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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谭嗣同是中国历史上为变革而流血的第一人，当今社会所流行的生死价值观对于他的死有着不同的评价，即有意义论和无意义论。事实上，谭嗣同的慷慨就义为后人留下的不仅是一种无畏的气概，更重要的是对于以毛泽东、杨昌济、唐才常等为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的万千仁人志士所带来的精神影响。他的牺牲对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向新的社会性质变革起到了精神上的引领作用。
关键词： 史学角度 谭嗣同 就义 价值 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对生命价值观认识的逐步重视，生命价值这一话题也从个人本位主义思想渐进向对历史人物的生死价值考评转移。谭嗣同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维新志士、变法流血第一人，也成为上至社会各界思想、理论家，下至“90后”年轻一代对于生死价值争论的焦点之一。在戊戌变法中，曾现多种对于谭嗣同就义的评述。对其牺牲的价值角度而言，分为有意义论和无意义论两种论调。
谭嗣同其人：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是清末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其三十三年短暂的生命中，有着《仁学》、创南学会、办《湘报》、开矿山、修铁路等系列前人未敢尝试之壮举。在维新变法中夜访袁世凯的果敢精神也引得世人称道。纵论谭嗣同的一生，最大之影响莫过于其牺牲对于后世的积极影响和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谭氏作为一代封疆大吏之后（其父谭继洵，咸丰九年进士，先后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湖北巡抚），家庭环境优越，符合纨绔子弟的基本条件，虽“幼丧母，为父妾所虐”，但生于官宦之家，得锦衣玉食未尝不可，况其父也曾“用重金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江苏，等待委任”。［1］可以说谭嗣同的人生之路虽不平坦，却前途无量，无须说努力进取，只消不与维新活动人士为伍，便可保全性命而后平步青云。但他最终选择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神献身改革。
他的就义在客观上对历史的前进，以及后世的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死已经超越了一个基本意义上的生死观问题。“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的死不仅是“重于泰山”，甚至“重逾泰山”。他为后人留下的不单是不惧死的大无畏革新气概，更重要的是在这豪气离世的背后，谭嗣同舍生取义的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一、谭嗣同牺牲意义之反对派观点
对于谭嗣同的舍生取义，世人均给予充分肯定，但对于其放弃机会出逃、拒绝亲友营救而“待死”的做法，以及他对“外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的观点，时至今日，有较多的学者和网友予以批驳。主要的反对观点包括对其继续生存而为革命奔走的意义更为重大的角度进行假设，并通过鲁迅的《药》这篇小说作为重要的引证进行论述。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黄征学先生对此观点是：“革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想要以几个人的血去唤醒整个民族精神上的麻木状态，其效果还是相当有限的，……与其这样，倒不如活着继续战斗，唤起更多国人的精神觉醒。”［3］
网络上有一个讨论话题：《你同意谭嗣同为变法流血牺牲，最终就义吗？为什么？》不少人对于谭氏的慷慨赴死颇有微词：“那时候梁启超就到逃到日本，然后回来继续为祖国出力。谭嗣同应该是受多封建愚忠的思想，估计心里想着大不了十八年后照样是条好汉，想以此来成就自己的威名，我个人是不屑于这种想法的，蝼蚁尚且偷生，就不能存下自己的性命待来日东山再起么，而且这种牺牲有用么，鲁迅的《药》就强烈讽刺了这点，愚昧的人用烈士的血当药引，可笑可叹。所以我个人不同意！”［4］
二、谭嗣同就义对于革命者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谭嗣同的牺牲对后世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对中国革命具有推动作用。其献身的壮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谭嗣同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不计其数的后来人。以下列举的是谭嗣同就义对其直接影响较大的几位知名人士。
（一）毛泽东，字润之，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毛泽东所受到的谭嗣同的影响不仅在于毛泽东师从杨昌济，转道接受其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其十分敬仰，特别是在谭嗣同就义后，谓之：“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雄大，成非今之俗学所可比。”［5］这在客观上极大地肯定了谭嗣同就义的历史作用。身为毛泽东老师的杨昌济“常以这种精神教导学生，提倡一个准备肩负历史重任的人，要有为国家、为民族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这种为‘天下万世’之‘大我’而敢于牺牲个人‘一身一家’之‘小我’的高尚献身精神，曾经给毛泽东以巨大的精神激励，毛泽东不仅恭录了这段语录，还记载了……悲壮故事。而谭嗣同则是把此种壮士断碗精神推向极致的近代湘学人物。”［6］毛泽东在后来中国革命事业中，也传承了这种不怕牺牲的思想，1945年在中国七大闭幕之际所提到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观点，与谭嗣同就义的积极影响也不无关联。
