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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燕，我在重读屠格涅夫
1984年的岁末，上海严寒。同宿舍的伙伴都回家去了，虽然那时上海家庭取暖的办法是白天手捧热水袋晚上脚抵汤婆子，但总比我们朝向西北的宿舍强。家里还有爸爸妈妈的温存。
我在外婆家长大，回到父母身边后一直与他们有很深的隔阂，就借口要复习参加研究生考试，假期不回家了。
8个人的宿舍，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没有了8个人的共呼吸，宿舍里冷得够呛，早晨起来，玻璃窗上结着冰花，架子上的毛巾冻成了冰棍。当然，我可以睡到午后，可年轻人的胃肠消化功能极佳，每天早上我都因为饿得受不了才不得不起床的。起床后，又因为冷，手握硬邦邦的毛巾晃晃空空如也的热水瓶，总是想哭。
那一天也是如此。正要鼓足勇气冲向比宿舍还像冰窖的盥洗室，有人敲门。我把门开了一条缝看出去，原来是教我们文艺理论的陈老师。讪笑着开足了宿舍的门，这才看见，陈老师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她个子矮小，皮肤白皙，两条麻花辫搭在肩头，上身一件红彤彤的棉袄，一条肥嘟嘟的黑裤子，脚蹬一双黑灯芯绒棉鞋——有点土。“看够了吗？”陈老师的笑问让我挺不好意思的，扭头冲他们身后漫无目标地笑着，又听陈老师说话：“给你带一个人来作伴，欢迎吗？”我一愣。我不是一个合群的人，除非遇到对心思的。可事到如今，除了点头，我还能怎样？“林燕燕，佳木斯师范大学的，报考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本来要住到学校招待所的，我一想，你不也一个人嘛。”
就这样，林燕燕成了我复习迎考的伴侣。同吃同住同复习了两三天后，我发现林燕燕挺对我的胃口的，那种故作姿态的凛然，开始被我自己丢弃。见我这样，原本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林燕燕彻底放开了，埋怨：“你们上海太冷了。”什么！我鼻子一哼哼：“你一个东北人，居然说上海冷？！”“可不！我们佳木斯室外温度是低呀，可室内烧了暖气，可舒服了。”见我一副不知暖气为何物的傻样，继续嘚瑟：“冬天从来不下雨。瞧这里，总下雨，更冷。我们那里，下雪，鹅毛大雪，美极了，看着一点儿也不冷。”我长到大学都快毕业了也没看见几场像模像样的大雪，就揶揄：“深山老林，能美成什么样？”燕燕像是绕了一大圈就为了等我这个问题似的，将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摆在我面前，翻到那一页敲了敲，“读读！”我乖乖地读了读：“太阳下山了，不过林子里仍然很明亮；空气清新而明朗；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鲜草像绿宝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泽……你就等着吧。林子里面慢慢地变黑了；落日的红光渐渐地沿着树根和树干冉冉升高，从差不多还没有长出叶子的低枝移到纹丝不动的、沉沉入睡的树梢上……很快树梢也变得黯淡了；红色的天空成了蓝色。林子里的气息变得浓烈了；夹杂着微微的暖和的潮气；吹过来的晚风在你身旁静止不动了。鸟儿也开始睡了——似乎不是一下子都入睡的，因为种类不一样，早晚也就不一样：首先安静下来的是燕雀，片刻之后就是知更鸟，然后是黄鹂。林子里变得更黑了。树林融合成黑黝黝的一大片；蓝色的天空里羞羞怯怯地露出了星星的眼睛。所有的鸟儿都睡了。只有红尾鸟和小啄木鸟还无精打采地发出像口哨一样的叫声……很快它们也没有动静了。再次在你的头顶上方响起柳莺那悦耳的叫声；黄鹂不知在哪儿悲惨地叫了一阵后，夜莺就开始唱歌了。