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瓷联想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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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面青花瓷盘
  到普林斯顿大学开会,同时还有一些学术交流的工作安排,住在神学院的招待所里,离校园只有几步之遥,十分方便。想到三十多年前,也曾在校园内住过,参与剑桥中国史明史计划,在牟复礼教授的指导之下,整天不是在葛思德图书馆的书库里孜孜矻矻,翻阅古籍,就是跟着前辈学人问学。记得当时黄仁宇先生正计划写萨尔浒之战,就跟他讨论战役的兵力调度。黄先生说自己是行伍出身,懂得打仗的,于是画了好几张战术部署与调动的示意图。有些我看不明白,他就指手画脚,用带着极为浓重的湖南口音给我解释。我说,黄先生,你的湖南话我领教过,懂的我也听不懂,请省省吧,再解释我也是没法听懂的,我们笔谈吧。他就又画又写又说,解释努尔哈赤如何调兵遣将,在几天之内连破明朝三路大军,夺取决定性的胜利。说着说着就发起感慨,从明朝的萨尔浒战役讲到国共内战的徐蚌会战(他不说“淮海战役”),说国民党的机动部队只有机械是机动的,战术的运用一点也不机动。讲着讲着就激动起来,批评国民党的将领脑筋僵硬,不懂得学习历史经验,也不看看努尔哈赤的用兵之道是多么灵活。激动一番之后,又感叹说,学剑不成学书,学书也无俾于国计民生,算了,今天不研究了,我们到美术馆去看看,陶冶一下性情。
  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就在葛思德图书馆附近,绕过教师俱乐部的花园后面,几步路就到了。美术馆的收藏十分富赡,西方美术传统的艺术品不用说了,就是东方艺术的藏品也异常精美。我每次去,总是流连于中国书画,对其他藏品无暇多顾,跟着黄先生四处观赏,则信步游览,没有特定的目标。展出的东方艺术部分,有几件明代青花瓷,又引起黄先生的感慨,说明朝工艺多么精巧,对科技的掌握绝对是在世界制造业的前沿,怎么文化艺术可以达到如此巅峰,到了后来,政治军事却一败涂地,以至于亡国了呢?我们看着那几件青花,特别是一只缠枝牡丹纹饰的梅瓶,好像面对历史的讽刺,许久许久,寂然无言,默默离开了。
  时隔三十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闲逛的时候,穿行在老榆树与山茱萸的苍劲与明媚之间,正觉得赏心悦目,突然就想起那次与黄仁宇先生逛美术馆的事。走着走着,就走进了美术馆,也是随兴参观,突然看到一幅十七世纪荷兰画家范施特雷克(Juriaen van Streeck,1632-1687)静物画。画中描绘的是当时荷兰早餐桌上的食物,青花瓷盘中盛着橘子与削了皮的柠檬,柠檬后面遮住了一把餐刀,只露出刀柄。盘子后面是一串紫黑色葡萄,新鲜亮丽,还带着葡萄藤的枝叶。盘子左后方是一只高脚玻璃杯,靠前是较矮的玻璃酒杯,盛了微带青黄色的白葡萄酒。酒杯前方是一颗剥开的糖果,糖果的碎粒散布在桌面上。画面的右下角,也就是紧靠着瓷盘的右前方,是切开一角的面包,露出了面瓤的肌理。这幅油画是典型的工笔静物画,食物画得栩栩如生,但是最吸引我的还是那面青花瓷盘,因为这面瓷盘显然是漂洋过海,从遥远的中国运来的。
  瓷器的发明是人类物质文明进展的一大成就,始自中国大地,可说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从唐宋以来,陶瓷一直是海外贸易的大宗,随着船舶漂洋过海,把文明的光辉,沿着南中国海、印度洋、波斯湾、红海,一路散布到欧亚大陆的西陲。青花瓷的出现较晚,要到元朝因为有了大量钴料从西亚进口,才兴盛起来,到了明朝就成为外销瓷器的大宗了。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成为第一个来华贸易的西欧国家,随后来的是荷兰人,运送了大批青花瓷,贩卖到欧洲,开启了东西方海上交流的新篇章,引发了欧洲歆慕中国的“中国风”(chinoiserie)。十七世纪期间葡萄牙的海上霸权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荷兰,成为英国崛起之前最成功的东西海上贸易的主导。荷兰人的日常生活也都跟着改变,增加了东方因素,连吃早餐用的盘子都是来自中国的青花瓷。
