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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陶铸诞辰100周年的特殊的日子里，我作为一个已离休的老新闻工作者，有幸踏访岭南大地，让我万分惊异的是我接触到的农民，竟然仍旧在怀念着陶铸同志。
在岭南大地上，在农民的心中，我再次看到了陶铸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鸭湖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干部
广州北部花都区鸭湖村。1963年，陶铸曾在这里蹲点搞“四清”。
“陶书记是1963年6月3日进的村。”40多年过去了，张文渠老人仍记得这么清楚，“陶书记的音容笑貌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直到今天都很想念他。”鸭湖70岁左右的老人们都记得，工作队进村时，在队员们当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同志，50多岁样子，身着一件老头衫，花白的头发理成一个小平头，非常的朴素。我又问当年的大队干部如今已是81岁高龄的张满华：“当时你看他像一个大官吗?”老人微笑着说：“他跟我们一样，没有架子。”“你们怕他吗?”我又问，那位70岁的农民张文渠说：“不怕，我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官，但他非常和蔼可亲!”
1963年到鸭湖，陶铸带来的是一部“真经”。“真经”的创作者是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日新公社深山沟里两个村的农民。那里实行的是土地分散经营和生产责任制，不存在“大呼隆”，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照样有吃有穿。1962年盛夏，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钻进深山，访问了两个山村的农民，取到了在人民公社条件下建立生产责任制这部真经。两位书记的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很高评价。虽然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份报告没有了下文，但陶铸依然坚持念农民教给他的真经，一心一意想让农民富裕起来。
陶铸进村，正赶上大旱情。他知道珠江三角洲河汊密如蛛网，不是旱情特大不会缺水。他带领大家来到珠江的一条支流边，确定了排灌站的位置，又派人从广州市内买来排灌设备。稻田有了水，长得格外好。陶铸十分高兴，摸着当时担任排灌工作的下乡知青张文渠的头说：“小鬼、干的不错么!”水稻长势好，陶铸指示按生产责任制的要求，由农户承包稻田管理，以保证产量。当年鸭湖田野上充满了丰收的欢乐气氛，直到今天，年年如此。
我被领到那条珠江支流昔日的一个渡口旁，听人们深情地讲述往事。小河对面是炭步镇，当年农民过河到镇上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里乘船，陶铸当然也不例外。他在乘坐渡船中听到农民反映，单程一次收费两分钱，贵了。他同当时公社的干部商量，建议减到一分钱。从长远看，要在河上架一座桥。我请教张文渠老人，“一分钱在当初为什么这样重要?”他告诉我：“那年月，我那个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有6毛到8毛钱，我们到镇上的花县二中读高中，早午晚乘船4次要8分钱，一年下来，多大一个数目!”于是，当时读高中的鸭湖青年们，每天都一只手举着衣服和书本，踩水几次渡河，为的是省下那笔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少的渡船费。
人们要我看，在摆渡口左侧不到百米的地方，一座拱形桥已经建立起来。那是根据陶铸的指示，社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桥修起来了，摆渡也就消失了。
老人们让我看田间穿插着的大小鱼塘，鱼塘边上都搭着一半架在水面上的鸭棚。看到这种场景，我明白了这个村庄称为“鸭湖”的原因，我也明白了陶铸倡导多年的“多种经营”的致富之路，让“鸭湖”同时成为了鱼塘。鸭棚里铺的是稀疏的竹条，鸭子的粪便可以没有阻拦的排入水中，成为浮游生物的上等饲料，那浮游生物同时成为鱼儿的美食。这样的鱼塘和鸭湖，有了“多种经营”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早已发展到了大大小小的一百几十个，水面达到1300亩，跟稻田的面积不相上下，成为鸭湖农民致富的一条主渠道。
