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掌握山西武力
　　
　　铺垫升迁路
　　
　　阎锡山等人回国之时，山西已给从日本回国的同盟会革命者提供了一个活动的舞台。
　　自阎锡山1904年赴日留学之后五年中，山西和全国一样，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把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分摊到各省，山西每年负担赔款116万两，有的地方还有教案赔款，加剧了对人民的盘剥，逼迫得广大群众再也无法存活下去。于是，1905年，绛县发生了哥老会（又称江湖会）反抗官府的斗争。1906年，左云县发生了群众反对教会压迫的斗争。1905年爆发的山西人民收回被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斗争，经学生罢课，山西留日学生声援，社会各界抗争和反复谈判，终于在1908年取得了胜利，赎回了矿权。
　　此时，山西革命势力也发展较快。据《阎锡山早年回忆录》记载：“当辛亥革命的前夕，山西军队分新军和旧军两部。新军为一个混成协（旅），即第四十三协，下辖步兵两标（团），骑兵炮兵各一营，工兵辎重兵各一队（连）。姚鸿法任协统（旅长）后，将骑兵营和工兵队拨归一标代管，炮兵营和辎重队拨归二标代管，全协共4000余人，悉住太原。旧军为巡防队13个营，亦共为4000余人，除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代县）、平阳（临汾）者外，驻太原者计3个营。”因旧军十分保守，不易向革命方面转变，所以同盟会把争取陆军学生和运动新军作为工作的中心和重点。1905年，同盟会员荣炳从日本派遣回晋，从武备学堂里发展了一批学生入会，这些学生如王嗣昌、常樾等已由该学堂毕业，在新军中担任排长、队官等职，在新军中撒下了革命种子。此后，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不断回国，在做群众工作的同时，不断运动新军，有的还在新军中有了职务。特别是早年在奉天（沈阳）住过师范学堂、后追随宋教仁参加革命的山东曲阜县杨彭龄，在胶东进行革命失败后，根据设在烟台的同盟会北部支部的指示，来到太原进行工作。为了掌握武装力量，他打入新军第八十五标二营当兵，后升正目（班长），秘密发展了不少士兵加入同盟会，还和同排的8个班长结拜为兄弟，为新军的逐渐革命化和给太原辛亥起义打下了好的基础。山西崞县西社村（今属定襄）人续桐溪（字西峰，1880—1926），从山西大学堂肄业后，申请加入同盟会，后回乡创办了川路学校，宣传革命，教授兵法，派王建基、徐翰文、弓富魁等到塞外开展革命活动，将活动范围从定襄、崞县（今属原平市）扩大到绥远（呼和浩特）和包头一带。1907年，他还曾密谋发动反清起义。在晋南，同盟会员景定成、何澄、李鸣凤等，以创立教育会、经营西药等公开活动为掩护，广泛联络各县之会党，秘密制造炸弹，同陕西革命党人联系，准备反清起义。同盟会员王用宾（字太蕤、利臣、理成，号鹤村，猗氏即今临猗县黄斗景村人，1881—1944，1901年考入太原府办学堂，1902年调入山西大学堂中斋，1904年留日，先入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后入日本政法大学法律科，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不久即任山西分会负责人，在日曾与景定成等创办《第一晋话报》、《晋乘》，宣传革命），从日本回国后，于1907年在太原创办了《晋阳公报》，热烈鼓吹革命，无情揭露清政府的黑暗。同盟会山西支部把该报当作自己的机关报，晋阳报馆也成为革命活动的总机关。
