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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朝鲜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宣布，金正日将军在12月17日视察途中，由于急性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去世。
朝鲜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骤然停摆，平壤街头一片肃杀。在伏地致哀的民众当中，一位中年男子的哽咽意味深长，“留下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如今，将军已经逝世，他一生打造的权力架构，仍会在半岛北方的“隐士之国”长期发挥影响。
从“一个好儿子”开始的政治生涯
1959年金日成访苏期间，金正日当众跪下给父亲穿鞋。这种带有典型东方色彩的孝行，无疑带给了记者很大的震撼。
早在1959年金日成访苏期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就亲眼目睹了金正日当众跪下给父亲穿鞋的举动。这种带有典型东方色彩的孝行，无疑带给了记者很大的震撼，以至于一位前苏联记者直到耄耋之年仍能清楚回忆当初的情形。
1964年6月，22岁的金正日进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金正日最重要的任务还是随行父亲左右。
父慈子孝在东方式的纲常伦理中，经常被视为检验一个人政治道德的重要指标。金正日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原则。包括金日成逝世后他的“三年守孝”之举（即三年内不会见外宾、不参加公共娱乐活动等），都带有践行这一传统政治原则的巨大象征意义。
虽然没有明确资料证实，步入政坛后的金正日具体分管哪些工作。但是从其后来提拔和任用的一些干部的履历看，青年时代的金正日对组织人事和宣传工作介入很深，与安全和军事部门的许多年轻干部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其中就包括金基南、金国泰等朝鲜目前政权结构的基本班底，朝鲜官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中都有类似“与金正日将军保持长期友谊和始终保持忠诚”的字眼。
更为重要的是，在决定朝鲜后来发展走向的肃清甲山派（1967年）至树立“主体思想”（1972年—1980年）绝对领导地位的这段时间，恰恰是金正日大力参与文艺和宣传工作的时期。有关金正日同志积极指导《血海》、《卖花姑娘》及出版《电影艺术论》的故事，至今仍被朝鲜津津乐道。这些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方面的见解都是积极服务于那个时代“打击甲山派轻视国防建设”以及“树立金日成绝对领导地位”主题的。
政治不相信偶然，虽然没有资料可以探究年轻的金正日具体为父亲做了什么，但到了1980年的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除了新党章确立“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金正日也正式确立了金日成主席唯一接班人的地位。
先军政治与隐士之国
金正日需要做出一个选择：用国家仅存的余力保持哪个部门的存续，能够度过危机，重建倒塌的平衡？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主席去世。金正日用守孝三年的独特方式完成了朝鲜政权传承的独特仪式，也使自己走到了台前。
作为一个奉行传统政治道德的政治家，金正日在父亲在世时，很谨慎地避免在媒体面前过多展示自己与军队的联系。但守孝结束以后，其视察军队的频率成为外界预测朝鲜政策走向的风向标。先军政治（简单来说，就是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就此成为金正日将军治国理念的重中之重与真正核心。
客观地讲，金正日执政初期的朝鲜，在经济上困难重重。饥荒与工厂停工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危机。
当全世界都给朝鲜开出药方“开放与改革”之时，金正日的担心，在于朝鲜国内政治体制已无法给经济改革以起码的支持了。金正日需要作出一个选择：用国家仅存的余力保持哪个部门的存续，能够度过危机，重建倒塌的平衡？
不管外部世界讨厌他还是喜欢他，但是金正日利用国际格局复杂局势纵横捭阖的能力，谁也无法否认。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金正日利用“超强硬对待强硬”的策略和刀尖上跳舞的胆识，终于使朝鲜在有限开放和稳定国内形势方面赢得了一定的空间。
“围起来的市场经济”
在见识了市场经济的威力和威胁后，朝鲜最后选择了“围起来的市场经济”。
凡与金正日接触过的外国政要，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都认为金正日是一个能够认清时势并且对外部世界有清楚把握的人物。这样的一位人物不会不清楚，所谓“先军政治是万能宝剑”的说法，只有阶段性的合理性。“先军政治”不是生产性的，这就是这一政策注定无法长久的所有理由。
