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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加坡李志贤博士长期致力于唐代经济史的探索，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就是他向学术界最新奉献的一部力作。本文对书中所述有关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解和探讨。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 研究方法 通例归纳
在当今汉学界，新加坡以其特殊的地缘、血脉关系而成为联结东西方文化的桥头堡。一批学贯中西、造诣颇深的中青年汉学家荟萃于此，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就斐然。李志贤博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李博士长期致力于唐代经济史的探索，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就是他向学术界最新奉献的一部力作。
全书共35万字，分十章，全方位地为我们勾画了杨炎这位唐代杰出政治家仕宦浮沉的人生轨迹；对两税法不仅从微观上具体细致地考察其产生、发展、征收、支用等，而且还宏观地就其对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乃至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的地位作了精彩的分析判断。
该书充分研究了前人对两税法的研究成果，“是对此前两税法研究的一个扼要的系统的总结”。众所周知，以鞠清远1936年发表《唐代的两税法研究》、1940年出版《唐代财政史》为标志，揭开了近代史学界研究两税法的序幕。岑仲勉、王仲荦、黄永年、张泽咸、郑学檬、陈明光、李锦绣等继其后，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两税法进行研究，成就卓著。在日本，吉田虎雄、松井秀一、日野开三郎、船越泰次等人的研究，最为深入。在西方，D.C.Twit-chett影响尤著。学如积薪，《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在董理两税法的学术发展史上着力良多。为撰写该书，作者奔波于中国大陆、港、台和新加坡各大图书馆，书后所附400余篇中、英、日文参考文献便是作者用力勤勉的最直接证据。不惟此，作者还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爬梳理清了两税法研究的学术脉络。如关于“两税”内涵的讨论，作者以时间为序，为我们再现出中外学界的讨论场景：有人认为户、地两税合称两税；也有人主张夏、秋两征合称两税；还有的则坚持两税是户税的专名。正是对学术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使得作者的研究建立在很高的学术基点上，为其或折衷众长、择善而从，或剔除旧见、另辟蹊径，选择最佳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与途径，提供了必要条件。作者认为欲弄清两税的真实涵义，只有“依据建中元年朝廷颁布实行两税是所发出的各项诏令和说明新税的内容与税制的方案文件，逐一剖析，才是更客观切实和有效的做法”。这种总结和把握，不仅有利于作者学术观点的创新，也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晚生后学的研究工作构筑起基本的学术平台。
作者对前哲时贤研究成果高屋建瓴的总结，使其在研究中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前人研究中的盲区，而由此展开的相关专题的研究自然也就具有开拓意义。如两税法自出台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唐代陆贽、韩愈、白居易、李翱；宋代吕祖谦、苏辙、郑樵；清代王夫之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两税法提出异议、批评。但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些反对意见普遍关注不够。作者不拘成说，独辟蹊径，辟专章《两税法反对论辩析》进行索幽探微。他首先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分析，将其归纳五点，然后结合时代背景，对两税法实际运行过程进行考察，逐一剖析这些反对意见，认为两税法推行后，社会民生的确出现一些问题，然而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当时整个时局的动乱和吏治的腐败”，“是一种时弊”，“不是一种法弊”。这种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辨析入微，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在理论架构上，作者提出要“兼顾历史趋势和历史人物的作用两个层面”的学术主张。纵观两税法研究史，不难发现以前对两税法多从制度史的角度和层面进行研究。就方法论而言这无疑是科学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任何制度从酝酿、制定、区域的实验再到广泛推广，无不由人来完成,制度的发展过程无不凝结人为因素，所以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任何理性的历史哲学，都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鉴于此，作者提出“历史趋势”与“历史人物的作用”并重的理论架构，并将其付诸实践。