　　上演壮阔革命活剧的大舞台已经高高地筑起来了，但是像要考验有志的革命者似的，1909年阎锡山回国之时，革命事业恰恰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孙中山、黄兴于1906年到1908年发动的反清起义，一次次都失败了，加上海外资金告罄，筹款十分困难，党内出现分裂，许多同盟会员充满沮丧，打不起精神。孙中山在所到的邻国都遭驱逐，被迫远走欧美。而此时的清朝政府像一只被打昏过去的困兽又缓过气来，为收买人心，挽救灭亡，开始了预备立宪的活动，在各地纷纷成立咨议局，动辄拉上数万人或几十万人签名上书，轮流伏阙请愿，大造立宪舆论，企图以声势压倒反清势力。当此之时，要登上时代大舞台扮演一位有影响的角色，就不得不审慎择路。
　　工于心计的阎锡山对于形势是清楚的，对于自己的发展也是颇有想法的。他不愿做无为之辈，不愿意当无名小卒，而想当一名有权势的像样军官。他清楚地知道，要在新军里飞黄腾达，非依靠山西新军协统姚鸿法不可，因为此人不仅将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而且其父姚锡光是清政府陆军部侍郎（次长），在阎锡山等出国留学前，姚锡光曾给他们作过训示，也算有过一面之交。考虑到这些，阎锡山便绕道赴京，在京等了两个月，终于拜谒了姚锡光。他佯称是留日回国学生的代表，表现得庄重、有学识且又很谦恭，结果赢得了姚的赏识。姚给儿子姚鸿法写信，大夸阎锡山是个人才，要求另眼看待，加以重用。由于有姚家父子的扶持，阎锡山回省后果然官运亨通，先任山西陆军小学堂（1906年由武备学堂改称）教练，3个月后又升任监督。和他先后回国的，温寿泉担任了山西大学堂兵学教官，张瑜、马开崧、李大魁（以上皆同盟会会员）、黄国梁、姚以价（革命同情者）等人，则被分派到山西陆军督练公所任教练员。
　　任职之后，阎锡山便开始了新的社交活动，把拉关系、提高个人地位当作关系自己前途的一件大事，经常往五大衙门跑个不停。山西省咨议局议长梁善济，过去同阎父书堂有过交往，阎锡山视之为父辈。副议长杜上化，字子诚（1850—1922），山西灵邱人，13岁中秀才，有神童之称，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后，曾组织民团维持治安，以防散兵游勇扰害地方，在社会上有声望。阎锡山经常拜访梁、杜二位议长，博得了他们青睐。为了接近梁善济，他特意找到了梁的门生、咨议局秘书邢殿元（字善章，定襄城内人，留日学生，同盟会员），订了“金兰之交”，由邢在梁面前吹嘘自己。同时，阎还设法和巨商渠本翘、绅士谷如墉以及新军混成旅管带夏学津接近，取得了他们的好感。尤其是梁善济和夏学津，常常在巡抚丁宝铨面前为阎锡山说话，使丁对阎产生了信任，把阎接纳为门生。
　　从日本留学回来只几个月时间，阎锡山多方活动，四处联络，广泛接触对自己有用之人，打通了不少关节，去掉了不少障碍，一条升迁之路便渐渐通畅了。
　　
　　初掌军权
　　
　　1909年11月23日，清政府陆军部为了对留日回国的士官生进行考核，召集他们在北京皇宫保和殿会试。当时，新军的级别是三等九级：一等三级为正都统、副都统、协都统，是上级；二等三级为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是中级；三等三级为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是下级。上谕巡抚部院，对会试过的士官生要尽先重用。山西的会试者都获得了较好的成绩，温寿泉名列优等，奉上谕赏给陆军炮兵科举人并授副官校（中尉）；黄国梁、阎锡山、姚以价、张瑜、乔煦，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少尉）；金凤巢、张维清、马开崧，赏给陆军马兵科举人并授协军校；焦纯礼赏给陆军辎重兵得举人并授协军校。回省之后，温寿泉被提升为省级管理军事最高机关山西督练公所帮办兼陆军小学监督，黄国梁和阎锡山分任新军第八十五标和第八十六标教练官（副团长），其他人的职务也都有所升迁。
