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礼乐制度以及文士地位,决定了当时的文学精神和文学性格。刘勰在论及辞赋时所说的"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即是对汉代主流文学精神的概括。它的两大指向就是,一是在政治态度上赞美颂扬刘汉皇权,二是在审美意识上对于巨大时间、空间境界的向往,换言之也就是对宏大叙述的爱好。汉代文学中的"宏大叙述"特征是普遍的存在。刘勰在论及"诸子"时所说"虽明乎坦途,而类多依采",也是对汉代文学性格的归纳。形成这种性格的基本原因是,汉代文学被纳入礼乐制度,实际上限定了文学发展的方向,对文学的突破和创新起了阻碍作用。同时汉代文士体制依附情况严重,当然会大大削弱独立思考和文化创造精神。文士们将主要精力用在接受既有文化和继承遗产,直接导致思想文化上的"类多依采"。从全部汉代文学看,能够称得上是"自开户牖"的,只有史传文学和五言诗,前者归功于司马迁个人的开拓精神,后者则主要应算作民间文学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