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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符号，印证着历史的印痕。
没有文化，历史上不会有永存的事物。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时空隧道永久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的宝。
然而，当寻根文化的守望者们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文化的根脉时，却发现地域文化显得那么苍白，似乎文化价值受到了现代精神的冲击，以至于在一个大区域尘封已久，或者说孤芳独赏。然时至今日寥寥无几的寻根者们依然矗立在历史文化的故垒上守望着，试图抛开泥沙绽放其固有的辉煌和灿烂。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河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河湟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自古以来是河西雄关三河要塞。六千多年的烽火烟尘，涅槃重生，这里已经是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多民族文化交融汇合的前沿，是民俗文化极其丰富的宝库，是河湟地区文化旅游的景观画廊……
让我引领，走进民和——
序言
台湾作家席慕容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更是歌道：“我心中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这是一种乡愁，更是一种文化。当我们唱着歌子，故乡的情感自然流露，守望的家园醇如烈酒时，我们欣慰，我们拥有河湟宝地，魅力民和。
这是一块高天厚土，这里自古就是隶制边疆。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约6000年前，先民已在此繁衍生息。汉魏时为河西雄关之三河要塞，历来为兵家屯兵镇守之战略要地。秦汉以前为羌人居地，西汉时纳入中央政权版籍，设郡建县，金城郡治（允吾，读铅牙）就设在今民和下川口一带。魏晋时期，在今中川、官亭一带设白土县。北魏在今古鄯北古城设金城县，后改为龙支县。宋为河湟吐蕃唃嘶啰地方政权辖地，后隶于西夏近百年之久。元隶于西宁州，明属西宁卫，清辖于碾伯所。民国19年（1930年），将乐都县属峡（老鸦峡）外二十一堡、循化县属北区六大社、李土司所管辖享堂、史纳、马场垣、李二堡及杏儿等地划出建立民和县。这里还是古丝绸之路（辅道）和唐蕃古道（南道）的要津，成为青藏高原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通道。
这里是河湟文明的历史故地，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民和，位于青海省东陲，夙有“青海门户”之称。西邻乐都，东界甘肃，北望海北，南通临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湟水谷地和黄河谷地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古老民族繁衍生息之地，羌人游弋、匈奴逐鹿、吐蕃争雄、西夏统治、中原安抚，历史的变迁使这里成了西北少数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孕育河湟文化的历史故地。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遗存遗风，是旅游开发的宝贵资源。至今考古发现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青铜文化”等遗址遗迹884处。其中，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化保护单位23处，县级文化保护单位24处。有马家窑文化马场类型发掘地及著名彩陶；有我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喇家遗址；有在藏传佛教享有盛誉且有神秘感的大慈法王塔院宏化寺和卡的卡哇寺；有古老戏剧的活化石《目莲宝卷》及历史上西北罕见的麻地沟刀山会；有演绎吐谷浑金戈铁马的土族纳顿；有名冠西北的七里寺“花儿”会等等，串串明珠，为灿烂的中华文明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炫耀着民和亘古的历史文化魅力……
史前文明的绚丽色彩
早在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民和盆地山峦重叠，森林密布，鸟兽成群，古老的湟水河悠悠然穿境而过，形成了一片自然绿洲。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基本过上了定居生活，一丛丛半地穴式的圆形或方形的房屋，散落在湟水两岸。除了狩猎，他们还在靠河床的洼地用石刀翻挖开肥沃的黄土，种上原始的谷物和蔬菜。秋收后为了把狩猎获得的肉食与脱去糠壳的谷物煮熟而食，他们用粘土做成陶罐，表面又用兽毛制成的类似毛笔的画具画上黑白相间的大圆圈、网格、菱格、米字、波折及变体人形等符号和纹样，再烧制而成，并用它煮食肉类和谷物。于是，在他们原始的生活中，产生了一项伟大的创造——彩陶，这就是被现代史学家称为史前文明的“马家窑文化”。
二十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在洮河流域，即今天的临洮马家窑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因发现之地叫马家窑，故命名为“马家窑文化”。此后，在上述广大地域內相继发现了众多的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即“石岭下类型”，位于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彩陶纹样多为变形鸟纹、弧边三角纹及圆圈纹，以鲵鱼纹最具特色；“马家窑类型”，位于甘肃省临洮县，彩陶纹样以旋涡纹、波浪纹、弧边三角纹居多；“半山类型”,位于甘肃省和政县洮河半山遗址，彩陶以小口宽肩大腹双耳罐最有特色，花纹以红黑相同的锯齿纹、旋涡纹等几何形状为主。随后他又来到民和盆地，在地处湟水下游南岸的川口镇边墙村发现了属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马厂塬遗址，即“马厂类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考古学家们又进行了详细调查、测绘，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而成为马厂类型的命名地，从而成为研究青海东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关系的重要遗址。马厂类型的彩陶器形以小口折沿宽肩罐为代表，彩绘有很多大圆圈、网格、菱格、米字、波折及变体人形等图案和纹样。