你也许等得不耐烦了，突然——不过只有猎人才懂我说的话——突然由那沉沉的寂静中传出一种很特别的喀喀、咝咝的声响，你会听到急切、短促而又均匀的翅膀扇动的声音——这就是山鹬，它们高雅地斜着自己很长的嘴，从黑暗的白桦树后边轻松地飞到外面……”（《猎人笔记》，屠格涅夫著，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读到这里，我翕动嘴巴刚想气燕燕：“哪里说下雪了？”燕燕的神情叫我闭上了嘴。只见她，眼光迷离得已经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我，脸颊红得发烫，身体都有些发颤了，这才离家几天啊！我赶紧转移话题：“燕燕，你真喜欢屠格涅夫啊，这本《猎人笔记》，你好像随身带着呢。”燕燕一激灵，灵魂也回来了，告诉我，她就是因为喜欢屠格涅夫才投奔我们学校俄罗斯文学研究生的，“知道吗？我外甥出生的时候，我缠着我姐姐姐夫一定要给孩子起名叫木木，柴木木，我姐夫正好姓柴。知道为什么吗？”我摇头，觉得好好一个孩子叫一个木头木脑的名字干什么？林燕燕生气了，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屠格涅夫写过一篇小说就叫《木木》。”
我来了气性，虽然被研究生考试科目中的政治和英语压榨得焦头烂额，还是找到《木木》读了起来。
1852年2月，屠格涅夫的好友果戈里去世。忌惮于果戈里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在当时俄罗斯的影响，沙皇政府明令禁止彼得堡的报刊上刊登悼念果戈里的文章，还特别强调，如果屠格涅夫写了纪念果戈里的文章并发表，就逮捕他。外表儒雅但性格刚烈的屠格涅夫就是不可屈服，迅速写了一篇颂扬果戈里的文章后躲开密探的监视将文章送到莫斯科发表在了《莫斯科新闻》上。很快，沙俄的特务机关看到了业已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以最快的速度传唤了屠格涅夫，在监禁了他一个月后，屠格涅夫被沙皇流放到原籍斯巴斯克耶。《木木》的主角哑巴格拉西姆的原型是屠格涅夫母亲庄园里的一个农奴，沙皇的流放成全了屠格涅夫最好的短篇小说，可惜，初读《木木》时我太年轻，没有将其与即将到来的废除农奴制革命联系起来。一个不能说话的大汉，对应一条柔弱的叫木木的斑点狗，是能让女学生神经颤栗的人物关系，打那以后的三五年里，我迷恋上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贵族之家》《阿霞》……“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成为那一段时间里最愿意拿来与人争论的话题和指摘自己不喜欢的人的结论，后一点，深受燕燕的影响。
因着屠格涅夫，我们两个关系好到形影不离，她开始跟我絮叨她的男友，正在吉林大学攻读日本文学研究生的小冀。从她的叙述中，我得知，小冀希望她放弃读研究生回北方与他结婚，我说：“去呀，既然你那么爱他。”可是燕燕回答：“男人以文学研究为终身职业，不就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吗？”我无言以对。研究生考试结束后，燕燕要回家等待有没有入围复试的消息，我特意去徐家汇买了一只布制玩具斑点狗，让她带回去送给柴木木。 我的研究生考试铩羽而归，原因是政治成绩缺了1分。一个念头闪过脑际：如果我把阅读屠格涅夫的时间用在背诵政治上呢？但只是闪过，很快我就从失利的阴影中挣脱了出来，该干嘛干嘛，包括每天早上去学校最好的林荫道上读书，春天就这么又来了。
那天早上，我与我非文学系的男友正在林荫道上攻读《新概念英语》，听见陈老师叫我，我寻声望去，我的天，林燕燕！换了春装的燕燕显然要比冬天时漂亮了许多，特别是她那被冬装捂得严严实实的洁白无瑕的脖子。我丢下男友径直奔向燕燕，我们拥抱在了一起。互相揉搓中，我听见燕燕喃喃道：“我以为你会生气呢，我以为你会生气呢。”为什么？我放开她转向陈老师，他平静地告诉我，燕燕来是为了参加复试。我的心被狠狠地一拽，但21岁了，我已经懂得掩饰，“怎么会呢。我们又不是一个专业的。”可是，等到陈老师带着燕燕去办相应手续后，我还是哭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男友面前落泪。
