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铁饭碗”下海，成为邻居们羡慕不已的“万元户”；下岗再就业，不但没有让自己沉沦，反而成就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的幸福……因为国家政策的出台改变个人或家庭命运的故事实在太多。今年89岁的谢贵芳就是其中一位。改革开放之初，她从牛市口街办竹器社退休，单位一次性给了1100元。那时，她老伴早逝，三个儿子中两个待业，一个还在读书。生活的紧迫让近60岁的她在牛市口开起了一家凉粉店，成为成都首批个体户之一。4个月后，这个原本困顿的家庭成了成都第一批“万元户”之一……
　　
　　为求生计 60岁老人“下海”卖凉粉
　　
　　“没有放鞭炮，没有摆花篮，没得任何仪式，我们在30多平方米的店铺摆了6张桌子。四哥、六哥、老妈齐上阵，还请了两个服务员，就算开张了。”
　　现年89岁的谢贵芳如今闲不住，头发花白的她在幺儿杨小林位于成都土桥的面店帮忙，手脚麻利，思维清晰。面店规模并不大，却赫然打着“成都名小吃×××面店分店”的招牌。谢贵芳笑着张罗记者坐下，一举一动都是生意人的热情和周到。
　　以前，聪明能干的谢贵芳就从父辈那里继承了祖传的川北凉粉手艺。后来，谢贵芳和丈夫先后生了10个子女，加上赡养老母亲，两口子收入拮据。1961年，谢贵芳来到街办竹器社计件做工，丈夫则到沙河水泥厂工作。
　　1973年，丈夫去世，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谢贵芳身上。1979年，谢贵芳退休，单位一次性给了1100元。当时，谢贵芳的四儿子杨树安和六儿子杨树元赋闲在家，幺儿杨小林还在读书。谢贵芳的眉头皱紧了：这日子怎么熬啊？“要不你还是卖凉粉嘛。”老姐妹帮谢贵芳出主意。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允许搞个体经营，不如重操旧业，谢贵芳决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当年6月1日，“牛市口凉粉店”正式开张，经营凉粉和小笼包子等。“没有放鞭炮，没有摆花篮，没得任何仪式，我们在30多平方米的店铺摆了6张桌子。四哥、六哥、老妈齐上阵，还请了两个服务员，就算开张了。”
　　
　　争议声中 低调添置彩电收音机
　　
　　杨小林回忆，店铺就在当时的胜利电影院对面，成都无缝钢管厂、成都工程机械厂等众多大企业都在附近，这是整条街乃至整个城东的第一家个体餐饮店，几乎毫无竞争对手。加上街坊邻居都知晓母亲的手艺，开张头天，顾客就排了200多米。“很多顾客就蹲在路边吃，路边堆了一排吃过的碗筷。”一家人都没想到，这一角钱一碗的凉粉、一角五分钱一碗的肥肠粉和4角一笼的小笼包，一天竟然赚了200多元。
　　大约过了4个月，家里就有了万元以上积蓄。有了钱，家里便开始添置家电。14英寸的彩电花了1400多元，神笛牌收音机花了668元，这在普通人家里，连想都想不到的事。当时，哪家有了收音机，都会把至少半米长的收音机放在自行车上，在小巷里走家串户地大声显摆。很多人也跑到家里来看电视看稀奇。
　　不过家人都尽量保持低调。改革开放初期，仍有很多人认为去国营单位工作才脸上有光，而个体户做生意很没面子。当时，杨小林的同学就常用异样的眼光看他，还嘲笑他是“卖凉粉的”。
　　
　　做大品牌 投资百万筹建小吃城
　　
　　当时没有品牌意识，没想到要做大做强。2004年，牛市口部分商业路段拆迁，牛市口凉粉店也不复存在。
　　1983年，四儿子杨树安决定自立门户，在牛市口凉粉店对面开了一家面馆。“吃客们都知道两家店其实是一家主人，说是抢凉粉店生意，还不如说是把顾客分流了。”坐在春熙路的面馆里，现年近60岁的杨树安忆起当年情形，脸上浮起笑意，“一开门就开始忙，很多客人都是从西门、南门骑车过来吃肥肠粉，好多学生是早餐必吃一笼包子再去上学。”
　　当年，杨树安在成都市房建公司当工人，因为觉得工作“风吹日晒看不到希望”，才跟母亲下海经商。如今杨树安已在春熙路、长顺上街和土桥开了三家分店，自己的面店也被评为成都名小吃。老六杨树元也在世纪朝阳附近经营起小有名气的鱿鱼汤锅。
　　经营餐饮店的前几年，几乎没遇到任何危机。直到1984年，牛市口才出现了其他馆子。大家都瞅准了餐饮业这个金饽饽，餐饮店也随之多了起来。这时，牛市口凉粉店开始向行家取经，改良技术、增加品种。杨小林介绍，四川餐饮协会收集整理的《成都名小吃》也把牛市口凉粉店收录在内，并对母亲谢贵芳专门进行了采访。但由于当时没有品牌意识，没想到要做大做强。2004年，牛市口部分商业路段拆迁，牛市口凉粉店也不复存在。
　　杨小林踌躇满志地说，明年他准备和兄弟投资上百万元，在花牌坊建一个饮食城，就以“牛市口凉粉店”命名，母亲就是饮食城的活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