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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南山传》，叶依，人民出版社，2014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的“卷首语”中说：“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19世纪开始，尤其是随着现代小说的出现，法国文学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诞生的大写的“人”的形象及其精神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萎缩，罗曼·罗兰为此感到悲痛，便亲自撰写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的传记，通过三位人文英雄的传记呼唤英雄品格——无愧于人的称呼的、具有生命价值的精神。《名人傳》的这种功能与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非常贴切，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精神。通过书写人类历史上优秀人物的生命故事，承续并弘扬其精神，以此为时代、为人们提供精神力量，是传记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叶依的《钟南山传》就是一部弘扬时代精神的传记作品。当我们今天阅读《钟南山传》，尤其是在当今面临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播这样一个非常的背景下，这本传记的意义，传记中所建构的传主钟南山刻苦钻研、实事求是、敢于直言、面对危险身先士卒的精神，就是时代所需、人们所需的精神，能够为人们带来激励作用。
现代传记学认为，书写传记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他是谁（我是谁）？真实是传记的根本。人物是真实的存在，人物的事迹是真实发生的，但书写传记是一种叙事过程，通过语言的组织来再现发生在传主人生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故事，以此来完成塑造、建构传主形象、个性和精神面貌的目的，“传记的三个要素，即个人的历史、传主的个性和对传主的解释都需要通过叙事来体现”。换言之，传记文本所要回答的“他是谁（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过程即是叙事的过程。
作为叙事文本，叶依的《钟南山传》在对传主个人历史的再现、形象的塑造、个性的解释上，采用了多元叙事策略，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和多元叙事技巧，建构出一个实事求是、敢说真话、“亲切可敬、充满力量和精神感召力”的科学家钟南山形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的转换
叙述者和事件是叙事作品的两个基本要素。传记作为一种叙事，也必须具备叙述者和事件。叙述者如何叙述人物的事件，首先要选定一个观察和进入传主故事的角度，这即为叙事视角。传统叙事作品通常设定一位叙述者，叙事视角一般也就一个，即全知视角。全知视角的叙述者处于传主的故事之外，“不参与、不干涉传主的行为”，但他观察的位置具有无限范围，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传记中的人物及其事件，甚至可以走进人物内心世界，观察心理活动，无所不知，所以全知视角也被称为上帝的视角。
全知视角是他传中最常用的叙事模式。作为他传，叶依的《钟南山传》的叙事采用的也是全知视角模式，传记文本设置了一位叙述者，叙述者站在传主钟南山的生命故事的外围，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钟南山的“故事”，即个人历史：顽皮而充满好奇心的童年;发奋读书的青少年时代;立志学医的北京医学院大学生活;与女友李少芬长达八年的相恋以及有情人终成眷属;“文革”中近十年艰苦下乡生活，以及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投入发展呼吸医学事业;43岁远渡英伦，以刻苦钻研和执着、不服输的精神改变外国人对中国医生的偏见，三年时间在英国医学权威媒体发表七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引领呼吸医学领域，荣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非典”这个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救治病人，卓有成效地探索出防止“非典”的经验，被评为“为人民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如此等等，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娓娓道来钟南山的一个个生命故事。通过这些叙事，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院士形象。