很意外，燕燕面试没有通过，据说是被人替换了。大概燕燕已有所感觉，面试结束后那天下午连着晚上，燕燕把我约到校园的一个角落里，说了许多，细节省略后，她说其实她已经结婚，小冀是她的丈夫，木木是他们的儿子。小冀说如果她来上海读研究生，他们就离婚。木木肯定不给燕燕。“对了，”燕燕含着泪说：“木木可喜欢那只小狗了，总是接一盆清水将小狗按进去。”可以这么喜欢玩具的吗？当时，不明白燕燕为什么要告诉送玩具的人这样一个细节。现在也依然不太明白。只是，没有读上研究生的燕燕，回家后还是跟小冀离了婚，这是燕燕写信告诉我的。我回信追问，木木呢？没有答案。
数年以后，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函，一看到信封上的字迹，我激动得想哭，是燕燕！信里，她告诉我，嫁了一个小她5岁的傻瓜，就跟着到了美国。我连夜写信照着信封上的地址寄过去，却又没了下文，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以为我已经将林燕燕忘记了，可是，俄罗斯的游程确定以后，我马上想起了她！于是，找出《猎人笔记》找到她当年指给我的那一段：“林子里面慢慢地变黑了；落日的红光渐渐地沿着树根和树干冉冉升高，从差不多还没有长出叶子的低枝移到纹丝不动的、沉沉入睡的树梢上……很快树梢也变得黯淡了；红色的天空成了蓝色。”可惜，此行俄罗斯，只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转悠，我一路寻找屠格涅夫的俄罗斯，但是无果，只在圣彼得堡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被沙皇解除了流放后，屠格涅夫回到圣彼得堡。回来以后，屠格涅夫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融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中心的文化圈子，寂寞中离开俄罗斯前往法国。整个1870年代，屠格涅夫像一株无根的浮萍，漂浮在巴黎的文化圈子，备尝了被边缘化的苦果以后，屠格涅夫与流亡在巴黎的民粹分子过从密切，时常接济他们。他是希望这一股政治力量能够帮助自己回家。
他最终没能回家，1883年9月3日下午2时，屠格涅夫在法国巴黎的布尔日瓦尔逝世。最终，他还是回了家，不久，遵照屠格涅夫生前的遗愿，其遗体被从法国运回彼得堡，葬在沃尔科夫墓地别林斯基的墓旁。
遗憾的是，我竟没有足够的时间到沃尔科夫墓地找到屠格涅夫。去俄罗斯之前，我还暗暗许愿，要站在屠格涅夫墓前告诉燕燕，我在重读屠格涅夫。
说得好，写作就是为了逃避
莫不是我从来没有阅读过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阅读《逃避之路》的过程就从来没有状态好过。可是，我克制了一次次想要放弃的念头把《逃避之路》读完，除了因为作者的大名如雷贯耳外，隐隐觉得，面对一本书如此烦躁，也许原因不在我，而是格雷厄姆·格林散布在书里的狂躁感染了我。
《逃避之路》接续作者自传的上半截《生活曾经这样》自27岁始终于1970年代，差不多半个世纪，对人生来说足够漫长，传主又是一个从脚下到心里都特别动荡的人，于是我们跟着格林从非洲到南亚到南美到他的祖国英国。浪迹天涯不是问题，问题是，格林每到一处从来没有过消停下来端一杯咖啡小口小口地啜着慢慢欣赏域外风情的时候。他总是脚步未停心已波动，不是自责自己错过了人错过了事就是抱怨周遭让他不如意，其间完成的一本又一本著作，格林不失时机地将书名镶嵌在他烦躁的人生旅途中，也许他不为炫耀，可是，真让阅读者心急慌忙：就这样，你还能完成一本有一本大书，你是想以此法反衬阅读者的平庸吗？如是，被格林奚落过三次以上后，不得不想：放弃吗？当然，坚持读到了最末一页。坚持到底，是因为我特别认同格林的一个观点，纵然为什么写作，可以有多种回答，每一个如堕入情网一样迷上写作的人，哪怕他或她最终因为才华不逮未能成为作家，都选择了一种很好的逃避无趣的现世的办法。