马厂类型马厂塬遗址分为居住地和墓葬地两部分。居住地在村庄的北部、西北部一带，墓葬地则在村内村北及村西地区，全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从居住地的文化堆积及墓葬地中出土的随葬品分析，该遗址文化遗存以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为主，还包括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唐汪式陶器等多种文化遗存。遗址断面暴露有灰坑，地面散布有大量陶片，马厂类型有蛙纹、圆圈纹泥质彩陶壶和彩陶罐、双耳盆、夹沙红陶盆、罐、瓮等；齐家文化有泥质红陶罐、双大耳罐、折肩蓝纹壶；辛店文化有夹沙红陶罐、绳纹罐、鬲、豆、盆、瓮及彩陶壶、罐等，彩陶纹饰有双钩羊角形纹、连续回纹、S形纹、太阳形纹；唐汪式陶器有涡纹彩陶壶、夹沙红陶罐等。另发现了一件特别珍贵的马厂类型泥塑人头像彩陶壶，还采集到玉斧、石刀、骨针等生产、生活器物。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众所周知，研究马家窑文化的重要价值早已被史学界所公认。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又延续发展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它的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它不仅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源头，同时它源远流长地孕育了中国文化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它神奇辉煌的艺术魅力至今还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马家窑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晨曦中最绚丽的霞光，折射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马家窑文化不仅包含着史前时期众多神秘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同时它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形式。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绘制中以毛笔作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作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于墨）作为主要基调，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基础与以线描为特征的基本形式。彩陶是中国文化的根，绘画的源，马家窑文化将史前文化的发展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创造了绘画表现的许多新的形式，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画，就是神奇丰富的史前“中国画”，因而具有非凡的文化价值。
马家窑文化产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它的图案之多样，题材之丰富，花纹之精美，构思之灵妙，是史前任何一种远古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它丰富多姿的图案构成了典丽、古朴、大器、浑厚的艺术风格。它神奇的动物图纹，恢宏的歌舞，对比的几何形状，强烈的动感姿态，像黄河奔流的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永世旋动。它像河湟浪尖上的水珠，引领着浪涛的起伏，臻成彩陶艺术的高峰。它留下的极其丰富的图案世界，永远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它所给予我们的欣赏价值是任何现代艺术都不能代替的。越是遥远的文化，就越能成为现代生活中最珍贵的收藏观赏品，因而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诚然，彩陶为5000年的华夏文明史留下了色彩浓重的一笔，马厂塬遗址的发掘使民和名扬天下。我们庆幸，我们有这样优秀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在1923年后至1988年之前的60多年间，马厂塬遗址曾遭到了盗墓者和彩陶贩卖者的严重破坏，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大会战，致使大面积遗址被夷为平地。原先65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只剩下15万平方米，而且整个边墙台地遗址裸露着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盗墓坑，彩陶碎片随处可见。直到1988年马厂塬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算是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令人遗憾的是，20多年来，这样一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遗址，仍然沉睡在那里，在保护与挖掘地域文化方面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见证了华夏史前文明变迁，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能用文字证明的年代只有3500年。中国史前的马家窑文化存在于距今5800年到4000年之间，用大量的世界独有的彩陶图画奇观记载了这一时期的文明和变迁。尽管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早于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类型，半山类型早于马厂类型，但也在3500—4000多年之间。况且，除马厂塬遗址之外，民和地区还发现马厂类型遗址多达144处之多，马家窑类型47处，半山类型28处。目前，民和县博物馆收藏有各类彩陶6200多件，其中马家窑彩陶近5000件。其中，一级文物17件，二级文物32件，三级文物107件，完全可以建立独立的马家窑马厂类型博物馆。
一件彩陶代表的只是一个文化符号，而一个文化符号却蕴涵着远古的文明史。
民和境内古文化遗存绝非只有马家窑文化一种，在民和转导的阳洼坡、杨家泉、肖家，中川的胡李家，前河的白崖沟，官亭的胡热热等地，已发现了六处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这是迄今青海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种文化类型，也是我国仰韶文化分布的最西极限。
除此之外，在河湟两岸的台地上及一些山区还发现了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的遗存104处。“青铜文化”在民和分布也很广，已发现遗址67处。1978年在核桃庄一地就发掘出360多座辛店文化的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陶、石器和骨器等。民和地区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表明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他们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
历史总要留给后人一些残缺，尤其断垣残壁的马厂文化遗存更让人追忆和凭吊，去追寻远古文明那一抹灿烂的祥云，装点今日的文化生活。我期待着离县城最近的“马家窑马厂文化彩陶博物馆”早日建成，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早日开通。
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
4000多年前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黄河在幽暗的夜色中流淌，高大的康格达山下，寂静无声。河北岸的窑洞里，一群史前人类正在炉塘边烧火做饭、取暖嬉戏。突然，身边传来一丝不祥的征兆，他们还在疑惑和惊恐中，而灾害的魔掌铺天盖地顷刻降临，顿时雷鸣电闪，暴雨如注，山崩地裂，黄河咆哮，灾祸将人们吞没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这是发生在现今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的官亭镇喇家村于4000年前惨烈悲壮的一幕。喇家曾经宁静安详的生活从此被打破，暴雨、地震、洪水，接踵而至。一些人幸运逃离，而另一些人则永远埋没地下，与灾难一同定格在被覆盖的地层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喇家遗址。1998年深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民和县博物馆的专家们，不断奔赴今天的喇家村，用手铲，一点一点揭露并唤醒了沉睡4000年的史前遗址。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一个个惊人的发现陆续面世，向世人展示了喇家遗址神秘的远古地下谜案。