  我站在画前,看了许久,凝望着历史展现在画面上。这幅画上的青花瓷盘,是景德镇按传统图纸出产的,还是荷兰定制的?或许是福建民窑仿制的?如何装到船上,曾经转运何处,到过巴达维亚吗?如何穿越印度洋的?是荷兰舰队护送的吗?经过郑和下西洋的航路吗?循着达伽马所走的航线吗?如何绕过好望角,沿着西非的海岸,是经过英伦海峡,到达荷兰的吗?这面瓷盘到哪里去了?打破了?扔掉了吗?这幅荷兰的静物画,又是怎么卖到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呢?最后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查查美术馆的档案就知道了。可是,前面的历史问题,就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了。
  我又想起了黄先生对着青花瓷,凝视历史的眼神,十分落寞,又十分动情。
  景德镇御瓷
  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文坛领袖王世贞,有个弟弟王世懋,也是当时著名的文人学者。在他的《二酉委谭》中,有一段关于景德镇的记录,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城外二十里地,设有景德镇官窑,也就是给皇室烧造瓷器的所在。景德镇整个地区则是“天下窑器所聚”,当地老百姓以制造瓷器为生,财源滚滚,富甲一省。王世懋曾经被派到当地做官,亲眼见识了景德镇窑业的繁荣与发达,是古代农业社会绝无仅有的奇景:“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于是,他给景德镇取了个诨名,叫作“四时雷电镇”。
  景德镇在明清时期,为皇室烧造瓷器,设有御窑厂,产品当然是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在技术工艺上不断寻求发展与突破,以求餍足宫廷的需要。精美的御瓷,摆在宫中可以赏心悦目,粉饰太平;用于御膳可以衬托菜肴的美观,增强食欲;宴饮品茶可以怡情养性,消烦解闷。皇家设置官窑,动用宫廷画师设计图案,调遣全国能工巧匠制作御器,只管精美无瑕,天下第一,绝对不会去想制造工序的繁杂,去体恤工匠在烧造御器过程中的辛勤与劳苦。但是,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总是充满了反讽,皇帝对瓷器穷极奢侈的欲求,虽然劳民伤财,道德有亏,却集中了当时的聪明才智,不惜工本,使制瓷工艺日新月异,更上层楼。皇帝老子引领品赏瓷器的风气,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必定跟风,亟亟追求陶瓷工艺的精品。甚至上行下效,连一般老百姓都“草上之风必偃”,促进了民间窑业的蓬勃发展,模仿御窑产品款式与花样,大量生产,带动了景德镇的陶瓷工业,造就了王世懋说的“四时雷电镇”。   明朝人对明代瓷器的品赏,主要是以景德镇瓷器为标准样品,一直影响到现代专家对古董瓷器的审美品评。晚明时期见闻广博的王士性,在他谈论人文地理的著作《广志绎》中说:“本朝以宣、成二窑为佳。宣窑以青花胜,成窑以五彩。宣窑之青,真苏浡泥青也,成窑时皆用尽,故成不及宣。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然二窑皆当时殿中画院人遣画也。世庙(嘉靖)经醮坛盏,亦为世珍,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可见,晚明期间最为人称道的,是宣德窑与成化窑,或许是因为洪武窑与永乐窑的器物,精品都藏于宫苑,加之时代久远,必有大量损耗,在民间少有流传,也就说不出名堂。其实,这段论述,指出了当时品赏瓷器的普遍看法:最好的瓷器,宣德窑是青花,成化窑是五彩(清代之后称为“斗彩”),嘉靖窑则是轻巧的青花。而普天之下流传的,甚至远到海外,都是景德镇的产品。