散文是黄钟大吕式的或风花雪月式的逃避。
小说是在自己编织的梦幻里的逃避。
都言枯守一台电脑千万次触键是多么无趣的过程？尚且，码出来的字符有时候是黑暗中的舞蹈，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难道还有比只为生命延续一天天地上班下班回家睡觉的日子更无趣的东西？是格林的《逃避之路》让我庆幸：幸亏我没有厌倦阅读也没有厌倦在电脑上向自己倾诉，不然，怎么办？于是，特别敬佩有勇气逃避真正的生活的人们。
纽约一名叫威廉·西米洛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就是每天看着同样的人上上下下，看着他们往钱箱里扔5分硬币、1角硬币。1947年，已经这么平淡无奇了20年的威廉·西米洛在某一天早上终于爆发，在应该右转去站头接客人的车左转开上了华盛顿大桥，开始了一次想走就走的旅行。三天里，西米洛到过不少地方，包括白宫，最后在距离纽约、距离烦恼的生活1300英里的地方被警察抓回。回到纽约，出人意料地，威廉·西米洛受到了纽约人民的夹道欢迎。一个偷偷将公共汽车开出自己应该行驶的线路、开到了1300英里以外的佛罗里达的人，干的只是显而易见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什么会得到纽约人民夹道欢迎的礼遇？“今天，全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劳动者在继续他们单调乏味的工作时，心里稍稍多了一点轻松的感觉，因为威廉·西米洛成功逃脱了他单调乏味的生活”，这是事发后纽约一张报纸所发的报道。可见，逃避生活，是普天之下所有被单调生活笼罩的人们必然的想法。
网络甚嚣尘上的今天，来一次威廉·西米洛的逃避已经没有可能，但是，像格雷厄姆·格林那样用写作来逃避生活，却是可能和有趣的途径。到底怎么有趣？请参看《逃避之路》——虽然患有躁郁症的格雷厄姆·格林会将他的烦躁通过《逃避之路》传递给你，但你从字里行间更能读到的是，他寻到一种两全其美的逃避之路后的得意洋洋。真是两全其美呀，去除了烦躁之余，还把钱赚了。不不，哪止两全其美？写作还为格雷厄姆·格林赢得了世界级的名声。
责任编辑 朱亚南
吴 玫：上海人，生于1960年代。现在上海一家青少年媒体任编辑。曾在《新民晚报》《新闻晨报》上发表文章若干，也在《萌芽》等杂志上发表过长文。
1984年的岁末，上海严寒。同宿舍的伙伴都回家去了，虽然那时上海家庭取暖的办法是白天手捧热水袋晚上脚抵汤婆子，但总比我们朝向西北的宿舍强。家里还有爸爸妈妈的温存。
我在外婆家长大，回到父母身边后一直与他们有很深的隔阂，就借口要复习参加研究生考试，假期不回家了。
8个人的宿舍，现在就剩我一个了，没有了8个人的共呼吸，宿舍里冷得够呛，早晨起来，玻璃窗上结着冰花，架子上的毛巾冻成了冰棍。当然，我可以睡到午后，可年轻人的胃肠消化功能极佳，每天早上我都因为饿得受不了才不得不起床的。起床后，又因为冷，手握硬邦邦的毛巾晃晃空空如也的热水瓶，总是想哭。
那一天也是如此。正要鼓足勇气冲向比宿舍还像冰窖的盥洗室，有人敲门。我把门开了一条缝看出去，原来是教我们文艺理论的陈老师。讪笑着开足了宿舍的门，这才看见，陈老师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她个子矮小，皮肤白皙，两条麻花辫搭在肩头，上身一件红彤彤的棉袄，一条肥嘟嘟的黑裤子，脚蹬一双黑灯芯绒棉鞋——有点土。“看够了吗？”陈老师的笑问让我挺不好意思的，扭头冲他们身后漫无目标地笑着，又听陈老师说话：“给你带一个人来作伴，欢迎吗？”我一愣。我不是一个合群的人，除非遇到对心思的。可事到如今，除了点头，我还能怎样？“林燕燕，佳木斯师范大学的，报考我们学校的研究生。本来要住到学校招待所的，我一想，你不也一个人嘛。”