（二）杨昌济，杨昌济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曾赴日本、英国留学。1898年，正值维新运动到达高潮，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求学，期间，作为学生的杨昌济积极参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地区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并参加了谭嗣同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可以说谭嗣同的思想对杨昌济的影响颇深，而谭嗣同的就义彻底惊醒了杨昌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认真地分析了国家的形势，为他在1903年选择东渡日本求学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他对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了国家与民族利益舍身就义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认为谭嗣同就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的‘仁人’，‘成仁而死，则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则身生而心死。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谭嗣同变法流血牺牲以后，他多次说:‘谭浏阳（谭嗣同系长沙浏阳人，故此名）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矣。’”［7］以上证明，谭嗣同舍生的义举对杨昌济的生死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谭氏精神的感召下，杨昌济将这种精神传递给自己的学生蔡和森、毛泽东等，是中国革命运动中无数英烈舍生成仁的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就义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来讲颇具争议。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康、梁对于谭氏的就义有较大的震撼，很快为其写传记、做《六哀诗》。但康梁二人具有的保皇立场，促使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可以借此全国上下有识之士哀悼谭嗣同的时机，编造谭氏《绝命书》、撰写具有康梁思想观念的《谭嗣同传》，目的是接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谭嗣同就义之事件，传播观点。“他们看到谭嗣同有崇高的声誉，就想利用谭氏的影响，宣传自己的观点……”［8］。对此，我们不去参与专家们对于康梁“伪造事件”真伪的辩论，也暂且不去谈论康梁的行为是否是君子行为，单从“利用谭氏”就可看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谭嗣同的就义对于社会影响颇深。
（四）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同乡，同师承欧阳中鹄，在长沙时务学堂他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谭嗣同的就义对于唐才常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在得闻谭氏就义的消息后“…… 痛哭失声，立即由汉口赶往上海，准备赴北京收尸”，［9］并作一挽联致哀：“与我分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项交，同赴泉台。”［10］以上足以见得两人感情之深厚。而在变法失败后，我们可以认为，唐才常组建自立军更是从实践中回应谭嗣同的就义，以此探索通过武力改良探索出新途径。但最终由于阶级立场的不确定，以及“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11］最终受累于康有为的起义资金未到，起义延期导致事情败露，被张之洞逮捕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临行前他吟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12］当中所提到的“故友”就是指谭嗣同，足以见得谭嗣同就义已深深影响着唐才常的人生观。极为巧合的是，唐才常就义时年仅33岁（1867—1900），这与谭嗣同度过的33年生命历程（1865-1898）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
（五）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巴南区渔洞）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从未与谭嗣同相逢，1898年戊戌变法，邹容只有13岁，年轻的邹容热衷于读新报，学习新知识，所以他对维新运动关注较多，在维新派中。邹容最仰慕的就是谭嗣同，在谭氏就义后，邹容“立志继承谭嗣同的未竟事业，曾题悼诗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13］以表达对于谭嗣同未竟事业的继承与向往。其后邹容为了能够不断激励自己，寄托对谭氏的缅怀之情，“将谭氏的遗像放在坐侧，并题诗于其上……勉励自己以谭嗣同的奋斗牺牲精神，从事革命”。［1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谭嗣同就义对于年轻革命者思想上的影响。“邹容从谭的血腥味中觉悟到，满清王朝朽木不可雕，指望和依靠清廷去摆脱这个政权体制本身所酿成的巨大危机，扫除弊症，革新陈规，去圆强国之梦，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空想”。［15］在选择革命以外的途径被证明行不通之后，谭嗣同的血使改良者转变成了革命者，也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寻找到一条新路。
三、谭嗣同就义对于后世的精神影响
根据谭嗣同就义后对于社会各界以及不同层次人士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谭嗣同所具有的舍生和大无畏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以上所列举的受其影响人物仅是十之一二，谭氏就义的影响，激励着严复、黄遵宪、宋恕、孙宝瑄、蔡锷、毕永年、林圭、陈天华等许多进步人士在各自领域去争取变革的梦想。对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谭嗣同就义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其“苟活于世”的现实生命意义。“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不适合谭嗣同这类坚定的真理追求者，也并不符合他骨子里天生的“‘不合乎公理’，就是圣人的教诲，也要挥笔批判”［16］的倔强性格。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7］谭嗣同就是这些舍身求法之人中的典型代表。他一人之死，可以激励千千万万人受他精神的感召去努力进行变革；他一人之死，要比其生存、或他人之死使社会进步所得到更多的价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并不仅仅是一句听起来气势磅礴的口号，那更是需要有人献身的超人勇气，谭嗣同做到了。谭嗣同献身改革的精神亘古不灭，事实证明，他的血唤醒了不屈的民族抗争精神，他的牺牲对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向新的社会性质变革起到了精神上的引领作用，他的就义是中国国运由衰败到昌盛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谭嗣同评传［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10：115.