但是，鉴于朝鲜习惯于不公开总体施政目标、重要政策经常突然宣布以追求震撼效果的习惯，直到朝鲜党和政府2007年提出“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口号时，外部世界才能确认朝鲜准备重建国民经济体系的决心。在此之前，朝鲜虽然在困难时期也采取了很多灵活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反复多变、执行者动辄得咎，其应急的成分更强一些。
今天看来，最困难时期朝鲜中央和地方采取的那些措施，其实包含了不能宣之于口的“试点”涵义。但金正日的政治继承方式，使他很小心地避免给外界以“变更父亲成法”的印象，而朝鲜国内对如何进行开发和改革，又确实缺乏经验和技巧。这就导致了金正日多次考察中俄开放地区和企业、国内市场经济时有反复却总体向前迈进的局面。
参照金正日在朝核危机上的表现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非常在意政策时间表的设计和决策时机的选择。
在见识了市场经济的威力和威胁后，朝鲜最后选择了“围起来的市场经济”。朝鲜存在合资企业、存在对外开放，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孤立和封闭的地区基础之上的。2008年，在已经誓言要建设“强盛大国”后，金正日还是站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上，高度严厉地抨击了市场经济，这也为2009年震动全国的币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那么，围起来的市场经济如何与已被证明失败了的“苏联模式”对接，就构成了金正日经济改革计划全部的奥秘所在。其中最根本的逻辑悖论，是如何使经济体系的开放需求和社会生活的闭锁需要兼容起来。2010年金正日又重提父亲让朝鲜人民“吃米饭、喝肉汤、穿丝绸、住瓦房”的目标，并在2011年年初公布了《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2011－2020）》。这份计划强调国家投资和技术发展，却没有提及开发主体和政策选择。可惜，那些外界关注的真正议题，都深藏于这位突然病逝的领袖的脑海之中了。
从1942年开始，到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为止，神秘主义笼罩下的金正日将军带走了其思考的最后秘密，朝鲜的未来，等待白头山的新一代作出回答。
隐士之国
以汉城为都城的李氏王朝，从1392年开始统治朝鲜半岛，直到19世纪末期，其文化和政治都受到中国的影响，形成以儒家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统治者严禁国民与外国人接触，严禁外国旅行者进入领土。因此，19世纪的朝鲜被西方人称为“隐士之国”。
朝鲜的一切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骤然停摆，平壤街头一片肃杀。在伏地致哀的民众当中，一位中年男子的哽咽意味深长，“留下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
如今，将军已经逝世，他一生打造的权力架构，仍会在半岛北方的“隐士之国”长期发挥影响。
从“一个好儿子”开始的政治生涯
1959年金日成访苏期间，金正日当众跪下给父亲穿鞋。这种带有典型东方色彩的孝行，无疑带给了记者很大的震撼。
早在1959年金日成访苏期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就亲眼目睹了金正日当众跪下给父亲穿鞋的举动。这种带有典型东方色彩的孝行，无疑带给了记者很大的震撼，以至于一位前苏联记者直到耄耋之年仍能清楚回忆当初的情形。
1964年6月，22岁的金正日进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金正日最重要的任务还是随行父亲左右。
父慈子孝在东方式的纲常伦理中，经常被视为检验一个人政治道德的重要指标。金正日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原则。包括金日成逝世后他的“三年守孝”之举（即三年内不会见外宾、不参加公共娱乐活动等），都带有践行这一传统政治原则的巨大象征意义。
虽然没有明确资料证实，步入政坛后的金正日具体分管哪些工作。但是从其后来提拔和任用的一些干部的履历看，青年时代的金正日对组织人事和宣传工作介入很深，与安全和军事部门的许多年轻干部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其中就包括金基南、金国泰等朝鲜目前政权结构的基本班底，朝鲜官方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中都有类似“与金正日将军保持长期友谊和始终保持忠诚”的字眼。
更为重要的是，在决定朝鲜后来发展走向的肃清甲山派（1967年）至树立“主体思想”（1972年—1980年）绝对领导地位的这段时间，恰恰是金正日大力参与文艺和宣传工作的时期。有关金正日同志积极指导《血海》、《卖花姑娘》及出版《电影艺术论》的故事，至今仍被朝鲜津津乐道。这些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方面的见解都是积极服务于那个时代“打击甲山派轻视国防建设”以及“树立金日成绝对领导地位”主题的。
