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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它的实践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存在论前提；它的人本维度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全面发展观、转变人的存在方式并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它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界对立统一的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对当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对象性关系；存在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3014904
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阐述了对象性关系理论。后来，他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作了进一步阐发。对象性关系理论引起了国内外哲学界的全方位解读。其中，关于对象性关系理论所蕴涵的生态思想的研究更是一大学术热点。比如美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J.B.Foster）就认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论述集中在《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等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1]。本文尝试阐发对象性关系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和意义，以就教于专家。
一、对象性关系理论与生态文明的存在论前提
何谓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认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彼此确证对方存在和本质的一种关系。把握对象性关系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从这一维度看，对象性关系理论包含着存在论意蕴。
首先，存在是在实践中相互显现、确证的人和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实践作为中介将人和自然界联结起来。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在实践之中的关系，不是在实践之外的关系。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也是它与自然界中一般存在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根本区别。在实践中，人和自然界得以相互设定和显现，对人来说，只有在实践中与自己照面，由人的存在所设定、显现和确证的自然界才是“存在”的；反之，在实践中，自然界的存在也设定、显现和确证人的存在。因此，所谓存在绝不是如近代二元论哲学所理解的在实践之外与人无关的“客观性”，而是人和自然界之间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具体关系中彼此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人和自然界，才是对象性存在并形成对象性关系。质言之，存在是人的因素与自然界的客观性的统一，离开实践在与人无关的意义上去谈论自然界的存在，同离开实践在与自然界无关的意义上去谈论人的存在都没有意义。马克思说如果“人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有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和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2]105。进而言之，何谓实践？实践是一种对象性活动。所谓对象性活动就是人对他的存在和本质所确证、设定的自然界的改造活动。换言之，人在实践中所改造的对象是人自己确证和设定的对象，人总是在他与自然界之间的彼此确证和设定的现实的、具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开展实践。同时，实践又是一种对象化活动。由于自然界是人的对象性存在，因此人总是在实践中将自身的存在和本质外在化、现实化和客体化，通过自然界的变化来确证自身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凝聚在作为对象的自然界之上，以自己的对象和作品呈现出来。于是，作为实践结果的自然界不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之物”，而是包含了人的存在、本质与生命的自然界，也就是人化的自然。人化自然是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它本质上就是人所面对的自然环境。
其次，非对象性存在是非存在。对象性关系理论意味着马克思实质上将自然界一分为二：既然存在是对象性存在，那么非对象性存在就是非存在。具体地说，凡是没有被卷入实践过程且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就不是实践的对象，与人不构成对象性关系，这样的自然界对人而言就是非存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106。于是，人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他设定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也总是在人的存在所设定的意义上存在，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就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2]308。显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与近代哲学意义上的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分离根本不同。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对二元论的超越在于，不再从实践之外而是从实践之中理解存在。
再次，历史是对象性关系的展开。实践不断展开的过程、对象性关系的转换过程构成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81。“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92。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总是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相应地，实践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最后，对象性关系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存在论前提。实践导致自然界的人化，而人化自然就是自然环境，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它是人的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环境危机实质上是人的危机。不能离开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存在去抽象地谈论环境问题，更不能把环境问题仅仅视为与人无关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同时，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中，人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人是实践的目的，也是实践的评价尺度。解决环境问题，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都必须从解决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入手。推进人的正常发展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主要[3]。哲学领域的生态批判首先应该是人类文化的自我批判；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人的文明。
二、 对象性关系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
由于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因此，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这种具体性和历史性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得到相互确证的人和自然界都具有片面性、局限性。人的自然观总是存在片面性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所及的自然界总是一个片面性的存在，这是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可见，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其存在论根源正在于实践及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从这个维度看，对象性关系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坚持全面发展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自觉克服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片面性，认识和把握实践的长远后果。人类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实现具体目的的同时，绝不能忽略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影响与全局影响的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能否做到这一点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只是按照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2]58。恩格斯也指出，人的实践高于动物活动的地方在于人“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遍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4]517。为此，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凸显整体意识，克服片面发展观，确立全面发展观。应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战略眼光，从全局高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第二，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转换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是不断展开的生成过程，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是不断转换的过程。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88通过人化自然或自然环境所展现出来的人的存在和本质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人的存在是一个展开的过程，因此，实践、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是一个不断转换其存在形态的过程。相应地，作为人化自然的生态环境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实践所导致的自然界的人化，既可能是与人的生存和本性相一致的人化，也可能是与人的生存相违背甚至冲突的人化。人化自然既可能是人性化的自然，也可能是非人性化的自然，自然的非人性化就是自然的异化。