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伯和养子出现的那天，凹里正刮着那种方向混乱莫测的旋风，风一忽儿像是从东面刮来，很快又折向了北面，再一忽儿又扑向了西边，它在凹里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一股风还没停歇，又有一股同样善变的风加入进来，造成更深的混乱。对于这种神经质般的风势，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安之若素。它们显然没有吓住关伯父子二人，他们很快在凹里最西边的一处空房子里租住下来。
　　我们那个地方叫回风凹，两座左右合围的丘陵齐心协力留出了一个豁口，这豁口朝向东南。从天空俯瞰，就像一个侧歪着身子站在十字方格中的凹字。在 凹字的中空部位，散落着十来户人家。
　　在关伯他们入住前，风在这座空宅子里穿进穿出，将没了玻璃的窗框和屋瓦折腾得砰砰直响。主人搬进城里居住有两年了，风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了这座房子的面貌……关伯他们决定住进去，这让凹里的人纷纷猜测，他们恐怕是走末路子的人。
　　可关伯看起来又不那么像走末路子的人。他穿一身灰土布对襟褂子，同样颜色的土布长裤，脚登一双黑色布鞋，衣裳和鞋显然穿了不短的日月，可一点不显邋遢，被风吹得时而鼓胀起来，时而瘪塌在身上，却是端端然的贴合。而他身边的孩子除了面目与他不那么一致，举手投足简直就是他的缩小版。他们来自何方，准备去往哪里，凹里没有一个人能成功打听出来，一老一小的嘴巴都像是上了一把锁。但是很快大家都知道了，老人姓关，孩子是他的养子，小名嘎子。他精瘦，身子骨在宽大的衣服里晃荡，但步子很稳，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稳沉。
　　在极短的时间里，一老一小闷声不响地重塑了这座房子，将豁口的窗框，歪斜的门板，参差不齐的屋瓦都收拾出了端正的模样，这房子看起来颇像那么回事了。凹里的人很快适应了一老一小的存在，生活重新恢复到中规中矩的日常。
　　我们这十来户人家沾亲带故的不多，大多是客居在此，原住民多去了南方打工，或是进城去了。在这城市与乡村交接的不起眼的小凹里，容留了乱风和我们这些大多不太愿意谈及过往的人们，大家各展所能，将在风中晃荡的日子尽量过踏实，对别人家的事情倒不存多大的好奇。
　　前年距此不远的城乡接合部，陆续冒出了服装厂、水产品加工厂、养殖场，凹里的七八户人家就过起了朝六晚六的生活，白天凹里愈发清静了。
　　一老一小，关伯父子二人都不在工厂考虑的范围内。关伯多半闭门在家，二人的生活却似过得并不局促。厨房里按着饭点飘出油香菜香，闻起来不像本地风味，可那香味像一只狗尾草探进了你的鼻子、喉头，进而痒到心里头去。于是人们歇的时候，总爱往西头那座土房子跟前凑。却原来关伯是一把雕刻的好手。前去打探的人们，看见他坐在窗边一张桌前，手里握着一柄雕刻刀，埋头在木头、石头、象牙和一些说不上是什么的东西上挖挑、旋磨、穿凿。桌上亮一盏台灯，光晕不大不小，正好笼住他的头。他额前戴一柄镜子，像耳鼻喉科医生戴的那种，有人说那是放大镜。隔三差五，有客人登门拜访，想来是带走订的物件或送来新的活儿。关伯闷声不响足不出户就将日子过得踏实、安稳，这让整天在乱风里穿来穿去的人们暗生羡慕。
　　嘎子的步子再稳沉，逼窄的一堂两屋也容纳不下他这个年龄的旺盛精力。每天及早，上班的人听见屋子里传出读书声，咿咿呀呀的，听不太分明，不像是学校里教的课本，像是费解的古文。过了九点，嘎子从门里跨出来，迈着又稳又沉的步子一直走到凹口，像是被身后的风猛力推了一把，突然就飞奔起来。他没上学，也不去哪里务工，十一二岁年纪，还在贪玩的边缘，他飞窜上丘陵，蹦跳着没两下就消失在并不繁密的杂树、竹丛中。入夜，下班的人们又听见屋子里传出的读书声，像嘎子的步子一样稳沉。
