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央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主任李剛在接受內地媒體採訪時說，“澳門土地狹窄……發展空間很小，發展多元經濟光在澳門不行，要走出去，到內地再打造一個澳門。”在參加第三十屆益金百萬行活動中對媒體又說，“一業獨大可使城市走向繁榮，也可走向衰落。土地狹窄的澳門已在橫琴、南沙和江門等地發展，如果在內地打造一個澳門，將對澳門帶來保障”，他舉例，“浙江在外打造了兩個浙江”。這些話，聽起來有道理，仔細想想，似也有可推敲之處。
　　李剛所言，與今年初兩會期間張德江委員長在分組討論、澳門分會場上的講話一脈相承，只不過多了句“再造一個”甚至“兩個浙江”。如果只是鼓勵或提倡澳門向浙江人學習，勇於走出去創業，未嘗不可。但作為深耕澳門多年，諳熟澳門官場政治生態，瞭解本澳社情民意的中央特派機構總負責人，選擇特區政府大換班，習近平總書記蒞臨澳門參加慶祝回歸十五周年暨主持澳門政府新班子就職宣誓儀式前夕，道出此言，其廣度、深意，顯然超出“鼓勵”之外，以崔世安為首的行政班子自不敢等閒視之。事實上崔特首對此很快有了正面回應，也事實上，本澳商人早已走出去了，只是沒有“再造一個澳門”的概念，這主要是由澳門經濟產能、規模，人員素質等因素決定的。
　　“浙江人在外再造浙江”，在筆者看來，其實是種形象化說法，指浙江人到外地投資創業，所創造的產值相當於浙江人本地生產總值。以2008年為例。據內地媒體當年報道，省外“浙江人經濟”的銷售規模達1.77萬億元，是當年浙江省GDP的80%，向當地繳納稅收1234億元，解決了1136萬人的就業。由此，媒體便稱“浙江人在省外幾乎再造了一個浙江”。而浙江人之所以有這能耐，是因為很多產業在浙江當地已經產能過剩，卻於其它地區而言，浙江人在這些產業上又具有競爭優勢，於是浙江人趨之若鶩“走四方”。這是澳門所不能比的。澳門目前除了博彩業產能過剩，其它產業很難說產能過剩或有較強的競爭力，但總不能把博彩業移師內地或向其它國家輸入，來“再造一個澳門”吧？所以，“再造浙江”模式之於澳門，並無多少借鑒意義。我們現在所說的發展澳門，主要是限於澳門這塊土地上的民生經濟發展，而不僅是某些澳門人的個人發展。個體出外發展，創業，類似於浙江人那種投資創業成功，本澳也不乏其人，著名商人許健康便是其中之一。其旗下的寶龍公司在內地的很多地方都有投資，所創造的產值也很可觀，但像許健康那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少數”人在外自然是造不了一個澳門的。大多數澳門人，保守封閉，不重專業，只講關係，習慣在傳統勢力的“尋租”土壤裡打拼。在他們看來，剝削本地資源的投入，回報更容易。至於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那是大財團、大企業的事，而中小企過了進駐橫琴高門檻，還要夥拍內地大企業，澳企投資所創造的產值和所繳納的稅收都歸於橫琴，不會計算在澳門方面，因而，別說“再造一個澳門”，就是對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能有多少實際幫助，都是個問題。
　　所以，綜上所述，澳門目前最為現實的莫過於，如何讓旅遊業、會展業、文創業、中醫藥等非博彩產業，能夠儘快成長起來，成為澳門政府新的主要財源和澳門市民的主要飯碗。這既符合“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又切合澳門地域、人文實際。能把這些搞好，澳門人就已不錯了。走出去，外引內聯或創業發展是硬道理，全球一體化經濟，誰都不可能閉關鎖國搞經濟、謀發展，這是不用說的了。只是我們學外地時，一定要聯繫本澳的實際，從自身的實力出發，擇木而棲。同時要有自己的主見，切忌跟班盲從，囫圇吞棗。
　　（澳門/王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