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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目标。然而，现代化是一把双刃剑，既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成就，享受现代化所带来的成果，但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既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黄金期，同时也是社会转型的加速期；既是我国取得伟大历史成就期、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突发期。
[关键词]现代化；社会转型；社会代价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062 — 02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孙立平教授认为，几乎所有能成功开启现代化的国家中，都经历了相应的政治变革。①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在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上首先须在政治上形成开启现代化的力量与条件。我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缺乏政治上的独立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健全，社会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大丰富。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和欧债危机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仍然在危机中保持本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境况下，中国反而一片大好。30多年的经验与成就创造了“中国模式”的魅力，俞可平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二、社会转型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代价研究
尽管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但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这种现代化或在转型期所进行的建设必然是以牺牲某方面的代价为前提的。当前和谐社会的提出，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新形势下我国当前的不和谐因素的增多。“和谐”的思想是我们数千年来所追求的，是与人类的理想相一致的。但是在目前我国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却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现代化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的消极因素，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会更多。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社会代价的问题，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我国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往往会损害一部人的利益以及某些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
（一）“三农”问题和城市化。“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媒体和政府关注的话题。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政府对“三农”的问题是相当关注的。尽管提出这个概念已经十多年了，但“三农”问题绝对是一个常谈常新话题。按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话说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造成“三农”问题原因有许多。但最关键的还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被长期以来限制在一亩三分地上，户籍的限制使得农村人口流动不畅。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到世界每一角落、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农业生产率得到了快速的提高，显然中国现在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来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的磕绊使得农村人口转移出去的不是很多。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升级，在广大的农村依旧进行的是自给自足式的传统生产，是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由于没有规模效益以及相应的市场意识，农民只可能是增产不增收。另外，中国在制定政策的“城市偏向”往往会加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造成城市越富，农村更穷的现象。
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因果。解决好了城市化问题，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农”所带来的压力。“三农”问题如果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城市化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城市化的提高需要农村人口的转移，或将更多的地方纳入城市发展的轨道上来。但是，由于我国一系列制度体制的羁绊使得城市化的进程在缓慢发展。例如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不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步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就需要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考虑，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
（二）贫富差距问题。据有关报道，自06年到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0.48，0.49。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就进入了警戒状态，超过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发生危险的混乱状态。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市与农村、农村贫困的农民与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当处于基本生活必需品时代时，国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资源分配也比较均衡，那时人们普遍感觉不到差别。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国家在收入分配制度、所得税制度上以及个人能力的差别，使得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贫富阶层。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在一些大的国家战略上都是以城市为优先发展的，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都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农村即使能在这种政策中有所获益，但也是远远的落后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另外，这种贫富差距往往都是一些制度性等因素造成并得到固化的，如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尽管这种收入差距问题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并出现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表明我国由于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步，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显性化日益成为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依据。 （三）腐败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可以通过对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认同性、领导权威性、政策满意度，以及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支持率等情况反映出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政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被一个共同的政治问题所困扰，这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日益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而由此引发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在现阶段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诸多社会问题中，也首推政治腐败问题。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存在一种“仇官”、“仇富”的心理，也是由腐败问题所体现出来的。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会日益侵蚀党的政治统治基础，造成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而这也是腐败问题的最危险的后果之一。现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大大减弱，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很低，政府近几年不断曝光的腐败问题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在民众的眼中不断降低。
