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时，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是这些天阅读的大量关于谢亚龙的媒体报道中的偏误或者不为人所知的方面。
　　这其中，有些是身陷囹圄的谢亚龙通过电视镜头做过“抗争”的，比如他强调自己说的髂腰肌不是记者理解的“叉腰肌”，不承认自己不懂足球管理业务，比如他承认自己虽然有罪但不是贪官，也不是庸官。
　　更多的认识和评价谢亚龙的偏差，笔者在这里想根据自己的了解和理解做一些阐释，虽然这种阐释肯定带有我个人色彩而未必准确精当，但至少可以给人们提供别样的理解谢亚龙的视角。
　　从谢亚龙2005年入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到中国男女国家足球队在北京奥运会铩羽而归，再到2010年9月谢亚龙被足球专案组带走，最后到4月24日法院公开提审谢亚龙，这4个节点都有大量围绕谢亚龙个人成长经历、个性特征的报道。这些报道的来源，有些是书面文字，有些是谢亚龙身边的工作人员和曾经的同事，更多的是一些足球记者的个人感受。
　　从我看到的关于谢亚龙的多数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几个导致对谢亚龙的评价不客观、不全面的几个因素。
　　一是媒体采访的一些当事人是与谢亚龙观点不同或者和他有过节的人，这些人的观点都值得讨论。而一些与谢亚龙有着学术研究和管理工作方面交往的对象，媒体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他们的声音。
　　比如，中国足球的元老级人物也可说是中国职业足球的重要实施者之一的郎效农，与谢亚龙存在着观点的明显不同，他对于谢的一些言论的转述和个人化评价，恐怕很难说是客观和公正的。
　　还有和谢亚龙打过交道的个别记者，说谢亚龙认为自己对于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及发展之道很有信心，说他刚愎自用。我以为，要作出这样的判断，恐怕还得有更多的支撑和证明材料，甚至要求记者本人真的比谢亚龙更懂足球规律，否则有些判断很难说是公正的。
　　二是谢亚龙相关报道的一些信息来源松散、零碎，即便有一些对其工作历史和成长经历的介绍，也是零零散散和不成系统的，有些甚至可以看成是道听途说。而一些与谢亚龙在各个时期，特别是体育系统学习和工作期间有着亲密关系的人，记者并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足够的信息。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关于谢亚龙的报道，获得来源最多、因此信息也相对全面的是他2005年刚入主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之际的相关报道。此后，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他到陕西安康挂职两年多里一些同事乃至秘书的介绍。由于谢亚龙在安康给当地带来了实际的体育彩票资助中西部地区体育场馆建设的“雪碳工程”项目经费，也做好几件当地官员不大能做的事情，因此这种“京官空降”获得的正面评价也未必有多大的参考价值。
　　遗憾的是，在其后的3个阶段，一些与谢亚龙有比较多接触的人员没有为我们提供关于他的信息，相关评论就更少。比如，各类关于谢亚龙经历的报道几乎没有提到他在北京体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和进入国家体委体育科研所工作的经历，仿佛他这7年左右的时间是空白的。还有，关于他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3年副校长期间的事情，我们也很难得到足够的信息。而事实上，这些时段里他的很多表现或许就种下了一些他遭受今天境遇的种子。
　　比如他在北京体育大学读书期间就很喜欢和同学争论不休，不服输的性格昭然若揭。比如，有人说他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副校长期间，因为某次没有被门卫认出是副校长，无法进入训练场馆，他竟然要求撤换门卫。更有人说，当时他是北京体育学院的副院长，下属的一位竞技体育学校的校长年龄比他大，两人一起去外地参加活动，对方看他是副院长，而且年龄比竞技体校的校长小，因此在接待规格方面正好倒置，他居然拂袖而去。这些事情虽然不大，但显然昭示了谢亚龙性格中一些过于自尊、倔强乃至偏执的因子。
　　三是一些记者自身对于体育和足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缺乏必要的基础知识，因此在认识过程中存在着缺乏常识的错误。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对自己的这点缺陷并不知晓或自觉。
