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边缘化的作家和艺术家们，都梦想生活在一个纯粹的世界。在那里高尚的价值规则无须或极少妥协，同怀这个梦想的，还有那些反对商业化写作的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等流派。”米沃什所提出的“纯粹的世界”，实际上就是理想下的“乌托邦”。这个世界或许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样的一种理想状态，尤其对于在现实世界中四处捉襟见肘的作家们来说。当作家放下笔，去菜市场要为少五毛钱而和菜贩子磨嘴皮子时，笔下美好的世界向他们剥掉了糖衣，露出了丑陋而冰冷的一面。这是作家必须面临的现实。在生计面前，作家不再是那个精神王国中说一不二的人，他的精神价值被无限压缩，而作为人的社会属性却无限扩大。人之为人，他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建构于物质与金钱之上。剥离这些东西，作家们将寸步难行。
　　在《独影自命》里，川端康成记载了自己年轻时被金钱所迫的种种窘况。“房租被催了三次。第一次是三日。当时恳求缓三两天，四五日又来催。”，“想去借三四十元……需要钱，落向黑暗的深渊，一沉到底。怎样才能脱身出来，回到家乡看看啊……”很多人将作家的贫困潦倒和写出成名作画上等号，好像天底下所有好作品都是作家们在吃了上顿没下顿举家食粥的情况下写就的。和川端康成类似窘况的作家还有很多。郁达夫、沈从文都曾为了生计而愁眉不展过。好在那时稿费还过得去，只要稍有名气，能每月发表几篇作品，吃饭还是没有多大问题。有研究鲁迅的学者研究发现，鲁迅从而立之年开始的二十四年间，平均每年挣的稿费高达约十七万元，每月达一两万元之巨。要知道，上世纪三十年代，白米三元一石，一元钱就可以买一百二十个鸡蛋。按鲁迅的稿费标准，在北京中心地带轻松买一处大四合院都不是事儿，是名副其实的土豪。
　　现在即便是再畅销的作家，想再靠稿费像鲁迅那样在北京买四合院已经成为天方夜谭。即便和文学青年时期的“郁达夫”们相比，现在的文学青年们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好到哪里去。我们的稿酬参照的依然是三十多年前制定的标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民生产总值涨了一百多倍。然而稿酬的上涨仅为同一时期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上涨的二十分之一。即便是新近出台的《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将最低稿费标准提升至每千字八十至三百元，对于当今的物价，依旧是杯水车薪。连我们的稿费个税起征点，也依旧是按照198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规定的，起征点为八百元，至今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经多次上调已提高到三千五百元，而稿费的起征点却一直原地踏步。大多数作者在仅仅能够收获微薄的稿酬的同时，却还要承担较高的个人所得税。
　　“最绝望的现实是，在社会眼里，自己除非像官场小说或通俗小说一样有销路，否则一钱不值。”米沃什的绝望，也是当前从事严肃写作者们的窘况，摆在他们眼前的选择其实并不太多。或依附于体制，沦为“豢养”的一员，谋生于作协或者文联等机构。吃人家的嘴软，当然要看人家脸色，听话的孩子有糖吃，否则边缘化，给你脸色看，作为写作者的尊严以及精神上的自由度，当然是值得存疑的；或从事市场的商业化写作，成为畅销书作家，或沦为媚俗的宠物，制造一堆粗制滥造的文字垃圾。
　　一个作家要做到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经济是重要的基石。民国文化人牛人辈出，一个个桀骜不驯，因为高稿酬给他们提供了丰富的弹药。一分钱愁死一个好汉，姜文在《让子弹飞》大获成功后扬眉吐气地说，“站着也把钱挣了”，这是一种尊严，一种底气。可是靠稿费就能过上有尊严生活的作家们，还会摇尾乞怜依附于体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