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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罗荫国，茂名三缄其口。
“不会有人愿意谈。”广东省茂名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邓汉波明确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即便在此前广东省“两会”上，时任茂名市委书记邓海光被媒体问及此事时，也就简短几句了事。
这是茂名腐败大案后的一个碎片。2011年2月，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刑拘，引发当地官场震动。
自本世纪初沈阳“慕马案”后，郴州、开封、阜阳、楚雄……13年间，一把手引发的腐败大案在不同地方上演，引来各方围观、评说甚至猎奇。
但喧哗退潮，剩下的官场呢？
官场内外，冲击分裂
腐败大案后，冲击在所难免。
官场首当其冲。只不过13年来，影响被越来越快地控制、消弭。
本世纪初的阜阳“王肖案”，“影响了阜阳官场五六年之久。”4月，安徽一名官员向记者回忆称。
那几年，由于没有明确的“说法”，阜阳涉案官员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不知道第二天是坐在现在位置上，还是被叫到某个地方去谈话。
“未受牵连者，因为‘人事冻结’，大部分原地踏步，仕途渺茫。情绪不好，工作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7年。
茂名就快多了。
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科长朱国瑜告诉记者，2011年4月10日，广东省纪委规定的“最后通牒”时间一过，整个茂名官场松了一口气。
数名官员告诉记者，这次行贿金额在一定范围内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理，这个“一定范围”达6位数。
更早前，黑龙江省绥化市通报原市委书记马德被“两规”时，要求涉案干部主动交代，5万元以下免予刑事处罚，个别干部据说也享受10万元底线待遇。
官场稳定容易，社会撕裂的鸿沟，不仅很难弥合，还有扩大的趋势。
2009年，郴州因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案发3年后，该市一社居委摸底辖区经营户政治身份时，一些人虽然是共产党员，却仍不愿意承认。李、曾给他们带来的愤怒难以平息，他们对政府缺乏信任。
此外，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让腐败大案同时带来的还有发展思路大调整。
“慕马案”后，沈阳城市规划大变，此前的重中之重——浑南大开发降为“四大空间”之一。“金廊银带”“森林城市”等成为当时沈阳的工作重点。
推翻重来，全盘“纠错”
腐败大案后，冲击最大者是推翻重来式的“纠错”，全盘否定，无论好坏。
有些错需要纠。
例如王怀忠给阜阳留下的“遗产”——华而不实的“农民别墅群”、透支发展潜力的阜阳机场等。
但有些也确实“倒掉脏水泼了孩子”。
2009年，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被中央纪委带走后，其主导的行政三分综合改革也被大幅度缩小，几乎成为弃子。
这种“翻盘”在经济领域更为明显。
李大伦主政郴州期间，以“悠悠万事、工程为大”为主导思想，以一系列大工程拉开城市框架。
而其落马后，这些工程没人提起，在官方资料里，也查不到相关的说法。新一届郴州政府已经将城市发展的重心转向承接产业转移。
在观察人士看来，这多少有点“壮士断腕”的意味，“承接产业转移，毕竟是仰仗珠三角鼻息的发展方式，难以真正带动城市发展。”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新官不理旧账”。观察人士认为，更深的因素还在于，贪官推行的改革、工程、思路有着深深的“个人烙印”，以至于继续推行下去，多会被看作是贪官“借尸还魂”。
结果是，虽然明知承受不起“天翻地覆”的调整，但推翻重来、“另起炉灶”的“纠错”最常见，让冲击范围扩大。
就此，相关专家提醒记者：“要注意我国腐败的复杂性。”
冲击变了，坎没有少
腐败大案后，官场必须重建。冲击变了，重建路上要过的坎并没少。
阵痛是第一道坎。
一道坎，一道难。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仪仍清楚记得，2010年6月他以广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任岳池县委书记，经历岳池阵痛的情形。当时，岳池县委书记、县长先后被“两规”，众多官员牵连其中，“留下烂摊子一个”。
在余仪看来，阵痛坎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协助办案与重振旗鼓的关系”，“捂盖子不行，处理过头也不行”。
但这个度的把握，往往要上一级的支持与定调。
2004年前后，黑龙江先后发生原省长田凤山腐败案、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腐败案、马德卖官案，官场动荡，中央确定的原则即为“既要惩治腐败又要维护社会稳定，既要坚决打击少数严重腐败分子，又要争取教育挽救大多数”。
稳定是第二道坎。
人事稳定当然首当其冲，但更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如果人心不稳，就会出现“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怪现状。这表面上是胆子变小，不敢也不愿干事，实则是拦在官场重建路上的稳定坎。
对外则有形象坎。
马德“落马”后，绥化官场一度人人自危。这种情绪甚至波及外地。绥化官员到哈尔滨或北京办事，当地官员必然将门敞开，以求避嫌。