　　比如，有媒体把李说成是谢亚龙的得意门生，事实上李飞宇是我1995年刚到北京体育大学工作时一同接受岗前培训的同事，他的导师是杨一民而非谢亚龙。还有媒体在谈到谢亚龙的经历时说他1992-1996年在北京体育大学担任副校长，但我清楚地记得，我1995年8月到北京體育大学工作时，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里根本没有谢亚龙。至于谢亚龙自己在牢狱中很不屑某些记者的“髂腰肌”变成了“叉腰肌”，已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四是不少报道把因中国足球长期发展不上去而产生的怨气乃至对于社会的某些不满情绪撒在谢亚龙身上，把很多本来不该由他来承担的责任全部推到他身上。这样一来，我们获得的关于谢亚龙的一些报道就很难说是客观的。
　　比如，有媒体从他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的万言书中不断挑错，说他把国家队成绩不佳说成是杨一民等具体分管领导的责任，进而推脱自己的责任。还有人说他明明认识到足球发展的问题却没有扭转，属于典型的消极和不作为。更有媒体分析谢亚龙性格时说他曾经当过秘书是因为具有小蜜的性格。
　　其实，谢亚龙自己是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自然对国家队成绩不好要负责任，但分管国家队的领导难道就没有责任吗？认识到足球发展的问题却没法扭转，难道是谢亚龙不作为的表现吗？很多时候，即便是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认识行事也是很难的，更何况体制的掣肘、环境的阻滞、个人的局限不是想克服就能克服的。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伍绍祖前几年就公开坦言，他初到国家体委时曾经想下大力气搞群众体育，后来发现无可奈何、无能为力。
　　我不敢说对谢亚龙有多了解，但从和他的几次短暂接触中，以及从一些论文和同事那里掌握的信息分析，他确实称得上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具有射手座的一些典型特征。
　　谢亚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一个特质是：他总能在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通过思想的创新和传播为自己赢得转型的机遇。这一方面说明他是一个思想敏锐的人，同时说明他也是善于抓住机遇的人。从他在国家体育总局系统8个岗位上的表现看，除去担任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这个选择为他带来的是灾难（根据当时他的处境，这种选择或许是他人生豪赌的一种表现），其余多次转型，应该说都是比较成功的。
　　谢亚龙写过一些颇有见地的文章，如他在参与北京亚运会的相关工作后，在体育界一般人不敢问津的《管理世界》杂志发表过《第十一届亚运会系统工程述评》这样的论文。他参与的《中国优势竞技项目制胜规律》曾获国家科委的科技进步三等奖，这也是体育系统当时罕见的成绩。当然，他的文章并非都能赢得广泛认同，比如他进入足球领域工作不久，于2006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学报》发表《论中国足球和世界水平的差距》一文，提出我国足球存在拼搏精神不足、非体育因素太盛、足球意识太少、低级错误太多等问题，就被少数足球专家认为不够到位，也不够深刻。
　　由于谢亚龙的性格中的复杂性，我们很难从一个维度去解读和判断他的个性，而必须结合他在不同阶段和不同职务中的表现来评价。比如他在安康期间对于当地百姓的情感不可谓不真挚，比如他在担任国家体委群体司司长期间拨款支持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研究，不能不说体现出敏锐的学术视野，比如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就在体育界最顶尖的学术刊物《体育科学》发表论文，不能说没有学术天赋。
　　总之，我们从法庭上看到的谢亚龙、从媒体报道中了解的谢亚龙，显然是不全面的，有些还是失真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把谢亚龙今天的悲剧看成是中国体育的悲剧，这里其实还有着深层而复杂的社会原因。
　　笔者认为，由于未能明确产权关系促使全能管理思维统摄中国足球，由于未能明晰治理结构引发法人角色错位干扰中国足球，还由于未能明了相关利益导致社会支持系统孤立中国足球，这些问题绝不是自谢亚龙进入足球领域才有，它早就是中国足球管理无序、混乱和低效的根源。当然不得不指出的是，由于谢亚龙个人的性格和能力等因素，他没有在任上解决这些问题，甚至个别问题在他任上愈演愈烈。比如和媒体的关系问题，他始终缺乏一种现代意识，在个别场合甚至任性地说他要追究个别媒体的刑责。
　　也许一百人眼中有一百个谢亚龙，但谢亚龙的人生悲剧对于每个人的警示或许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历史不能假设，人生无法重来。
　　（作者为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体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