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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活动的整体系统中，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与文艺理论之间密切相关并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
在文艺活动的整体系统中，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与文艺理论之间密切相关并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以往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往往都是以文艺创作为中心，同时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重要作用，把文艺理论纳入文艺活动系统中来进行讨论比较少，似乎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活动相距甚远。而现在将文艺理论纳入进来，与文艺评论相提并论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文艺理论的特性与功能？它与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它在整个文艺活动系统中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今的文艺理论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应当如何加以改进？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里试以文艺理论问题为重心，着眼于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之间的关系，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什么是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的特性与功能是什么？它究竟应当起什么作用？过去的教科书认为，文艺理论是专门研究文艺现象的理论学科，从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阐明文艺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建立关于文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等具有指导作用。上述说法只是某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表述，对于文艺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语焉不详。
文艺理论的特性与功能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方面，应当是通过对文艺现象的研究和阐释，建立基本的文艺思想观念，也就是文艺观念，为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理论观念支撑。当代文论家王元骧先生在谈到文学理论的性质时说，理论科学不同于经验科学，它不是描述性、说明性的，而是反思性、批判性的，所以它的重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文学理论著作就是按照一定的文学观念来阐释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的创新从根本意义上说也只能从观念上求得突破。笔者十分认同这种看法，因为它更切中要害。
如果说文艺理论的根本在于文艺观念的理论建构，那么显然还有必要追问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文艺理论如何建构文艺观念？人们常说文艺理论是文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古往今来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概括的结果。这种说法虽然不错但并不全面。因为这样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文艺理论就是对已有文艺现象进行认识研究和理论概括，从中发现某些普遍性的文艺特性与规律，再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总结和阐述就可以了。实际上这还远远不够。文艺理论固然要对已有文艺现象的客观事实进行研究，从“实然”的层面上阐明它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形成一定的理论认识。同时还需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着眼于当代文艺发展乃至未来发展趋向，从“应然”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判断，从理论上阐明文艺的根本特性和意义价值何在，从而建构关于文艺“应当如何”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理念。
这就是说，真正的文艺理论不只是要告诉人们文艺是什么和它有什么样的现象与特点，更应当告诉人们依据是什么，以及怎样来判别文艺的好坏、优劣、高下，什么样的艺术审美和精神价值才是值得大力倡导和不懈追求的。如果说，基于“实然”维度的关于文艺是什么的理论阐释，主要为人们提供观照文艺现象的认知依据，那么基于“应然”维度的关于文艺应当如何的观念建构，则主要为人们提供理解文艺现象的价值依托。前者构成文艺理论的知识基礎，后者则成为它的价值内核，两者缺一不可，而后者显得更为重要。文艺理论的根本功能不只是要阐释文艺现象、传承文艺知识，更要介入文艺实践，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
文艺理论致力于文艺观念的理论建构，必然涉及时代性问题。通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也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更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特定的文艺观念。由于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反映其生活现实的文艺现象，也会相应形成反映这个时代文艺发展必然要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理念。这种“实然”的理性认知与“应然”的价值诉求彼此交叉融合，就有可能形成这个时代特有的文艺观念。作为时代应运而生的文艺理论，应该站在时代意识和理论创新的制高点上，致力于文艺观念的理论建构。这不只是文艺理论自身的职责和价值所在，而且从它的现实功能而言，可以通过文艺观念的辐射与渗透，对各种文艺实践活动起到应有的介入和影响作用。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理论观念未必能够对文艺创作实践起到直接和明显的指导作用，它可能会更多介入文艺评论或文艺研究，为其提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支撑，影响其对文艺创作现象及其作品的阐释与评价，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文艺思潮与时代氛围，使某种文艺观念辐射和渗透到文艺活动的一切方面，进而推动一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这就是文艺观念的创新建构及其理论支撑作用。