一部传记从头到尾始终采用全知视角，这是最传统的叙事方式，不过有的传记也采用全知视角中穿插其他叙事视角，比如有限视角，即所谓内视角，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内，与被叙述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其进行观察并叙事。这种视角的出现，一般与作者以“我”的身份在传记叙事中出现有关。与自传中作者和叙述者是同一个人不同，他传中作者不同于叙述者，但有时作者以“我”的身份出现，替代那个场外的全知视角的叙述者，进行传记的叙事。
叶依的《钟南山传》全文采用全知视角叙事，并贯穿始终，但作为作者的叶依也经常会出现在故事中，变成在场的叙述者，观察和叙述传主。比如，第十六章“挑战权威”中全知视角叙述钟南山在英国留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牛津大学雷德克里夫医院麻醉科主任科尔教授的一项研究结论认为：随着吸氧浓度越来越高，肺内的分流越来越大。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麻醉科的杜鲁门教授让钟南山重复科尔教授的实验，本来是一次作业，没想到钟南山在反复实验中发现科尔教授的结论不正确，甚至与实际的效果是相反的：随着吸氧浓度增高，进入肺内的分流是不变或是下降的。在杜鲁门教授的推荐下，钟南山将这个实验报告宣读在1981年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议上，获得与会专家，包括科尔教授的认可。这篇文章于1983年全文发表在《英国麻醉学杂志》上。中国医生钟南山令英国医学权威惊讶和佩服。当叙述至此，全知视角的故事时间突然被打断，另一个叙述者——作者叶依登场，在场内叙述传主钟南山时隔多年对这段往事的感受：
钟南山说：“我和杜鲁门教授好像打了一个胜仗。那天晚上，我们在剑桥大学的小河上划船、喝啤酒，大家庆贺了一番。”
回忆这些往事，钟南山脸上泛起舒心的笑容。
《钟南山传》中此类叙事视角的转换非常之多，作者叶依时常进入传主故事时间里，现场观察传主，叙述传主所做、所言、所感。这种频繁转换叙事视角的手法，会打破整体连贯的线性故事时间，让正在叙述的故事被迫中断，另外构筑一个当下的文本时间，但有其独特的作用：突出人物的现场感和当下性、强化故事的真实性、丰富叙事的多样性，更有利于塑造出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传主形象。
“有因言语而可知者”
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刘知几所说叙事之体是指叙事方式，他列举了四种基本的叙事方式，其中“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指借言叙事，或谓借言记事，展开来解读具有两种意思：一、在叙事中运用人物之间的对话形式，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二、引用经书或先贤的言论，有助于对人物个性命运进行道德伦理、价值审美上的研判。 现代传记叙事中，将刘知几这句“有因言语而可知者”解读为在叙事中引用相关他人的言论或相关其他著作来对传主故事进行补充、扩展，多种方式、多个角度的叙事策略，有效弥补单一叙事方式的不足，相对完整而全面地反映传主人生经历。
这种补充式叙事技巧常常被传记叙事中采用，叶依的《钟南山传》亦不例外，第十一章“辉煌开端”就是一段借用他人言语的补充式叙事。对于整部传记而言，第十一章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具有独特意义的篇章。
说独立，是因为这章内容是一篇回忆文章，是鐘南山1971年进入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的同事、后来与钟南山一同创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余真所撰写的回忆文章，当然文章的核心内容是关于钟南山其人其事。对整部传记的线性叙事而言，这篇内容不承前启后，没有延续前者，没有铺垫后者，而是专门叙述钟南山在第四人民医院的经历，重点叙述了“文革”后期钟南山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号召积极筹备创建慢性支气管炎小组，并将当时被划为控制使用人员的余真调进来工作，这一特别时期的“大胆”的调动，使余真开始了对呼吸疾病的研究，最终使她成为一名肺心病专家。2001年新年之际，余真把这篇手稿，交给了钟南山。
说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因为这段内容是独立于整部作品的叙述，对这部传记而言是“他者”。每个人是社会大主体中一分子，都在一定社会环境和范围中生存，不存在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而且在传主人生成长中都会受到来自他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相关他人的言语，自然隐含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有别于传记原有叙述者从全知视角进行的客观描述，更具有真实性、说服性，容易形成叙事的高潮，对解释传主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的梳理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过作为他者余真的回忆，将敢于创新、善于发现人才、具有魄力的钟南山的形象塑造得真实而且充满了真情实意。
从叙述时态来分析，这种方式的引用是属于追溯性叙述，也就是倒叙或补叙。倒叙或补叙，在《钟南山传》中运用得很多，其作用独特而重要：在突出传主故事的主线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内容和信息，有助于丰富传主的形象，有助于对传主个性的建构。