  王士性就其见闻所及,讨论景德镇瓷器的品等,可算是当时文人雅士的共识。但是,明代文人并没有机会好好研究御窑厂的制作,更不可能到紫禁城里去调查历朝历代的御器,仔细分析比较不同时期的各类官窑与民窑器物。因此,明代瓷器品赏的普遍看法虽然很有价值,影响后世研究瓷器的方向,但是也有值得商榷之处。
  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景德镇发掘了明代御窑厂,出土了大量官窑御用瓷器产品,使我们眼界大开,看到许多贡器的副品与次品,也就更深了解了本属于宫中不传之秘的宝物。官窑出产的上贡瓷器,一般总要按指定数目多烧一些,以确保能够提供完美无缺的贡品。多余下来的瓷器,即使也是完美无瑕,甚至与贡品一样的巧夺天工,因为是御器,是给皇家使用的,民间不准僭越使用,也没人敢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偷偷使用,于是只能造册敲毁,掩埋在御窑厂内。考古学家发掘御窑厂,就发现了满坑满谷的御瓷,完整堆埋在固定的坑里,有条有理,丝毫不乱,好像苦守住文明隐秘的冤魂,等着考古学家来发掘出土,要向世界宣告它们深埋在历史地牢中的冤情。
  不久前我到景德镇考察明代瓷窑,主要的目的,是看看昌江河边的观音阁地区,以及明了附近明清青花瓷堆填的情况,希望弄清楚景德镇民窑制造外销青花瓷的情况。同时,也参观了珠山保留下来的明代官窑考古工地,亲眼看到出土御窑碎瓷的土坑,不禁大为感慨。跟考古所所长说,假如当时没有敲碎,完完整整埋下去,那多好,一定会让你们发掘时雀跃三尺。所长说,要真是那样,岂止三尺,要跳起三丈,甚至跳过龙珠阁呢。御窑贡品,当今的市价每一件都可以上亿,一个坑里面就有十几件到几十件,真是价值连城,岂是开玩笑的。
  参观完了官窑考古工地,所长带我去看拼对起来的御瓷展览,从元青花一直到康雍乾三代的御窑产品,琳琅满目,精彩万分。我正赞叹万分,所长说,考古所里还有很多珍品,你要不要“上手”?上手,当然要上手。观赏瓷器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上手了。在掌中抚摸经历了五六百年岁月的杯盘,仔细摩挲带耳的瓷瓶,贴近宝器,肌肤相亲,细看釉色与图饰的深浅,掂量瓷胎的轻重,那感觉实在是笔墨难以形容,山色岚气有无中,简直跟孔老夫子闻韶一样,“三月不知肉味”。
  因为时间有限,考古所拿出了二十来件御瓷,一一让我上手观摩。印象最深的是一件洪武青花蕉叶竹湖石纹执壶,一件永乐红釉靶盏,一件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一批宣德青花蟋蟀罐。那件永乐红釉靶盏,侈口深腹,盏内壁施以红釉,却毫不张扬。隐隐可以看到印有双龙纹,盏心则印有“永乐年制”四字双行篆书款。所长告诉我,这是永乐红釉瓷盏中一件最早的带款器。至于那件宣德斗彩鸳鸯莲池纹盘,则五彩鲜明,同时端庄大方,绝不输任何成化斗彩,不禁让我怀疑起王士性所说的“宣窑五彩,堆垛深厚,而成窑用色浅淡,颇成画意,故宣不及成”。是否因为他及同代的文人,从未见过宣德宫廷使用的斗彩,可以如此淡雅呢?所长很同意我的推测,指出宣德斗彩的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绝不在成化斗彩之下。
  看了这许多御窑宝物,意犹未尽,跟所长说,来我们香港展览一下,也让我们震撼震撼吧。所长面露微笑,说没问题,香港回归颇使我们震撼,我们景德镇也去震撼震撼香港吧。
  元青花大展
  自从“鬼谷子下山”这件元青花瓷器罐二○○五年七月在英国伦敦佳士得拍卖,落槌时叫出一千四百万英镑,创造了中国艺术品的天价之后,“元青花”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词语。人人争说元青花,市面上也大量出现元青花,甚至接二连三,有好些人声称拥有同样的“鬼谷子下山”瓷罐,要不要?人民币一百万?二十万?五万?一万?传世的,家里藏了好几代了,买了吧,好不好?