　　工厂开了四五年，待遇渐渐分出了厚薄。有的工厂订单多得做不过来，工人不停地加班加班加班，有的工厂却朝不保夕，甚至三个月没发出一分钱工资来。凹里陆续有人重新坐回了家里，没了每月按时发放的那笔工资，生活就平地刮起了乱风。而关伯父子依然那么安稳，任外面的风多么癫狂，窗里那盏灯照常亮着，只是嘎子很少出去疯跑了，一盏光晕照亮了两个脑袋，一个发色花白，一个乌发蓬勃。关伯的名声似乎传得越来越广，时不时有一辆桑塔纳、本田、宝马车停在他家门前，有人提着箱子往屋里搬东西……凹里的不少人家暗暗念叨着关伯怕是要搬走，搬进宽大宅子里去了，可一老一小还是那么安静地偏安一隅，仿佛日子在他们那里从未被风吹乱过。
　　嘎子在凹里交了要好的朋友，不多，住在东头内角处的刘家孩子，小名尾巴。他们是在丘陵上转悠时撞见的，撞的次数多了就慢慢地走到了一起。以我对尾巴的了解和对嘎子的观察，主动靠拢的应该是尾巴。尾巴和他爸爸成了凹里走进关伯家的为数不多的人，而尾巴是进去次数最多的一个。我常常蹲坐在回旋的乱风中，怀着羡慕又嫉妒的心情目睹尾巴敲响那座房子的大门，伴随着悠长的“吱呀”一声又消失在重新关紧的大门背后。无法接近的事物总是激发无穷无尽的想象，这想象搅裹在忽西忽东的乱风中，猛烈地吹刮着我贫瘠乏味的少年时期。
　　尾巴的爸爸在凹里算是有身份的人，据说他在村里担任了一个什么职务，不大不小，正好管着我们凹里的十来家外来户。回风凹离村中心有四五里路，漫长时光里聚起的这些人家在整个村子看来轻如羽毛，可又不能视之若无，于是凹里一旦有什么动静，村干部不能及时觉察的，就有赖尾巴的爸爸去报告了。凹里人有点什么想法，不会直接去找村里的干部，而是托请尾巴的爸爸帮忙去问询。一来二去，尾巴的爸爸在回风凹就有了那么些权威。这点权威让尾巴对凹里的其他孩子不屑一顾，除了晚来的嘎子。
　　之所以絮絮叨叨这些谈不上往事的过往，是因为时隔二十多年后，我又重新见到了嘎子。
　　此时嘎子端坐在新闻发布会的主席台上，他是市里招商引资引来的企业家之一。尽管席位牌上的“关建伟”三字与“嘎子”丝毫不搭界，可我还是从他走上台时的步态和端坐台上的神情确认是他，嘎子？没错！ 　　与台上西装革履的政府官员、企业家不同，他穿着中式竖领对襟棉麻衫，襟前绣了龙纹，脚踩一双同样绣了回龙纹的布鞋。坐在台上的人都不自觉地将面部肌肉绷紧，仿佛戴上了一层面具，而他表情始终清澈松弛，仿佛一味由着时光下沉而他兀自不惊不动，坐在台下的我不由地一阵恍惚，记忆被拉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些生活在回风凹乱风中的日月。
　　回风凹早已不复存在，两座丘陵在持续几年日夜不休的取土中，渐渐千疮百孔，最终夷为平地，再陷落为一个深坑。仿佛一个经久难愈的伤疤镶嵌在了城市不断扩张膨胀的躯体上。凹里的十来户人家，如羽毛被风吹向了不同的地方。
　　父亲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在回风凹居住了十年，我妹妹在那里出生。离开回风凹后，我们辗转来到省城，父亲花费二十多年的时光终于将我们家夯实在了这座城市的地基中。而今我成了都市报的记者，妹妹成了小学老师。
　　父亲常常感叹，他和母亲吃的苦都是值得的，至少我们的子女、他们的孙辈会成长在更好的平台。更好的平台？我却常常怀念在回风凹的日子，那些个在乱风中凌乱不堪无根飘摇的日月，莫名地勾起我的惆怅、伤感与怀念。眼前的日子像一块铁板那么踏实和结实，却常常让我有无法呼吸的憋闷感。这些年我从未问过父亲，他是否怀念回风凹。当年我们一家那么急切地想离开……
　　早在回风凹成为烧砖取土的大工地之前，嘎子就失踪了。