　　1910年，是山西革命势力逐步发展、阎锡山等人向更高军职苦斗的一年。这年春天，同盟会大同支部在吕祖庙正式成立，发展了不少会员。傅作义、续范亭、杨维翰、贾钺等人也于春季，被录取到山西陆军小学堂第五期学习。
　　这年夏天，八十五标标统齐允，虽是满人，但很无能，且有贪污腐化行为，因而被撤换，由黄国梁接任标统。
　　


　　这一年，革命党人得到了显示力量的机会。早在上年，清政府颁布了分期禁烟令，规定6年以内禁绝鸦片。提前禁绝的省份，行政官员可得特奖。为了邀功受赏，山西巡抚丁宝铨诳奏山西境内鸦片烟苗已经禁绝。而交城、文水两县农民因秋季歉收，种麦失时，为亡羊补牢，播种了大片鸦片烟苗。1910年春季，雨水适时，烟苗茁壮，叶茂花繁，交、文两县到处开满罂粟花。恰在此时，清廷要派人来山西查烟，巡抚丁宝铨十分惊恐，急派新军混成旅管带夏学津带兵两营五六百人于3月13日驻扎在开栅镇，帮助交、文两县知县铲烟，分兵分段，督令根除。当地民众环跪哀求，人越聚越多，性格粗暴的夏学津，不善于陈兵劝导，宽猛兼施，反而以为自己是个巡抚的亲信（其妻风流妖艳，人称夏姬，日常出入抚署，传说拜丁为义父，人们对其暧昧关系多有议论），在民众哗噪时，便下令开枪，死伤三四十人，同时威逼群众，毁去了所有烟苗。这就是全国震惊的“交文禁烟惨案”。事件发生之后，丁宝铨上奏诬指民众为匪，并保举夏学津升任八十六标标统，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愤怒。同盟会趁此机会，决定揭露事实真相，除掉丁、夏，达到进一步控制新军的目的。
　　交文惨案发生之后，《晋阳公报》总编纂王用宾认为案情重大，便密嘱该报访员崞县人张树帜、阳曲人蒋虎臣，驱赴肇事区域，实地察访，写成紧要新闻，披露于报端。丁抚巡对此既恼又怕，深夜即把该报总理、猗氏人刘绵训传入署内，加以训斥，要求以后不许再加报道。当时刘虽然在舆论界，但又是法政学堂监督，处于丁的控制之下，因而当面顶驳。回报社后，与王用宾商量，认为人民遭受如此摧残，不能不为人民说话，遂决定：由刘登载声明辞去报社总理之职，暂由王用宾兼代，至于交文惨案报道，不仅不能予以更正，还应尽人民喉舌的职责，继续刊登。第二天黎明，刘便登车离晋。丁宝铨见当日报纸仅登启事数则，新闻未予更正，便十分震怒，下令将访员张树帜、蒋虎臣交阳曲县衙看管，对支持报社的咨议局议员临晋人张士秀，诬以“挟妓逞凶”罪捕交法庭，判刑二年，解回原籍监狱执行。丁宝铨钳制舆论，仅能及于山西，而汉口《中西日报》、上海《申报》以及各阜报纸，尽情报道此案，还有报纸揭发丁与夏学津之妻的不正常关系。丁在此时，见事已难以掩盖，便专折奏参业已离晋的社报总理刘绵训，捕拿报社总编纂王用宾。王知自己不能立足，便秘密离晋到石家庄，写出《正告山西咨议局》社论一文数千言等，交陪他前来的报社发行人、虞乡人尚德潜回太原当晚刊印。稿既脱，王用宾即东渡赴日。丁正欲大兴党狱，岂料事被御史胡思敬奏参朝廷，清政府于1910年5月15日（宣统二年四月初七日），始奉上谕给丁宝铨以降职留任处分，夏学津受撤职处分，永不叙用。后经景定成（梅九）于1911年春在北京创办的《国风日报》一再揭露丁宝铨的罪行丑行，清政府最终于1911年6月28日（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谕“以山西巡抚丁宝铨因病奏准开缺”，将其调出了山西。
　　这场斗争，既斗倒了坏官吏，使同盟会取得了群众的信任，积累了斗争经验，又给阎锡山等一批革命人员掌握武力开辟了道路。
　　丁宝铨调离山西，陆钟琦接任山西巡抚。第四十三协统姚鸿法调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谭振德接其协统职务。阎锡山担任了第八十六标标统职务。姚以价担任第八十五标二营管带之职，阎锡山推荐宁武县人南桂馨（字佩兰，1884—1967，同盟会员，曾在山西大学堂西斋学习，1907年赴日入警察学校，1908年回国，曾任神池县自治传习所所长，太原禁烟局委员等）任第八十五标军需官。仇亮、常樾到陆军督练公所担任科员。同盟会在新军中增强了力量。