  英国拍卖的一千四百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值两亿三千多万,当然看得人眼红,中国的高仿市场也就跟着疯狂了一阵子,连夜赶制。不过,你虽然聪明绝世,人家也不笨,冷眼旁观了好几年,还是只有英国的那一件卖到两亿三千万。中国制造(已经是“made in China”了)的,虽然乍看可以乱真,几年下来也就尘埃落定,在景德镇满街摆卖的“鬼谷子下山”,开价也就是人民币四五千,讲讲价,两千也可以搞定。前年我去参观一个朋友的高仿厂房,看到架子上成排成溜的“鬼谷子下山”,少说也有上百件,不由惊叹鬼谷子果然道术高强,分身有术。朋友说,批发价嘛,两千可以了,在外面商铺里面,至少应该卖个三四千元一件,否则就没有利润了。
  高仿的元青花虽然遍地都是,也都有模有样,令人惊艳,可是,精彩的真品却寥寥可数,基本上都藏在国内外的大博物馆中,轻易还见不到。二○一二年上海博物馆办了个元青花大展,联系了国内的文博考古机构及世界各大博物馆三十多家,展出近百件元青花珍品,真是洋洋大观。那时我刚好参加一个国际外销瓷研讨会,到了上海,也就欣逢盛事,赶上了开幕,观赏了这一批走遍世界各地美术馆还不一定给你看的稀世珍宝。
  因为研究明代中期以后的青花外销瓷,当然对元青花这些青花老祖宗充满了敬意,有机会总要观赏一番,也对参展品多少有点认识。有不少展品是我邂逅过的老相识,在国内外的美术馆里见过面,打过招呼。可是,惭愧得很,这近百件展品中,只有一件是我曾经肌肤相亲,上过手的,其他物件都是可远观不可近玩,只能隔着玻璃柜说哈啰。我唯一上过手的这一件,是藏在镇江博物馆库房的青花云龙纹罐,主体纹饰是两条四爪行龙腾云驾雾,气势昂扬,似乎在天穹上兴云作雨。我当时拿在手上,轻轻爱抚,心中充满了柔情蜜意,居然十分不敬的,想到了美人温润的胴体,神情恍惚之中感到,青花瓷是如此的滑腻如玉,如此的超越了具象的实体,进入艺术想象的浪漫灵界。这次在上海博物馆再次相逢,看到镇江的云龙罐和其他的元青花一起,封锁在玻璃柜中,周遭围着一群保安人员,如临大敌,心里不禁暗自得意。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上海元青花大展,让人大开眼界的,不仅是看到了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所藏的“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价值一千四百万英镑的“青花鬼谷子下山图罐”、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青花昭君出塞图盖罐”、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花鱼藻纹罐”等等传世精品,还有我从来没见过的许许多多元青花,真是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给。最令我流连不去的有两件,一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Ermitage,又译作隐士庐、冬宫)所藏的“青花缠枝莲花杂宝纹蒙古包”,二是江西省博物馆藏的“青花釉里红堆塑人物楼阁式谷仓”。那个青花蒙古包,呈半球形,下方开有门洞,形制独特,真是从未见过,而且全世界大概也就仅此一件。顶心的纹饰是大雁展翅,在朵朵祥云中飞翔。其余纹饰则分为四层,依次为:缠枝菊花、缠枝莲花、海涛纹、佛道杂宝纹,杂宝纹中居然还有个十字架纹,或许与当时的景教传播有关。青花釉彩极为鲜亮,同时还有积淀的黑斑,显然用的是伊斯兰世界传来的苏麻离青钴蓝。
  江西省博物馆的那件釉里红谷仓,更是精彩绝伦。在青白釉为底的楼阁上点缀了釉里红,让屋檐、梁柱、栏杆显得十分灿烂抢眼,更突出了人物与乐伎的头顶与眉眼,使得整个场景多彩多姿,生动活泼。这件釉里红谷仓,是陪葬的明器,制作之精良令人叹为观止。仓门两侧用青料书写了一副对联,书法沉稳大方。上联是“禾黍丰而仓廪实”,下联是“子孙盛而福禄崇”,横批是“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此外,在左右侧壁还书写了“凌氏葬用”和“五谷仓所”。楼阁的背板上,还有一百五十九字的墓志铭,书法工整有力,字迹清晰,显然出自高手,写着:“夫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山长凌庸山之孙女也。生而贤明,长而贞淑。适同郡扬州路召伯大使刘文史男炳文……”我去江西南昌多次,也认识省博物馆的馆长,却因为每次都是去大学讲学,无法抽身,没机会参观省博物馆,也就与这件器物缘悭一面。好在出现在上海的元青花大展,让我能够一饱眼福。
  上海元青花大展,展品件件精彩,若要一一述说,可以讲上三天三夜。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观之不足,又回去了几趟,沉浸在七百年前巧工能匠的艺术创作之中,几乎流连忘返。
  历史的吊诡
