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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报考者数量虽较往年有所下降，但仍有许多本科生视考研为毕业后的第一选择。目前的研究生学制及培养模式对大学生自身潜能的开发程度究竟如何？哪些因素会制约研究生教育含金量的提升？研究生学制改革究竟该走向何方？这些问题都需要教育界相关人士冷静思考。
研究生学制改革是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顺利转型的坚实保障。然而从部分地区的现状来看，改革又似乎进入了泥沼，甚至出现了“回流”现象，如学制从两年制又回到改革前的三年制。这折射出的是研究生学制改革身处的困境。
困境一：研究生主体身份的缺失
研究生学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优化研究生培养体制，提高研究生素质，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级人才的多元需求。作为学制改革的核心价值主体，在校研究生以及有意成为研究生的本科生对学制改革持何种态度，这一关涉改革本质的重要因素却一直被边缘化。
从现实看，绝大多数试行学制改革的高校推行的是自上而下式的改革，尚未自下而上地广泛征求研究生对学制改革的态度。笔者从CNKI中检索了近几年关于研究生学制改革的论文，结果发现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只有两篇文章，调查的对象也只限于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对华东师范大学进行调查的报告指出：被调查者对学制改革持“很赞成”和“较赞成”态度的占到了52%的比例，选择“很不清楚”的学生占了28%，选择“不赞成”和“很不赞成”的学生占总比例的19%。从答案的选择比例上可以得出，超过一半以上学生对学制改革持肯定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被调查者对学制改革内容与本质的模糊认知可能影响他们对学制的评价效度。然而撇开不确定性变量的影响，至少还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改革持不同看法，如他们认为两年制会带来学习压力的增大，影响就业质量。
对一项涉及研究生切身利益的全国性的学制改革来说，广泛调查研究生对学制改革的意见与态度既是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学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推行的基本前提。与此相悖的学制改革将是缺乏严肃性与公正性的，更会使人们对改革的价值和实效产生怀疑。
困境二：导师角色与态度的阻滞
研究生学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多层面的系统工程，它的稳步推进需要多类主体的相应变革以及多方力量的交互协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生导师的自我转向、角色重新定位及对改革的态度制约了改革的实际成效。
客观地说，部分导师未能适时转变自我角色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多元化，当然这与导师的工作量密切相关。比起三年制，两年制下的导师在同一时间内虽只有两届研究生，比三年制少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前提是每年招收的研究生数量与改革前相同）。但现实中部分导师往往要对三类学生负责，他们不仅是硕士研究生在校监护人，还要对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倾注心力，这就致使他们无暇及时转变自身角色，适应学制改革的要求。此外，有些导师消耗过多精力从事科研、创收或行政事务工作，对研究生教学不能尽职尽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含金量。
如果说导师因诸多因素未能适时调整是影响改革整体推进的主观因素，那么由于学制缩短带来的研究生质量的相对下降则在客观上降低了导师对学制改革的认同度，进而可能造成导师对学制改革的怀疑和疏远。
一项调查报告就隐预了这一趋势。调查认为，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上。学制缩短后的硕士研究生完成论文的时间直接削减三分之一，这极大影响了毕业论文的数量与质量。面对改革后研究生质量可能出现缩水的迹象，部分导师对改革持谨慎态度并表示质疑，认为改革应有缓急轻重之分，不考虑国情、校情和学情（学生和学科）而盲目与国际接轨可能催生硕士教育质量的虚而不实。
困境三：“小硕”的滞销
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复合应用型研究生是学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两年制能否培养出新式应用型人才而不是过去那种研究型人才？实践证明，市场作为研究生就业流向的主体被疏略了，研究生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断层，在培养模式没有变通的前提下单纯缩短学习年限无疑会导致研究生应用能力的大打折扣。
两年制为市场诟病最多的是培养出的“小硕”质量得不到保证，成为“六年制本科生”的代名词。从一些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上可以看出，三年制的“大硕”与两年制的“小硕”在职场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小硕”与“大硕”同台竞技，无论是社会接纳度还是求职心态，往往都处于劣势。
用人单位青睐“大硕”不无道理。两年制研究生一般在第一年完成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学习，修满相应的学分，第二年准备毕业论文的开题和写作，同时还要兼顾实习、求职或继续深造。也就是说，两年制的研究生至多有一年的时间用于专业自主学习和发展，这对学术修养的提升和技能的掌握无疑是较仓促的。
需要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实行两年学制培养的1920名硕士研究生（占2002级硕士生总人数的87%），其就业率高达96.4%，与同期毕业的3年学制的硕士生的就业率持平，位居全国硕士生就业率之首。因而有学者以此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学制改革的试点是成功的。笔者认为，这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通过就业率的高低评判学制改革效果可能会隐匿一些其他内在矛盾，如学生发展程度如何、与改革相关的制度与措施是否建构完善等。就业率的高低不仅受学制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左右，如学校声誉、专业、学生素质等。此外，就业率的高低也不应作为衡量学制改革成败的惟一标准。