在发掘的四座古代房址里，保留的姿态形状各异的23具遗骸，无声地述说着已尘封4000年的惨烈灾象和感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用骨骼铸就的弥漫着人间大爱的情景。
2000年春夏之交，考古学家最先发掘出了3号、4号两座毗邻的房址。在那个半地穴式建筑的房址里发掘出的许多人骨，着实让专家们吃惊——遗骸姿势各异，表现奇特，惨不忍睹。一座房址里竟然有14具骨架！经专家对人骨性别年龄的初步鉴定，4号房址的骨骼，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年齡最小的仅2岁；28—45岁的4具，以少年儿童为主。考古学家通过对人骨残骸姿势和相互间关系的仔细观察，写下了这样的手记：
“四号房址，一个母亲怀抱婴儿，蹲伏依靠在东墙下，头和身体紧紧护着孩子；房屋之间的火塘上方一个十五六七的少年小伙，用他还柔弱的身躯跨步举起双臂，似要把垮塌的房顶擎住，但他无力回天，反被压倒在了火塘上，双手还仍然高举。右前方一个大男孩，肢体被坍塌土块砸成了极端异常状态的姿势。
房屋西南角，三个孩子扑向了墙边的成年女性身旁，而伏在最上面的是勇敢懂事的哥哥，他本来在墙角位置，相对安全，可他要用自己的身躯给他们以保护。
在西北角，惊吓中的四个孩子的骨骼分布在一起。不知所措却也相互关照；墙边一个十来岁的大孩子，扑向前面的小孩，将他护住；一个小不点被压趴在地上，另一个小家伙紧挨着侧翻变形。房里一个年岁较大的爷爷身体蜷曲着和孩子们倒在一起，没来得及保护孩子，自己先陷入塌落的土堆之下，头颅在凹坑中挣扎，似在呼喊小孩，头朝下形成了难解的怪异状态，头骨最后也脱离了身躯。
在另一间3号房址东壁下，也是一个母亲，紧紧搂抱小孩，跪地仰望上天，似在祈求老天留情；孩子在她臂弯里露出小脑瓜，尽管妈妈怀里给了他安宁，然而苍天无助，她们仍遭房塌屋倒的埋没。”
专家拿笔的手在颤抖，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些人骨，下意识地抚摸着母亲怀里那个小宝宝的头骨，他想象着那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仿佛听到他在妈妈怀里咯咯咯甜美的笑声。
后来陆续发掘出了7号、10号、23号房址，加上３ 号、４ 号房址，共清理出25个人的尸骨。其中， 23号房址位于遗址西区，是一个男人护住一个小孩的遗骸，整个人骨姿势扭曲异常，而最奇特的是这个小孩嘴上还叼着饮水的小陶杯。
他（她）们都在这大灾难的瞬间，展现了人间大爱与人性之美，他们或出于本能，或是亲情和爱心使然。但都被无情灾害吞没，只留下让人动容的来自4000年的感动——男孩勇敢，母爱伟大。我们看到的是黄河畔的悲壮惨剧，同时也是人间友爱的温情颂歌。
可是，更让考古学家们吃惊的是，后来对人骨的DNA测试分析和比对，结果竟出乎意料之外，被称怀抱小孩的母亲，她们并非母子关系。
喇家遗址的出土人骨，全部采样做了DNA分析。如果保存情况良好，实验室提取到基因片段，将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信息，我们期待这些科学资料的最终公布。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齐家文化中晚期灾难遗址，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然而，喇家遗址地层泥土中随意裹挟着的远古信息绝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多让世人震惊的秘密。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河北岸二级阶地前段的官亭镇喇家村，自1999年至2007年底，历时9年，勘探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现已发掘了近3000多平方米。共发掘清理出让世人震惊的灾难现场，规模巨大的环壕，供人们集中活动的小型广场，结构独特的窑洞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依墙壁或墙角而建的壁炉，祭坛和高等级墓葬、白石灰面特殊地面建筑等重要遗迹遗存。还发现了大量陶、石、玉、骨等珍贵文物，特别是反映高等级社会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石磬、大玉刀、玉璧、玉环、玉斧、玉锛等玉器。而且，黄河石磬、大玉刀都被誉为“黄河磬王”、“玉刀之王”，均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王者之器”。有发达的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业，更有制作精美玉器的作坊，以及我们的先民在4000年前就已经用谷子、黍子做成的面条等等。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我国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一直贫穷落后，文化不发达。但喇家遗址发掘的上述考古器物和遗存，对此提出了质疑，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预示着这里曾经闪烁过文明的夺目光彩。
据考古工作者对已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喇家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是兼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等不同时期文化内涵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文明发达、拥有宽大环壕、祭祀广场的遥远城邦古国。
祭祀天地，沟通人神，这是一种人类迈入文明时代的精神活动。而在4000年前，也就是处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还没有文字产生、历史记载的遥远年代，却有这样规模很大的祭祀礼仪，宽约10米、深达3、4米的环壕，仿佛看到了古城墙的影子，听到了城内人声嘈杂、车马喧嚣的市井回音。
而且，那把被称为“王者之器”的大玉刀，是部落权力的象征；那些玉璧、玉环等玉器，除青海本地产的昆仑玉之外，还有来自新疆和田的羊脂玉。试想，早在4000年前，那个人们只能用神话来想象的年代，在遥远的西域和田，可能就有一支商队出发，他们涉过流沙沿着昆仑山前行，到达青海的格尔木，然后又汇同这里的玉石商人继续向东长途跋涉，到达了今天的喇家进行贸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很发达了。这就说明，史前的喇家很可能是一个商贾往来、贸易繁荣的大聚落，也因此必然有大规模的人类聚集。
这一时期，原始农牧业和饮食文化也有了很大发展。2002年深秋的一天，考古专家在揭去已经发掘出土的一个陶碗时，竟揭开了又一个神秘面纱。在20号房址的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陶土碗，在碗底有面条，长约50厘米，直径约0.3厘米，粗细均匀，颜色鲜黄，与现在的拉面形态相似。我国最早记录面条的文字出现在1900年前，而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一直認为他们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面条。现在如果喇家遗址出土的这碗东西就是面条的话，那么我们就把面条出现的时间推溯到了4000年前。这可能吗？而这个陶碗处于喇家遗址沉积物底层3米以下的一个房址内。如果它真是一碗面条的话，没几天就应该发霉变质，怎么可能还会保存4000年之久呢？
