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公务员哪怕是用公款给自己买瓶汽水也不行
　　
　　日前，香港环保署曝出新闻：某助理署长因涉嫌长期在工作时间内浏览色情网页，面临革职的危险。这种在内地看来不过是“芝麻蒜皮”的“小事”，却让我们发现：原来香港对待官员是如此严苛，尤其是对待高级官员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实际上，这位助理署长已不是香港第一个在阴沟里翻船的高官“倒霉蛋”。
　　早在2003年，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就因在增加汽车登记税前为爱女买车，被公众质疑有利用公职避税之嫌。事后，他向公众解释完全是“疏忽”所致，并向慈善机构捐款38万元以表诚意，而税前税后买车的差额只有5万元。显然，相对于梁的上亿身家，他不可能为了省5万元而故意避税，奈何时机不对，无法摆脱以身试法的嫌疑，最后不得不主动请辞。
　　2004年，香港第二届特区政府实行“高官问责制”，第一个被问责的高级官员，是抵抗非典不力的卫生局局长杨永强。
　　2007年，香港广播处处长（即香港电台最高负责人）朱培庆因为观看桌上脱衣舞，被狗仔队拍下了与脱衣舞娘的亲密照片，在多方的压力之下，不得不宣布提前退休，官运就此了结。
　　对比之下，环保署这一事件已是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有了前车之鉴，这位助理署长也算不得冤枉。只是对于大陆民众来说，上班喝茶看报，下班公车私用，类似行为本就是公务员的“福利”之一，浏览色情网页，也只是“个人爱好”，很难与“以权谋私”挂上关系。
　　但是在香港，公私之间有着严格界限，严禁公务员使用政府资源处理私务，哪怕是用公款给自己买瓶汽水也不行。
　　在香港人眼中，政府是公众以纳税为代价、换取公共服务之所，所有公务员都是为公众服务的“打工者”。香港特首曾荫权在竞选时就曾提出口号：“我会做好呢（这）份工！”所以，作为为市民服务的“打工仔”，香港的公务员就没特权可言。
　　本刊在采访台湾作家龙应台时，曾与她谈起1999年她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时的往事。龙应台告诉记者，“当官其实是一种责任，这种责任迫使你必须学会约束自己。”在任4年，龙应台说自己从没用办公室电话打过一个私人电话。
　　此次环保署事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就是环保署的“家丑外扬”，主动揭发。实际上这得益于香港的监督体系。
　　香港的监督系统主要由内外两个部分组成。内部监督是行政系统的自我监督。外部则是司法和新闻监督。
　　香港对公务员有一套考核制度，各部门都独立设有“上诉委员会”、“防止贪污组”等机构，接受市民的投诉。如香港警察部门就设有投诉及内部调查科，专责接受公民对警队的投诉和整顿的纪律监督。
　　更难得的是，这种自我监督的结果并非只在行政系统内部“自我消化”，而是按规定提交上级处理，并且必须如实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香港这套严谨的行政监督系统，实质上是昔日宗主国——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英国的文官制度一直是世界的样板与楷模，其公务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中规定的职业道德。英国的文职官员被称作“事务官”，是与参与内阁的“政务官”相分离的。他们不参与党派纷争，是政府的“非政治分子”，也就是专门处理政府事务的技术人员。出了任何道德和纪律错误，就意味着仕途的终结。
　　由于政务和事务的剥离，使得大量的“事务官”没必要与“政务官”形成人生依附关系（也就是大陆流行的“官场站队”说法）。香港同样保留了这一“英国特色”。
　　这套近乎苛刻的监督管理体制，让许多香港公务员在工作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在公司打工的普通职员，其权益还受《雇佣条例》保护，即使犯错，也不至动辄被炒鱿鱼。但拿稳定高薪的公务员们不要说有错，即使在道德上有些许瑕疵，都有可能丢官免职。
　　相比香港，大陆的官场生态更为“宽松”和“自由”。南边的官出了事可以往北边调，山西的官有问题可以去北京。与之相反，在香港官做得越大，出了事，受到的处罚也就越重。如果这次环保署事件主角换作一位低层公务员，结果可能是内部处理。而现在这位助理署长不仅可能被革职，很可能连退休的长俸也会被剥夺。
　　这恰恰反映了权力与责任对等、权限和约束匹配的现代法治原则。宽待民众，严苛政府，而不是恰恰与之相反，正好体现了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是民众监督政府，而不是政府监管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