现已70岁的张文渠，当年与陶铸有一段很深的交往。在中学时代，他是花县二中学生里唯一的党员，学生会主席。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毕业回到故乡，就在排灌站工作，他受到了来排灌站检查工作的陶铸的热情鼓励。不久，他参加了陶铸召集的知识青年座谈会。一走进大队部，只见桌上摆了好几盘荔枝，而且是他们从没吃过的挂绿荔枝，心中好兴奋。陶铸热情地招呼年轻人吃荔枝，说是他请客，一下子就驱走了大家的紧张感。省委书记说：“人的一生就是从四条腿，到两条腿，再到三条腿，最后被四个人八条腿抬到后山上埋掉了事，所以人生是很短暂的。人活一世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你们青年有文化、有知识，农民需要你们，在农村大有作为，你们完全可以在农村成就一番事业。”这些话牢牢地印在了他们脑海当中。于是这位年轻党员在故乡的沃土上扎下根来，为建设新农村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故乡的土地。他时刻怀念陶铸，他把陶铸看做是自己的引路人，是自己的长辈和亲人。
“将军一去，大树不飘零”
在鸭湖蹲点的第二年，陶铸又到花县花山公社新和大队蹲点。今天这里已经更名为花都区花山镇新和村。让我十分感动的是，在新和，我仍然看到了陶铸留下的深深的足迹。
有三位老人，向我讲述着40年前的往事，使人感觉并不遥远，就像发生在昨天。78岁高龄的利石芳老人，赞扬陶铸同志“四清”中讲政策、讲道理，爱护基层干部，让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洗“热水澡”，继续抓好队里的生产。当时有的基层干部思想有负担，说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陶铸就开导说：“其实泥菩萨也是可以顺利过河的啊!方法有两个，一是在泥菩萨身上涂层防水漆，二是过河时加快速度。”陶铸用幽默风趣的话语打消了这个干部的思想负担。陶铸在整个四清运动中，都是这么热情帮助基层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搞生产的。
66岁的利开琼，是40年前的生产队会计。他说：“陶铸同志鼓励我们发展多种经营，领我们平整土地，绿化荒山，搞卫生村，从广西运来芒果、沙梨等树苗建立果树带。帮助发展养猪、养羊、养兔。他真的想提高我们农民的生活水平。”陶铸还指导利开琼建立起一套财务制度，其中包括报销单不但要有经手人，而且必须有证明人的签字，这套制度直到现在还在运用。
谢汉当时是花县县委办公室的青年干部，如今70高龄。他仍记得1964年在花县三级干部大会上，领导全省人民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陶铸同志，向全县提出了“四个一”的任务：每亩产粮1000斤，人均年收入100元，每个生产队积累1000元，全县向国家贡献余粮一亿斤。不但提出任务，而且十分细致全面地提出了达到目标的具体办法，核心是改变单一的生产布局，开展多种经营。人说“陶铸就像是一团火，把花县农民心 中的热情点燃起来。”这一年，“四个一”的目标真的超额实现了。看谢老汉眉飞色舞的样子，像是回到难忘的40年前的岁月。
离开新和“两委”办公楼，走在质量很好的公路上，我看到，昔日金黄一片的禾稻田，陶铸和农民一起开出的长长的机耕道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众多企业的厂房，职工宿舍和四通八达的水泥路……
应该感谢新和的农民，他们本来有力量造更好的桥，却把40年前造的一座普通的水泥桥保留了下来，因为它是陶铸同志带领大家修的，今天仍旧可以使用。
在桥上停留了一小会，我被带领去看40年前陶铸栽种的那株乌榄树。那大约是我看到的最矮最小的山，最多几百亩地。1964年，陶铸调来一个团的官兵，引水上山栽种树木，包括最能抗拒台风的台湾相思，生长速度最快的桉树，还有荔枝、沙梨等各种果树。如今稍高地区的树木保留了下来，当然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地势较低地区，已经成为工业区，而在工业区内，保留着40年前陶铸同志栽植的已经相当高大的乌榄树。乌榄的胸径已经将近一米。乌榄巨大的树冠，直径竟在13米以上。古代一位叫庚信的作家曾经有句名言，说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而我看到这株乌榄，却茏茏葱葱象征着陶铸的精神永在，新和农民把“她”保留下来，是为了让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栽树人。
在新和大队向东村里，至今流传着陶铸和房东利金良的故事。我来到这里探访40年前陶铸的居室。那是一个20平方米的普通房间。房主人是利金良和他双目失明的母亲。房东母子同陶铸生活在一起，情同家人。吃的菜很平常，就是青菜、白菜、辣椒、大蒜等等。主食少不了红薯。陶铸吃红薯从不剥皮，就那么大口大口的吃，农民见状也就悄悄的把已剥下的皮抓起吃下去了。今年66岁的利金良还记得当年陶铸为新和农民办的一件件好事，特别是把他妈妈送到花县人民医院治好了眼病。陶铸喜欢这个小伙子，有时候同他说笑话。有一次，小利买鱼来改善伙食，却不吃鱼头，陶铸风趣说他是“高级农民”，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小利家有一佛龛，内贴着“天官赐福”四字，陶铸建议他换成一句革命口号，但迷信的小利硬是不肯，陶铸就笑称他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意思是他这个中南局书记的话都不管用。直到今天，“天官赐福”仍贴在利金良家里。