独出心裁与身份建构
传记强调真实地记录真实的人物及其事件。但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长达几十年，在有限的几十万字中一五一十地全数叙述其生命中所有事情，一是无法做到，二是传主生命中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值得书写，否则将变成流水账似的记录，失去传记“以言言事”的功能，因此，传记所应呈现的事件是经过传记家的选择、取舍、编排、裁剪而形成的“事情的有机组合”。清代的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顾篇什浩繁，别裁不易。”对传主浩如烟海的事情如何选择和取舍，同样不易，终究与传记的叙事策略密不可分。传记中叙事策略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传记家的目的——传记家将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传主，其核心在于传主的身份建构问题。
叶依的《钟南山传》塑造了一个刻苦钻研、不服输、实事求是、充满力量和精神感召力的医者钟南山形象，同时他也是父亲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同事的好领导、民众的好朋友，等等，此外他还是一个执着的体育爱好者，如此之多的身份聚集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与传记家叙事策略分不开。叶依通过对钟南山不同时期不同事件进行选择、取舍，以及在此基础上精心编排各种情节，设置生动的细节，建构出一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医学专家形象。
比如建构钟南山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时，传记选取了钟南山43岁留学英国的几个故事：一是，几乎不太讲英语，通过三个月的听、写、记，主动找英国人交流等苦功夫，迅速提高英语水平。二是，初到英国，钟南山的导师、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教授弗兰里认为中国人不适合学医，建议他把三年学习时问改为八个月参观，这让钟南山自尊心受到伤害。为了证明中国人不比英国人差，他发奋学习相关医学知识;为了证明一氧化碳对人体血红蛋白的影响，不惜在自己身体上进行实验;更是通过反复实验更正权威专家的结论等，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说服导师，更是令英国教授们佩服，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建构钟南山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敢于挑战困难的精神时，传记选取了在“非典”时期的几个故事：一是，面对世卫组织官员和众多中外记者，顶着压力说出疫情真实情况——这个病的病源都还没有清楚，怎么控制它？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也让人们记住了钟南山这位科学家冷静无畏、秉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态度。二是，面对突然暴发的疫情，多家医院出现不敢接收病人的情况，然而钟南山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提出把最危重病人都送到呼研所来。三是，当有关部门发布已找到致病元凶，是“衣原体”时，钟南山再次提出质疑，并带领自己的团队最终分离出冠状病毒，发现“非典”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这个结论迅速得到世卫组织的认可，确定了“非典”防治工作的攻坚目标。钟南山团队提出的救治方案也成为通用方案，有效控制了疫情。
英国传记家斯特雷奇说：“未经阐释的真实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位了不起的阐释者。”传主的事实，是被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传记家是发现金子的人。传主的事实经过传记家的裁剪、取舍、编排等叙事技巧，才变成能够建构传主特定身份的“故事的事实”。
结语
关于传记的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关于“传”这个文体的阐述，在现有文字记录中是最早的。刘勰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作为经书，孔子的《春秋》意义深厚，文辞简约，左丘明清楚孔子的用意，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解读，创造了“传”这个文体;二、传的意思为转，转达，转述;三、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写作《春秋》的用意，创作《左氏春秋传》，转授给后人，《左氏春秋传》确实是经书的辅助读物，用来记事的书中的冠军。刘勰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均涵括在传的概念下，认为这些传的功能就是解释经书，将经书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的用途转授后人，即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刘勰对传的概念的阐述，重点在于“经书”，这与今天传记文学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文体的含义有所出人，但二者所指是一致的，刘勰认为的传——《左传》《史记》等是中国最早的传记文学文本，只是传记文学的概念是20世纪初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传记诞生之初其功能就被明确了：记录真实的人物事迹，写出人物精神面貌，扬善隐恶，弘扬真善美，传承优秀的精神文化，简而言之传记文学有教诲功能：道德的教诲和励志的教诲。