在文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现代转型时期，以梁启超、夏曾佑、王钟麟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和文论家，努力建构并极力倡导新的文学观念。当时那些此呼彼应、层出不穷的小说理论，把小说推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赋予其新民、新道德、新风俗、新人心、新人格的价值功能，并且从小说富有熏、浸、刺、提的特殊功效，以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等方面，建立起小说美学观。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引导了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和文艺现代转型发展的方向。当然，还有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人生论或人生审美论的文学观念建构，也从另一个方面开启了我国现代文学审美论的转型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的变革发展同样如此，其中颇为根本的应当是文艺观念的变革与创新，文艺理论在促进文艺观念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新时期之初，文论界重新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倡导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引导文艺实践重新回到反映现实生活、促进社会变革的轨道上来。还有呼唤审美论回归，强调充分尊重文艺审美特性与规律，倡导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彼此融合而不是相互对立，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艺观念上的矛盾与困惑，对文艺实践产生了良好的引导作用。随着文艺实践创新探索不断推进，文论界又兴起了文学主体论的讨论及其文艺观念建构。它针对长期以来文艺观念中的客观论倾向，主张充分重视文艺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呼唤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强化，崇尚文艺主体的自由创造精神，反映了文艺界的普遍诉求，有力促进了文艺实践的创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大众文化勃兴的背景下，针对文艺实践中过度娱乐化、欲望化和精神价值迷乱现象，文论界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新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的讨论，倡导重建人的感性精神与理性精神相统一、更加符合人与社会合理健全发展要求的新文艺观念，在文艺更加多元开放发展的新格局中，起到了积极介入和精神价值引导的作用。
总的来看，上述不同历史阶段文艺理论的变革发展，突出地表现为文艺观念的创新。它反映了当时文艺实践的“实然”状况及其内在诉求，也反映了时代变革对于文艺的“应然”要求，昭示并引领了这个时代所应有的文艺变革发展趋向，由此彰显出其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
近期文艺发展的某些现象，让人感到当今文艺理论的功能似乎正在弱化。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论勇于直面现实和探索创新，以不断变革重建的文艺观念引领文艺发展潮流，那么，如今却再难以见到过去那样的理论风采了。
究其原因，需要从当代文论本身来反思。20世纪末以来，受西方文化研究风潮转向的影响，特别是受某些解构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文艺理论所应有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功能被消解了。比如文论界的反本质主义讨论，本来针对某些僵化和绝对化的理论观念与思维方式进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实际上未免矫枉过正，有人甚至主张“告别理论”，走向对理论功能的整体性怀疑和否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代文论对文艺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的问题漠不关心和弃之不顾。有的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論，满足于现象描述和技术分析，而回避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有的把文艺理论只看成某种“知识”形态，忽视其作为“理论”形态的特质与功能;有的用“自为论”把自己封闭起来，认为文艺理论不必面对和介入文艺现实，它可以自身生产意义和实现价值，如此等等。
以上种种归结到一点，就是把当代文论所应承担的文艺观念生产及其理论支撑作用弱化或消解了。由此也影响到其他文艺活动环节的功能不断弱化。比如，人们经常抱怨当今有些文艺评论人云亦云、缺乏见解、没有深度，差不多就是“读后感”的水平。而本来学理性要求更高的文艺研究，有些也是止于现象描述和资料堆砌，缺少深入开掘和理论阐释，其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极为有限。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评论和研究者缺少应有的理论素养和文艺观念的支撑，或许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如此，从文艺理论到文艺评论、文艺研究都不重视理论的功能，忽视文艺观念的创新建构及其理论观念支撑，就难以对已有的“实然”文艺现象进行有理论深度和令人信服的说明阐释，更难以期望对文艺繁荣发展的“应然”前景和价值取向给予必要的引领。