（四）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西方化的过程。这首先表现在现代性是孕育在西方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传统文化的变革与早发内生型的国家有着甚为不同的意义。在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性是从过去的那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传统的延伸。①但对于向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联度很小，甚至是冲突的。自古以来，中国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也给我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中国是一个缺乏制度化的宗教信仰体系的国度。②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中如基督教那种成体系的、给人以一种超自然的终极力以形成对人性的制约的文化，因而，在一个剧烈变迁的社会里，在我国经济的一路凯歌上并没有保持和发扬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泛起，诚信危机的出现，价值理想的失落以及普遍存在的见利忘义和以权谋私行为正深深的影响着这个社会。孙立平教授强调现代社会结构的“断裂”，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耦合，在现代社会的迅速变迁中，西方文化的大肆侵入一方面由于我们在没有很好的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民族的特性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充分的注重文化建设导致人们道德价值的扭曲。所以，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应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重视的大问题。
（五）生态环境问题。由于历史以及在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的原因，为了缩短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改善我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施行的是片面发展经济的“传统发展战略”，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片面追求GDP、GNP的增长而忽视环境的保护。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水资源匮乏，水污染严重、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资源紧缺、草原生态形势严峻、海洋生态不容乐观、大气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耕地面积减少，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等等。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由于对环境的破坏，导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我国每年因荒漠化危害造成的损失高达540亿元，每年因缺水影响工农业生产总值2000亿元，减产粮食200亿公斤。如今，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工业化总是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础之上的。如何破解这一悖论，避免踏上西方老工业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摆在我们当前一项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三、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我国的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在完全没有可借鉴的基础上杀出的一条血路。无论是从国家的综合实力上，还是从人民生活水平上看，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平等的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改革开放中也遗留下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
现代化并没有一个普适的发展模式，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专业化、科层化、文化的世俗化、行为的理性化应是其发展的基本内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我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在参照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上少走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弯路，将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所带来的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对于在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还没有达到社会最低承受能力之前，该是我们认真去抚平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创伤，解决一个个问题的时候了。
〔参 考 文 献〕
〔1〕孙立平.社会转型与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毛园芳.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何雪松.社会问题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5〕郭学旺，王志连.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回顾〔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责任编辑：冯延臣〕
[关键词]现代化；社会转型；社会代价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6 — 0062 — 02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孙立平教授认为，几乎所有能成功开启现代化的国家中，都经历了相应的政治变革。①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在现代化的时序模式上首先须在政治上形成开启现代化的力量与条件。我国的现代化起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在这近100年的时间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缺乏政治上的独立发展十分缓慢。直到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真正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步入了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我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外汇储备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一，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30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健全，社会民主法治建设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大丰富。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和欧债危机中，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在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仍然在危机中保持本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的境况下，中国反而一片大好。30多年的经验与成就创造了“中国模式”的魅力，俞可平教授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二、社会转型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代价研究
尽管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如此伟大的成就，但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这种现代化或在转型期所进行的建设必然是以牺牲某方面的代价为前提的。当前和谐社会的提出，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新形势下我国当前的不和谐因素的增多。“和谐”的思想是我们数千年来所追求的，是与人类的理想相一致的。但是在目前我国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却存在着诸多的不和谐。现代化就是一把双刃剑，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一系列的消极因素，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会更多。这里就存在着一个社会代价的问题，即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我国取得巨大的成就的同时往往会损害一部人的利益以及某些部分的利益为代价的。
（一）“三农”问题和城市化。“三农”作为一个概念则由经济学家温铁军博士于1996年正式提出。自此，“三农”问题日益成为媒体和政府关注的话题。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政府对“三农”的问题是相当关注的。尽管提出这个概念已经十多年了，但“三农”问题绝对是一个常谈常新话题。按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的话说就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造成“三农”问题原因有许多。但最关键的还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被长期以来限制在一亩三分地上，户籍的限制使得农村人口流动不畅。在全球化日益深入到世界每一角落、在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农业生产率得到了快速的提高，显然中国现在不需要这么多的农民来从事农业生产，但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户籍制度的磕绊使得农村人口转移出去的不是很多。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升级，在广大的农村依旧进行的是自给自足式的传统生产，是农民自我消费、自我维持生存的一种自然经济活动。由于没有规模效益以及相应的市场意识，农民只可能是增产不增收。另外，中国在制定政策的“城市偏向”往往会加大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造成城市越富，农村更穷的现象。