叶依的《钟南山传》的意义也是如此：“当时代远去，成为风景，才更明鉴他卓然的功绩。他不仅让这个时代认真阅读，更留给后人。”
（责任编辑 程成）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的“卷首语”中说：“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让我们呼吸英雄的气息。”19世纪开始，尤其是随着现代小说的出现，法国文学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诞生的大写的“人”的形象及其精神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萎缩，罗曼·罗兰为此感到悲痛，便亲自撰写贝多芬、米开朗琪罗、托尔斯泰的传记，通过三位人文英雄的传记呼唤英雄品格——无愧于人的称呼的、具有生命价值的精神。《名人傳》的这种功能与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非常贴切，每个时代都需要一种精神。通过书写人类历史上优秀人物的生命故事，承续并弘扬其精神，以此为时代、为人们提供精神力量，是传记最重要的功能所在。
叶依的《钟南山传》就是一部弘扬时代精神的传记作品。当我们今天阅读《钟南山传》，尤其是在当今面临新型冠状肺炎病毒的传播这样一个非常的背景下，这本传记的意义，传记中所建构的传主钟南山刻苦钻研、实事求是、敢于直言、面对危险身先士卒的精神，就是时代所需、人们所需的精神，能够为人们带来激励作用。
现代传记学认为，书写传记的目的就是要回答一个问题——他是谁（我是谁）？真实是传记的根本。人物是真实的存在，人物的事迹是真实发生的，但书写传记是一种叙事过程，通过语言的组织来再现发生在传主人生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故事，以此来完成塑造、建构传主形象、个性和精神面貌的目的，“传记的三个要素，即个人的历史、传主的个性和对传主的解释都需要通过叙事来体现”。换言之，传记文本所要回答的“他是谁（我是谁）”这个问题的过程即是叙事的过程。
作为叙事文本，叶依的《钟南山传》在对传主个人历史的再现、形象的塑造、个性的解释上，采用了多元叙事策略，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和多元叙事技巧，建构出一个实事求是、敢说真话、“亲切可敬、充满力量和精神感召力”的科学家钟南山形象。
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的转换
叙述者和事件是叙事作品的两个基本要素。传记作为一种叙事，也必须具备叙述者和事件。叙述者如何叙述人物的事件，首先要选定一个观察和进入传主故事的角度，这即为叙事视角。传统叙事作品通常设定一位叙述者，叙事视角一般也就一个，即全知视角。全知视角的叙述者处于传主的故事之外，“不参与、不干涉传主的行为”，但他观察的位置具有无限范围，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从任何角度观察传记中的人物及其事件，甚至可以走进人物内心世界，观察心理活动，无所不知，所以全知视角也被称为上帝的视角。
全知视角是他传中最常用的叙事模式。作为他传，叶依的《钟南山传》的叙事采用的也是全知视角模式，传记文本设置了一位叙述者，叙述者站在传主钟南山的生命故事的外围，按照时间的顺序叙述钟南山的“故事”，即个人历史：顽皮而充满好奇心的童年;发奋读书的青少年时代;立志学医的北京医学院大学生活;与女友李少芬长达八年的相恋以及有情人终成眷属;“文革”中近十年艰苦下乡生活，以及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号召投入发展呼吸医学事业;43岁远渡英伦，以刻苦钻研和执着、不服输的精神改变外国人对中国医生的偏见，三年时间在英国医学权威媒体发表七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引领呼吸医学领域，荣誉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非典”这个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积极救治病人，卓有成效地探索出防止“非典”的经验，被评为“为人民健康做出巨大贡献的英雄”，如此等等，无所不知的叙述者，娓娓道来钟南山的一个个生命故事。通过这些叙事，在读者面前呈现出一个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的院士形象。