《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旁征博引，通过对两《唐书》、《全唐文》、《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大量史籍的检索钩稽，以“长编考异法”之例，制成《杨炎生平年表》，对杨炎生平学行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陈明光认为“这种做法对如何将制度变迁研究与人物生平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这种理论架构和学术实践，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也颇有借鉴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突出表现为作者对杨炎及两税法研究时，将他们置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去联系而不是孤立地、系统而不是零散地、整体而不是片面地进行分析评论”。这种研究方法亦与唯物史观暗相契合。我们从书中的一些精彩的分析片断便清楚地看出作者对这种方法的娴熟的运用。如刘晏与杨炎的矛盾，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是党争的表现，两税法也被视为党争的产物。作者认为：“在讨论杨炎的各项财政改革是否是杨、刘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以史书中对单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便断章取义地下定论，而应该综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局势以及杨、刘和其他有关人物的种种事迹，从较广、较多的层面仔细观察和推论，才能比较全面和客观地窥视历史真相。”作者详析元载、刘晏、杨炎、卢杞等人之间政治斗争的始末，认为“刘晏被杀这个冤案，表面上是杨炎一手策划和执行的，但主要的幕后策划指使人，可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德宗。”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杨炎、刘晏之争的实质“是专制时代仕途上所必须经常面对的政治斗争，只不过他们的政治斗争蕴含了君臣之间的权力冲突的性质，是专制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因而更为尖锐险恶。而刘晏、杨炎和卢杞三人都做了最高统治者打击相权的工具。刘晏和杨炎这两位杰出的理财家更是不幸的成为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的受害者”。这个结论鞭辟入里，论证严谨，发前人所未发。书中类似的精辟见解还有很多，兹不赘述。
当然，金无足赤。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每位学者都难免出现思维盲点。如该书第387页认为“杨炎被杀害后，查抄家财的事，史书上连提也未提，可见是没有查出多少东西。……在死后却没有积累多少财物，可见他是个清廉的官吏。”这个结论颇值得商榷。对古人“同情之了解”须以坚实的史料为依托，史书上未提查抄家财的事，不一定就证明没有家财，除非能举出确凿证据，或能列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进行通例归纳。
从整体来看，《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既对前人研究两税法进行了成功的总结，又对杨炎等相关领域做了开拓性研究。整部书立意宏阔，论证严谨，史料丰富，有继承，更有创新，代表着新加坡当代唐史研究的学术前沿，也是近年来汉学界不可多得的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关键词]唐代经济史 研究方法 通例归纳
在当今汉学界，新加坡以其特殊的地缘、血脉关系而成为联结东西方文化的桥头堡。一批学贯中西、造诣颇深的中青年汉学家荟萃于此，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就斐然。李志贤博士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李博士长期致力于唐代经济史的探索，200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就是他向学术界最新奉献的一部力作。
全书共35万字，分十章，全方位地为我们勾画了杨炎这位唐代杰出政治家仕宦浮沉的人生轨迹；对两税法不仅从微观上具体细致地考察其产生、发展、征收、支用等，而且还宏观地就其对唐代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乃至在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的地位作了精彩的分析判断。
该书充分研究了前人对两税法的研究成果，“是对此前两税法研究的一个扼要的系统的总结”。众所周知，以鞠清远1936年发表《唐代的两税法研究》、1940年出版《唐代财政史》为标志，揭开了近代史学界研究两税法的序幕。岑仲勉、王仲荦、黄永年、张泽咸、郑学檬、陈明光、李锦绣等继其后，分别从不同层面对两税法进行研究，成就卓著。在日本，吉田虎雄、松井秀一、日野开三郎、船越泰次等人的研究，最为深入。在西方，D.C.Twit-chett影响尤著。学如积薪，《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在董理两税法的学术发展史上着力良多。为撰写该书，作者奔波于中国大陆、港、台和新加坡各大图书馆，书后所附400余篇中、英、日文参考文献便是作者用力勤勉的最直接证据。不惟此，作者还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整理，爬梳理清了两税法研究的学术脉络。如关于“两税”内涵的讨论，作者以时间为序，为我们再现出中外学界的讨论场景：有人认为户、地两税合称两税；也有人主张夏、秋两征合称两税；还有的则坚持两税是户税的专名。正是对学术发展态势的宏观把握，使得作者的研究建立在很高的学术基点上，为其或折衷众长、择善而从，或剔除旧见、另辟蹊径，选择最佳的切入点和研究方法与途径，提供了必要条件。作者认为欲弄清两税的真实涵义，只有“依据建中元年朝廷颁布实行两税是所发出的各项诏令和说明新税的内容与税制的方案文件，逐一剖析，才是更客观切实和有效的做法”。这种总结和把握，不仅有利于作者学术观点的创新，也为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晚生后学的研究工作构筑起基本的学术平台。