政治不相信偶然，虽然没有资料可以探究年轻的金正日具体为父亲做了什么，但到了1980年的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除了新党章确立“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主体思想作为唯一的指导方针”，金正日也正式确立了金日成主席唯一接班人的地位。
先军政治与隐士之国
金正日需要做出一个选择：用国家仅存的余力保持哪个部门的存续，能够度过危机，重建倒塌的平衡？
1994年7月8日，金日成主席去世。金正日用守孝三年的独特方式完成了朝鲜政权传承的独特仪式，也使自己走到了台前。
作为一个奉行传统政治道德的政治家，金正日在父亲在世时，很谨慎地避免在媒体面前过多展示自己与军队的联系。但守孝结束以后，其视察军队的频率成为外界预测朝鲜政策走向的风向标。先军政治（简单来说，就是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就此成为金正日将军治国理念的重中之重与真正核心。
客观地讲，金正日执政初期的朝鲜，在经济上困难重重。饥荒与工厂停工使国民经济陷入了危机。
当全世界都给朝鲜开出药方“开放与改革”之时，金正日的担心，在于朝鲜国内政治体制已无法给经济改革以起码的支持了。金正日需要作出一个选择：用国家仅存的余力保持哪个部门的存续，能够度过危机，重建倒塌的平衡？
不管外部世界讨厌他还是喜欢他，但是金正日利用国际格局复杂局势纵横捭阖的能力，谁也无法否认。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金正日利用“超强硬对待强硬”的策略和刀尖上跳舞的胆识，终于使朝鲜在有限开放和稳定国内形势方面赢得了一定的空间。
“围起来的市场经济”
在见识了市场经济的威力和威胁后，朝鲜最后选择了“围起来的市场经济”。
凡与金正日接触过的外国政要，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都认为金正日是一个能够认清时势并且对外部世界有清楚把握的人物。这样的一位人物不会不清楚，所谓“先军政治是万能宝剑”的说法，只有阶段性的合理性。“先军政治”不是生产性的，这就是这一政策注定无法长久的所有理由。
但是，鉴于朝鲜习惯于不公开总体施政目标、重要政策经常突然宣布以追求震撼效果的习惯，直到朝鲜党和政府2007年提出“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口号时，外部世界才能确认朝鲜准备重建国民经济体系的决心。在此之前，朝鲜虽然在困难时期也采取了很多灵活的政策，但这些政策往往反复多变、执行者动辄得咎，其应急的成分更强一些。
今天看来，最困难时期朝鲜中央和地方采取的那些措施，其实包含了不能宣之于口的“试点”涵义。但金正日的政治继承方式，使他很小心地避免给外界以“变更父亲成法”的印象，而朝鲜国内对如何进行开发和改革，又确实缺乏经验和技巧。这就导致了金正日多次考察中俄开放地区和企业、国内市场经济时有反复却总体向前迈进的局面。
参照金正日在朝核危机上的表现可以发现，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非常在意政策时间表的设计和决策时机的选择。
在见识了市场经济的威力和威胁后，朝鲜最后选择了“围起来的市场经济”。朝鲜存在合资企业、存在对外开放，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孤立和封闭的地区基础之上的。2008年，在已经誓言要建设“强盛大国”后，金正日还是站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上，高度严厉地抨击了市场经济，这也为2009年震动全国的币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那么，围起来的市场经济如何与已被证明失败了的“苏联模式”对接，就构成了金正日经济改革计划全部的奥秘所在。其中最根本的逻辑悖论，是如何使经济体系的开放需求和社会生活的闭锁需要兼容起来。2010年金正日又重提父亲让朝鲜人民“吃米饭、喝肉汤、穿丝绸、住瓦房”的目标，并在2011年年初公布了《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2011－2020）》。这份计划强调国家投资和技术发展，却没有提及开发主体和政策选择。可惜，那些外界关注的真正议题，都深藏于这位突然病逝的领袖的脑海之中了。
从1942年开始，到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为止，神秘主义笼罩下的金正日将军带走了其思考的最后秘密，朝鲜的未来，等待白头山的新一代作出回答。
隐士之国
以汉城为都城的李氏王朝，从1392年开始统治朝鲜半岛，直到19世纪末期，其文化和政治都受到中国的影响，形成以儒家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统治者严禁国民与外国人接触，严禁外国旅行者进入领土。因此，19世纪的朝鲜被西方人称为“隐士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