　　掌握军权之后，阎锡山等人便抓住时机开展革命运动。他在《阎锡山早年回忆录》中说：
　　“姚协统鸿法虽非革命党人，但与我交情甚笃。他升任山西督练公所总办（主管全省兵事者）后，曾向我说他已与北京方面洽妥，我出5000两银子，他所遗协统之缺由我任升。因为他父亲时为陆军部侍郎（次长），他向陆军部主管人说此事，甚有把握。丁巡抚宝铨、梁局长善济亦皆劝我出此。我则以革命的事全在下层，离得下层远了，即不好组织革命力量，掌握革命行动，遂婉谢之。
　　“为进一步使两标新军革命化，我与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樾日夜密谋，决定一面发起成立山西军人俱乐部，表面上研究学术，实际上团结革命同志，暗中鼓动革命。一面组织模范队，表面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我第一次回国时由日本带回之炸弹，一直由我们的同志保存到辛亥革命的前夕。本来打算以一颗由王建基、徐翰文携绥远，一颗留太原，俟秋季祭孔时，同时分炸绥远将军与山西巡抚。嗣经再三斟酌，此种举动之后果，非我们所能把握，不若运用军队成功，再举义旗，在革命前途上更为有利，且能符合同盟会全般革命计划，遂即决定中止。”
　　阎在回忆录中提到的模范队确实是施行了。为了进一步掌握军队和提高军队的质量，阎锡山和姚鸿法、黄国梁制订了整军计划。其一是在八十五和八十六标中各设一模范队，选拔优秀士兵训练半年，任各标下级军官。阎锡山等人根据同盟会意见，趁机把会员王嗣昌、张德荣调为模范队长，并发动优秀青年充当模范队士兵。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的张培梅、赵守钰、路福保等同盟会员，分别在模范队中任职，该队事实上就由同盟会掌握了。二是以征兵代替募兵，逐年征召农村青年入伍，淘汰老兵。在淘汰老兵过程中，不少营、队的领导岗位被同盟会员所占据。就这样，同盟会逐渐地加强了对军队的控制。
　　
　　密谋起义
　　
　　时间进入1911年10月，裁撤老兵工作到了关键时刻。实施征兵代募兵计划，虽给同盟会补充自己势力进入军队创造了机会，但不少老兵因受同盟会影响而同情革命，其中不少人已是同盟会员，有些还是正目（班长），他们被裁汰离队，又是同盟会的一大损失。对多数老兵来说，退伍意味着失业，因而都不想离开部队。同盟会看到这种情况，便研究对策。阎锡山认为，已决定的计划不容更改，只能另想办法，把裁下来的人安插到巡防队（旧军）里去。
　　南桂馨认为阎的对策也不妥，应该另想办法。最后决定筹集几千两银子，到绥远后套一带购买土地，建设农庄，集中地把老兵安置在那里，无事时从事生产，使之生活有保障，万一有事，也能很快组织起来，形成一股有战斗力的队伍。同时决定，在太原到绥远后套农庄的沿途，开设旅栈，既安置老兵，又可便利传递消息和联络。退伍老兵对此表示满意。
　　10月6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节。同盟会为进一步联络退伍老兵，由南桂馨、杨彭龄、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等出面，召集第八十五标第一、二两营准备退伍的军官80余人，在太原城内察院后德盛园饭庄为大家饯行。这些老兵中有正目王泽山、王致嘉、郝富珍、高永胜、刘得魁、于凤山、谢得元、柳殿魁、梁俊玉、魏斐然、马孔青等，以及两营营铺经理和一些倾向革命的老兵。他们以“从事革命，誓不背盟”为誓词，歃血饮酒，宣誓结盟，表示被遣散之后，只要一声令下，便就地响应，为革命出力。这次集会后不到四天，武昌起义爆发。姚鸿法怕在此时遣散老兵激起兵变，便不敢宣布遣散老兵的命令。这些老兵也因这一次已经流产的遣散，在同盟会的组织下，团结得更紧密，对清政府的怨恨更加深，所以在后来的辛亥太原起义中，成了革命的骨干，有的人甚至捐躯牺牲。