作者对前哲时贤研究成果高屋建瓴的总结，使其在研究中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前人研究中的盲区，而由此展开的相关专题的研究自然也就具有开拓意义。如两税法自出台之日起就没有停止过争论，唐代陆贽、韩愈、白居易、李翱；宋代吕祖谦、苏辙、郑樵；清代王夫之等人都从不同角度对两税法提出异议、批评。但近代以来学术界对这些反对意见普遍关注不够。作者不拘成说，独辟蹊径，辟专章《两税法反对论辩析》进行索幽探微。他首先对这些意见进行认真分析，将其归纳五点，然后结合时代背景，对两税法实际运行过程进行考察，逐一剖析这些反对意见，认为两税法推行后，社会民生的确出现一些问题，然而追根溯源，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当时整个时局的动乱和吏治的腐败”，“是一种时弊”，“不是一种法弊”。这种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辨析入微，填补了该领域的学术空白。在理论架构上，作者提出要“兼顾历史趋势和历史人物的作用两个层面”的学术主张。纵观两税法研究史，不难发现以前对两税法多从制度史的角度和层面进行研究。就方法论而言这无疑是科学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任何制度从酝酿、制定、区域的实验再到广泛推广，无不由人来完成,制度的发展过程无不凝结人为因素，所以包括唯物史观在内的任何理性的历史哲学，都不否认杰出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有鉴于此，作者提出“历史趋势”与“历史人物的作用”并重的理论架构，并将其付诸实践。《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旁征博引，通过对两《唐书》、《全唐文》、《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唐会要》等大量史籍的检索钩稽，以“长编考异法”之例，制成《杨炎生平年表》，对杨炎生平学行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陈明光认为“这种做法对如何将制度变迁研究与人物生平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这种理论架构和学术实践，对于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也颇有借鉴意义。
在研究方法上，《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突出表现为作者对杨炎及两税法研究时，将他们置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去联系而不是孤立地、系统而不是零散地、整体而不是片面地进行分析评论”。这种研究方法亦与唯物史观暗相契合。我们从书中的一些精彩的分析片断便清楚地看出作者对这种方法的娴熟的运用。如刘晏与杨炎的矛盾，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是党争的表现，两税法也被视为党争的产物。作者认为：“在讨论杨炎的各项财政改革是否是杨、刘之间政治斗争的产物这一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以史书中对单一历史事件的记载便断章取义地下定论，而应该综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局势以及杨、刘和其他有关人物的种种事迹，从较广、较多的层面仔细观察和推论，才能比较全面和客观地窥视历史真相。”作者详析元载、刘晏、杨炎、卢杞等人之间政治斗争的始末，认为“刘晏被杀这个冤案，表面上是杨炎一手策划和执行的，但主要的幕后策划指使人，可能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唐德宗。”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杨炎、刘晏之争的实质“是专制时代仕途上所必须经常面对的政治斗争，只不过他们的政治斗争蕴含了君臣之间的权力冲突的性质，是专制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因而更为尖锐险恶。而刘晏、杨炎和卢杞三人都做了最高统治者打击相权的工具。刘晏和杨炎这两位杰出的理财家更是不幸的成为这一系列政治斗争中的受害者”。这个结论鞭辟入里，论证严谨，发前人所未发。书中类似的精辟见解还有很多，兹不赘述。
当然，金无足赤。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每位学者都难免出现思维盲点。如该书第387页认为“杨炎被杀害后，查抄家财的事，史书上连提也未提，可见是没有查出多少东西。……在死后却没有积累多少财物，可见他是个清廉的官吏。”这个结论颇值得商榷。对古人“同情之了解”须以坚实的史料为依托，史书上未提查抄家财的事，不一定就证明没有家财，除非能举出确凿证据，或能列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进行通例归纳。
从整体来看，《杨炎及其两税法研究》既对前人研究两税法进行了成功的总结，又对杨炎等相关领域做了开拓性研究。整部书立意宏阔，论证严谨，史料丰富，有继承，更有创新，代表着新加坡当代唐史研究的学术前沿，也是近年来汉学界不可多得的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专著。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