就这样，林燕燕成了我复习迎考的伴侣。同吃同住同复习了两三天后，我发现林燕燕挺对我的胃口的，那种故作姿态的凛然，开始被我自己丢弃。见我这样，原本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林燕燕彻底放开了，埋怨：“你们上海太冷了。”什么！我鼻子一哼哼：“你一个东北人，居然说上海冷？！”“可不！我们佳木斯室外温度是低呀，可室内烧了暖气，可舒服了。”见我一副不知暖气为何物的傻样，继续嘚瑟：“冬天从来不下雨。瞧这里，总下雨，更冷。我们那里，下雪，鹅毛大雪，美极了，看着一点儿也不冷。”我长到大学都快毕业了也没看见几场像模像样的大雪，就揶揄：“深山老林，能美成什么样？”燕燕像是绕了一大圈就为了等我这个问题似的，将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摆在我面前，翻到那一页敲了敲，“读读！”我乖乖地读了读：“太阳下山了，不过林子里仍然很明亮；空气清新而明朗；鸟儿叽叽喳喳地叫着；鲜草像绿宝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泽……你就等着吧。林子里面慢慢地变黑了；落日的红光渐渐地沿着树根和树干冉冉升高，从差不多还没有长出叶子的低枝移到纹丝不动的、沉沉入睡的树梢上……很快树梢也变得黯淡了；红色的天空成了蓝色。林子里的气息变得浓烈了；夹杂着微微的暖和的潮气；吹过来的晚风在你身旁静止不动了。鸟儿也开始睡了——似乎不是一下子都入睡的，因为种类不一样，早晚也就不一样：首先安静下来的是燕雀，片刻之后就是知更鸟，然后是黄鹂。林子里变得更黑了。树林融合成黑黝黝的一大片；蓝色的天空里羞羞怯怯地露出了星星的眼睛。所有的鸟儿都睡了。只有红尾鸟和小啄木鸟还无精打采地发出像口哨一样的叫声……很快它们也没有动静了。再次在你的头顶上方响起柳莺那悦耳的叫声；黄鹂不知在哪儿悲惨地叫了一阵后，夜莺就开始唱歌了。你也许等得不耐烦了，突然——不过只有猎人才懂我说的话——突然由那沉沉的寂静中传出一种很特别的喀喀、咝咝的声响，你会听到急切、短促而又均匀的翅膀扇动的声音——这就是山鹬，它们高雅地斜着自己很长的嘴，从黑暗的白桦树后边轻松地飞到外面……”（《猎人笔记》，屠格涅夫著，冯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读到这里，我翕动嘴巴刚想气燕燕：“哪里说下雪了？”燕燕的神情叫我闭上了嘴。只见她，眼光迷离得已经看不见近在咫尺的我，脸颊红得发烫，身体都有些发颤了，这才离家几天啊！我赶紧转移话题：“燕燕，你真喜欢屠格涅夫啊，这本《猎人笔记》，你好像随身带着呢。”燕燕一激灵，灵魂也回来了，告诉我，她就是因为喜欢屠格涅夫才投奔我们学校俄罗斯文学研究生的，“知道吗？我外甥出生的时候，我缠着我姐姐姐夫一定要给孩子起名叫木木，柴木木，我姐夫正好姓柴。知道为什么吗？”我摇头，觉得好好一个孩子叫一个木头木脑的名字干什么？林燕燕生气了，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屠格涅夫写过一篇小说就叫《木木》。”
我来了气性，虽然被研究生考试科目中的政治和英语压榨得焦头烂额，还是找到《木木》读了起来。
1852年2月，屠格涅夫的好友果戈里去世。忌惮于果戈里的政治立场以及他在当时俄罗斯的影响，沙皇政府明令禁止彼得堡的报刊上刊登悼念果戈里的文章，还特别强调，如果屠格涅夫写了纪念果戈里的文章并发表，就逮捕他。外表儒雅但性格刚烈的屠格涅夫就是不可屈服，迅速写了一篇颂扬果戈里的文章后躲开密探的监视将文章送到莫斯科发表在了《莫斯科新闻》上。很快，沙俄的特务机关看到了业已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以最快的速度传唤了屠格涅夫，在监禁了他一个月后，屠格涅夫被沙皇流放到原籍斯巴斯克耶。《木木》的主角哑巴格拉西姆的原型是屠格涅夫母亲庄园里的一个农奴，沙皇的流放成全了屠格涅夫最好的短篇小说，可惜，初读《木木》时我太年轻，没有将其与即将到来的废除农奴制革命联系起来。一个不能说话的大汉，对应一条柔弱的叫木木的斑点狗，是能让女学生神经颤栗的人物关系，打那以后的三五年里，我迷恋上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贵族之家》《阿霞》……“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成为那一段时间里最愿意拿来与人争论的话题和指摘自己不喜欢的人的结论，后一点，深受燕燕的影响。
