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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的家乡是位于上海市西南隅的青浦区练塘镇。小镇风光秀丽，陈云的童年却是灰暗的。他生于1905年6月13日，两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不到4岁，母亲也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他和姐姐被外祖母领到舅父家，同他们一起生活。两年后外祖母去世，他过继给舅父，由舅父抚养长大。
2015年6月3日，位于练塘镇、装饰一新的陈云纪念馆重新开馆，纪念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马继奋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陈云的传奇一生。
“小学生”领导工会罢工
陈云的舅父是个裁缝，舅母开了个小酒馆。陈云就成了店里的小帮手，干些劈柴、洗菜之类的杂事。由于舅父家境不宽裕，陈云小学没念多久就失学了。所幸，小酒馆有个常客，是镇上颜安国民小学的校长，他看陈云聪明勤快，不上学太可惜，就让他免费入学。
1919年，陈云小学毕业，但没有钱继续上中学。所以，以后每逢填表，他总是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写上“小学”。他曾经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陈云的一位小学老师很喜欢他，就把他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这里的藏书让陈云的知识水平大幅提升。1925年，陈云入党。同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数十名游行的工人、学生被英国巡捕房开枪射杀，举国震惊。此后，上海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在6月成立了工会，陈云作为代表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工会刚成立，陈云便开始酝酿罢工。当年8月，商务印书馆打算裁员，陈云马上提出“薪金太薄”“工作时间太长”“男女工人待遇不平”等问题，随即得到商务印书馆各部门的支持。8月22日，罢工开始。罢工期间，职工全部离开工厂 。总经理和工人代表反复谈判，双方终于在8月27日签订复工协议。陈云第一次领导工人运动，就取得了成功。
1931年26岁时，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27岁时，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29岁时，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命运很早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红色掌柜”治天下
陈云被称为“党内理财能手”“红色掌柜”，是党内的经济专家。他本来不懂经济，完全是靠一本一本地看书，自己钻研经济理论。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他就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等文章，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1944年是陈云经济工作的真正起点，那年他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空前困难，而陈云在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便被毛泽东看中，调来主管财经。
陈云要求人人都做“掌柜”。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开始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经过多年战争，全国经济陷于混乱之中。陈云形容那时自己犹如挑着一担“炸药”，这一头是物价，另一头是粮食。不论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当时，陈云工作的重心在上海。上海1949年5月解放，不法资本家趁乱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陈云7月奔赴上海，他的目标是“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稳住了它们，就稳住了上海。三者中又以粮食为重。
左：抗日战争时期，陈云在延安。
右：1960年10月，陈云（左二）视察合肥某化肥厂。
7月底正值江苏的早稻成熟，价格也比上海低，陈云就派人到江苏大量购进大米，又从东北、华中、四川等地急运粮食到上海。到了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仓储存的粮食达到17亿斤。开始，不法资本家们见了粮食就抢购，抢了一批又一批。可是，面对源源不断的粮食，他们毫无机会出手。最后只得低价抛出。上海的粮价就此平稳。由上海及全国，连续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在1950年初被遏制住。毛泽东评价道：“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953年，全国的粮食贩子有几十万之多。陈云提出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农民自己食用的粮食也得经国家批准才能留下。粮食自由买卖被禁止。这一方法一直实行到1992年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工作非常繁忙，“睡觉太少，一天4个小时都保证不了”。当时，他不仅在解决物价、粮食问题，还参与了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周总理提议成立5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由陈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十分艰巨，5年内要建设哪些工厂，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发展速度、投资规模是多少，种种问题都要考虑。这一计划反复修改，编制了5次。1955年，“一五”计划最终得以通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开启。
1958年2月，陈云由于反对“大跃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做了检讨。毛泽东后来认识到“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错误，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平反老人，提拔新人
陈云在组织工作上的贡献也不小，而且他接触组织工作比经济工作的时间还要早。1937年到1944年间，他在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几乎每个干部调动都由他去谈话。他只要跟这个人谈3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适合搞什么工作。他提出12字的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当时，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涌向延安。他们一到延安，就要接受组织审查。陈云对他们很关心。科学家高士其在延安生了病，他不仅去探望，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到国民党统治区买来药为他治病。
陈云在延安担任组织部长的7年间，记住了将近3000名干部的名字，他还调阅大量的干部档案，对党内干部情况非常熟悉。以至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需要重新起用许多干部时，中组部经常征询他的意见，称他是“活字典”。
“文革”结束后，沉默了10多年的陈云发出了复出后的声音。在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陶铸、王鹤寿、彭德怀，平反“天安门事件”，并提出了康生的错误。他的话被称为“爆炸性的发言”，引起了极大震动，最终会议接受了他的全部意见。
在此之前，陈云已经在一件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支持邓小平复出。1977年3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他说：“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早在1979年，他就提到要培养“后排议员”。80年代初的中共有“十二老”之说，指包括陈云在内的12位中共元老。陈云说：“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他意识到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在他眼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三五年，就能成材。
他举过一个例子：“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只有32岁;里根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40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