在农民心目中，陶铸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至今一个老阿婆还记得陶铸种的卷心菜比她种的要大。陶铸也喜欢跟农民说说笑笑，当年鸭湖的民兵营长是个虎虎有生气的小伙子，陶铸十分喜爱，就叫他“老虎仔”。这一叫就是40多年，而今已70多岁的张检祥，乡亲们仍习惯的叫他为“老虎仔”。“这是陶铸给我起的名字”，张检祥不无自豪的说。当年鸭湖村头的大榕树下，常常可以看到陶铸摇着葵扇与农民们促膝谈心的情景，为了更深入了解农民们的想法，摸到最真实的情况，陶铸时常陪农民去放牛，坐在草坡田埂上，倾听着农民们的喜怒哀乐。1964年底，陶铸将要离开他住的利金良家返回广州的时候，陶铸的身份正式公开，可是农民们并不认为他是大官。当时陶铸的秘书张汉青问小利：“中南局书记陶铸在你家里住，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小利发懵。他想了好一会，才反问张汉清：“是不是那个高高大大、头有点发亮……”张汉青告诉他，就是同你开玩笑说你是“高级农民”的那个人。原来利金良把曾经到他家找陶铸的一位中南局机关干部当作陶铸了。
在广州，谈到了这个事例，当年的秘书张汉青万分感慨。这位年过七旬，后来担任过广州市委副书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老人深情地对我说：“陶铸同志在农民中间，就像是鱼儿回到水中一样，泰然自若，无拘无束。”他还说：“陶铸同农民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乳和水可以交融，而油和水是不能交融的。”
“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
踏着陶铸同志的足迹，11月初，我来到广西桂林市灵川县。1965年，在广东花县“四清”之后。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在这里的同化、五福两个公社蹲点搞“四清”。
灵川人告诉我陶铸的思想已经富了我们三代人。我考察的结果，主要是“多种经营”的思想在灵川土地上变成了物质的力量，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据我的了解，陶铸可能是最早提出“多种经营”这个指导思想的高级干部，时间是1957年，地点在广东省新会县。他这位省委书记带领几位干部在新会进行农村调查，从农民的实践中认识和提出了“发展农村生产要搞好多种经营”的思想。这个思路，指导了广东，也影响到全国，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陶铸就这个问题同新会县委书记的谈话。
在灵川，我被领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果树世界。这个果树大发的年代开始于1965年。陶铸在同化的丘陵地上转了一圈，看了看土地等自然条件，认定这些荒丘土冈完全能够发展果树。他马上要秘书张汉青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写信请求支援，张平化调来1500株无核蜜桔木苗，并派来技术人员，帮助栽种在同化，成为灵川第一个柑桔园。几年之后，柑桔园发展到500多处，柑桔树发展到25万株，年产柑桔280多万公斤。仅仅这一项就让同化村有了人均年收入1000元的好成绩。在全县，柑桔像是插上了翅膀，到20世纪后期，发展到近9万亩，年产量5～6万吨，进入全国柑桔基地县的行列。
陶铸见同化不种晚季稻，粮食产量低，于是从广东潮汕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农，还让广东运来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作示范，亲自下田试验、教同化农民种晚季稻。
40余年前，陶铸在灵川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十分正确的观点，那就是从重要性看，农林水三部门的顺序应该是：林、水、农。他说，没有林业和水利的发展，农业是没有基础的。他的这个思想在灵川得到了相当好的落实。县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说，灵川全县的有林地面积已经达到135745公顷(约200万亩)，覆盖率已经达到60％。林业的年产值高达1.1亿元以上。主要在上世纪60年代建立的水库已经达到43座，水面29万亩。
陶铸同志说的真对。灵川人按陶铸的办法抓了林，抓了水，也就迎来了农业生产面貌长久的大变化。
同化村的一个叫做下驿田的自然村，陶铸当年就住在这个村里。那是一座平房，当中厅堂，两边是两间居室。这座平房已经卖给另一家。40年前的男主人秦润七今天有事外出，女主人崔彩玲把我领到这里。40年前的模样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潮湿、狭窄。我们坐在厅堂上，听崔彩玲谈说40年前的陶铸。她今年也已是75岁的老人，身材瘦小，却精神颇佳，记忆力很好，谈起陶铸就像是谈自己家里人。老人说：“他在我家住，跟我们一样吃，不开小灶。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每月交10元伙食费。”老人还记得当年主要的食物就是红薯、芋头、辣椒和白萝卜。陶铸来之前，她家粮食不够，饭里总是加些红薯。陶铸一来，饭里不加红薯了。陶铸说，他喜欢吃红薯，还是加点吧!