［2］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
［3］吴晓燕.死，还是不死，这是一个问题——对哈尔威船长、项羽、谭嗣同三人生死抉择则的探讨［M］.聚焦·评论.
［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88558658.html网友：梦之影2793.
［5］张昆第日记，1917-9-22.
［6］申忠民，罗金梅.论谭嗣同对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J］.文学界（历史回廊）.
［7］论杨昌济的民族伦理观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J］.前沿，2010，（6）.
［8］王俊义.论谭嗣同的改革献身精神.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232.
［9］谭嗣同评传［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10：282.
［10］饮冰室诗话十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15.
［11］汤志均.戊戌变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462.
［12］自立会人物考.湖南历史资料，1958，（2）.
［13］吴廷嘉.论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130.
［14］王俊义.论谭嗣同的改革献身精神.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231.
［15］张静.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J］.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16］李喜所.谭嗣同评传［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10：2.
［17］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6册），第92页.
关键词： 史学角度 谭嗣同 就义 价值 影响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对生命价值观认识的逐步重视，生命价值这一话题也从个人本位主义思想渐进向对历史人物的生死价值考评转移。谭嗣同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维新志士、变法流血第一人，也成为上至社会各界思想、理论家，下至“90后”年轻一代对于生死价值争论的焦点之一。在戊戌变法中，曾现多种对于谭嗣同就义的评述。对其牺牲的价值角度而言，分为有意义论和无意义论两种论调。
谭嗣同其人：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是清末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在其三十三年短暂的生命中，有着《仁学》、创南学会、办《湘报》、开矿山、修铁路等系列前人未敢尝试之壮举。在维新变法中夜访袁世凯的果敢精神也引得世人称道。纵论谭嗣同的一生，最大之影响莫过于其牺牲对于后世的积极影响和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推动作用。谭氏作为一代封疆大吏之后（其父谭继洵，咸丰九年进士，先后任甘肃按察使、布政使，湖北巡抚），家庭环境优越，符合纨绔子弟的基本条件，虽“幼丧母，为父妾所虐”，但生于官宦之家，得锦衣玉食未尝不可，况其父也曾“用重金为谭嗣同捐了一个候补知府的官衔，分发江苏，等待委任”。［1］可以说谭嗣同的人生之路虽不平坦，却前途无量，无须说努力进取，只消不与维新活动人士为伍，便可保全性命而后平步青云。但他最终选择了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精神献身改革。
他的就义在客观上对历史的前进，以及后世的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的死已经超越了一个基本意义上的生死观问题。“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他的死不仅是“重于泰山”，甚至“重逾泰山”。他为后人留下的不单是不惧死的大无畏革新气概，更重要的是在这豪气离世的背后，谭嗣同舍生取义的精神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
一、谭嗣同牺牲意义之反对派观点
对于谭嗣同的舍生取义，世人均给予充分肯定，但对于其放弃机会出逃、拒绝亲友营救而“待死”的做法，以及他对“外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2］的观点，时至今日，有较多的学者和网友予以批驳。主要的反对观点包括对其继续生存而为革命奔走的意义更为重大的角度进行假设，并通过鲁迅的《药》这篇小说作为重要的引证进行论述。
对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黄征学先生对此观点是：“革命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想要以几个人的血去唤醒整个民族精神上的麻木状态，其效果还是相当有限的，……与其这样，倒不如活着继续战斗，唤起更多国人的精神觉醒。”［3］
网络上有一个讨论话题：《你同意谭嗣同为变法流血牺牲，最终就义吗？为什么？》不少人对于谭氏的慷慨赴死颇有微词：“那时候梁启超就到逃到日本，然后回来继续为祖国出力。谭嗣同应该是受多封建愚忠的思想，估计心里想着大不了十八年后照样是条好汉，想以此来成就自己的威名，我个人是不屑于这种想法的，蝼蚁尚且偷生，就不能存下自己的性命待来日东山再起么，而且这种牺牲有用么，鲁迅的《药》就强烈讽刺了这点，愚昧的人用烈士的血当药引，可笑可叹。所以我个人不同意！”［4］