一部传记从头到尾始终采用全知视角，这是最传统的叙事方式，不过有的传记也采用全知视角中穿插其他叙事视角，比如有限视角，即所谓内视角，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内，与被叙述者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其进行观察并叙事。这种视角的出现，一般与作者以“我”的身份在传记叙事中出现有关。与自传中作者和叙述者是同一个人不同，他传中作者不同于叙述者，但有时作者以“我”的身份出现，替代那个场外的全知视角的叙述者，进行传记的叙事。
叶依的《钟南山传》全文采用全知视角叙事，并贯穿始终，但作为作者的叶依也经常会出现在故事中，变成在场的叙述者，观察和叙述传主。比如，第十六章“挑战权威”中全知视角叙述钟南山在英国留学期间发生的一件事情。牛津大学雷德克里夫医院麻醉科主任科尔教授的一项研究结论认为：随着吸氧浓度越来越高，肺内的分流越来越大。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麻醉科的杜鲁门教授让钟南山重复科尔教授的实验，本来是一次作业，没想到钟南山在反复实验中发现科尔教授的结论不正确，甚至与实际的效果是相反的：随着吸氧浓度增高，进入肺内的分流是不变或是下降的。在杜鲁门教授的推荐下，钟南山将这个实验报告宣读在1981年全英麻醉学术研究会议上，获得与会专家，包括科尔教授的认可。这篇文章于1983年全文发表在《英国麻醉学杂志》上。中国医生钟南山令英国医学权威惊讶和佩服。当叙述至此，全知视角的故事时间突然被打断，另一个叙述者——作者叶依登场，在场内叙述传主钟南山时隔多年对这段往事的感受：
钟南山说：“我和杜鲁门教授好像打了一个胜仗。那天晚上，我们在剑桥大学的小河上划船、喝啤酒，大家庆贺了一番。”
回忆这些往事，钟南山脸上泛起舒心的笑容。
《钟南山传》中此类叙事视角的转换非常之多，作者叶依时常进入传主故事时间里，现场观察传主，叙述传主所做、所言、所感。这种频繁转换叙事视角的手法，会打破整体连贯的线性故事时间，让正在叙述的故事被迫中断，另外构筑一个当下的文本时间，但有其独特的作用：突出人物的现场感和当下性、强化故事的真实性、丰富叙事的多样性，更有利于塑造出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传主形象。
“有因言语而可知者”
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盖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刘知几所说叙事之体是指叙事方式，他列举了四种基本的叙事方式，其中“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指借言叙事，或谓借言记事，展开来解读具有两种意思：一、在叙事中运用人物之间的对话形式，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二、引用经书或先贤的言论，有助于对人物个性命运进行道德伦理、价值审美上的研判。 现代传记叙事中，将刘知几这句“有因言语而可知者”解读为在叙事中引用相关他人的言论或相关其他著作来对传主故事进行补充、扩展，多种方式、多个角度的叙事策略，有效弥补单一叙事方式的不足，相对完整而全面地反映传主人生经历。
这种补充式叙事技巧常常被传记叙事中采用，叶依的《钟南山传》亦不例外，第十一章“辉煌开端”就是一段借用他人言语的补充式叙事。对于整部传记而言，第十一章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具有独特意义的篇章。
说独立，是因为这章内容是一篇回忆文章，是鐘南山1971年进入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工作时的同事、后来与钟南山一同创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的余真所撰写的回忆文章，当然文章的核心内容是关于钟南山其人其事。对整部传记的线性叙事而言，这篇内容不承前启后，没有延续前者，没有铺垫后者，而是专门叙述钟南山在第四人民医院的经历，重点叙述了“文革”后期钟南山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号召积极筹备创建慢性支气管炎小组，并将当时被划为控制使用人员的余真调进来工作，这一特别时期的“大胆”的调动，使余真开始了对呼吸疾病的研究，最终使她成为一名肺心病专家。2001年新年之际，余真把这篇手稿，交给了钟南山。
说具有独特的意义，是因为这段内容是独立于整部作品的叙述，对这部传记而言是“他者”。每个人是社会大主体中一分子，都在一定社会环境和范围中生存，不存在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人，而且在传主人生成长中都会受到来自他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相关他人的言语，自然隐含着叙述者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有别于传记原有叙述者从全知视角进行的客观描述，更具有真实性、说服性，容易形成叙事的高潮，对解释传主个性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的梳理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经过作为他者余真的回忆，将敢于创新、善于发现人才、具有魄力的钟南山的形象塑造得真实而且充满了真情实意。
从叙述时态来分析，这种方式的引用是属于追溯性叙述，也就是倒叙或补叙。倒叙或补叙，在《钟南山传》中运用得很多，其作用独特而重要：在突出传主故事的主线的同时，提供更多的内容和信息，有助于丰富传主的形象，有助于对传主个性的建构。
独出心裁与身份建构