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实质上就是自然的非人性化、异化，它折射出近代工业文明实践所存在的片面性，也折射出在工业文明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解决环境问题、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是一种对异化的克服过程。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路正在于转换实践的历史样式，自觉重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开启一种全新的实践，即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统一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为此，必须反思并超越近代工业文明实践的片面性、局限性，转换人的存在方式，扬弃并克服自然环境的异化，走向自然环境的人性化。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81。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形成真正人性化的实践，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将达到其完善的形式。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践必将扬弃其片面性，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必然超越其历史局限，使人的存在和本质达到真正意义的人性化，从而“无愧于他们的人类本性”。同时，人在实践中能够以人之为人的高贵本性去处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而，实践成为“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实践，在实践中通过环境所显现和确证出来的人的本质也是人性化的，通过实践而形成的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要求相一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人性化的而不是异化的。按照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应该更加注重对实践的片面性的不断反思，注重对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不断超越，进而走向生态文明的美好前景。
第三，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在实践中，自然界必然以人所设定的方式和途径进入社会和历史过程。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自然界称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实践中，自然界的存在同时就是人的存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本质同一的。马克思说：“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2]80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生态文明建设所追求的发展应该是德性的发展；应该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应该是人对自身物质欲望的限制并进行自觉伦理约束的发展；应该是以他人的利益来审视、限制自身利益的公平并利他的发展。
三、对象性关系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原则
对象性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造就了人类的生产力并推动了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应该是人与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原则，或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对象性关系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尊重并顺应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人对自然界具有受动性。他说：“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就是说，它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2]107也就是说，自然界是实践的前提，人依赖自然界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人受自然界约束，是受动的存在。在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这一意义上，应该凸显人的受动性、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或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107。作为人类文明的物质前提，人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约束，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存。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明确“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6]的观念，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6]。同时，凸显人的受动性实质上就是凸显自然界的整体性，因为人的受动性意味着人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人类的正确选择应该是把自己视为自然生态系统整体中的平等成员，而不是以主宰者或统治者的身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305 （二）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
另一方面，由于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中，人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因此，人在自然界面前又不是如同一般自然物那样是一个被动的存在，更不能无所作为、束手待毙。实践的根本特征正在于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实践中又不可避免地要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斗争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7]人的能动性还体现在对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然界的自觉改造；体现在人能够运用自然规律对自然现象的准确说明和预见；更体现在人对实践的长远后果能够给以科学预见和控制上。为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的不当实践而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否定人的主体能动性。道理很简单，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或否定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就等于否定了发展，而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显然是背道而弛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不应该否定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而且应该充分肯定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既肯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也肯定人类进行环境保护的能动性。为此，必须“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6]。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追求是发展的可持续性
按照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的原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既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自然界，又要重视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为此，应该“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8]。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实践已经以惨痛的教训证明：人与自然界的绝对对立只能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发展的不可持续；同样，当代西方一些环境保护理论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界绝对平等、通过消解人的能动性和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来达到绝对“和谐”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这两种极端的思路都不是克服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根据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协调”，决不能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界彻底平等，更不能被理解为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和谐”、“协调”只能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界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显然，无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统一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这个度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应该是一种适度的、有节制的发展。也就是说，无论人与自然界之间是对立还是统一，无论人对自然界具有能动性还是受动性，都应该保持在不破坏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个度的范围之内。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统一与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过分张扬人类实践的受动性与过分张扬人类实践的能动性，都可能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都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参考文献：
[1]FOSTER J B. Marx′ Ecology：Marxism and nature[M].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于冰后危机时代的文化矛盾与价值重构[J].哲学研究，2013（11）：118-122.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M].于光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26-927.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
[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13-11-16.