文艺理论在当下肯定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大有可为。应当说，越是处于文艺形态和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越是需要加强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越是需要建构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艺观念，以此介入当代文艺活动实践而发挥精神价值引导的作用。
在文艺活动的整体系统中，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与文艺理论之间密切相关并相互作用，共同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和改进文艺理论和评论工作，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更加有效地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以往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往往都是以文艺创作为中心，同时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重要作用，把文艺理论纳入文艺活动系统中来进行讨论比较少，似乎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活动相距甚远。而现在将文艺理论纳入进来，与文艺评论相提并论提出明确要求，这是值得重视的。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认识文艺理论的特性与功能？它与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之间是什么关系？它在整个文艺活动系统中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当今的文艺理论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应当如何加以改进？这些都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这里试以文艺理论问题为重心，着眼于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文艺评论之间的关系，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文艺理论的功能不仅在于阐释文艺现象，更要发挥价值导向作用
什么是文艺理论？文艺理论的特性与功能是什么？它究竟应当起什么作用？过去的教科书认为，文艺理论是专门研究文艺现象的理论学科，从宏观视野和理论高度阐明文艺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建立关于文艺的基本原理和理论体系，对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等具有指导作用。上述说法只是某种概括性和原则性的表述，对于文艺理论究竟在哪些方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起作用语焉不详。
文艺理论的特性与功能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根本的方面，应当是通过对文艺现象的研究和阐释，建立基本的文艺思想观念，也就是文艺观念，为文艺创作、文艺评论、文艺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理论观念支撑。当代文论家王元骧先生在谈到文学理论的性质时说，理论科学不同于经验科学，它不是描述性、说明性的，而是反思性、批判性的，所以它的重心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文学理论著作就是按照一定的文学观念来阐释文学现象，文学理论的创新从根本意义上说也只能从观念上求得突破。笔者十分认同这种看法，因为它更切中要害。
如果说文艺理论的根本在于文艺观念的理论建构，那么显然还有必要追问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说，文艺理论如何建构文艺观念？人们常说文艺理论是文艺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对古往今来各种文艺现象进行研究概括的结果。这种说法虽然不错但并不全面。因为这样容易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文艺理论就是对已有文艺现象进行认识研究和理论概括，从中发现某些普遍性的文艺特性与规律，再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总结和阐述就可以了。实际上这还远远不够。文艺理论固然要对已有文艺现象的客观事实进行研究，从“实然”的层面上阐明它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样，形成一定的理论认识。同时还需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着眼于当代文艺发展乃至未来发展趋向，从“应然”的层面上进行分析判断，从理论上阐明文艺的根本特性和意义价值何在，从而建构关于文艺“应当如何”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理念。
这就是说，真正的文艺理论不只是要告诉人们文艺是什么和它有什么样的现象与特点，更应当告诉人们依据是什么，以及怎样来判别文艺的好坏、优劣、高下，什么样的艺术审美和精神价值才是值得大力倡导和不懈追求的。如果说，基于“实然”维度的关于文艺是什么的理论阐释，主要为人们提供观照文艺现象的认知依据，那么基于“应然”维度的关于文艺应当如何的观念建构，则主要为人们提供理解文艺现象的价值依托。前者构成文艺理论的知识基礎，后者则成为它的价值内核，两者缺一不可，而后者显得更为重要。文艺理论的根本功能不只是要阐释文艺现象、传承文艺知识，更要介入文艺实践，发挥价值导向的作用。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
文艺理论致力于文艺观念的理论建构，必然涉及时代性问题。通常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也可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更确切地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这个时代特定的文艺观念。由于每个时代都会出现反映其生活现实的文艺现象，也会相应形成反映这个时代文艺发展必然要求的审美理想和价值理念。这种“实然”的理性认知与“应然”的价值诉求彼此交叉融合，就有可能形成这个时代特有的文艺观念。作为时代应运而生的文艺理论，应该站在时代意识和理论创新的制高点上，致力于文艺观念的理论建构。这不只是文艺理论自身的职责和价值所在，而且从它的现实功能而言，可以通过文艺观念的辐射与渗透，对各种文艺实践活动起到应有的介入和影响作用。在通常情况下，这种理论观念未必能够对文艺创作实践起到直接和明显的指导作用，它可能会更多介入文艺评论或文艺研究，为其提供思想观念和思维方法的支撑，影响其对文艺创作现象及其作品的阐释与评价，从而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文艺思潮与时代氛围，使某种文艺观念辐射和渗透到文艺活动的一切方面，进而推动一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这就是文艺观念的创新建构及其理论支撑作用。