　　我还记得尾巴在丘陵竹丛间找寻嘎子的叫喊声，回旋的乱风将他的呼喊吹送得到处都是，仿佛他同时出现在凹里的各个角落。那是我第一次感到深切的悲伤，悲伤像深冬的寒风以一种执拗的锐劲钻入我的皮肉、骨缝里，我不由地抱紧自己，希望滚过身体的冷颤可以平复下来。那天夜里我陷入了高烧之下的迷糊状态，父亲母亲以声音的形态浮漾在我混沌的意识中，浩浩汤汤的大水将我与这个世界隔离开来。
　　等我从高烧的昏沉中彻底抽拔出来，重新走出家门时，忽然发现整个凹子荒寂了许多。我不明缘由，迈着沉重的步子在凹子里转悠，迎面撞见了贴在关伯家屋门上的巨大封条。
　　白色封条是那么触目惊心，仿佛巨大的否定符号“×”封存了关伯他们生活在这里的六七年时光。风越过我的身体扑向宅子，持续地撼动那扇对开木门，封条被它撕扯出了裂痕。
　　在父母的低声议论中，我才知道就在嘎子失踪两天后，一伙警察冲进了关伯家。凹子里的人连围观看热闹的勇气都没有，他们龟缩在屋子里，从窗帘背后偷偷盯视凹子西头的方向，竖起耳朵捕捉从那边传来的声响。他们怕遭到警察问询，更怕不堪的过往被人揭开。
　　一切都是捕风捉影、支离破碎的讯息。正式的消息是尾巴的爸爸发布的，他破天荒地将凹里的人家聚在一起，大家站在冬天格外凛冽的乱风中聆听了事情的真相：警察从关伯家中搜出了二十三枚盔犀鸟的头骨。
　　盔犀鸟？人们低声重复这个陌生的词汇，彼此交流目光中的疑惑。在场的人都不知道盔犀鸟是什么。一种鸟？它长什么模样，有怎样的生活习性？为什么发现二十多枚盔犀鸟的头骨，关伯就被警察兴师动众地抓走了？
　　我记得尾巴的爸爸重重地咳嗽一声，大家顿时闭上嘴一起望向他。在众人疑惑不解的目光中，尾巴的爸爸面带凛然的表情，以一种站在大会场高台上那般洪亮的声音继续说道：“根据1973年在美国华盛顿签署的《华盛顿公约》，也就是《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之规定，盔犀鸟属于一级保护动物。所谓一级保护动物，是指盔犀鸟极其濒危，严禁国际贸易。从关汉生家中一次性搜出了二十三个盔犀鸟头骨，这意味着关汉生涉嫌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目前他已被公安机关逮捕。关汉生的养子，”尾巴的爸爸磕巴了一下，“嘎子，畏罪潜逃，关汉生拒不交代他的下落，也拒不提供他的真实姓名、出生信息，警方正在大力追捕他。有谁知道他的下落，或在附近发现他的行踪，必须立刻报警……”
　　乱风根本无视这次会议前所未有的严肃性，照样在凹子里蹿来蹿去，随意改变方向，以至于尾巴爸爸的声音被切割、肢解、粉碎成了不连贯的片段，但我还是清楚地听见了“关汉生”这个十分陌生的名字，在这三个字上，尾巴的爸爸显然格外用力，一字一顿将它们吐出来。
　　盔犀鸟、关汉生、濒危、非法，这几个词汇即使被风弄成了碎片，依然具有震撼的力量。它们像乱风无法搬移、彻底摧毁的事物一样，在凹子里沉淀下来，嵌进了人们的记忆。直到回风凹在地表烟消云散，它们依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
　　在回风凹走向消亡的过程中，凹里依然有婴儿出生，慢慢长大，在父母亲降服不了哭闹的孩子时，会对他说，“盔犀鸟来了，听，它在外面叫呢！”
　　孩子敛收了哭泣，竖起耳朵，听见了呼呼作响的风声，那是回风凹的孩子最为熟悉的声音。在静寂一刻后，孩子重新爆发出哭声，并扑进父母的怀里，在父母的拍抚中很快敛收了声音和脾气，重新变成了一个乖孩子。
　　整个新闻发布会，我一直在走神。主席台最右边的位子上坐着尾巴，他一直没能安稳地坐上哪怕五分钟，不断有人与他附耳交流，他不时起身走动，似乎是现场最忙碌的一个。尾巴面前的席位牌上是“刘青”，几年前刘青从市级单位抽调到省政府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办公室，这些年我刚好跑这条线，与他打过几次交道。同是回风凹出来的人，由来已久的亲切中却有一种无形的隔膜。我们的见面都是公事公办，没聊过一句关于回风凹的话。