形象坎迈不好，就很容易陷入“妖魔化”的泥潭，一如阜阳。“2001年，很多阜阳当地的朋友劝我，要是干正经生意，先别来这里，太乱了！”一名商人回忆说，当时和他一样到阜阳投资的人还有很多，但都被吓了回去。
跌在形象坎上，在发展坎上也会走得艰难。
1998年到2001年，阜阳GDP连续4年负增长。过去严重透支，现在干部信心不足、外商观望，增幅趋缓、后劲不足的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
最终要过的是生态坎，既有官场生态，也有社会风气。
楚雄腐败大案前，从2008年开始，形成了一个以原云南楚雄州州长杨红卫为核心、副州长吕琳麟主导的“政商圈子”，把控了楚雄土地交易和房地产开发。
这些畸形官场生态在所有腐败大案中均存在。而畸形官场生态还会影响社会风气，两者之间相互“推波助澜”，形成生长腐败的土壤。
如何迈过去，是重建最后一道坎，也是最难、最重要的一道坎。
大乱之后，如何大治？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是古人朴素的总结。那腐败大案后呢？
13年来，“案后”之治，多为经济发展，而非制度创新。经济是否保持增速，成了判定是否走出阴影的重要指标。
2003年，《人民日报》称“沈阳创造了一个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典型范例”，依据即是“慕马案”后2年，沈阳GDP分别增长10.1%、13.1%。
上级政府也愿意在经济上，给予这些地方倾斜。例如，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支持下，茂名建设的滨海新区。
在反腐中突出抓发展，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如果反腐败引发经济发展停滞，那么潜在的含义就是腐败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如《人民日报》所言，挖出了“巨蠹”，该地的未来如何，“似乎已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兴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诠释着我党的反腐败斗争。”
但剖析反思上，各地的“亮点”就少得多。
“慕马案”后，沈阳第十次党代会议题是反思。然而，所有反思仅集中在一点上：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弃之脑后，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私欲恶性膨胀。对更深一点的避而不谈。
避免“扩大化”，把原因归结为个人而避谈一地官场生态、一地风气，终究未治病根，难免“覆辙”之忧。
纵观这13年，毖后官场在反腐制度建设上有不少创新，但并没有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观察人士认为，这既是执行力不足所致，也是由于缺少大环境的支持。
2011年，茂名GDP增长10.8%，超过广东全省平均增速；2012年，茂名经济排名上升一位。这似乎证明茂名反腐成功。
不过8年前，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在总结黑龙江系列案件时称，“发现问题没有及时严肃处理，积累起来，‘小洞不补，大洞尺五’”。
“不会有人愿意谈。”广东省茂名市委宣传部外宣办主任邓汉波明确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即便在此前广东省“两会”上，时任茂名市委书记邓海光被媒体问及此事时，也就简短几句了事。
这是茂名腐败大案后的一个碎片。2011年2月，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刑拘，引发当地官场震动。
自本世纪初沈阳“慕马案”后，郴州、开封、阜阳、楚雄……13年间，一把手引发的腐败大案在不同地方上演，引来各方围观、评说甚至猎奇。
但喧哗退潮，剩下的官场呢？
官场内外，冲击分裂
腐败大案后，冲击在所难免。
官场首当其冲。只不过13年来，影响被越来越快地控制、消弭。
本世纪初的阜阳“王肖案”，“影响了阜阳官场五六年之久。”4月，安徽一名官员向记者回忆称。
那几年，由于没有明确的“说法”，阜阳涉案官员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不知道第二天是坐在现在位置上，还是被叫到某个地方去谈话。
“未受牵连者，因为‘人事冻结’，大部分原地踏步，仕途渺茫。情绪不好，工作没有积极性，得过且过。”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7年。
茂名就快多了。
茂名市外事侨务局科长朱国瑜告诉记者，2011年4月10日，广东省纪委规定的“最后通牒”时间一过，整个茂名官场松了一口气。
数名官员告诉记者，这次行贿金额在一定范围内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理，这个“一定范围”达6位数。
更早前，黑龙江省绥化市通报原市委书记马德被“两规”时，要求涉案干部主动交代，5万元以下免予刑事处罚，个别干部据说也享受10万元底线待遇。
官场稳定容易，社会撕裂的鸿沟，不仅很难弥合，还有扩大的趋势。
2009年，郴州因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原市纪委书记曾锦春案发3年后，该市一社居委摸底辖区经营户政治身份时，一些人虽然是共产党员，却仍不愿意承认。李、曾给他们带来的愤怒难以平息，他们对政府缺乏信任。
此外，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让腐败大案同时带来的还有发展思路大调整。
“慕马案”后，沈阳城市规划大变，此前的重中之重——浑南大开发降为“四大空间”之一。“金廊银带”“森林城市”等成为当时沈阳的工作重点。
推翻重来，全盘“纠错”
腐败大案后，冲击最大者是推翻重来式的“纠错”，全盘否定，无论好坏。