二、谭嗣同就义对于革命者的直接与间接影响
谭嗣同的牺牲对后世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对中国革命具有推动作用。其献身的壮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谭嗣同的选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不计其数的后来人。以下列举的是谭嗣同就义对其直接影响较大的几位知名人士。
（一）毛泽东，字润之，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893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府湘潭县韶山冲。毛泽东所受到的谭嗣同的影响不仅在于毛泽东师从杨昌济，转道接受其思想，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对其十分敬仰，特别是在谭嗣同就义后，谓之：“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雄大，成非今之俗学所可比。”［5］这在客观上极大地肯定了谭嗣同就义的历史作用。身为毛泽东老师的杨昌济“常以这种精神教导学生，提倡一个准备肩负历史重任的人，要有为国家、为民族而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这种为‘天下万世’之‘大我’而敢于牺牲个人‘一身一家’之‘小我’的高尚献身精神，曾经给毛泽东以巨大的精神激励，毛泽东不仅恭录了这段语录，还记载了……悲壮故事。而谭嗣同则是把此种壮士断碗精神推向极致的近代湘学人物。”［6］毛泽东在后来中国革命事业中，也传承了这种不怕牺牲的思想，1945年在中国七大闭幕之际所提到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不怕牺牲、争取胜利”的观点，与谭嗣同就义的积极影响也不无关联。
（二）杨昌济，杨昌济又名怀中，字华生，湖南长沙县人，伦理学家，教育家。曾赴日本、英国留学。1898年，正值维新运动到达高潮，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求学，期间，作为学生的杨昌济积极参与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地区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并参加了谭嗣同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求教学问，交流思想。可以说谭嗣同的思想对杨昌济的影响颇深，而谭嗣同的就义彻底惊醒了杨昌济，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认真地分析了国家的形势，为他在1903年选择东渡日本求学也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他对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了国家与民族利益舍身就义的献身精神特别钦佩，认为谭嗣同就是‘死一身一家，而生天下万世’的‘仁人’，‘成仁而死，则身死而心生;害仁而生，则身生而心死。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谭嗣同变法流血牺牲以后，他多次说:‘谭浏阳（谭嗣同系长沙浏阳人，故此名）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矣。’”［7］以上证明，谭嗣同舍生的义举对杨昌济的生死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谭氏精神的感召下，杨昌济将这种精神传递给自己的学生蔡和森、毛泽东等，是中国革命运动中无数英烈舍生成仁的思想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就义对于康有为、梁启超来讲颇具争议。根据一些资料记载，康、梁对于谭氏的就义有较大的震撼，很快为其写传记、做《六哀诗》。但康梁二人具有的保皇立场，促使他们敏锐地认识到，可以借此全国上下有识之士哀悼谭嗣同的时机，编造谭氏《绝命书》、撰写具有康梁思想观念的《谭嗣同传》，目的是接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谭嗣同就义之事件，传播观点。“他们看到谭嗣同有崇高的声誉，就想利用谭氏的影响，宣传自己的观点……”［8］。对此，我们不去参与专家们对于康梁“伪造事件”真伪的辩论，也暂且不去谈论康梁的行为是否是君子行为，单从“利用谭氏”就可看出，在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谭嗣同的就义对于社会影响颇深。
（四）唐才常，字伯平，号佛尘，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与谭嗣同同乡，同师承欧阳中鹄，在长沙时务学堂他与谭嗣同并称“浏阳二杰”。谭嗣同的就义对于唐才常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在得闻谭氏就义的消息后“…… 痛哭失声，立即由汉口赶往上海，准备赴北京收尸”，［9］并作一挽联致哀：“与我分别几许时，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项交，同赴泉台。”［10］以上足以见得两人感情之深厚。而在变法失败后，我们可以认为，唐才常组建自立军更是从实践中回应谭嗣同的就义，以此探索通过武力改良探索出新途径。但最终由于阶级立场的不确定，以及“对康、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11］最终受累于康有为的起义资金未到，起义延期导致事情败露，被张之洞逮捕就义于武昌紫阳湖畔。临行前他吟道：“七尺微躯酬故友，一腔热血洒神州。”［12］当中所提到的“故友”就是指谭嗣同，足以见得谭嗣同就义已深深影响着唐才常的人生观。极为巧合的是，唐才常就义时年仅33岁（1867—1900），这与谭嗣同度过的33年生命历程（1865-1898）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