然而，奇迹就是这样出现的。随后标本被带到北京。2005年，经科学家们几年的分析鉴定，运用先进的植硅体分析技术，从80多种植物中进行对比和鉴别，艰辛的科研工作没有白费，最终专家发现面条是粟（小米）和黍做成的。这一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成果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一举轰动世界。立刻在全球引发了强烈关注，面条首创于中国的历史定论因此一锤定音。
可是，也就在4000年前左右，中华古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却突然消失了。当黄河中下游已培育出早期的城市文明之后，这里才开始出现散乱的游牧民的帐篷，是什么挡住了文明的车轮？把西北地区的早期文明，摔出了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
据考古学家诠释：引起喇家遗址灾难的是一场地震，而摧毁聚落的是随后而来的山洪和黄河大洪水。因此，史前喇家的文明就此被埋地下。
黄河上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齐家文化是这一地区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喇家遗址的发掘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喇家遗址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结构相当完整的窑洞式建筑遗迹，明确了窑洞式建筑应当是齐家文化的主要建筑形式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而且对于黄土地带窑洞式建筑的发展历史和聚落类型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1年喇家遗址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称为“东方庞贝”，其历史比意大利庞贝古城上溯了2000多年。同时，2002年，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 栏目拍摄的三集电视片 《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 播出后， 喇家遗址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关注。2011年，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拍摄制作的电视专题《四千年前的长寿面》播出后，喇家遗址更是世界考古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目前已修起了喇家遗址博物馆，进入后期的综合研究阶段。
喇家遗址与大禹故里
喇家遗址潜藏的远古信息，带给考古界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领域，也给历史学家和文人学者无穷的遐想。
早在喇家遗址发掘前的久远年代里，民和官亭地区的土族民间，曾经流传着许多关于治水英雄大禹的神话传说。如大禹赶石的传说、大禹斩蛟龙的传说、大禹洞和龙凤山的传说等等。在这些神话传说里，大禹俨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神通广大、力大无比、能化身黑熊的天神。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仿佛看到大禹这个神人在喇家遗址附近的积石山凿山劈峡导引黄河的依稀影子。
喇家遗址所在的黄河上游官亭盆地，南岸是甘肃积石山县，北岸被称为三川地区，现以土族聚居为主，盆地内是海拔1800米左右的黄河阶地。黄河自西向东穿过积石峡，像是无限眷恋三川这片肥沃的土地，缓慢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形，然后一头扎进寺沟峡荡然而去。
当喇家遗址被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为4000年前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聚落或城邦古国时，有学者提出，或许喇家遗址就是大禹故里。于是乎，附和应声者与日俱增，那么，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大禹治水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自然治水英雄大禹也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既然是神话人物，那与喇家遗址又有何干呢？
2002年，一件出现在香港的青铜器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兴趣。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解读了这件青铜器上的铭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大禹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使“大禹治水”不再是神话传说。
这件青铜器被称为“遂公盟”，是西周时期在祭祀典礼上用来盛放食物的器具。这件锈迹斑斑的青铜器上有10行共98字的铭文。当李学勤凭借几十年研究古文字的功底，认出开首：“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时，他便大喜过望。他惊喜的是这恰是《尚书》里出现的文字。在此前发现的历史典籍中虽零星可见提到大禹，但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这是第一件，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可以说，“遂公盟”是人们发现的唯一一件记载了大禹治水事迹的物证。据李学勤考证，“遂公盟”的作者是遂国的国君，是舜的后代，造于公元前大约681年。这件物证有力地证实了大禹确有其人，大禹治水是真实存在的。这件“遂公盟”目前被收藏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无独有偶，民和县喇家遗址的逐步发掘，更进一步地证实了大禹其人存在的真实性。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介绍，喇家遗址是距今4000年前的灾难遗址，保留了古地震、古洪水等多重灾难痕迹。1999年发掘至今，喇家遗址出土了十数具姿态各异的人类遗骸，忠实记录了灾难降临的瞬间，说明了4000年前黄河泛滥“人或为鱼鳖”的现实；同时出土了大量罕见的巨型玉器如“大玉刀”、“玉璧”、“玉环”等；还有“黄河石磬”，这些都是“王者之器”，是高等级社会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可以说，喇家遗址证实的洪水灾难和“遂公盟”上记载的大禹治水互为印证。2006年9月15日，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先生在《青海日报》撰文发表《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一文时，用5条根据推断了喇家遗址是大禹故里：①大夏河流域包括此处黄河两岸是夏后氏成长的地方，“黄帝以姬水成”（《国语·晋语》）；②《新语·术事》中载“大禹兴于西羌”，西羌活动地区就是如今的青海、甘肃；③喇家遗址和大禹治水的时间均为4000年前；④《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禹“导河于积石”的积石峡就在喇家附近；⑤喇家遗址出土的巨型玉刀和被称为“黄河磐王”的巨型石磐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只有大禹这样的人才拥有这种权力。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考古学界、文学界的关注。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得祖教授说，中国上古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夏朝是唯一极度匮乏史料记载反映的朝代。大禹作为治水英雄，其活动区域一直为史学界争论。史学界关于大禹故里有三说，分别为大禹出自中原、出自东夷、出自西戎，近年来大禹出自西部，为西戎领袖的看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印证了大禹出自西部说。有关环境地理学家研究认为，喇家遗址所处的官亭盆地处于黄河第一阶梯，3000—4000年前，这个盆地处于洪水多发期。
