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的戏剧才是具有商业力量的呢？问题丢出来，想必引来答案一箩筐——要有明星压阵，要有娱乐价值，要有品牌效应——都对，但也不是最核心，最关键的“一语中的”。你问我，我会说：不是一张一张票售出，而是一卖就由六至八张起跳的“群体销售效应”。
　　为什么我会如此实际？因为，最近我的舞台剧《恨嫁家族》在北京上演，中场休息时，我发现好多女士进出化妆间，她们坐在剧院里不觉得影只形单，可是出现在走道上时，不知道是否受上半场的戏剧效应影响，娉娉婷婷但也若有所思，我看在眼里恍然大悟——如果一出戏剧吸引的是“独行侠”，它的票房要有好成绩，路程必然是那八千里路云和月。
　　2014年初我之所以会想到创作《恨嫁家族》，主要是想投放一枚“不是粉红色炸弹（喜帖）”——有多“黑色”，如“黑色电影”可以日后再作定论。但是，至少它不因为有着“嫁”字招牌，就只能是以“大龄”、“剩女”标签招徕观众。反而，是那“恨”字如何借“嫁”字偷渡，才是主题所在。
　　“恨嫁”，本来在广东俚语里，解作“对别人嫁得出去的羡慕嫉妒恨”。这种恨，也就是对自己不争气的恨，当然不只用在女性对婚姻的憧憬上。连很想很想吃一个苹果，也可以被审时度势地以“恨”字形容。怎么说？有一次我在飞机上便深切体会求之不得如何转化成微妙的心理活动：不过是一个苹果，然而，当一个经济舱乘客路过商务舱，一眼瞄见它尊贵地被放在一只篮子里，与其他貌似分外新鲜的水果互相辉映，它就活脱脱代表一种“恨”：字面上是对它垂涎欲滴，其实，它引起的并非食欲，却是对身份地位的渴求。
　　《恨嫁家族》讲述很年轻便“嫁入豪门”的母亲，连续生下四个女儿后被丈夫抛弃。大女儿从懂事开始，已是在罪咎感的压力下逐步把性格扭曲成控制欲大于一切，而上天又不仁慈地赋予她比三个妹妹优秀的条件，加上母亲在父亲离家出走后，难辨真疯假疯，她的责任，便由大女儿来承担。也就是本来的大姐，变相兼任父亲、大哥和家族事业的“霸道总裁”。以致在三段与前男友、公司高层职员、比她小十岁的新郎的亲密关系中，她也受了长期必须自我保护的影响，无法放下对权力、对经济效益的莫名执著——即便情感不是交易，她依然“舍我其谁”地把每一刻活成身穿铠甲手执戟戈的斗士勇战沙场。
　　破碎家庭的责任承受者，往往不是出走的男人，倒是留守的女人，与生俱来便要独力承担的她，能不咬牙切齿吗？身为现代女性再光鲜亮丽，毕竟，真要拥有自由还不如争取成就上的被认同。与她各走极端的四妹，表面上半点野心全无，但以闪电结婚逃离家庭，却又常常单人匹马回到娘家炫耀幸福的她，何尝不是把“嫁得好”当成事业？是以戏的高潮，是两姐妹的殊途同归：四妹“恨”丈夫铁不成钢，几乎错手杀人。大姐，哭倒在身兼母职的管家怀里，终于承认：“对不起，我不是男生。”——自我中心与没有自我是一体两面，都怪今日的女性常常陷于人格分裂：内心强大得足以照顾别人，与此同时，也是神经脆弱得自己也成立不了自己。恨人，抑或恨自己，便是在内外夹攻下，令很多的大姐们找不到情感出路。
　　看过《恨嫁家族》的观众在微博上的留言倒教我如梦初醒：舞台上看韩剧。熟悉该种流行文化语境的他们，不把剧中的家庭比作《雷雨》和《家春秋》，我觉得是一种“时代进步”。即使被形容以“洒狗血”作为对韩剧不以为然，它在大众眼中还是属于今天而不是湮远年代的，致使《恨嫁家族》的“韩剧味”便别有洞天：语言可以是“电视”的，语境则是舞台的;台词和故事情节虽然似曾相识，但把它们重置在另一片空间中（无布景的偌大裸台上），滥俗元素经过过滤，观众如是有了距离所生的思想空间。
　　那么，乐于思考的女观众何不效法如当年Sex And City，与其独乐乐，不如众乐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