　　1911年10月10日（宣统三年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对太原军政官吏的震撼是十分强烈的。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日）的陕西起义，更给山西统治者以巨大的冲击。在山西，清政府的最高官员是巡抚。巡抚陆钟琦，是顺天府宛平县人，祖籍浙江潇山，进士出身，这年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才由江苏省布政使任上升调到太原，7日就职。在他下面的官员有：布政使王庆平，又称藩台，管理财政；提法使李盛铎，又称臬台，管理司法；提学使骆成骧，又称学台，管理教育和考试；劝业道王大贞，又称道台，管理实业；巡警道连印，又称道台，管理治安。以上官员又统称六大宪。此外，有太原知府周渤，1909年成立的山西省咨议局，是民意机关，议长、副议长分别是梁善济和杜上化。
　　


　　在军事方面，有1905年设立的山西督练公所，此时总办为姚鸿法（一说姚是参议官）。军队分为旧军和新军。
　　旧军是清末裁汰绿营后，改练的巡防队。山西巡防队有三路：前路巡防——由太原镇总兵统领，驻临汾，河东、上党地区各州县为其巡防地面；中路巡防——由大同镇总兵统领，驻大同，韩侯岭以北，外长城以南为其巡防地面；后路巡防——由绥远将军节制，口外7旗为其巡防地面。各路巡防队原则上每路7旗，每旗300人，旗分左、中、右三哨，每哨100人。
　　此外，在太原的旧军，有太原抚标，即巡抚卫队；巡防马队一营，管带是谭金标，驻小二府巷营盘；新满城（今新城街）守卫队，共一旗兵力，由城守尉增禧率领。在太原的旧军共700余人。
　　新军是由巡抚直辖的参将巡防七旗改编的。1909年12月以前一直使用常备军混成协名称，1909年12月开始叫暂编陆军第四十三协。此时，协统是谭振德。谭毕业于北洋军官学校，是清廷陆军大臣荫昌的门生，曾任第四镇标统和云南新军的协统，此人爱打小报告，巴结上级。荫昌为控制山西新军，特派他到山西督练公所任参谋处总办。1911年夏姚鸿法升任督练公所总办，第四十三协统领出缺，陆军部便保举谭和阎锡山为候选人，谭被选中。1911年8月13日（宣统三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山西参谋处总办谭振德着派充山西暂编第四十三协统领官，并赏给协都统衔。”
　　新军共4500余人，驻防在太原城里和城外。黄国梁率领的第八十五标，标本部驻菜园村营盘，第一、二营驻狄村营盘，第三营驻岗上营盘。一、二营管带分别为白文惠、姚以价，同情革命，只有第三营管带熊国斌反对革命。阎锡山率领的第八十六标，标本部和第二营驻文殊寺（今东仓巷）营盘，第一、三营驻后小河营盘。一、二营管带分别为乔煦、张瑜，皆为同盟会员，唯有第三营管带瑞镛为满族人，反对革命。辎重队、工程队驻南门外，骑兵营驻满洲坟（今晋阳饭店西南），炮队驻菜园村。以上协直属部队中，骑兵营管带、辎重队队官分别是马开崧和焦纯礼，都是同盟会员，炮队队官治尧、工程队队官殷铭、陆军警察队队官李润发、测量队队官张维清等，则同情革命或不反对革命。
　　巡抚陆钟琦对同盟会在山西的活动早有耳闻，所以一到任上，便着人搜集同盟会员名单，到军队和各学堂里视察，观察动静，并派人修理城墙，严加防范。武昌起义消息传来，他想到在新军视察时看到多数官兵没有留辫子，感到反清力量强大，心里就十分害怕。于是，立即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协统谭振德以及下属衙门的高级官员研究对策，决定从大同调两旗旧军到太原守要害部门，调不可靠的新军到太原城外驻防。陆亲自到陆军小学堂训话，不许学生搞革命活动，命令该学堂总办刘冠军，在精营城墙（今精营街）上架一高竿，准备一盏红灯，若发现有人造反就挂起红灯，以便派兵镇压。与此同时，他还召来儿子陆光熙（字亮臣）到太原，以缓和与同盟会的矛盾。当西安起义于10月22日爆发之后，陆钟琦更是坐立不安，急电驻平阳府（今临汾市）的太原镇总兵谢有功，集中部队，加强河防，阻止陕西革命军入晋。并决定分散省城太原的革命力量，把新军第八十五标调往临汾，第八十六标调往代州，而将分驻在山西南北各地的巡防队（旧军）各调一部回太原，以稳定省城。