同时，在民和官亭镇、中川乡的部分村庄发现了相关于史料记载的种种遗迹。在位于民和县原峡口乡峡口村的华尖寺（又称“花亭寺”，“森格静房”）发现了两处马蹄形状的石窑，其中一处石窑已被人为破坏。还有四五处大小水缸，能明显看出是人工制造的。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型石礅，石礅上有奇怪的花纹图样，形如车轮、鱼、方形图案等。此外，当地农民每逢端午节在位于积石峡口的“禹王洞”，以“献羊”的方式来举行祭祀大禹的活动。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夏朝的奠基者。大禹又是历代传颂的治水英雄，他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艰苦朴素，卑官菲食。他亲临现场，身先士卒。为了治理水患，累得腿上没了毛，走路时两腿都不能交替着往前迈，只能两腿蹭着往前走，说他“步不相过”。正因为如此，百姓才拥护他做王，大禹才创立了夏代。大禹“改堵为疏”体现的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大禹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大禹“敬民、养民、护民、教民”的民本思想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该发扬光大的。因此，确认大禹故里在民和当然不能排除是扩大民和及全省的文化内涵，而且对文化和旅游业、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我们期待着喇家遗址4000年前的泥土里传递出更多的信息，发掘出更多的史前文明的佐证！
（未完待续）
没有文化，历史上不会有永存的事物。
历史和文化是一个地域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人类时空隧道永久的记忆，是无形的根，无价的宝。
然而，当寻根文化的守望者们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文化的根脉时，却发现地域文化显得那么苍白，似乎文化价值受到了现代精神的冲击，以至于在一个大区域尘封已久，或者说孤芳独赏。然时至今日寥寥无几的寻根者们依然矗立在历史文化的故垒上守望着，试图抛开泥沙绽放其固有的辉煌和灿烂。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河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河湟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的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自古以来是河西雄关三河要塞。六千多年的烽火烟尘，涅槃重生，这里已经是史前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多民族文化交融汇合的前沿，是民俗文化极其丰富的宝库，是河湟地区文化旅游的景观画廊……
让我引领，走进民和——
序言
台湾作家席慕容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更是歌道：“我心中有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
这是一种乡愁，更是一种文化。当我们唱着歌子，故乡的情感自然流露，守望的家园醇如烈酒时，我们欣慰，我们拥有河湟宝地，魅力民和。
这是一块高天厚土，这里自古就是隶制边疆。早在原始社会晚期约6000年前，先民已在此繁衍生息。汉魏时为河西雄关之三河要塞，历来为兵家屯兵镇守之战略要地。秦汉以前为羌人居地，西汉时纳入中央政权版籍，设郡建县，金城郡治（允吾，读铅牙）就设在今民和下川口一带。魏晋时期，在今中川、官亭一带设白土县。北魏在今古鄯北古城设金城县，后改为龙支县。宋为河湟吐蕃唃嘶啰地方政权辖地，后隶于西夏近百年之久。元隶于西宁州，明属西宁卫，清辖于碾伯所。民国19年（1930年），将乐都县属峡（老鸦峡）外二十一堡、循化县属北区六大社、李土司所管辖享堂、史纳、马场垣、李二堡及杏儿等地划出建立民和县。这里还是古丝绸之路（辅道）和唐蕃古道（南道）的要津，成为青藏高原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通道。
这里是河湟文明的历史故地，是黄河流域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民和，位于青海省东陲，夙有“青海门户”之称。西邻乐都，东界甘肃，北望海北，南通临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湟水谷地和黄河谷地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成为古老民族繁衍生息之地，羌人游弋、匈奴逐鹿、吐蕃争雄、西夏统治、中原安抚，历史的变迁使这里成了西北少数民族的发祥地之一，也是孕育河湟文化的历史故地。几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遗存遗风，是旅游开发的宝贵资源。至今考古发现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青铜文化”等遗址遗迹884处。其中，国家级文化保护单位2处，省级文化保护单位23处，县级文化保护单位24处。有马家窑文化马场类型发掘地及著名彩陶；有我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喇家遗址；有在藏传佛教享有盛誉且有神秘感的大慈法王塔院宏化寺和卡的卡哇寺；有古老戏剧的活化石《目莲宝卷》及历史上西北罕见的麻地沟刀山会；有演绎吐谷浑金戈铁马的土族纳顿；有名冠西北的七里寺“花儿”会等等，串串明珠，为灿烂的中华文明史增添了绚丽的色彩，炫耀着民和亘古的历史文化魅力……
史前文明的绚丽色彩
早在距今5000年前的原始社会晚期，民和盆地山峦重叠，森林密布，鸟兽成群，古老的湟水河悠悠然穿境而过，形成了一片自然绿洲。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基本过上了定居生活，一丛丛半地穴式的圆形或方形的房屋，散落在湟水两岸。除了狩猎，他们还在靠河床的洼地用石刀翻挖开肥沃的黄土，种上原始的谷物和蔬菜。秋收后为了把狩猎获得的肉食与脱去糠壳的谷物煮熟而食，他们用粘土做成陶罐，表面又用兽毛制成的类似毛笔的画具画上黑白相间的大圆圈、网格、菱格、米字、波折及变体人形等符号和纹样，再烧制而成，并用它煮食肉类和谷物。于是，在他们原始的生活中，产生了一项伟大的创造——彩陶，这就是被现代史学家称为史前文明的“马家窑文化”。
二十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在洮河流域，即今天的临洮马家窑发现了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因发现之地叫马家窑，故命名为“马家窑文化”。此后，在上述广大地域內相继发现了众多的同一类型的文化遗存，即“石岭下类型”，位于甘肃省武山县城关镇，彩陶纹样多为变形鸟纹、弧边三角纹及圆圈纹，以鲵鱼纹最具特色；“马家窑类型”，位于甘肃省临洮县，彩陶纹样以旋涡纹、波浪纹、弧边三角纹居多；“半山类型”,位于甘肃省和政县洮河半山遗址，彩陶以小口宽肩大腹双耳罐最有特色，花纹以红黑相同的锯齿纹、旋涡纹等几何形状为主。随后他又来到民和盆地，在地处湟水下游南岸的川口镇边墙村发现了属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马厂塬遗址，即“马厂类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文物普查中考古学家们又进行了详细调查、测绘，因其独特的文化内涵而成为马厂类型的命名地，从而成为研究青海东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青铜时代文化关系的重要遗址。马厂类型的彩陶器形以小口折沿宽肩罐为代表，彩绘有很多大圆圈、网格、菱格、米字、波折及变体人形等图案和纹样。