有些错需要纠。
例如王怀忠给阜阳留下的“遗产”——华而不实的“农民别墅群”、透支发展潜力的阜阳机场等。
但有些也确实“倒掉脏水泼了孩子”。
2009年，原深圳市长许宗衡被中央纪委带走后，其主导的行政三分综合改革也被大幅度缩小，几乎成为弃子。
这种“翻盘”在经济领域更为明显。
李大伦主政郴州期间，以“悠悠万事、工程为大”为主导思想，以一系列大工程拉开城市框架。
而其落马后，这些工程没人提起，在官方资料里，也查不到相关的说法。新一届郴州政府已经将城市发展的重心转向承接产业转移。
在观察人士看来，这多少有点“壮士断腕”的意味，“承接产业转移，毕竟是仰仗珠三角鼻息的发展方式，难以真正带动城市发展。”
这不能简单归结为“新官不理旧账”。观察人士认为，更深的因素还在于，贪官推行的改革、工程、思路有着深深的“个人烙印”，以至于继续推行下去，多会被看作是贪官“借尸还魂”。
结果是，虽然明知承受不起“天翻地覆”的调整，但推翻重来、“另起炉灶”的“纠错”最常见，让冲击范围扩大。
就此，相关专家提醒记者：“要注意我国腐败的复杂性。”
冲击变了，坎没有少
腐败大案后，官场必须重建。冲击变了，重建路上要过的坎并没少。
阵痛是第一道坎。
一道坎，一道难。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广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仪仍清楚记得，2010年6月他以广安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兼任岳池县委书记，经历岳池阵痛的情形。当时，岳池县委书记、县长先后被“两规”，众多官员牵连其中，“留下烂摊子一个”。
在余仪看来，阵痛坎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协助办案与重振旗鼓的关系”，“捂盖子不行，处理过头也不行”。
但这个度的把握，往往要上一级的支持与定调。
2004年前后，黑龙江先后发生原省长田凤山腐败案、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腐败案、马德卖官案，官场动荡，中央确定的原则即为“既要惩治腐败又要维护社会稳定，既要坚决打击少数严重腐败分子，又要争取教育挽救大多数”。
稳定是第二道坎。
人事稳定当然首当其冲，但更重要的是稳定人心。如果人心不稳，就会出现“原来给钱办事，现在不要钱也不办事”的怪现状。这表面上是胆子变小，不敢也不愿干事，实则是拦在官场重建路上的稳定坎。
对外则有形象坎。
马德“落马”后，绥化官场一度人人自危。这种情绪甚至波及外地。绥化官员到哈尔滨或北京办事，当地官员必然将门敞开，以求避嫌。
形象坎迈不好，就很容易陷入“妖魔化”的泥潭，一如阜阳。“2001年，很多阜阳当地的朋友劝我，要是干正经生意，先别来这里，太乱了！”一名商人回忆说，当时和他一样到阜阳投资的人还有很多，但都被吓了回去。
跌在形象坎上，在发展坎上也会走得艰难。
1998年到2001年，阜阳GDP连续4年负增长。过去严重透支，现在干部信心不足、外商观望，增幅趋缓、后劲不足的问题就明显暴露出来。
最终要过的是生态坎，既有官场生态，也有社会风气。
楚雄腐败大案前，从2008年开始，形成了一个以原云南楚雄州州长杨红卫为核心、副州长吕琳麟主导的“政商圈子”，把控了楚雄土地交易和房地产开发。
这些畸形官场生态在所有腐败大案中均存在。而畸形官场生态还会影响社会风气，两者之间相互“推波助澜”，形成生长腐败的土壤。
如何迈过去，是重建最后一道坎，也是最难、最重要的一道坎。
大乱之后，如何大治？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是古人朴素的总结。那腐败大案后呢？
13年来，“案后”之治，多为经济发展，而非制度创新。经济是否保持增速，成了判定是否走出阴影的重要指标。
2003年，《人民日报》称“沈阳创造了一个反腐败斗争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典型范例”，依据即是“慕马案”后2年，沈阳GDP分别增长10.1%、13.1%。
上级政府也愿意在经济上，给予这些地方倾斜。例如，在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支持下，茂名建设的滨海新区。
在反腐中突出抓发展，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如果反腐败引发经济发展停滞，那么潜在的含义就是腐败也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所以，如《人民日报》所言，挖出了“巨蠹”，该地的未来如何，“似乎已不仅仅是一个城市发展的兴衰，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诠释着我党的反腐败斗争。”
但剖析反思上，各地的“亮点”就少得多。
“慕马案”后，沈阳第十次党代会议题是反思。然而，所有反思仅集中在一点上：腐败分子之所以腐败，是因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利益弃之脑后，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私欲恶性膨胀。对更深一点的避而不谈。
避免“扩大化”，把原因归结为个人而避谈一地官场生态、一地风气，终究未治病根，难免“覆辙”之忧。
纵观这13年，毖后官场在反腐制度建设上有不少创新，但并没有遏制住腐败蔓延势头。观察人士认为，这既是执行力不足所致，也是由于缺少大环境的支持。
2011年，茂名GDP增长10.8%，超过广东全省平均增速；2012年，茂名经济排名上升一位。这似乎证明茂名反腐成功。
不过8年前，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在总结黑龙江系列案件时称，“发现问题没有及时严肃处理，积累起来，‘小洞不补，大洞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