在文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我国社会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现代转型时期，以梁启超、夏曾佑、王钟麟等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和文论家，努力建构并极力倡导新的文学观念。当时那些此呼彼应、层出不穷的小说理论，把小说推上了“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赋予其新民、新道德、新风俗、新人心、新人格的价值功能，并且从小说富有熏、浸、刺、提的特殊功效，以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等方面，建立起小说美学观。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引导了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和文艺现代转型发展的方向。当然，还有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审美人生论或人生审美论的文学观念建构，也从另一个方面开启了我国现代文学审美论的转型发展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的变革发展同样如此，其中颇为根本的应当是文艺观念的变革与创新，文艺理论在促进文艺观念变革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新时期之初，文论界重新讨论现实主义理论，倡导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引导文艺实践重新回到反映现实生活、促进社会变革的轨道上来。还有呼唤审美论回归，强调充分尊重文艺审美特性与规律，倡导文艺审美与意识形态彼此融合而不是相互对立，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文艺观念上的矛盾与困惑，对文艺实践产生了良好的引导作用。随着文艺实践创新探索不断推进，文论界又兴起了文学主体论的讨论及其文艺观念建构。它针对长期以来文艺观念中的客观论倾向，主张充分重视文艺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地位，呼唤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强化，崇尚文艺主体的自由创造精神，反映了文艺界的普遍诉求，有力促进了文艺实践的创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改革和大众文化勃兴的背景下，针对文艺实践中过度娱乐化、欲望化和精神价值迷乱现象，文论界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新人文精神、新理性精神的讨论，倡导重建人的感性精神与理性精神相统一、更加符合人与社会合理健全发展要求的新文艺观念，在文艺更加多元开放发展的新格局中，起到了积极介入和精神价值引导的作用。
总的来看，上述不同历史阶段文艺理论的变革发展，突出地表现为文艺观念的创新。它反映了当时文艺实践的“实然”状况及其内在诉求，也反映了时代变革对于文艺的“应然”要求，昭示并引领了这个时代所应有的文艺变革发展趋向，由此彰显出其不可或缺的独特价值。
谨防文艺理论应有的理论品格、价值功能遭遇消解和误读
近期文艺发展的某些现象，让人感到当今文艺理论的功能似乎正在弱化。如果说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代文论勇于直面现实和探索创新，以不断变革重建的文艺观念引领文艺发展潮流，那么，如今却再难以见到过去那样的理论风采了。
究其原因，需要从当代文论本身来反思。20世纪末以来，受西方文化研究风潮转向的影响，特别是受某些解构主义思想观念的影响，文艺理论所应有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功能被消解了。比如文论界的反本质主义讨论，本来针对某些僵化和绝对化的理论观念与思维方式进行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实际上未免矫枉过正，有人甚至主张“告别理论”，走向对理论功能的整体性怀疑和否定。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代文论对文艺本质特性与价值功能的问题漠不关心和弃之不顾。有的用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理論，满足于现象描述和技术分析，而回避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有的把文艺理论只看成某种“知识”形态，忽视其作为“理论”形态的特质与功能;有的用“自为论”把自己封闭起来，认为文艺理论不必面对和介入文艺现实，它可以自身生产意义和实现价值，如此等等。
以上种种归结到一点，就是把当代文论所应承担的文艺观念生产及其理论支撑作用弱化或消解了。由此也影响到其他文艺活动环节的功能不断弱化。比如，人们经常抱怨当今有些文艺评论人云亦云、缺乏见解、没有深度，差不多就是“读后感”的水平。而本来学理性要求更高的文艺研究，有些也是止于现象描述和资料堆砌，缺少深入开掘和理论阐释，其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极为有限。出现这种情况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评论和研究者缺少应有的理论素养和文艺观念的支撑，或许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倘若如此，从文艺理论到文艺评论、文艺研究都不重视理论的功能，忽视文艺观念的创新建构及其理论观念支撑，就难以对已有的“实然”文艺现象进行有理论深度和令人信服的说明阐释，更难以期望对文艺繁荣发展的“应然”前景和价值取向给予必要的引领。
文艺理论在当下肯定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大有可为。应当说，越是处于文艺形态和价值观念多元的时代，越是需要加强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越是需要建构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艺观念，以此介入当代文艺活动实践而发挥精神价值引导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