传记强调真实地记录真实的人物及其事件。但一个人的生命时间长达几十年，在有限的几十万字中一五一十地全数叙述其生命中所有事情，一是无法做到，二是传主生命中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值得书写，否则将变成流水账似的记录，失去传记“以言言事”的功能，因此，传记所应呈现的事件是经过传记家的选择、取舍、编排、裁剪而形成的“事情的有机组合”。清代的宋荦在《漫堂说诗》中说：“顾篇什浩繁，别裁不易。”对传主浩如烟海的事情如何选择和取舍，同样不易，终究与传记的叙事策略密不可分。传记中叙事策略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传记家的目的——传记家将会塑造一个什么样的传主，其核心在于传主的身份建构问题。
叶依的《钟南山传》塑造了一个刻苦钻研、不服输、实事求是、充满力量和精神感召力的医者钟南山形象，同时他也是父亲的好儿子、妻子的好丈夫、同事的好领导、民众的好朋友，等等，此外他还是一个执着的体育爱好者，如此之多的身份聚集体现在一个人身上，这与传记家叙事策略分不开。叶依通过对钟南山不同时期不同事件进行选择、取舍，以及在此基础上精心编排各种情节，设置生动的细节，建构出一个栩栩如生、血肉丰满的医学专家形象。
比如建构钟南山不怕苦、不服输的精神时，传记选取了钟南山43岁留学英国的几个故事：一是，几乎不太讲英语，通过三个月的听、写、记，主动找英国人交流等苦功夫，迅速提高英语水平。二是，初到英国，钟南山的导师、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教授弗兰里认为中国人不适合学医，建议他把三年学习时问改为八个月参观，这让钟南山自尊心受到伤害。为了证明中国人不比英国人差，他发奋学习相关医学知识;为了证明一氧化碳对人体血红蛋白的影响，不惜在自己身体上进行实验;更是通过反复实验更正权威专家的结论等，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说服导师，更是令英国教授们佩服，改变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建构钟南山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敢于挑战困难的精神时，传记选取了在“非典”时期的几个故事：一是，面对世卫组织官员和众多中外记者，顶着压力说出疫情真实情况——这个病的病源都还没有清楚，怎么控制它？有理有据，掷地有声，也让人们记住了钟南山这位科学家冷静无畏、秉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态度。二是，面对突然暴发的疫情，多家医院出现不敢接收病人的情况，然而钟南山主动向广东省卫生厅提出把最危重病人都送到呼研所来。三是，当有关部门发布已找到致病元凶，是“衣原体”时，钟南山再次提出质疑，并带领自己的团队最终分离出冠状病毒，发现“非典”病原体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这个结论迅速得到世卫组织的认可，确定了“非典”防治工作的攻坚目标。钟南山团队提出的救治方案也成为通用方案，有效控制了疫情。
英国传记家斯特雷奇说：“未经阐释的真实就像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一样没有用处，艺术是一位了不起的阐释者。”传主的事实，是被深埋在地下的金子，传记家是发现金子的人。传主的事实经过传记家的裁剪、取舍、编排等叙事技巧，才变成能够建构传主特定身份的“故事的事实”。
结语
关于传记的功能，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关于“传”这个文体的阐述，在现有文字记录中是最早的。刘勰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这句话有三层意思：一、作为经书，孔子的《春秋》意义深厚，文辞简约，左丘明清楚孔子的用意，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解读，创造了“传”这个文体;二、传的意思为转，转达，转述;三、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写作《春秋》的用意，创作《左氏春秋传》，转授给后人，《左氏春秋传》确实是经书的辅助读物，用来记事的书中的冠军。刘勰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均涵括在传的概念下，认为这些传的功能就是解释经书，将经书的微言大义、褒善贬恶的用途转授后人，即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言“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刘勰对传的概念的阐述，重点在于“经书”，这与今天传记文学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文体的含义有所出人，但二者所指是一致的，刘勰认为的传——《左传》《史记》等是中国最早的传记文学文本，只是传记文学的概念是20世纪初才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传记诞生之初其功能就被明确了：记录真实的人物事迹，写出人物精神面貌，扬善隐恶，弘扬真善美，传承优秀的精神文化，简而言之传记文学有教诲功能：道德的教诲和励志的教诲。
叶依的《钟南山传》的意义也是如此：“当时代远去，成为风景，才更明鉴他卓然的功绩。他不仅让这个时代认真阅读，更留给后人。”
（责任编辑 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