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它的实践观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存在论前提；它的人本维度要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全面发展观、转变人的存在方式并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它所包含的人与自然界对立统一的思想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方法论原则，对当今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关键词：对象性关系；存在论；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3014904
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简称《手稿》）中阐述了对象性关系理论。后来，他又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作了进一步阐发。对象性关系理论引起了国内外哲学界的全方位解读。其中，关于对象性关系理论所蕴涵的生态思想的研究更是一大学术热点。比如美国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J.B.Foster）就认为，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论述集中在《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中，对此，他在《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自然》等书中进行了深入探讨[1]。本文尝试阐发对象性关系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和意义，以就教于专家。
一、对象性关系理论与生态文明的存在论前提
何谓对象性关系？马克思认为，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彼此确证对方存在和本质的一种关系。把握对象性关系理论的关键在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从这一维度看，对象性关系理论包含着存在论意蕴。
首先，存在是在实践中相互显现、确证的人和自然界。在马克思看来，正是实践作为中介将人和自然界联结起来。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是在实践之中的关系，不是在实践之外的关系。实践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得以形成的基本前提，也是它与自然界中一般存在物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根本区别。在实践中，人和自然界得以相互设定和显现，对人来说，只有在实践中与自己照面，由人的存在所设定、显现和确证的自然界才是“存在”的；反之，在实践中，自然界的存在也设定、显现和确证人的存在。因此，所谓存在绝不是如近代二元论哲学所理解的在实践之外与人无关的“客观性”，而是人和自然界之间具体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具体关系中彼此作为对象而存在的人和自然界，才是对象性存在并形成对象性关系。质言之，存在是人的因素与自然界的客观性的统一，离开实践在与人无关的意义上去谈论自然界的存在，同离开实践在与自然界无关的意义上去谈论人的存在都没有意义。马克思说如果“人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有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和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2]105。进而言之，何谓实践？实践是一种对象性活动。所谓对象性活动就是人对他的存在和本质所确证、设定的自然界的改造活动。换言之，人在实践中所改造的对象是人自己确证和设定的对象，人总是在他与自然界之间的彼此确证和设定的现实的、具体的对象性关系中开展实践。同时，实践又是一种对象化活动。由于自然界是人的对象性存在，因此人总是在实践中将自身的存在和本质外在化、现实化和客体化，通过自然界的变化来确证自身的存在和本质。通过实践，人的存在和本质凝聚在作为对象的自然界之上，以自己的对象和作品呈现出来。于是，作为实践结果的自然界不再是与人无关的“自在之物”，而是包含了人的存在、本质与生命的自然界，也就是人化的自然。人化自然是真正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然界，它本质上就是人所面对的自然环境。
其次，非对象性存在是非存在。对象性关系理论意味着马克思实质上将自然界一分为二：既然存在是对象性存在，那么非对象性存在就是非存在。具体地说，凡是没有被卷入实践过程且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就不是实践的对象，与人不构成对象性关系，这样的自然界对人而言就是非存在。“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存在物是非存在物”[2]106。于是，人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他设定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也总是在人的存在所设定的意义上存在，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就是“另一个对他来说感性地存在着的人”[2]308。显然，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与近代哲学意义上的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分离根本不同。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对二元论的超越在于，不再从实践之外而是从实践之中理解存在。
再次，历史是对象性关系的展开。实践不断展开的过程、对象性关系的转换过程构成人类的历史。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它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思维着的意识来说，又是它的被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2]81。“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92。正因为如此，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总是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相应地，实践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和局限性。
最后，对象性关系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存在论前提。实践导致自然界的人化，而人化自然就是自然环境，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它是人的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人的问题，环境危机实质上是人的危机。不能离开现实的、具体的人的存在去抽象地谈论环境问题，更不能把环境问题仅仅视为与人无关的科学问题、技术问题。同时，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中，人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人是实践的目的，也是实践的评价尺度。解决环境问题，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都必须从解决人的问题和社会问题入手。推进人的正常发展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至关主要[3]。哲学领域的生态批判首先应该是人类文化的自我批判；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人的文明。
二、 对象性关系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
由于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因此，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是具体的和历史的。这种具体性和历史性意味着，在人与自然界的对象性关系中得到相互确证的人和自然界都具有片面性、局限性。人的自然观总是存在片面性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所及的自然界总是一个片面性的存在，这是产生环境问题的重要根源。可见，当代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其存在论根源正在于实践及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从这个维度看，对象性关系理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坚持全面发展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自觉克服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片面性，认识和把握实践的长远后果。人类在具体的、历史的实践中实现具体目的的同时，绝不能忽略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影响与全局影响的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能否做到这一点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只是按照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2]58。恩格斯也指出，人的实践高于动物活动的地方在于人“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遍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4]517。为此，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在于凸显整体意识，克服片面发展观，确立全面发展观。应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以战略眼光，从全局高度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