崔彩玲还记得，40年前陶铸来的时候，山村人家只能用上煤油灯，碾米要用笨重的杵桕。陶铸带领大家在那条小河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水轮发电机，使家家户户有了电力，稻田得到了灌溉。现在有了大电网，小河边的小型工程已经废弃了30多年，但崔大嫂的记忆却依然十分清晰。
灵川农民怀念着陶铸，陶铸生前也怀念着同他一起改变农村面貌的灵川农民。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还赋诗抒怀：“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远在秦代，我们的祖先就在五岭的最西端开拓了著名的灵渠，打开了连接五岭南北的水上通道。灵渠于是成了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和发源地。灵川在漓江岸边，而湘江正好穿过陶铸的故乡——湖南祁阳。在陶铸心头，已经把漓、湘连结在一起了。
(作者系光明日报资深高级记者)
文字编辑 孙聚成
在岭南大地上，在农民的心中，我再次看到了陶铸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
鸭湖来了一位衣着朴素的老干部
广州北部花都区鸭湖村。1963年，陶铸曾在这里蹲点搞“四清”。
“陶书记是1963年6月3日进的村。”40多年过去了，张文渠老人仍记得这么清楚，“陶书记的音容笑貌我记得清清楚楚，我直到今天都很想念他。”鸭湖70岁左右的老人们都记得，工作队进村时，在队员们当中，有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同志，50多岁样子，身着一件老头衫，花白的头发理成一个小平头，非常的朴素。我又问当年的大队干部如今已是81岁高龄的张满华：“当时你看他像一个大官吗?”老人微笑着说：“他跟我们一样，没有架子。”“你们怕他吗?”我又问，那位70岁的农民张文渠说：“不怕，我第一次见那么大的官，但他非常和蔼可亲!”
1963年到鸭湖，陶铸带来的是一部“真经”。“真经”的创作者是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日新公社深山沟里两个村的农民。那里实行的是土地分散经营和生产责任制，不存在“大呼隆”，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照样有吃有穿。1962年盛夏，身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钻进深山，访问了两个山村的农民，取到了在人民公社条件下建立生产责任制这部真经。两位书记的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很高评价。虽然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份报告没有了下文，但陶铸依然坚持念农民教给他的真经，一心一意想让农民富裕起来。
陶铸进村，正赶上大旱情。他知道珠江三角洲河汊密如蛛网，不是旱情特大不会缺水。他带领大家来到珠江的一条支流边，确定了排灌站的位置，又派人从广州市内买来排灌设备。稻田有了水，长得格外好。陶铸十分高兴，摸着当时担任排灌工作的下乡知青张文渠的头说：“小鬼、干的不错么!”水稻长势好，陶铸指示按生产责任制的要求，由农户承包稻田管理，以保证产量。当年鸭湖田野上充满了丰收的欢乐气氛，直到今天，年年如此。
我被领到那条珠江支流昔日的一个渡口旁，听人们深情地讲述往事。小河对面是炭步镇，当年农民过河到镇上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这里乘船，陶铸当然也不例外。他在乘坐渡船中听到农民反映，单程一次收费两分钱，贵了。他同当时公社的干部商量，建议减到一分钱。从长远看，要在河上架一座桥。我请教张文渠老人，“一分钱在当初为什么这样重要?”他告诉我：“那年月，我那个生产队每个劳动日只有6毛到8毛钱，我们到镇上的花县二中读高中，早午晚乘船4次要8分钱，一年下来，多大一个数目!”于是，当时读高中的鸭湖青年们，每天都一只手举着衣服和书本，踩水几次渡河，为的是省下那笔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少的渡船费。