马厂类型马厂塬遗址分为居住地和墓葬地两部分。居住地在村庄的北部、西北部一带，墓葬地则在村内村北及村西地区，全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从居住地的文化堆积及墓葬地中出土的随葬品分析，该遗址文化遗存以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为主，还包括有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和唐汪式陶器等多种文化遗存。遗址断面暴露有灰坑，地面散布有大量陶片，马厂类型有蛙纹、圆圈纹泥质彩陶壶和彩陶罐、双耳盆、夹沙红陶盆、罐、瓮等；齐家文化有泥质红陶罐、双大耳罐、折肩蓝纹壶；辛店文化有夹沙红陶罐、绳纹罐、鬲、豆、盆、瓮及彩陶壶、罐等，彩陶纹饰有双钩羊角形纹、连续回纹、S形纹、太阳形纹；唐汪式陶器有涡纹彩陶壶、夹沙红陶罐等。另发现了一件特别珍贵的马厂类型泥塑人头像彩陶壶，还采集到玉斧、石刀、骨针等生产、生活器物。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众所周知，研究马家窑文化的重要价值早已被史学界所公认。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衰落以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又延续发展数百年，将彩陶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马家窑文化以彩陶器为代表，它的器型丰富多姿，图案极富于变化和绚丽多彩，是世界彩陶发展史上无与伦比的奇观，是人类远古先民创造的最灿烂的文化，是彩陶艺术发展的顶峰。它不仅是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的源头，同时它源远流长地孕育了中国文化艺术的起源与发展，它神奇辉煌的艺术魅力至今还在震撼着我们的心灵。
马家窑文化的高度发展，是新石器时期华夏文明晨曦中最绚丽的霞光，折射着中华先民在远古时代所达到的多项文化成就，马家窑文化不仅包含着史前时期众多神秘的社会信息、文化信息，同时它创造了中国画最早的形式。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绘制中以毛笔作为绘画工具，以线条作为造形手段，以黑色（同于墨）作为主要基调，奠定了中国画发展的历史基础与以线描为特征的基本形式。彩陶是中国文化的根，绘画的源，马家窑文化将史前文化的发展推向了登峰造极的高度，创造了绘画表现的许多新的形式，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图画，就是神奇丰富的史前“中国画”，因而具有非凡的文化价值。
马家窑文化产生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它的图案之多样，题材之丰富，花纹之精美，构思之灵妙，是史前任何一种远古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它丰富多姿的图案构成了典丽、古朴、大器、浑厚的艺术风格。它神奇的动物图纹，恢宏的歌舞，对比的几何形状，强烈的动感姿态，像黄河奔流的千姿百态，生生不息，永世旋动。它像河湟浪尖上的水珠，引领着浪涛的起伏，臻成彩陶艺术的高峰。它留下的极其丰富的图案世界，永远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它所给予我们的欣赏价值是任何现代艺术都不能代替的。越是遥远的文化，就越能成为现代生活中最珍贵的收藏观赏品，因而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
诚然，彩陶为5000年的华夏文明史留下了色彩浓重的一笔，马厂塬遗址的发掘使民和名扬天下。我们庆幸，我们有这样优秀而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在1923年后至1988年之前的60多年间，马厂塬遗址曾遭到了盗墓者和彩陶贩卖者的严重破坏，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大会战，致使大面积遗址被夷为平地。原先65万平方米的遗址面积，只剩下15万平方米，而且整个边墙台地遗址裸露着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盗墓坑，彩陶碎片随处可见。直到1988年马厂塬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才算是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令人遗憾的是，20多年来，这样一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遗址，仍然沉睡在那里，在保护与挖掘地域文化方面似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马家窑文化的发现，见证了华夏史前文明变迁，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能用文字证明的年代只有3500年。中国史前的马家窑文化存在于距今5800年到4000年之间，用大量的世界独有的彩陶图画奇观记载了这一时期的文明和变迁。尽管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早于马家窑类型，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类型，半山类型早于马厂类型，但也在3500—4000多年之间。况且，除马厂塬遗址之外，民和地区还发现马厂类型遗址多达144处之多，马家窑类型47处，半山类型28处。目前，民和县博物馆收藏有各类彩陶6200多件，其中马家窑彩陶近5000件。其中，一级文物17件，二级文物32件，三级文物107件，完全可以建立独立的马家窑马厂类型博物馆。
一件彩陶代表的只是一个文化符号，而一个文化符号却蕴涵着远古的文明史。
民和境内古文化遗存绝非只有马家窑文化一种，在民和转导的阳洼坡、杨家泉、肖家，中川的胡李家，前河的白崖沟，官亭的胡热热等地，已发现了六处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公社繁荣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这是迄今青海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一种文化类型，也是我国仰韶文化分布的最西极限。
除此之外，在河湟两岸的台地上及一些山区还发现了继马家窑文化之后的“齐家文化”的遗存104处。“青铜文化”在民和分布也很广，已发现遗址67处。1978年在核桃庄一地就发掘出360多座辛店文化的墓葬，出土了大批青铜器、陶、石器和骨器等。民和地区源远流长的古代文化，表明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可爱的土地上，他们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
历史总要留给后人一些残缺，尤其断垣残壁的马厂文化遗存更让人追忆和凭吊，去追寻远古文明那一抹灿烂的祥云，装点今日的文化生活。我期待着离县城最近的“马家窑马厂文化彩陶博物馆”早日建成，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早日开通。
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