　　面对急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和山西新军即将分调异地的紧急情况，阎锡山想到同盟会在日本商定的“南响北应”的革命策略，心里十分焦急。他已经看到，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已处于你死我活的尖锐对立之中，谁胜谁负尚难预测。于是他想出一个“文明改革”之策，即利用旧官僚梁善济、姚鸿法等，设法让巡抚陆钟琦自动交权，以免革命发生。这样，既夺得了权力，又避免了风险，可谓一件善事美事。阎的亲信张树帜在《山西辛亥起义日记》之辛亥年九月初五日早（即1911年10月26日）记事中，记录了阎锡山这种“文明改革”的设想：
　　“是日（初四）晚间，树帜又返商于阎君寓所。阎君云：兹事体大，非赖军队不为功。现有时机可乘，抚台陆锺琦令驻城外八十五标统带黄君国梁带全标往韩信岭南驻扎，以御陕省民军。从此要求储蓄金及水壶、水碗、毛毯等件。按征兵规则，每兵月有储金二两，统计约有兵饷七万余两。现时库款支绌，断难如数发给。即开差军用要品，亦难一时备购，以此藉口为罢兵不动计，陆抚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先发制人，乘此即杀八十五标三营恶劣之管带（营长）熊国斌，纵陆抚派我全标军队出为攻打，我以同室不相操戈为辞，陆抚亦必以违抗命令论。我等乘此复杀本标三营管带满虏瑞荣（镛），令三营兵士勿离原驻地点，各安秩序，一面令咨议局议长梁君善济向陆抚呈明兵变情形，逼令陆抚出城派人护送，或城南小店镇，或城北阳曲湾，令其暂住，以避危险。俟大局甫定，即护送归籍。一面到咨议局大开会议，大举都督，意在不伤一人，不毁一物，以收文明改革之效果。树帜云：如此办法甚善。阎君又云：君明日我同志等即向八十五标官长兵士宣布此意，我与该标统带黄君（黄国梁）相契，暗相结合。”（见《山西文史资料》第19辑）
　　陆巡抚的儿子陆光熙也在这几天拜访过阎锡山。他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先后同学，但无深交，有人说陆光熙是同盟会员，有人说不是，但倾向革命。阎锡山在其《早年回忆录》中这样写他们见面会谈的情形：
　　“在山西巡抚陆钟琦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
　　上边是阎的一面之词，而陆光熙的侄子陆鼎元则说，他听说他“叔父陆光熙在武昌起义后，曾和阎锡山有过协议，约定由陆光熙劝乃父陆钟琦交出政权，宣布山西独立，由陆光熙主持山西大局。”（王定南《陆钟琦父子被击毙和陆光熙的政治面貌》，见《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
　　然而，一切都不像阎锡山预想的那样，形势越来越紧迫。一是山西有5000支德国制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3000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二是要把新军第八十五标和八十六标分别开往临汾和代州，陆巡抚不仅不交权，而且下了一道死命令，限八十五标于九月初八（即10月29日）拂晓开拔，如不执行，即以杀头论处。阎锡山开始怀疑陆光熙与他见面，是想敷衍住他，把运枪和调兵的事做成。到这时，他才不得不认真地考虑对策了。
　　策划辛亥太原起义的紧急会议，于10月28日下午在太原五福庵黄国梁家中秘密举行了。到会者有黄国梁、阎锡山、张瑜、温寿泉、乔煦、南桂馨。
　　一个震动全国的事件就要发生了！
　　写于199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