人们要我看，在摆渡口左侧不到百米的地方，一座拱形桥已经建立起来。那是根据陶铸的指示，社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修建的。桥修起来了，摆渡也就消失了。
老人们让我看田间穿插着的大小鱼塘，鱼塘边上都搭着一半架在水面上的鸭棚。看到这种场景，我明白了这个村庄称为“鸭湖”的原因，我也明白了陶铸倡导多年的“多种经营”的致富之路，让“鸭湖”同时成为了鱼塘。鸭棚里铺的是稀疏的竹条，鸭子的粪便可以没有阻拦的排入水中，成为浮游生物的上等饲料，那浮游生物同时成为鱼儿的美食。这样的鱼塘和鸭湖，有了“多种经营”这个正确的指导思想，早已发展到了大大小小的一百几十个，水面达到1300亩，跟稻田的面积不相上下，成为鸭湖农民致富的一条主渠道。
现已70岁的张文渠，当年与陶铸有一段很深的交往。在中学时代，他是花县二中学生里唯一的党员，学生会主席。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毕业回到故乡，就在排灌站工作，他受到了来排灌站检查工作的陶铸的热情鼓励。不久，他参加了陶铸召集的知识青年座谈会。一走进大队部，只见桌上摆了好几盘荔枝，而且是他们从没吃过的挂绿荔枝，心中好兴奋。陶铸热情地招呼年轻人吃荔枝，说是他请客，一下子就驱走了大家的紧张感。省委书记说：“人的一生就是从四条腿，到两条腿，再到三条腿，最后被四个人八条腿抬到后山上埋掉了事，所以人生是很短暂的。人活一世总要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你们青年有文化、有知识，农民需要你们，在农村大有作为，你们完全可以在农村成就一番事业。”这些话牢牢地印在了他们脑海当中。于是这位年轻党员在故乡的沃土上扎下根来，为建设新农村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离开他故乡的土地。他时刻怀念陶铸，他把陶铸看做是自己的引路人，是自己的长辈和亲人。
“将军一去，大树不飘零”
在鸭湖蹲点的第二年，陶铸又到花县花山公社新和大队蹲点。今天这里已经更名为花都区花山镇新和村。让我十分感动的是，在新和，我仍然看到了陶铸留下的深深的足迹。
有三位老人，向我讲述着40年前的往事，使人感觉并不遥远，就像发生在昨天。78岁高龄的利石芳老人，赞扬陶铸同志“四清”中讲政策、讲道理，爱护基层干部，让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洗“热水澡”，继续抓好队里的生产。当时有的基层干部思想有负担，说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陶铸就开导说：“其实泥菩萨也是可以顺利过河的啊!方法有两个，一是在泥菩萨身上涂层防水漆，二是过河时加快速度。”陶铸用幽默风趣的话语打消了这个干部的思想负担。陶铸在整个四清运动中，都是这么热情帮助基层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搞生产的。
66岁的利开琼，是40年前的生产队会计。他说：“陶铸同志鼓励我们发展多种经营，领我们平整土地，绿化荒山，搞卫生村，从广西运来芒果、沙梨等树苗建立果树带。帮助发展养猪、养羊、养兔。他真的想提高我们农民的生活水平。”陶铸还指导利开琼建立起一套财务制度，其中包括报销单不但要有经手人，而且必须有证明人的签字，这套制度直到现在还在运用。
谢汉当时是花县县委办公室的青年干部，如今70高龄。他仍记得1964年在花县三级干部大会上，领导全省人民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的陶铸同志，向全县提出了“四个一”的任务：每亩产粮1000斤，人均年收入100元，每个生产队积累1000元，全县向国家贡献余粮一亿斤。不但提出任务，而且十分细致全面地提出了达到目标的具体办法，核心是改变单一的生产布局，开展多种经营。人说“陶铸就像是一团火，把花县农民心 中的热情点燃起来。”这一年，“四个一”的目标真的超额实现了。看谢老汉眉飞色舞的样子，像是回到难忘的40年前的岁月。