他再三说，必须“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云着重谈新老干部交替问题。此后他协助邓小平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十四大之后，他过上了离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陈云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0岁。
2015年6月3日，位于练塘镇、装饰一新的陈云纪念馆重新开馆，纪念馆党总支书记兼副馆长马继奋向《环球人物》记者讲述了陈云的传奇一生。
“小学生”领导工会罢工
陈云的舅父是个裁缝，舅母开了个小酒馆。陈云就成了店里的小帮手，干些劈柴、洗菜之类的杂事。由于舅父家境不宽裕，陈云小学没念多久就失学了。所幸，小酒馆有个常客，是镇上颜安国民小学的校长，他看陈云聪明勤快，不上学太可惜，就让他免费入学。
1919年，陈云小学毕业，但没有钱继续上中学。所以，以后每逢填表，他总是在“文化程度”一栏里写上“小学”。他曾经说：“我永远是小学生。”
陈云的一位小学老师很喜欢他，就把他介绍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这里的藏书让陈云的知识水平大幅提升。1925年，陈云入党。同年，上海爆发“五卅惨案”，数十名游行的工人、学生被英国巡捕房开枪射杀，举国震惊。此后，上海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商务印书馆在6月成立了工会，陈云作为代表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工会刚成立，陈云便开始酝酿罢工。当年8月，商务印书馆打算裁员，陈云马上提出“薪金太薄”“工作时间太长”“男女工人待遇不平”等问题，随即得到商务印书馆各部门的支持。8月22日，罢工开始。罢工期间，职工全部离开工厂 。总经理和工人代表反复谈判，双方终于在8月27日签订复工协议。陈云第一次领导工人运动，就取得了成功。
1931年26岁时，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27岁时，他担任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29岁时，他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的命运很早就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
“红色掌柜”治天下
陈云被称为“党内理财能手”“红色掌柜”，是党内的经济专家。他本来不懂经济，完全是靠一本一本地看书，自己钻研经济理论。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时，他就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怎样订立劳动合同》等文章，开始思考经济问题。
1944年是陈云经济工作的真正起点，那年他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空前困难，而陈云在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便被毛泽东看中，调来主管财经。
陈云要求人人都做“掌柜”。他说：“我们是掌柜态度呢，还是出纳态度？每一个同志，局长、科长、科员，都要有‘掌柜’态度，当家的态度，应该把责任心提高到这个程度。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主动或被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中财委）主任，开始主持全国的财经工作。经过多年战争，全国经济陷于混乱之中。陈云形容那时自己犹如挑着一担“炸药”，这一头是物价，另一头是粮食。不论哪个问题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当时，陈云工作的重心在上海。上海1949年5月解放，不法资本家趁乱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陈云7月奔赴上海，他的目标是“两白一黑”——大米、棉纱和煤炭。稳住了它们，就稳住了上海。三者中又以粮食为重。
右：1960年10月，陈云（左二）视察合肥某化肥厂。
7月底正值江苏的早稻成熟，价格也比上海低，陈云就派人到江苏大量购进大米，又从东北、华中、四川等地急运粮食到上海。到了1950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仓储存的粮食达到17亿斤。开始，不法资本家们见了粮食就抢购，抢了一批又一批。可是，面对源源不断的粮食，他们毫无机会出手。最后只得低价抛出。上海的粮价就此平稳。由上海及全国，连续10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在1950年初被遏制住。毛泽东评价道：“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1953年，全国的粮食贩子有几十万之多。陈云提出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即农民把粮食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都由国家供应。城镇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农民自己食用的粮食也得经国家批准才能留下。粮食自由买卖被禁止。这一方法一直实行到1992年底。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的工作非常繁忙，“睡觉太少，一天4个小时都保证不了”。当时，他不仅在解决物价、粮食问题，还参与了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1951年初，毛泽东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周总理提议成立5人小组，编制“一五”计划，由陈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十分艰巨，5年内要建设哪些工厂，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发展速度、投资规模是多少，种种问题都要考虑。这一计划反复修改，编制了5次。1955年，“一五”计划最终得以通过。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开启。
1958年2月，陈云由于反对“大跃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并做了检讨。毛泽东后来认识到“大跃进”“大炼钢铁”的错误，并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
平反老人，提拔新人
陈云在组织工作上的贡献也不小，而且他接触组织工作比经济工作的时间还要早。1937年到1944年间，他在延安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那时几乎每个干部调动都由他去谈话。他只要跟这个人谈3分钟，就大概知道他是哪种类型的人，适合搞什么工作。他提出12字的干部政策——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当时，大批革命青年和知识分子涌向延安。他们一到延安，就要接受组织审查。陈云对他们很关心。科学家高士其在延安生了病，他不仅去探望，还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到国民党统治区买来药为他治病。
陈云在延安担任组织部长的7年间，记住了将近3000名干部的名字，他还调阅大量的干部档案，对党内干部情况非常熟悉。以至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需要重新起用许多干部时，中组部经常征询他的意见，称他是“活字典”。
“文革”结束后，沉默了10多年的陈云发出了复出后的声音。在1978年11月10日召开的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提出要平反“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平反陶铸、王鹤寿、彭德怀，平反“天安门事件”，并提出了康生的错误。他的话被称为“爆炸性的发言”，引起了极大震动，最终会议接受了他的全部意见。
在此之前，陈云已经在一件事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支持邓小平复出。1977年3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发言，态度鲜明，他说：“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陈云做的另一件大事是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早在1979年，他就提到要培养“后排议员”。80年代初的中共有“十二老”之说，指包括陈云在内的12位中共元老。陈云说：“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他意识到提拔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在他眼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并不是天生的，中青年干部在实际工作岗位上，锻炼三五年，就能成材。
他举过一个例子：“我在《参考要闻》上看到，美国卡特政府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只有32岁;里根政府也是一个什么办公室主任，40岁。外国人一定比我们聪明，我们中国人一定要笨一点吗？并不是这样。”
他再三说，必须“成千上万，几千，一万，两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陈云着重谈新老干部交替问题。此后他协助邓小平完成了从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十四大之后，他过上了离休生活。1995年4月10日，陈云病逝于北京医院，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