城市化与“三农”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因果。解决好了城市化问题，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三农”所带来的压力。“三农”问题如果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城市化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我国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不符合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城市化的提高需要农村人口的转移，或将更多的地方纳入城市发展的轨道上来。但是，由于我国一系列制度体制的羁绊使得城市化的进程在缓慢发展。例如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不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在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步解决城乡二元对立问题，就需要将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考虑，在城市化进程中解决“三农问题”。
（二）贫富差距问题。据有关报道，自06年到0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0.48，0.49。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超过0.4就进入了警戒状态，超过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发生危险的混乱状态。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市与农村、农村贫困的农民与城市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当处于基本生活必需品时代时，国家控制着大量的资源，资源分配也比较均衡，那时人们普遍感觉不到差别。但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国家在收入分配制度、所得税制度上以及个人能力的差别，使得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贫富阶层。从国家政策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近几年来在一些大的国家战略上都是以城市为优先发展的，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西部大开发以及中部崛起战略等，都是将投资的重点放在城市，农村即使能在这种政策中有所获益，但也是远远的落后于城市的高速发展。另外，这种贫富差距往往都是一些制度性等因素造成并得到固化的，如限制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尽管这种收入差距问题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从近几年的情况看，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并出现扩大的趋势。近年来发生的诸多群体性事件表明我国由于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步，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显性化日益成为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依据。 （三）腐败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程度，可以通过对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合法认同性、领导权威性、政策满意度，以及国民对政府的信任支持率等情况反映出来。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政党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被一个共同的政治问题所困扰，这就是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反腐败日益成为各国政治生活中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而由此引发的政治和社会现象也格外引人注目。在现阶段影响中国政治稳定的诸多社会问题中，也首推政治腐败问题。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存在一种“仇官”、“仇富”的心理，也是由腐败问题所体现出来的。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会日益侵蚀党的政治统治基础，造成党的统治的合法性危机，而这也是腐败问题的最危险的后果之一。现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已经大大减弱，尤其是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很低，政府近几年不断曝光的腐败问题使得政府的公信力在民众的眼中不断降低。
（四）传统文化继承问题。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个西方化的过程。这首先表现在现代性是孕育在西方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的。对于后发外生型的国家，传统文化的变革与早发内生型的国家有着甚为不同的意义。在早发内生型国家，现代性是从过去的那个传统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传统的延伸。①但对于向中国这样的后发外生型国家，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联度很小，甚至是冲突的。自古以来，中国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也给我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中国是一个缺乏制度化的宗教信仰体系的国度。②也就是说中国没有像西方国家中如基督教那种成体系的、给人以一种超自然的终极力以形成对人性的制约的文化，因而，在一个剧烈变迁的社会里，在我国经济的一路凯歌上并没有保持和发扬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在现实生活中，极端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泛起，诚信危机的出现，价值理想的失落以及普遍存在的见利忘义和以权谋私行为正深深的影响着这个社会。孙立平教授强调现代社会结构的“断裂”，我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就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耦合，在现代社会的迅速变迁中，西方文化的大肆侵入一方面由于我们在没有很好的把优秀的传统文化内化为自身民族的特性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没有充分的注重文化建设导致人们道德价值的扭曲。所以，传统文化的继承问题应是我们必须面对和重视的大问题。
（五）生态环境问题。由于历史以及在政策的制定等方面的原因，为了缩短同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改善我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施行的是片面发展经济的“传统发展战略”，即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片面追求GDP、GNP的增长而忽视环境的保护。当前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水资源匮乏，水污染严重、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资源紧缺、草原生态形势严峻、海洋生态不容乐观、大气环境恶化、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耕地面积减少，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等等。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的巨大破坏为代价的。由于对环境的破坏，导致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如我国每年因荒漠化危害造成的损失高达540亿元，每年因缺水影响工农业生产总值2000亿元，减产粮食200亿公斤。如今，我国总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工业化总是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基础之上的。如何破解这一悖论，避免踏上西方老工业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摆在我们当前一项严肃而重大的课题。
三、小结
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我国的现代化是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是在完全没有可借鉴的基础上杀出的一条血路。无论是从国家的综合实力上，还是从人民生活水平上看，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并没有平等的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改革开放中也遗留下来了诸多社会问题，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
现代化并没有一个普适的发展模式，但是工业化、城市化、专业化、科层化、文化的世俗化、行为的理性化应是其发展的基本内容，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我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技术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在参照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上少走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弯路，将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所带来的危害减小到最低程度。对于在社会转型期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在还没有达到社会最低承受能力之前，该是我们认真去抚平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创伤，解决一个个问题的时候了。
〔参 考 文 献〕
〔1〕孙立平.社会转型与现代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毛园芳.社会发展与社会代价〔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何雪松.社会问题导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5〕郭学旺，王志连.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回顾〔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责任编辑：冯延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