离开新和“两委”办公楼，走在质量很好的公路上，我看到，昔日金黄一片的禾稻田，陶铸和农民一起开出的长长的机耕道已经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众多企业的厂房，职工宿舍和四通八达的水泥路……
应该感谢新和的农民，他们本来有力量造更好的桥，却把40年前造的一座普通的水泥桥保留了下来，因为它是陶铸同志带领大家修的，今天仍旧可以使用。
在桥上停留了一小会，我被带领去看40年前陶铸栽种的那株乌榄树。那大约是我看到的最矮最小的山，最多几百亩地。1964年，陶铸调来一个团的官兵，引水上山栽种树木，包括最能抗拒台风的台湾相思，生长速度最快的桉树，还有荔枝、沙梨等各种果树。如今稍高地区的树木保留了下来，当然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地势较低地区，已经成为工业区，而在工业区内，保留着40年前陶铸同志栽植的已经相当高大的乌榄树。乌榄的胸径已经将近一米。乌榄巨大的树冠，直径竟在13米以上。古代一位叫庚信的作家曾经有句名言，说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而我看到这株乌榄，却茏茏葱葱象征着陶铸的精神永在，新和农民把“她”保留下来，是为了让后代永远不要忘记这位栽树人。
在新和大队向东村里，至今流传着陶铸和房东利金良的故事。我来到这里探访40年前陶铸的居室。那是一个20平方米的普通房间。房主人是利金良和他双目失明的母亲。房东母子同陶铸生活在一起，情同家人。吃的菜很平常，就是青菜、白菜、辣椒、大蒜等等。主食少不了红薯。陶铸吃红薯从不剥皮，就那么大口大口的吃，农民见状也就悄悄的把已剥下的皮抓起吃下去了。今年66岁的利金良还记得当年陶铸为新和农民办的一件件好事，特别是把他妈妈送到花县人民医院治好了眼病。陶铸喜欢这个小伙子，有时候同他说笑话。有一次，小利买鱼来改善伙食，却不吃鱼头，陶铸风趣说他是“高级农民”，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小利家有一佛龛，内贴着“天官赐福”四字，陶铸建议他换成一句革命口号，但迷信的小利硬是不肯，陶铸就笑称他是“中国最大的农民!”意思是他这个中南局书记的话都不管用。直到今天，“天官赐福”仍贴在利金良家里。
在农民心目中，陶铸成了他们中的一员。他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至今一个老阿婆还记得陶铸种的卷心菜比她种的要大。陶铸也喜欢跟农民说说笑笑，当年鸭湖的民兵营长是个虎虎有生气的小伙子，陶铸十分喜爱，就叫他“老虎仔”。这一叫就是40多年，而今已70多岁的张检祥，乡亲们仍习惯的叫他为“老虎仔”。“这是陶铸给我起的名字”，张检祥不无自豪的说。当年鸭湖村头的大榕树下，常常可以看到陶铸摇着葵扇与农民们促膝谈心的情景，为了更深入了解农民们的想法，摸到最真实的情况，陶铸时常陪农民去放牛，坐在草坡田埂上，倾听着农民们的喜怒哀乐。1964年底，陶铸将要离开他住的利金良家返回广州的时候，陶铸的身份正式公开，可是农民们并不认为他是大官。当时陶铸的秘书张汉青问小利：“中南局书记陶铸在你家里住，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小利发懵。他想了好一会，才反问张汉清：“是不是那个高高大大、头有点发亮……”张汉青告诉他，就是同你开玩笑说你是“高级农民”的那个人。原来利金良把曾经到他家找陶铸的一位中南局机关干部当作陶铸了。
在广州，谈到了这个事例，当年的秘书张汉青万分感慨。这位年过七旬，后来担任过广州市委副书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的老人深情地对我说：“陶铸同志在农民中间，就像是鱼儿回到水中一样，泰然自若，无拘无束。”他还说：“陶铸同农民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乳和水可以交融，而油和水是不能交融的。”
“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