第二，建设生态文明，要注重转换人的存在方式。实践是不断展开的生成过程，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是不断转换的过程。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2]88通过人化自然或自然环境所展现出来的人的存在和本质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人的存在是一个展开的过程，因此，实践、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是一个不断转换其存在形态的过程。相应地，作为人化自然的生态环境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实践所导致的自然界的人化，既可能是与人的生存和本性相一致的人化，也可能是与人的生存相违背甚至冲突的人化。人化自然既可能是人性化的自然，也可能是非人性化的自然，自然的非人性化就是自然的异化。环境问题、生态危机实质上就是自然的非人性化、异化，它折射出近代工业文明实践所存在的片面性，也折射出在工业文明实践中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的历史局限性。解决环境问题、克服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是一种对异化的克服过程。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说，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出路正在于转换实践的历史样式，自觉重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开启一种全新的实践，即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有机统一起来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为此，必须反思并超越近代工业文明实践的片面性、局限性，转换人的存在方式，扬弃并克服自然环境的异化，走向自然环境的人性化。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81。也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形成真正人性化的实践，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将达到其完善的形式。那时，“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5]。在共产主义社会，实践必将扬弃其片面性，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也必然超越其历史局限，使人的存在和本质达到真正意义的人性化，从而“无愧于他们的人类本性”。同时，人在实践中能够以人之为人的高贵本性去处理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因而，实践成为“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实践，在实践中通过环境所显现和确证出来的人的本质也是人性化的，通过实践而形成的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要求相一致，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人性化的而不是异化的。按照马克思的上述思想，应该更加注重对实践的片面性的不断反思，注重对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具体性和历史性的不断超越，进而走向生态文明的美好前景。
第三，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意味着，在实践中，自然界必然以人所设定的方式和途径进入社会和历史过程。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把自然界称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在实践中，自然界的存在同时就是人的存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本质同一的。马克思说：“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2]80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统一起来。生态文明建设所追求的发展应该是德性的发展；应该是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的发展；应该是人对自身物质欲望的限制并进行自觉伦理约束的发展；应该是以他人的利益来审视、限制自身利益的公平并利他的发展。
三、对象性关系理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论原则
对象性关系本质上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这种对立统一造就了人类的生产力并推动了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应该是人与自然界对立统一的原则，或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的原则。从这个角度看，对象性关系理论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尊重并顺应自然
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界之间对象性关系的一个重要内涵就在于，人对自然界具有受动性。他说：“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即现实的，就是说，它是感性的对象，从而在自身之外有感性的对象，有自己的感性的对象。说一个东西是感性的，是说它是受动的。”[2]107也就是说，自然界是实践的前提，人依赖自然界生活。在这种意义上，人受自然界约束，是受动的存在。在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身体这一意义上，应该凸显人的受动性、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或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107。作为人类文明的物质前提，人必然要受到自然界的约束，人必须依靠自然界生存。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明确“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 [6]的观念，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6]。同时，凸显人的受动性实质上就是凸显自然界的整体性，因为人的受动性意味着人仅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然界的征服者。人类的正确选择应该是把自己视为自然生态系统整体中的平等成员，而不是以主宰者或统治者的身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对此，恩格斯早就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305 （二）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
另一方面，由于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象性关系中，人具有存在论上的优先性。因此，人在自然界面前又不是如同一般自然物那样是一个被动的存在，更不能无所作为、束手待毙。实践的根本特征正在于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实践中又不可避免地要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人的能动性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斗争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7]人的能动性还体现在对自然界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自然界的自觉改造；体现在人能够运用自然规律对自然现象的准确说明和预见；更体现在人对实践的长远后果能够给以科学预见和控制上。为此，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不能因为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的不当实践而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否定人的主体能动性。道理很简单，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或否定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就等于否定了发展，而这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显然是背道而弛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不应该否定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而且应该充分肯定人对自然界的能动性，既肯定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动性，也肯定人类进行环境保护的能动性。为此，必须“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6]。
（三）生态文明建设的终极追求是发展的可持续性
按照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统一、能动性与受动性统一的原则，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人类既要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自然界，又要重视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人与自然界的对立统一、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实质上就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统一。为此，应该“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 [8]。近代以来的工业文明实践已经以惨痛的教训证明：人与自然界的绝对对立只能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和发展的不可持续；同样，当代西方一些环境保护理论所主张的人与自然界绝对平等、通过消解人的能动性和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来达到绝对“和谐”的观点同样是一种形而上学，这两种极端的思路都不是克服环境问题的正确选择。根据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理论，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协调”，决不能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界彻底平等，更不能被理解为人类在自然界面前无所作为。“和谐”、“协调”只能被理解为人与自然界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显然，无论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统一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度”，这个度就是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文明建设所倡导的应该是一种适度的、有节制的发展。也就是说，无论人与自然界之间是对立还是统一，无论人对自然界具有能动性还是受动性，都应该保持在不破坏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个度的范围之内。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统一与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过分张扬人类实践的受动性与过分张扬人类实践的能动性，都可能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都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参考文献：
[1]FOSTER J B. Marx′ Ecology：Marxism and nature[M].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3]于冰后危机时代的文化矛盾与价值重构[J].哲学研究，2013（11）：118-122.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M].于光远，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926-927.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
[8]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光明日报，2013-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