（五）邹容，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邹容。四川省巴县（今重庆巴南区渔洞）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革命军》的作者。邹容从未与谭嗣同相逢，1898年戊戌变法，邹容只有13岁，年轻的邹容热衷于读新报，学习新知识，所以他对维新运动关注较多，在维新派中。邹容最仰慕的就是谭嗣同，在谭氏就义后，邹容“立志继承谭嗣同的未竟事业，曾题悼诗曰：‘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13］以表达对于谭嗣同未竟事业的继承与向往。其后邹容为了能够不断激励自己，寄托对谭氏的缅怀之情，“将谭氏的遗像放在坐侧，并题诗于其上……勉励自己以谭嗣同的奋斗牺牲精神，从事革命”。［14］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谭嗣同就义对于年轻革命者思想上的影响。“邹容从谭的血腥味中觉悟到，满清王朝朽木不可雕，指望和依靠清廷去摆脱这个政权体制本身所酿成的巨大危机，扫除弊症，革新陈规，去圆强国之梦，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目的的空想”。［15］在选择革命以外的途径被证明行不通之后，谭嗣同的血使改良者转变成了革命者，也只有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寻找到一条新路。
三、谭嗣同就义对于后世的精神影响
根据谭嗣同就义后对于社会各界以及不同层次人士的影响，我们不难看出，谭嗣同所具有的舍生和大无畏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来源之一。以上所列举的受其影响人物仅是十之一二，谭氏就义的影响，激励着严复、黄遵宪、宋恕、孙宝瑄、蔡锷、毕永年、林圭、陈天华等许多进步人士在各自领域去争取变革的梦想。对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谭嗣同就义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其“苟活于世”的现实生命意义。“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不适合谭嗣同这类坚定的真理追求者，也并不符合他骨子里天生的“‘不合乎公理’，就是圣人的教诲，也要挥笔批判”［16］的倔强性格。鲁迅先生曾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7］谭嗣同就是这些舍身求法之人中的典型代表。他一人之死，可以激励千千万万人受他精神的感召去努力进行变革；他一人之死，要比其生存、或他人之死使社会进步所得到更多的价值。“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并不仅仅是一句听起来气势磅礴的口号，那更是需要有人献身的超人勇气，谭嗣同做到了。谭嗣同献身改革的精神亘古不灭，事实证明，他的血唤醒了不屈的民族抗争精神，他的牺牲对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向新的社会性质变革起到了精神上的引领作用，他的就义是中国国运由衰败到昌盛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李喜所.谭嗣同评传［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10：115.
［2］谭嗣同传.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
［3］吴晓燕.死，还是不死，这是一个问题——对哈尔威船长、项羽、谭嗣同三人生死抉择则的探讨［M］.聚焦·评论.
［4］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88558658.html网友：梦之影2793.
［5］张昆第日记，1917-9-22.
［6］申忠民，罗金梅.论谭嗣同对青年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影响［J］.文学界（历史回廊）.
［7］论杨昌济的民族伦理观及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J］.前沿，2010，（6）.
［8］王俊义.论谭嗣同的改革献身精神.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232.
［9］谭嗣同评传［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10：282.
［10］饮冰室诗话十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4：15.
［11］汤志均.戊戌变法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462.
［12］自立会人物考.湖南历史资料，1958，（2）.
［13］吴廷嘉.论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130.
［14］王俊义.论谭嗣同的改革献身精神.见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8：231.
［15］张静.略论谭嗣同的变革观在辛亥时期的传承［J］.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16］李喜所.谭嗣同评传［M］.河南教育出版社，1986.
10：2.
［17］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见鲁迅全集，（第6册），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