踏着陶铸同志的足迹，11月初，我来到广西桂林市灵川县。1965年，在广东花县“四清”之后。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他在这里的同化、五福两个公社蹲点搞“四清”。
灵川人告诉我陶铸的思想已经富了我们三代人。我考察的结果，主要是“多种经营”的思想在灵川土地上变成了物质的力量，闪耀着动人的光辉。
据我的了解，陶铸可能是最早提出“多种经营”这个指导思想的高级干部，时间是1957年，地点在广东省新会县。他这位省委书记带领几位干部在新会进行农村调查，从农民的实践中认识和提出了“发展农村生产要搞好多种经营”的思想。这个思路，指导了广东，也影响到全国，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陶铸就这个问题同新会县委书记的谈话。
在灵川，我被领进了一个相当广阔的果树世界。这个果树大发的年代开始于1965年。陶铸在同化的丘陵地上转了一圈，看了看土地等自然条件，认定这些荒丘土冈完全能够发展果树。他马上要秘书张汉青给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写信请求支援，张平化调来1500株无核蜜桔木苗，并派来技术人员，帮助栽种在同化，成为灵川第一个柑桔园。几年之后，柑桔园发展到500多处，柑桔树发展到25万株，年产柑桔280多万公斤。仅仅这一项就让同化村有了人均年收入1000元的好成绩。在全县，柑桔像是插上了翅膀，到20世纪后期，发展到近9万亩，年产量5～6万吨，进入全国柑桔基地县的行列。
陶铸见同化不种晚季稻，粮食产量低，于是从广东潮汕请来经验丰富的老农，还让广东运来了一台手扶拖拉机作示范，亲自下田试验、教同化农民种晚季稻。
40余年前，陶铸在灵川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十分正确的观点，那就是从重要性看，农林水三部门的顺序应该是：林、水、农。他说，没有林业和水利的发展，农业是没有基础的。他的这个思想在灵川得到了相当好的落实。县政府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说，灵川全县的有林地面积已经达到135745公顷(约200万亩)，覆盖率已经达到60％。林业的年产值高达1.1亿元以上。主要在上世纪60年代建立的水库已经达到43座，水面29万亩。
陶铸同志说的真对。灵川人按陶铸的办法抓了林，抓了水，也就迎来了农业生产面貌长久的大变化。
同化村的一个叫做下驿田的自然村，陶铸当年就住在这个村里。那是一座平房，当中厅堂，两边是两间居室。这座平房已经卖给另一家。40年前的男主人秦润七今天有事外出，女主人崔彩玲把我领到这里。40年前的模样没有改变，还是那么潮湿、狭窄。我们坐在厅堂上，听崔彩玲谈说40年前的陶铸。她今年也已是75岁的老人，身材瘦小，却精神颇佳，记忆力很好，谈起陶铸就像是谈自己家里人。老人说：“他在我家住，跟我们一样吃，不开小灶。我们吃什么，他吃什么，每月交10元伙食费。”老人还记得当年主要的食物就是红薯、芋头、辣椒和白萝卜。陶铸来之前，她家粮食不够，饭里总是加些红薯。陶铸一来，饭里不加红薯了。陶铸说，他喜欢吃红薯，还是加点吧!
崔彩玲还记得，40年前陶铸来的时候，山村人家只能用上煤油灯，碾米要用笨重的杵桕。陶铸带领大家在那条小河上安装了一个小型的水轮发电机，使家家户户有了电力，稻田得到了灌溉。现在有了大电网，小河边的小型工程已经废弃了30多年，但崔大嫂的记忆却依然十分清晰。
灵川农民怀念着陶铸，陶铸生前也怀念着同他一起改变农村面貌的灵川农民。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还赋诗抒怀：“我欲卜宅漓湘，贫雇永结邻芳。”远在秦代，我们的祖先就在五岭的最西端开拓了著名的灵渠，打开了连接五岭南北的水上通道。灵渠于是成了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和发源地。灵川在漓江岸边，而湘江正好穿过陶铸的故乡——湖南祁阳。在陶铸心头，已经把漓、湘连结在一起了。
(作者系光明日报资深高级记者)
文字编辑 孙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