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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北大任教，始于1917年底。是年初，蔡元培先生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我往谒蔡先生于其南菜园上街寓所，以自己所著《究元决疑论》特向蔡先生求教。此文评论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而独推崇印度佛家思想。当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回答说：“我过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不曾想到先生早已过目，并对这篇如今看来是东拉西扯的文章给予肯定。但更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先生随即表示希望我到北大任教。先生说：“我是喜爱哲学的。我此次来北大，重点要办好文科。文科中又以哲学系为重点，你就来哲学系讲印度哲学好了。”我不敢承当。蔡先生说了几句话打动了我。抱这种态度再好不过，而我又怎会不愿来学习呢？来北大的事就如此确定下来。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屠孝实等尝加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與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张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阅读上面的文字，回答下列各题。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在北大开讲“印度哲学”与“儒家哲学”课，广受欢迎，以致注册部原安排的红楼教室容纳不下，而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
B.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贬抑东方文化，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梁漱溟面对东西文化、新旧文化之争却不以为然，熟视无睹，依旧埋头于佛学研究。
C.梁漱溟之所以做“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并在后来将讲稿整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因为当时北大、学术界及整个社会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热潮。
D.本文以时间为序，追溯自己在北大任教、学习、研究的经历，运用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语言朴素、真切，字里行间洋溢着诚挚的感念与眷恋之情。
2.蔡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
3.“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梁漱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志向转变？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并简要谈谈梁漱溟志向转变给予你的启示。
答：
我到北大后先开“印度哲学”一课，此课自非哲学系重点，但听课者仍不少。后来讲授“儒家哲学”，听课者更多，注册部原安排一院红楼教室容纳不下，于是不得不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此课听讲者约二百人，期末考卷有九十多份，此数即为注册之学生，如冯友兰、朱自清、顾颉刚、孙本文诸位均是如此得与我相聚于课堂的。至于其余半数即为自由听讲者：有的来自其他高校，有的来自社会。由此可见蔡先生兼容并包主张的实施和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共同形成之追求真理的浓厚空气，不仅感染北大师生和其他高校，且影响及于社会。生活在此种气氛中怎能不向上奋进呢！
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贬抑东方文化，于是“东西文化”常成为谈论的问题。我于教学之外对此时时思考，探究不辍。友人张申府、屠孝实等尝加劝阻，或说问题范围太大，难于着手，或说问题尚远，可俟诸来日。我均不以为然。虽然我对新思潮莫逆于心，而且我既非新派，又不属旧派，面对新旧之争，似尽可仍埋首于佛学研究，可是我却感到压迫之严重，以为此问题不可忽略而且急切。盖自鸦片战争以来，随帝国主义势力之入侵，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怀疑，似中国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的文化。这明明是逼着中国人出一个解决方法。试想，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果真不能与西方文化并存，而要根本绝弃，我们应赶快自觉改革，不要與它同归于尽；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受西方文化压迫，并不足虑，而中国文化终有翻身之日，那也应积极去做，不要再做梦发呆；又如果确如一些人所说，东西文化可以融通调和，那也应弄清调和之必要及调和之道，绝不应消极等待。谁说问题不严重而且急切！
中国文化问题关系国家命运、民族存亡，怎可轻轻放过，漠不关心？同时北大以及整个社会当时爱国主义精神高涨，人们关心国事，文化问题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而我又怎能置身事外？就在这种主观要求和客观环境推动下，1919年我首次将个人对此问题研究结果，在课外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作连续多次讲演，介绍给北大同事、同学。1920年又于济南向社会公开报告。后将演讲记录稿加以整理，以讲题为书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注意，引来评论不少。可以说这是我向北大、向蔡先生交上的一张考卷，记录了我在校期间学习与研究成绩的高下优劣。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我将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加以比较，各给予人类文化发展史上以适当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1924年为实行自己的办学理想，我向蔡先生辞去教职，从此离开了北大，而北大影响仍留在我心上。我这个根本未曾入过大学之门的人，得以走上大学讲台，就我个人说，只不过因为我钻研了一个冷门——佛学；而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蔡先生实行兼容并包的主张，是由于蔡先生对后学的关心与爱护。
（节选自《梁漱溟自传》，有删改）
相关链接：①儒学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人要想提高一步，提高到儒学这一步正合适，佛学太高了。所以他（梁漱溟）是为了大众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这是他自己一个很明确的宣示。（梁培恕《梁漱溟：佛学太高深，救世宜用儒学》）②“你的志愿何在？”如果有人这样问我，那我可以回答：我愿终生为民族社会，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梁漱溟《言志》）
阅读上面的文字，回答下列各题。
1.下列对材料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在北大开讲“印度哲学”与“儒家哲学”课，广受欢迎，以致注册部原安排的红楼教室容纳不下，而迁往二院马神庙阶梯教室。
B.当时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贬抑东方文化，宣传西方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而梁漱溟面对东西文化、新旧文化之争却不以为然，熟视无睹，依旧埋头于佛学研究。
C.梁漱溟之所以做“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并在后来将讲稿整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因为当时北大、学术界及整个社会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热潮。
D.本文以时间为序，追溯自己在北大任教、学习、研究的经历，运用叙述、议论、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语言朴素、真切，字里行间洋溢着诚挚的感念与眷恋之情。
2.蔡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
3.“于是我也由佛家思想转为儒家思想”，梁漱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志向转变？请结合材料具体分析，并简要谈谈梁漱溟志向转变给予你的启示。
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