4000多年前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黄河在幽暗的夜色中流淌，高大的康格达山下，寂静无声。河北岸的窑洞里，一群史前人类正在炉塘边烧火做饭、取暖嬉戏。突然，身边传来一丝不祥的征兆，他们还在疑惑和惊恐中，而灾害的魔掌铺天盖地顷刻降临，顿时雷鸣电闪，暴雨如注，山崩地裂，黄河咆哮，灾祸将人们吞没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这是发生在现今青海省民和县官亭盆地的官亭镇喇家村于4000年前惨烈悲壮的一幕。喇家曾经宁静安详的生活从此被打破，暴雨、地震、洪水，接踵而至。一些人幸运逃离，而另一些人则永远埋没地下，与灾难一同定格在被覆盖的地层中。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喇家遗址。1998年深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民和县博物馆的专家们，不断奔赴今天的喇家村，用手铲，一点一点揭露并唤醒了沉睡4000年的史前遗址。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一个个惊人的发现陆续面世，向世人展示了喇家遗址神秘的远古地下谜案。
在发掘的四座古代房址里，保留的姿态形状各异的23具遗骸，无声地述说着已尘封4000年的惨烈灾象和感人的故事。
这是一个用骨骼铸就的弥漫着人间大爱的情景。
2000年春夏之交，考古学家最先发掘出了3号、4号两座毗邻的房址。在那个半地穴式建筑的房址里发掘出的许多人骨，着实让专家们吃惊——遗骸姿势各异，表现奇特，惨不忍睹。一座房址里竟然有14具骨架！经专家对人骨性别年龄的初步鉴定，4号房址的骨骼，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年齡最小的仅2岁；28—45岁的4具，以少年儿童为主。考古学家通过对人骨残骸姿势和相互间关系的仔细观察，写下了这样的手记：
“四号房址，一个母亲怀抱婴儿，蹲伏依靠在东墙下，头和身体紧紧护着孩子；房屋之间的火塘上方一个十五六七的少年小伙，用他还柔弱的身躯跨步举起双臂，似要把垮塌的房顶擎住，但他无力回天，反被压倒在了火塘上，双手还仍然高举。右前方一个大男孩，肢体被坍塌土块砸成了极端异常状态的姿势。
房屋西南角，三个孩子扑向了墙边的成年女性身旁，而伏在最上面的是勇敢懂事的哥哥，他本来在墙角位置，相对安全，可他要用自己的身躯给他们以保护。
在西北角，惊吓中的四个孩子的骨骼分布在一起。不知所措却也相互关照；墙边一个十来岁的大孩子，扑向前面的小孩，将他护住；一个小不点被压趴在地上，另一个小家伙紧挨着侧翻变形。房里一个年岁较大的爷爷身体蜷曲着和孩子们倒在一起，没来得及保护孩子，自己先陷入塌落的土堆之下，头颅在凹坑中挣扎，似在呼喊小孩，头朝下形成了难解的怪异状态，头骨最后也脱离了身躯。
在另一间3号房址东壁下，也是一个母亲，紧紧搂抱小孩，跪地仰望上天，似在祈求老天留情；孩子在她臂弯里露出小脑瓜，尽管妈妈怀里给了他安宁，然而苍天无助，她们仍遭房塌屋倒的埋没。”
专家拿笔的手在颤抖，他久久地凝视着那些人骨，下意识地抚摸着母亲怀里那个小宝宝的头骨，他想象着那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仿佛听到他在妈妈怀里咯咯咯甜美的笑声。
后来陆续发掘出了7号、10号、23号房址，加上３ 号、４ 号房址，共清理出25个人的尸骨。其中， 23号房址位于遗址西区，是一个男人护住一个小孩的遗骸，整个人骨姿势扭曲异常，而最奇特的是这个小孩嘴上还叼着饮水的小陶杯。
他（她）们都在这大灾难的瞬间，展现了人间大爱与人性之美，他们或出于本能，或是亲情和爱心使然。但都被无情灾害吞没，只留下让人动容的来自4000年的感动——男孩勇敢，母爱伟大。我们看到的是黄河畔的悲壮惨剧，同时也是人间友爱的温情颂歌。
可是，更让考古学家们吃惊的是，后来对人骨的DNA测试分析和比对，结果竟出乎意料之外，被称怀抱小孩的母亲，她们并非母子关系。
喇家遗址的出土人骨，全部采样做了DNA分析。如果保存情况良好，实验室提取到基因片段，将有可能获得一些重要信息，我们期待这些科学资料的最终公布。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我国唯一一处大型齐家文化中晚期灾难遗址，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然而，喇家遗址地层泥土中随意裹挟着的远古信息绝不仅仅是这些，还有更多让世人震惊的秘密。
喇家遗址位于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黄河北岸二级阶地前段的官亭镇喇家村，自1999年至2007年底，历时9年，勘探总面积约60万平方米，现已发掘了近3000多平方米。共发掘清理出让世人震惊的灾难现场，规模巨大的环壕，供人们集中活动的小型广场，结构独特的窑洞式建筑、干栏式建筑，依墙壁或墙角而建的壁炉，祭坛和高等级墓葬、白石灰面特殊地面建筑等重要遗迹遗存。还发现了大量陶、石、玉、骨等珍贵文物，特别是反映高等级社会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石磬、大玉刀、玉璧、玉环、玉斧、玉锛等玉器。而且，黄河石磬、大玉刀都被誉为“黄河磬王”、“玉刀之王”，均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王者之器”。有发达的制陶、制石、制骨等手工业，更有制作精美玉器的作坊，以及我们的先民在4000年前就已经用谷子、黍子做成的面条等等。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之中，我国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一直贫穷落后，文化不发达。但喇家遗址发掘的上述考古器物和遗存，对此提出了质疑，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预示着这里曾经闪烁过文明的夺目光彩。
据考古工作者对已有的考古证据来看，喇家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是兼有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等不同时期文化内涵的巨大聚落，抑或是一个文明发达、拥有宽大环壕、祭祀广场的遥远城邦古国。
祭祀天地，沟通人神，这是一种人类迈入文明时代的精神活动。而在4000年前，也就是处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个还没有文字产生、历史记载的遥远年代，却有这样规模很大的祭祀礼仪，宽约10米、深达3、4米的环壕，仿佛看到了古城墙的影子，听到了城内人声嘈杂、车马喧嚣的市井回音。
而且，那把被称为“王者之器”的大玉刀，是部落权力的象征；那些玉璧、玉环等玉器，除青海本地产的昆仑玉之外，还有来自新疆和田的羊脂玉。试想，早在4000年前，那个人们只能用神话来想象的年代，在遥远的西域和田，可能就有一支商队出发，他们涉过流沙沿着昆仑山前行，到达青海的格尔木，然后又汇同这里的玉石商人继续向东长途跋涉，到达了今天的喇家进行贸易。众所周知，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很发达了。这就说明，史前的喇家很可能是一个商贾往来、贸易繁荣的大聚落，也因此必然有大规模的人类聚集。
这一时期，原始农牧业和饮食文化也有了很大发展。2002年深秋的一天，考古专家在揭去已经发掘出土的一个陶碗时，竟揭开了又一个神秘面纱。在20号房址的地面上，一只倒置的陶土碗，在碗底有面条，长约50厘米，直径约0.3厘米，粗细均匀，颜色鲜黄，与现在的拉面形态相似。我国最早记录面条的文字出现在1900年前，而意大利人和阿拉伯人，一直認为他们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面条。现在如果喇家遗址出土的这碗东西就是面条的话，那么我们就把面条出现的时间推溯到了4000年前。这可能吗？而这个陶碗处于喇家遗址沉积物底层3米以下的一个房址内。如果它真是一碗面条的话，没几天就应该发霉变质，怎么可能还会保存4000年之久呢？
然而，奇迹就是这样出现的。随后标本被带到北京。2005年，经科学家们几年的分析鉴定，运用先进的植硅体分析技术，从80多种植物中进行对比和鉴别，艰辛的科研工作没有白费，最终专家发现面条是粟（小米）和黍做成的。这一多学科合作的研究成果在英国著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一举轰动世界。立刻在全球引发了强烈关注，面条首创于中国的历史定论因此一锤定音。
可是，也就在4000年前左右，中华古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这一地区的人类活动却突然消失了。当黄河中下游已培育出早期的城市文明之后，这里才开始出现散乱的游牧民的帐篷，是什么挡住了文明的车轮？把西北地区的早期文明，摔出了历史发展的中心舞台！
据考古学家诠释：引起喇家遗址灾难的是一场地震，而摧毁聚落的是随后而来的山洪和黄河大洪水。因此，史前喇家的文明就此被埋地下。