综论之，应理性反思学制改革中的“回流”现象，并以此为契机运用宏观与微观视角相渗透的方式推动改革路向的调整与相关制度的建构，如重视研究生在学制改革中的主体身份、积极推进导师角色的重新定位与构建学术型与职业型共生的培养体制，使改革与环境之间保持动态的联系。此外，改革者应在过度控制与无序之间寻求基点，谋求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合作及责任分担，推动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不断深化趋真。
研究生学制改革是推进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顺利转型的坚实保障。然而从部分地区的现状来看，改革又似乎进入了泥沼，甚至出现了“回流”现象，如学制从两年制又回到改革前的三年制。这折射出的是研究生学制改革身处的困境。
困境一：研究生主体身份的缺失
研究生学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优化研究生培养体制，提高研究生素质，满足社会发展对高级人才的多元需求。作为学制改革的核心价值主体，在校研究生以及有意成为研究生的本科生对学制改革持何种态度，这一关涉改革本质的重要因素却一直被边缘化。
从现实看，绝大多数试行学制改革的高校推行的是自上而下式的改革，尚未自下而上地广泛征求研究生对学制改革的态度。笔者从CNKI中检索了近几年关于研究生学制改革的论文，结果发现对此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只有两篇文章，调查的对象也只限于华东师范大学和浙江大学。对华东师范大学进行调查的报告指出：被调查者对学制改革持“很赞成”和“较赞成”态度的占到了52%的比例，选择“很不清楚”的学生占了28%，选择“不赞成”和“很不赞成”的学生占总比例的19%。从答案的选择比例上可以得出，超过一半以上学生对学制改革持肯定态度。需要指出的是，被调查者对学制改革内容与本质的模糊认知可能影响他们对学制的评价效度。然而撇开不确定性变量的影响，至少还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学生对改革持不同看法，如他们认为两年制会带来学习压力的增大，影响就业质量。
对一项涉及研究生切身利益的全国性的学制改革来说，广泛调查研究生对学制改革的意见与态度既是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学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推行的基本前提。与此相悖的学制改革将是缺乏严肃性与公正性的，更会使人们对改革的价值和实效产生怀疑。
困境二：导师角色与态度的阻滞
研究生学制改革是一项涉及多层面的系统工程，它的稳步推进需要多类主体的相应变革以及多方力量的交互协作。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生导师的自我转向、角色重新定位及对改革的态度制约了改革的实际成效。
客观地说，部分导师未能适时转变自我角色和实现自身功能的多元化，当然这与导师的工作量密切相关。比起三年制，两年制下的导师在同一时间内虽只有两届研究生，比三年制少了三分之一的工作量（前提是每年招收的研究生数量与改革前相同）。但现实中部分导师往往要对三类学生负责，他们不仅是硕士研究生在校监护人，还要对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倾注心力，这就致使他们无暇及时转变自身角色，适应学制改革的要求。此外，有些导师消耗过多精力从事科研、创收或行政事务工作，对研究生教学不能尽职尽责，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含金量。
如果说导师因诸多因素未能适时调整是影响改革整体推进的主观因素，那么由于学制缩短带来的研究生质量的相对下降则在客观上降低了导师对学制改革的认同度，进而可能造成导师对学制改革的怀疑和疏远。
一项调查报告就隐预了这一趋势。调查认为，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体现在研究生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上。学制缩短后的硕士研究生完成论文的时间直接削减三分之一，这极大影响了毕业论文的数量与质量。面对改革后研究生质量可能出现缩水的迹象，部分导师对改革持谨慎态度并表示质疑，认为改革应有缓急轻重之分，不考虑国情、校情和学情（学生和学科）而盲目与国际接轨可能催生硕士教育质量的虚而不实。
困境三：“小硕”的滞销
以市场为导向，培养复合应用型研究生是学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两年制能否培养出新式应用型人才而不是过去那种研究型人才？实践证明，市场作为研究生就业流向的主体被疏略了，研究生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出现了断层，在培养模式没有变通的前提下单纯缩短学习年限无疑会导致研究生应用能力的大打折扣。
两年制为市场诟病最多的是培养出的“小硕”质量得不到保证，成为“六年制本科生”的代名词。从一些研究生专场招聘会上可以看出，三年制的“大硕”与两年制的“小硕”在职场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小硕”与“大硕”同台竞技，无论是社会接纳度还是求职心态，往往都处于劣势。
用人单位青睐“大硕”不无道理。两年制研究生一般在第一年完成公共课和专业课的学习，修满相应的学分，第二年准备毕业论文的开题和写作，同时还要兼顾实习、求职或继续深造。也就是说，两年制的研究生至多有一年的时间用于专业自主学习和发展，这对学术修养的提升和技能的掌握无疑是较仓促的。
需要一提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第一届实行两年学制培养的1920名硕士研究生（占2002级硕士生总人数的87%），其就业率高达96.4%，与同期毕业的3年学制的硕士生的就业率持平，位居全国硕士生就业率之首。因而有学者以此认为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生学制改革的试点是成功的。笔者认为，这需要进一步分析论证。通过就业率的高低评判学制改革效果可能会隐匿一些其他内在矛盾，如学生发展程度如何、与改革相关的制度与措施是否建构完善等。就业率的高低不仅受学制的影响，还受其他因素左右，如学校声誉、专业、学生素质等。此外，就业率的高低也不应作为衡量学制改革成败的惟一标准。
综论之，应理性反思学制改革中的“回流”现象，并以此为契机运用宏观与微观视角相渗透的方式推动改革路向的调整与相关制度的建构，如重视研究生在学制改革中的主体身份、积极推进导师角色的重新定位与构建学术型与职业型共生的培养体制，使改革与环境之间保持动态的联系。此外，改革者应在过度控制与无序之间寻求基点，谋求利益主体间的互动合作及责任分担，推动硕士研究生学制改革不断深化趋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