因着屠格涅夫，我们两个关系好到形影不离，她开始跟我絮叨她的男友，正在吉林大学攻读日本文学研究生的小冀。从她的叙述中，我得知，小冀希望她放弃读研究生回北方与他结婚，我说：“去呀，既然你那么爱他。”可是燕燕回答：“男人以文学研究为终身职业，不就是一个‘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吗？”我无言以对。研究生考试结束后，燕燕要回家等待有没有入围复试的消息，我特意去徐家汇买了一只布制玩具斑点狗，让她带回去送给柴木木。 我的研究生考试铩羽而归，原因是政治成绩缺了1分。一个念头闪过脑际：如果我把阅读屠格涅夫的时间用在背诵政治上呢？但只是闪过，很快我就从失利的阴影中挣脱了出来，该干嘛干嘛，包括每天早上去学校最好的林荫道上读书，春天就这么又来了。
那天早上，我与我非文学系的男友正在林荫道上攻读《新概念英语》，听见陈老师叫我，我寻声望去，我的天，林燕燕！换了春装的燕燕显然要比冬天时漂亮了许多，特别是她那被冬装捂得严严实实的洁白无瑕的脖子。我丢下男友径直奔向燕燕，我们拥抱在了一起。互相揉搓中，我听见燕燕喃喃道：“我以为你会生气呢，我以为你会生气呢。”为什么？我放开她转向陈老师，他平静地告诉我，燕燕来是为了参加复试。我的心被狠狠地一拽，但21岁了，我已经懂得掩饰，“怎么会呢。我们又不是一个专业的。”可是，等到陈老师带着燕燕去办相应手续后，我还是哭了。那是我第一次在男友面前落泪。
很意外，燕燕面试没有通过，据说是被人替换了。大概燕燕已有所感觉，面试结束后那天下午连着晚上，燕燕把我约到校园的一个角落里，说了许多，细节省略后，她说其实她已经结婚，小冀是她的丈夫，木木是他们的儿子。小冀说如果她来上海读研究生，他们就离婚。木木肯定不给燕燕。“对了，”燕燕含着泪说：“木木可喜欢那只小狗了，总是接一盆清水将小狗按进去。”可以这么喜欢玩具的吗？当时，不明白燕燕为什么要告诉送玩具的人这样一个细节。现在也依然不太明白。只是，没有读上研究生的燕燕，回家后还是跟小冀离了婚，这是燕燕写信告诉我的。我回信追问，木木呢？没有答案。
数年以后，突然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函，一看到信封上的字迹，我激动得想哭，是燕燕！信里，她告诉我，嫁了一个小她5岁的傻瓜，就跟着到了美国。我连夜写信照着信封上的地址寄过去，却又没了下文，这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以为我已经将林燕燕忘记了，可是，俄罗斯的游程确定以后，我马上想起了她！于是，找出《猎人笔记》找到她当年指给我的那一段：“林子里面慢慢地变黑了；落日的红光渐渐地沿着树根和树干冉冉升高，从差不多还没有长出叶子的低枝移到纹丝不动的、沉沉入睡的树梢上……很快树梢也变得黯淡了；红色的天空成了蓝色。”可惜，此行俄罗斯，只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转悠，我一路寻找屠格涅夫的俄罗斯，但是无果，只在圣彼得堡感觉到了他的存在：被沙皇解除了流放后，屠格涅夫回到圣彼得堡。回来以后，屠格涅夫发现自己已经无法融入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中心的文化圈子，寂寞中离开俄罗斯前往法国。整个1870年代，屠格涅夫像一株无根的浮萍，漂浮在巴黎的文化圈子，备尝了被边缘化的苦果以后，屠格涅夫与流亡在巴黎的民粹分子过从密切，时常接济他们。他是希望这一股政治力量能够帮助自己回家。
他最终没能回家，1883年9月3日下午2时，屠格涅夫在法国巴黎的布尔日瓦尔逝世。最终，他还是回了家，不久，遵照屠格涅夫生前的遗愿，其遗体被从法国运回彼得堡，葬在沃尔科夫墓地别林斯基的墓旁。