黄河上游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齐家文化是这一地区文明发展的关键阶段。喇家遗址的发掘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喇家遗址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发现了结构相当完整的窑洞式建筑遗迹，明确了窑洞式建筑应当是齐家文化的主要建筑形式这一长期困扰学术界的问题。而且对于黄土地带窑洞式建筑的发展历史和聚落类型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1年喇家遗址被国务院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被称为“东方庞贝”，其历史比意大利庞贝古城上溯了2000多年。同时，2002年，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 栏目拍摄的三集电视片 《史前部落的最后瞬间》 播出后， 喇家遗址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高度关注。2011年，中央电视台《走进科学》栏目拍摄制作的电视专题《四千年前的长寿面》播出后，喇家遗址更是世界考古学界高度关注的焦点。目前已修起了喇家遗址博物馆，进入后期的综合研究阶段。
喇家遗址与大禹故里
喇家遗址潜藏的远古信息，带给考古界多学科、多层面的研究领域，也给历史学家和文人学者无穷的遐想。
早在喇家遗址发掘前的久远年代里，民和官亭地区的土族民间，曾经流传着许多关于治水英雄大禹的神话传说。如大禹赶石的传说、大禹斩蛟龙的传说、大禹洞和龙凤山的传说等等。在这些神话传说里，大禹俨然是一个顶天立地、神通广大、力大无比、能化身黑熊的天神。从这些神话传说中，我们仿佛看到大禹这个神人在喇家遗址附近的积石山凿山劈峡导引黄河的依稀影子。
喇家遗址所在的黄河上游官亭盆地，南岸是甘肃积石山县，北岸被称为三川地区，现以土族聚居为主，盆地内是海拔1800米左右的黄河阶地。黄河自西向东穿过积石峡，像是无限眷恋三川这片肥沃的土地，缓慢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形，然后一头扎进寺沟峡荡然而去。
当喇家遗址被考古学家和史学家们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为4000年前一个文明程度很高的聚落或城邦古国时，有学者提出，或许喇家遗址就是大禹故里。于是乎，附和应声者与日俱增，那么，这个说法能成立吗？
大禹是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大禹治水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自然治水英雄大禹也是传说中的神话人物。既然是神话人物，那与喇家遗址又有何干呢？
2002年，一件出现在香港的青铜器引起了考古学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兴趣。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解读了这件青铜器上的铭文，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大禹这个人物的真实存在，使“大禹治水”不再是神话传说。
这件青铜器被称为“遂公盟”，是西周时期在祭祀典礼上用来盛放食物的器具。这件锈迹斑斑的青铜器上有10行共98字的铭文。当李学勤凭借几十年研究古文字的功底，认出开首：“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时，他便大喜过望。他惊喜的是这恰是《尚书》里出现的文字。在此前发现的历史典籍中虽零星可见提到大禹，但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这是第一件，这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发现。可以说，“遂公盟”是人们发现的唯一一件记载了大禹治水事迹的物证。据李学勤考证，“遂公盟”的作者是遂国的国君，是舜的后代，造于公元前大约681年。这件物证有力地证实了大禹确有其人，大禹治水是真实存在的。这件“遂公盟”目前被收藏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
无独有偶，民和县喇家遗址的逐步发掘，更进一步地证实了大禹其人存在的真实性。据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人员介绍，喇家遗址是距今4000年前的灾难遗址，保留了古地震、古洪水等多重灾难痕迹。1999年发掘至今，喇家遗址出土了十数具姿态各异的人类遗骸，忠实记录了灾难降临的瞬间，说明了4000年前黄河泛滥“人或为鱼鳖”的现实；同时出土了大量罕见的巨型玉器如“大玉刀”、“玉璧”、“玉环”等；还有“黄河石磬”，这些都是“王者之器”，是高等级社会至高无上权力的象征。可以说，喇家遗址证实的洪水灾难和“遂公盟”上记载的大禹治水互为印证。2006年9月15日，全国政协委员、青海省政协副主席鲍义志先生在《青海日报》撰文发表《喇家遗址与大禹治水》一文时，用5条根据推断了喇家遗址是大禹故里：①大夏河流域包括此处黄河两岸是夏后氏成长的地方，“黄帝以姬水成”（《国语·晋语》）；②《新语·术事》中载“大禹兴于西羌”，西羌活动地区就是如今的青海、甘肃；③喇家遗址和大禹治水的时间均为4000年前；④《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的禹“导河于积石”的积石峡就在喇家附近；⑤喇家遗址出土的巨型玉刀和被称为“黄河磐王”的巨型石磐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时只有大禹这样的人才拥有这种权力。
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就引起了海内外史学界、考古学界、文学界的关注。青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张得祖教授说，中国上古时期的夏、商、周三朝，夏朝是唯一极度匮乏史料记载反映的朝代。大禹作为治水英雄，其活动区域一直为史学界争论。史学界关于大禹故里有三说，分别为大禹出自中原、出自东夷、出自西戎，近年来大禹出自西部，为西戎领袖的看法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再次印证了大禹出自西部说。有关环境地理学家研究认为，喇家遗址所处的官亭盆地处于黄河第一阶梯，3000—4000年前，这个盆地处于洪水多发期。
同时，在民和官亭镇、中川乡的部分村庄发现了相关于史料记载的种种遗迹。在位于民和县原峡口乡峡口村的华尖寺（又称“花亭寺”，“森格静房”）发现了两处马蹄形状的石窑，其中一处石窑已被人为破坏。还有四五处大小水缸，能明显看出是人工制造的。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型石礅，石礅上有奇怪的花纹图样，形如车轮、鱼、方形图案等。此外，当地农民每逢端午节在位于积石峡口的“禹王洞”，以“献羊”的方式来举行祭祀大禹的活动。
大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夏朝的奠基者。大禹又是历代传颂的治水英雄，他公而忘私，三过家门而不入，艰苦朴素，卑官菲食。他亲临现场，身先士卒。为了治理水患，累得腿上没了毛，走路时两腿都不能交替着往前迈，只能两腿蹭着往前走，说他“步不相过”。正因为如此，百姓才拥护他做王，大禹才创立了夏代。大禹“改堵为疏”体现的是一种创新的精神。大禹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而大禹“敬民、养民、护民、教民”的民本思想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该发扬光大的。因此，确认大禹故里在民和当然不能排除是扩大民和及全省的文化内涵，而且对文化和旅游业、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我们期待着喇家遗址4000年前的泥土里传递出更多的信息，发掘出更多的史前文明的佐证！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