　　此時刘青与关建伟同处于一幅画面中，中间隔了七八个席位。我不免在心里猜度他俩可知道对方的存在，一转念，刘青在招商引资办好几个年头了，不可能不了解这些招引来的投资商。当年的尾巴和嘎子已经接续上了友谊的线头？仰头注视他俩的我，仿佛又回到了回风凹的现场，目睹一场默契的情谊在两个同龄人之间发生，而我被阻隔在一定的距离之外。
　　他们什么时候重新接上的头？从潜逃者到投资商，嘎子，不，关建伟经历过什么？尾巴一直没停止过寻找，还是嘎子从没停止过回归？见面的那一刻，他们是什么样的心情？一个又一个问号，像乱风在我心头回旋。它们无关记者的敏感，只是回风凹生活的遗存。 　　关伯被警察抓走后，还没等到正式审判，凹里就传来了他过世的消息。在一个清晨，看守人员发现他衣裳齐整地躺在地上，面容宁静。这一次尾巴的爸爸没有专门召开会议，消息随着乱风在凹里流传，我无从辨识真伪。被生活推促着往前走的少年，很快关伯的模样就从脑海中消失无存了，可我一直记得嘎子，那个侥幸逃脱的少年。
　　关建伟投资的是一个政府共建项目——文化产业园，其中包括多种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我注意到其中有一个珍雕艺术馆。
　　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定去向刘青打听关建伟的情况，以记者的名义。我无法直接向关建伟提问，于情于理都不可以。原本以为关建伟对我没有印象，可在新闻发布会后的个别媒体采访环节，他一握住我的手，就拿另一只手点着我说，“黎家小子！”交握的那只手也加了一分力，这是一种熟识之间心照不宣的亲切。我一时间竟然语塞，只是勉力冲他笑了笑。他笑得那么清澈自然，仿佛回风凹的过往只是我的错觉。
　　非公开场合，刘青依然称关建伟为嘎子，话里话外都是对嘎子的维护。他只肯对我翕开一条缝，告诉我当年嘎子与关伯的事没什么关系，他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懂什么盔犀鸟，懂什么珍稀濒危动物，他的离家出走纯粹只是巧合，是一个少年对单调乏味生活出于本性的抗拒。
　　那他离开回风凹去了哪里？我管束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嘎子一直往南，跌跌撞撞的，吃了不少苦，先是到了深圳，后来混过关到了香港，认识了一个香港的老板，那位老板资助他读书，一直读到大學毕业，学的金融专业，还出国深造了两年，回来跟着老板做生意，渐渐积累起自己的资产就自立门户了。
　　他现在的资产有多少？这个我也说不清楚，听嘎子讲有几个亿吧，这次文化产业园项目初定的注入资金是八千万……
　　在关于招商引资的公开活动中，我经常看到关建伟和刘青同进同出的身影。在心里我还是习惯将他们置换为嘎子和尾巴，往事已矣，能看到昔日的两位好朋友重新并肩续写友情，倒让我看到了迅疾无情的日月流逝中尚存一些珍贵的东西。
　　嘎子主动约我采访，出乎我的意外。采访地点在老城区一栋旧宅子里，那片老城区，我到省城后去逛过几次，却不知道曲径通幽，穿过窄巷子，推开不起眼的老红木门，内里竟然别有一番天地。
　　那天尾巴也在，他的话比受访的主角多。很多时候，嘎子只是带着我在宅子里转悠，紧要处说上一两句，他留下的空白全由尾巴主动填补了。这座宅子是嘎子请尾巴帮忙寻谋，花一百万买来，又花两百万仿旧整饬一番，俨然一个古色古香风雅十足的旧式庭院，
　　前厅的屋檐下悬挂着一块乌底白字的作旧牌匾，上书“凹生馆”三字，有苏体的肉中含骨之风。我注意到匾上有落款，细一看竟是“関漢生”，心内猛地一惊，忙调转了目光。
　　“凹生馆”其实是一个微型珍雕馆，内里陈列了很多非常精美让人叹绝的木雕、石雕、竹雕、玉雕……牌匾上的落款还搁浅在心里，我不禁仔细察看这些雕品的标签，发现都没有作者，只注明“收集自民间”。