  研究历史,时常遭遇的一个情况是文献不足,能掌握的只是些“断烂朝报”,无法拼凑出完整的历史图像。古人通过文字描述,记载人物事件,探讨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情况,难免要掺杂个人主观的认识观点与角度,造成历史材料的片面性。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搜集一切材料,通过比对分析,重新构筑历史图像,提供相对客观的人类历史经验。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自己的生活经历,更不可能知道自己生活时代中的点点滴滴,究竟有什么会对后代产生长期的巨大影响,有什么当时的“自珍”会变成后世不屑一顾的“敝帚”,从而作出清楚睿智的选择,详细记录人类历史的重要材料。
  这种历史材料欠缺所造成的历史理解缺憾,也使得一些原本是研究文学理论的后现代理论家(如Hayden White)提出质疑,认为历史与文学差别不大,都是通过想象与虚构,对人类经验的文字叙述。其差别只在叙述的动机与角度不同,本质上是一类货色。假如历史学家硬要强调历史与文学不同,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自欺欺人。对于这种极端性的理论,我不敢苟同,因为任何认识论一走极端,就无可理喻,就像是说:人类与狗类也没有什么差别,都是脊椎动物,都一样要吃喝拉撒睡,都一样有生老病死。所以,人就是狗,狗就是人,等等。但是,后现代理论家的确提醒我们注意,历史资料、历史写作、历史事实、历史理解、历史意义之间,有着很大的断裂与缝隙,有着相当吊诡的关系,不可能直接画上等号。
  比如说,瓷器的发明与使用,绝对是中华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也是物质文明扩散在全球历史发展的无比大事,比帝王将相的家世与家史要重要得多。但是,我们有连篇累牍的帝王将相历史资料,甚至知道每一个开国皇帝是不是跟他父亲吵过架,是不是用木桶打了井水洗澡,却不知道瓷器最初是何人(who)发明的,是在何时(when)发明的,是在何地(where)发明的,是如何(how)发明的。我们学历史,到底在学些什么(这可算是个what)?
  我们还时常夸耀中国的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纸、印刷术,如何对人类作出伟大贡献。其实,仔细想想,指南针与火药为人类带来什么好处?为中国及世界的人们贡献了什么?早期大力推崇中国三大发明(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的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显然是从西方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新生事物”,是为西欧崛起与拓展带来了莫大的好处,为欧洲殖民全球提供了最“给力”的工具。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夸耀“四大发明”的?我没有进行过研究,推想总是清末民初接触了培根的说法之后,听到洋人夸赞就飘飘然,大讲特讲,脍炙人口,以至于妇孺皆知,编入教科书不说,还不断向外国人宣传中国科技文明古已有之,为人类科学发展提供了基础。提供了什么基础?战争科技发达的基础?帝国主义侵略殖民的基础?我们为什么不夸耀中国人发明了瓷器,给人类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清洁卫生、实用便利的工具,改善了人类生活的质量?难道这不是中国的一大发明?仔细想想,这一大发明,是不涉及战争硝烟与屠杀流血的,是不涉及攻城略地与奴役殖民的。当我们探讨历史理解,探讨历史意义,难道不应该重新审视瓷器的重要,不应该把瓷器放在指南针与火药之上吗?我们难道希望人类后代的历史认识,重战争轻和平,鼓励杀人放火、掠夺资源,反对改善民生、重视民瘼吗?或许我在此强调对比,有人会觉得我在颠覆“四大发明”的历史地位,不能谨守历史的客观性,作出过度夸张的陈述。不过,我相信大多数人能够理解我的意思,不会反对我提出的瓷器的重要性,及其引发的历史意义的吊诡性质。
  近十年来,我一直带着几位青年学者研究陶瓷,进行“陶瓷下西洋”计划,研究中国历代瓷器外销的情况,想摸清楚外销瓷器的规模、类型、产地、在国内的运销路线、合法与走私出海的港口、海上运销的路线、停泊的中转站、最后的目的地以及当地使用瓷器的方式。促使我研究这个项目的动机,跟上述的历史意义思考有关。首先,就是文献资料缺乏,过去的文字记录零零星星,历史记载很少,也完全不重视,不知道瓷器的发明、运销、使用的全球化历程,有什么历史意义。其次,当然是因为考古材料的出现,可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让我有足够的实物资料,重新审视瓷器作为物质文明载体的意义。全中国大量瓷窑的发掘,世界各地水下沉船考古的发现,使得瓷器作为历史文物以及历史研究的基本材料,成批成批地浮现在我们历史认知的模糊领域。
  许多人收藏瓷器,是当古董珍品来把玩的,我却喜爱抚摸散布在世界各地,从瓷窑或海底发掘的残破瓷片,从中看到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看到瓷器从中国随着海洋的波涛,扩散到世界各地,人们是如何带着欢欣的笑容,使用中华文化的伟大发明,改善了他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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