二三百平方米的大户型低层建筑的区域，当时刚开盘没多久，就被抢购一空。入住后她发现，那些大面积低层建筑的房屋，除少数几户周末有人来住住外，几年之内平常都是黑着灯的，少有人住。在浙江这个民营企业大省，很多乡村里都出不少亿万富翁，在省会杭州买房，对许多人来说，成为逛商场买衣服一样的平常事。在这种比照下，他们这种大学毕业的大公司中层和中小企业主家庭，只能算“比下有余”的中等阶层。

后代和未来

　　跟母亲的育儿观念差异，也让李欣经常心生懊恼。她一见母亲叫儿子要“听话”，对孩子的那种强制性管制就内心紧张，想去制止而又要顾全母亲面子的两难令她常内心纠结，“脾气那么急，会让孩子也染上的”。儿子才两岁多、刚会说话不久时，就会经常对着李欣母亲喊的一句话“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她发现，儿子的这句话基本只对母亲一个人说。母亲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亲近之人身上的习气，令李欣难以接受，也让她回想起小时候自己所经受的教育。

　　她认为，母亲的强制教育正是造成她自己性格紧张的一大原因。她希望自己儿子能够身体健康，个性自由，长大以后并不一定要多有成就，但一定要有自己健全的性格。和“70后”的许多同龄人一样，她读的多是许多西式的育儿经验，而母亲则是一个自觉颇有经验的传统中式老人。然而，如果母亲不带孩子，家里总需要一个带孩子的人。
　　同小区年龄相近的小孩一起玩耍，可以部分解决独生子女的孤独症，也是父母交流育儿经验的好机会。然而，其他孩子的优点有时也让刘欣颇有焦虑感。
　　楼上的小孩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大，但两岁多时就能看到苹果说“apple”，看到香蕉说“banana”，发音清晰准确，自己的儿子教他学英语时，根本坐不住。不过自己孩子的优点也是明显的，性格大方，身体很好，运动能力强，而且综合学习能力也是相当强。虽然她从心理上明白“儿女自有儿女福”这种常理，但仍时时对孩子的教育感到紧张。
　　老公的父亲当年因为专注事业，很少陪伴孩子，让她老公从小心有遗憾，养成了恋家的性格，无论多忙，都会抽出一定时间来陪伴家人，尤其是在有了孩子之后，这让她颇为欣慰。
　　至于自己的个人爱好，在孩子出生之后，以前半会不会的小提琴学习一早放弃了，以前常常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户外运动也逐渐很少参加。现在剩下的主要是跑步，她报了2014年的杭州马拉松半程跑，虽然成绩只能算“重在参与”，出差时也会随身带着跑鞋。规律性的运动是人身心健康必不可少的需要，而到最后剩下的往往是需要条件最少的那些项目。
　　有规律的户外活动，跑步，一年一两次的家人集体出境游，学区房，自己创业，这些今天中国大中城市中产阶层的中心词汇，在刘欣身上得到全部的汇集，她觉得自己不该抱怨什么，但是她仍然常常在内心里觉得，与自己年轻时的理想相比，生活缺乏更为精彩的内核。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