　　对于这些精美的雕品，嘎子不置一词，只留出足够的时间让我在每一物品前品赏。尾巴的嘴巴却不肯停歇，“民间有高人吧！我第一次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简直惊呆了，太美了，太赞了。你看，这上面雕刻的戏曲人物，神情各不相同，喜怒哀乐的表情纤毫毕现。还有这仙鹤，羽毛的纹理细密灵动，太赞了，太赞了……”这些雕品确实是一流的，仔细端详无不像一个微缩的宝库，在有限的空间里人与物纷呈，刻画精细入微。
　　我停留在一个红黄两色的雕品前，这是一件镂雕工艺的作品，柔软的光晕将它环护在中心。主雕部分方寸之间竟然有亭台楼阁松柏花荷和六位古装人物，布局疏密有致，富有故事的韵味，似乎是某部戏文中的场景。其下伸出的斜柄上，也满饰了吉祥花纹。雕品下的介绍文字写着“鹤顶红镂雕珍品”。站在它面前，让人有屏息之感。
　　“这是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得的一件珍品，十年前价值六百万。”嘎子平静如水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鹤顶红，剧毒毒药？”
　　“两码事。”
　　我回过头，嘎子的眼睛盯视着这件雕品，灯光映亮了他的半边脸容，将另半边脸留在深重的阴影里。
　　嘎子希望我报道这些珍品，给予这些出自民间不知名雕刻者之手的美物所应得的赞美。看来他年少时与雕刻结下的因缘，一直未被他淡忘。他说准备将“凹生馆”每周对外开放两天，让更多人欣赏到这些精美之物，否则它们幽闭在这老宅子里，委屈了它们的美。
　　尾巴则将这次采访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说这也是为文化产业园的奠基做一番铺垫。我答应下来，这些雕品确实值得被更多的人欣赏、赞美。
　　夜晚埋头写稿的我，在电脑上敲出“鹤顶红”三个字，脑子忽然卡住了，虽然对收藏界略有了解，但这“鹤顶红”我从未听说过，它与惯常所知的剧毒品有何联系？我在百度输入“鹤顶红”，立马蹦出了无数条信息……
　　“文玩鹤顶红，因盔犀鸟头胄为实心，外红内黄，制成的各种工艺品被广为收藏，被称为鹤顶红。”
　　盔犀鸟三个字，如岁月深处射来的三粒子弹，击穿了坐在电脑前的我。
　　愣怔一刻，我急切地在搜索条目里重新输入“盔犀鸟”，无数条信息立马蹦了出来……
　　“盔犀鸟是旧大陆的一类热带鸟，属佛法僧目，犀鸟科。头骨像头盔，套在突出的喙上面。产于缅甸南部、泰国南部、马来半岛、婆罗州和苏门答腊等地500米以下的低海拔森林中。因其头胄为实心，外红内黄，制成的各种工艺品被广为收藏，被称为鹤顶红。盔犀鸟是华盛顿公约（CITES）一级保护物种（极其濒危，禁止其国际贸易）……”
　　记忆联通。头晕目眩。电脑上，再无法敲出一个字来。
　　那夜，我在梦中回到了回风凹。一个孩子蹲坐在凹心空旷的泥地上，仿佛只有三岁大，有一刻他是嘎子，有一刻他变成了我。我抬头望向天空，风在半空中肆意地飞来飞去，它们似巨大的鸟的翅膀，我惊恐地仰起头，瞪视它们，不由地将身体缩小再缩小……我听见盔犀鸟“嘎克——嘎克——”的叫声从半空中传来，它们在乱风中回旋，仿佛一声声哀嚎。风渐渐汇聚成一个中空的柱状体，令人绝望地，一点一点向我移来，那么缓慢，又那么坚定……我在自己的尖叫声中惊醒。 　　醒来的我坐在黑夜中，大口大口地呼吸，良久才平静下来。我重新坐回电脑前，连夜完成了这篇报道，报道中对这件鹤顶红雕品只字未提。
　　稿子见报那天，我给关建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可能从现在开始“凹生馆”会迎来源源不断的参观者，我对自己的报道有这样的自信。末了，我还是将那句在心里回旋多日的话说了出来，“我查了资料，鹤顶红就是用盔犀鸟头骨雕刻的艺术品。盔犀鸟……”我在这三个字上加重了语气，“是《华盛顿公约》列入的一级保护动物。每一件鹤顶红里都沉淀有盔犀鸟的哀嚎声。那件鹤顶红雕品最好收起来，无论它多么精美。”