遗憾的是，我竟没有足够的时间到沃尔科夫墓地找到屠格涅夫。去俄罗斯之前，我还暗暗许愿，要站在屠格涅夫墓前告诉燕燕，我在重读屠格涅夫。
说得好，写作就是为了逃避
莫不是我从来没有阅读过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阅读《逃避之路》的过程就从来没有状态好过。可是，我克制了一次次想要放弃的念头把《逃避之路》读完，除了因为作者的大名如雷贯耳外，隐隐觉得，面对一本书如此烦躁，也许原因不在我，而是格雷厄姆·格林散布在书里的狂躁感染了我。
《逃避之路》接续作者自传的上半截《生活曾经这样》自27岁始终于1970年代，差不多半个世纪，对人生来说足够漫长，传主又是一个从脚下到心里都特别动荡的人，于是我们跟着格林从非洲到南亚到南美到他的祖国英国。浪迹天涯不是问题，问题是，格林每到一处从来没有过消停下来端一杯咖啡小口小口地啜着慢慢欣赏域外风情的时候。他总是脚步未停心已波动，不是自责自己错过了人错过了事就是抱怨周遭让他不如意，其间完成的一本又一本著作，格林不失时机地将书名镶嵌在他烦躁的人生旅途中，也许他不为炫耀，可是，真让阅读者心急慌忙：就这样，你还能完成一本有一本大书，你是想以此法反衬阅读者的平庸吗？如是，被格林奚落过三次以上后，不得不想：放弃吗？当然，坚持读到了最末一页。坚持到底，是因为我特别认同格林的一个观点，纵然为什么写作，可以有多种回答，每一个如堕入情网一样迷上写作的人，哪怕他或她最终因为才华不逮未能成为作家，都选择了一种很好的逃避无趣的现世的办法。
散文是黄钟大吕式的或风花雪月式的逃避。
小说是在自己编织的梦幻里的逃避。
都言枯守一台电脑千万次触键是多么无趣的过程？尚且，码出来的字符有时候是黑暗中的舞蹈，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难道还有比只为生命延续一天天地上班下班回家睡觉的日子更无趣的东西？是格林的《逃避之路》让我庆幸：幸亏我没有厌倦阅读也没有厌倦在电脑上向自己倾诉，不然，怎么办？于是，特别敬佩有勇气逃避真正的生活的人们。
纽约一名叫威廉·西米洛的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就是每天看着同样的人上上下下，看着他们往钱箱里扔5分硬币、1角硬币。1947年，已经这么平淡无奇了20年的威廉·西米洛在某一天早上终于爆发，在应该右转去站头接客人的车左转开上了华盛顿大桥，开始了一次想走就走的旅行。三天里，西米洛到过不少地方，包括白宫，最后在距离纽约、距离烦恼的生活1300英里的地方被警察抓回。回到纽约，出人意料地，威廉·西米洛受到了纽约人民的夹道欢迎。一个偷偷将公共汽车开出自己应该行驶的线路、开到了1300英里以外的佛罗里达的人，干的只是显而易见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为什么会得到纽约人民夹道欢迎的礼遇？“今天，全美国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劳动者在继续他们单调乏味的工作时，心里稍稍多了一点轻松的感觉，因为威廉·西米洛成功逃脱了他单调乏味的生活”，这是事发后纽约一张报纸所发的报道。可见，逃避生活，是普天之下所有被单调生活笼罩的人们必然的想法。
网络甚嚣尘上的今天，来一次威廉·西米洛的逃避已经没有可能，但是，像格雷厄姆·格林那样用写作来逃避生活，却是可能和有趣的途径。到底怎么有趣？请参看《逃避之路》——虽然患有躁郁症的格雷厄姆·格林会将他的烦躁通过《逃避之路》传递给你，但你从字里行间更能读到的是，他寻到一种两全其美的逃避之路后的得意洋洋。真是两全其美呀，去除了烦躁之余，还把钱赚了。不不，哪止两全其美？写作还为格雷厄姆·格林赢得了世界级的名声。
责任编辑 朱亚南
吴 玫：上海人，生于1960年代。现在上海一家青少年媒体任编辑。曾在《新民晚报》《新闻晨报》上发表文章若干，也在《萌芽》等杂志上发表过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