　　电话里没有回音。等了一刻，我挂断了电话。从那以后很长时间，我没有再见到关建伟和刘青。这篇报道推出没多久，我就被抽调到防汛抗洪一线报道组，进入没日没夜四处奔波的汛期。等我重新回归常轨时，才知道刘青出事了。
　　警察接到匿名电话报案，在刘青家里查出了二十三枚盔犀鸟头骨。没有听错，是二十三枚。这是跨越二十多年的巧合吗？如此严丝合缝。
　　我从负责这桩报道的记者那儿借来了所有资料，照片中那些小脚绣花鞋一样的东西，有着突兀锐利的尖角，仿佛三寸金莲与高跟鞋的奇异组合。它们尺寸并不一致，却以一致的面目整齐地排列成阵，我知道每一枚头骨里都沉淀有一只盔犀鸟的痛楚。我的手不由地攥紧了。这幅画面里，是否还有我无法看透的残酷？
　　刘青怎么说？我问记者，他跑政法委这条线十年了。刘青说不知道家里为什么有这东西，他连这个是什么都不知道。可是，从他家里还搜出了一百万元现金，整整齐齐地码在密码箱里。与此同时，一份刘青亲笔签名的签收单据，不知被谁寄到了公安局。两相印证，可以说证据确凿。
　　这证据太过确凿了，严丝合缝得简直没有一点缝隙。我的手攥得更紧了。
　　刘青知道这些钱吗？他自然是不承认，听说还哭了，哭得涕泪横流。
　　有人证吗？有。
　　谁？一个叫关建伟的企业家，听说是招商引资来的，你应该知道。听说他是主动去自首的，承认是他从中牵线促成的交易。目前，他因心脏病保外就医，但不得走出这座城市的地界。
　　我的手蓦地松开来。嘎子，他知不知道承认这事，等于将自己兜了进去。他知道，他当然知道。没有人愿意回溯不堪的过往，除非……我想不出其他更合乎逻辑的推导。
　　仿佛为了印证我的猜测，尾巴的父亲来到了省城。他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的电话，见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我带他去见关建伟。刘爸老了，当年浓密的头发大规模后撤，他不得不用后脑上的几缕长发来支援前面的失地，却显出欲盖弥彰的一股子张惶。眼睛里汪着红血丝，眼眶下面卧着胀鼓鼓的两朵眼袋。说话的时候，他的嘴唇颤抖着，不知道是习惯使然，还是被眼前的事情催逼成这样。
　　当他说出关建伟的名字时，我心里一拧，他知道关建伟就是嘎子吗？
　　“理当相见的终会相见。”关建伟站在刘爸的面前，一字一句无比清晰地吐出了这几句话。这一刻，他的表情依然沉静，铁一般沉静。
　　刘爸的嘴唇颤抖得更厉害了，垂在身侧的手也颤抖着。良久，他吐出一句，“我早知道了，从二十三这个数字，我就知道了。”他垂下头去，敷衍在头顶上的长发垂落下来。他就这么立了一刻，忽然一矮身跪了下去，“你怎么惩罚我都行，放过刘青，他可是你最好的朋友，这么多年他一直在找你，你知道他对你的……”
　　关建伟的牙关绷紧了，青筋蚯蚓一样卧伏在他的腮帮上。“回不去了，二十多年前就回不去了。”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将刘爸搀扶起来，那瘫软的肉身靠倚在沙发上，不发一言，直到夜幕四合，与沙发一起化成比黑夜更为浓重的暗影。我想起身点灯，被他制止了。我们对坐在黑暗中，时间无声地穿过，他的声音终于在黑暗中响起。
　　“我见过盔犀鸟。从第一次看见盔犀鸟的头骨，我就不断地见到它们，它们停在回风凹后山的竹枝上，长长的尾巴，它们的眼睛很大，很美，红褐色的眼珠一直望着我，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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