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土产业发现并利用产业技术能力演化过程中出现的破坏性创新机会，以低端破坏进入主流市场，颠覆行业竞争规则，取代原有技术成为新的行业标准，从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本文以深圳手机产业为例，研究本土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和发展的特征、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以及面临的问题，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价值链治理　破坏性创新　产业升级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2-0093-04
　　
　　[作者简介]黄韦华(1975-)，湖南邵阳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技术创新、产业经济；向吉英(1965-)，湖南龙山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经管学院副教授，产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博士后，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下，本土产业以代工方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网络，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模式越来越窄。同时，一种新的本土产业升级模式正在逐渐成形。以深圳市手机产业为例，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深圳手机产业取得较大发展，手机产量、内外销量持续增长，产业规模稳定扩张。深圳手机整机生产商家约1000家，方案设计商约200家，零配件商约3000家，加上各类包销商，深圳聚集了近1万家产业链参与企业，年产手机2亿部以上，年出口手机超过1亿部，占国内产量的近50％，全球产量的30％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手机及配件制造基地。
　　在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下，本土产业如何发现并利用产业技术能力演化过程中出现的破坏性创新机会从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是一项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深圳手机产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下的嵌入与困境
　　
　　Oereffi(1999，2003)将全球价值链的治理定义为价值链中权利拥有者或某些机制协调和组织各环节的价值创造活动，即价值链条得以维持和稳定依赖于一种结构性的协调或组织的机制。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看，产业升级其实质是行业内企业或经济体能力的提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成功地实现了从低附加值转向高附加值生产，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生产。具体而言，全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有四种类型：一是流程升级，即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体系，或者通过引人更优越的技术，使投入产出转换变得更有效率。二是产品升级，即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为复杂的产品生产线。二是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低附加值功能而集中致力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四是价值链升级，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
　　国际通信标准按照制式和性能可分为三代：1G模拟系统、2G数字化系统、2.5G&3G高速率系统。其中，第一个商用化的个人移动通信系统是最早于1979年在东京开通的AMPS系统。1G手机在80年代初起步，在9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峰；2G手机成长迅速，在20世纪末达到高峰：2.5G和3G从21世纪初开始批量进入市场，连续多年增长率超过100％，当前已成为市场主流。
　　随着手机性能和功能的演进，手机逐渐从一种高端的通讯工具演变成一种兼具娱乐和管理功能的消费类电子产品。企业分工不断细化，产业链逐渐拉长，并在全球重新布局价值链各环节，体现出产业全球价值链模式的动态演进。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手机技术产生并逐步成熟，少量的手机厂商激烈争夺技术领先地位，价值链高度垂直，品牌厂商从核心芯片设计、手机设计、制造，到品牌营销几乎做价值链中所有的事情，为典型的生产者驱动类型，具有明显的等级治理模式特点。90年代晚期到本世纪初，手机产业由技术导向向市场导向转移，部分品牌厂商开始退出生产领域，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 ics Manufactur ing ServiceS EMS)企业迅速诞生、成长并大量提供生产能力，带有采购者驱动特征，呈现出网络型治理模式特点。进入21世纪后，手机价值链加速分化，不仅分化成为设计、生产、品牌、分销，而且在每一个领域又进一步细化，呈现出模块化和专业化特征。
　　纵观全球手机产业生产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有四种层次：第一层次是贴牌或组装；第二层次是设计方案：第三层次是模块级和硬件平台级；第四层次是芯片级生产，全球有能力进行第四层次的手机厂商仅有10家左右。这四个层次是沿着价值链依次往上游发展的。
　　深圳手机产业的发展则经历了“贴牌组装一加工制造一破坏性创新”的过程。在2003年以前，深圳手机企业大多数是处于第一个层次，即贴牌组装层次，这是价值链的中下游。贴牌组装的进入，使深圳手机产业能迅速地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并在上世纪末获得了第一次高速成长。与此同时，在深圳出现了专业的EMS工厂。深圳伟创力受索尼爱立信、西门子、摩托罗拉委托，2003年产手机超过8000万部。
　　随着2G技术的成熟以及手机生命周期的缩短，手机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厂家只有依靠快速推出新机型才能维持利润，手机设计公司应运而生，深圳手机产业步入了第二层次的生产方式。这是深圳手机制造业在功能上的升级，也是在手机价值链上的一次提升。但是深圳手机企业大部分位于价值链的下游，这些位于价值链上下游的企业规模并不大，多为小型的品牌制造商和方案设计公司。尤其是，2004年，国外于机厂商运用既仃的技术垄断和重新整合后的渠道优势冲击手机市场，让国内手机厂商市场份额迅速下滑，经营日渐困难，国产手机旗手纷纷倒下，国内手机市场状况发生转折。深圳手机产业发展到这一阶段，可以看到由于在手机核心技术领域的缺陷，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和技术外溢实现高端化升级面临着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
　　
　　二、破坏性创新推动深圳手机产业升级的协同演进过程
　　
　　上个世纪上半叶，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得在其所称的“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即“透过新产品、祈市场、新产业组织，不断地破坏旧结构，创造新结构”的理论中，最早提出了“破坏性创新”的理论雏型。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R，1997)首先将技术创新与市场创新成功融合在一起，提出了“破坏性创新”理论。他认为破坏性创新是一种不连续的技术或经营模式创新，其目标是通过引入与现有产品相比尚不够好的产品和服务，来吸引低端市场上不太挑剔的消费者甚至潜在消费者或非消费者。由于技术进步速度大大超过消费者对产品性能利用的速度，随着立足于低端市场的新产品性能的不断改进，新产品会逐步向主流市场扩散，侵蚀更大的市场份额，并最终成为新的主导技术。显然，破坏性创新通过偏离主流市场用户所重视的产品属性，开发出更简单、更便利、更便宜的产品，以先占领低端市场或新市场为初始目标，再逐渐替代或部分替代主流市场，最终实现对现有技术和产业的替代。
　　改革开放以来，本土产业通过以代工方式切人全球 价值链网络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重耍环节。这种产业模式虽然使得本土企业有机会直接参与国际分工，但由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高价值两瑞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控制，长期以来本土产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技术，利润微薄，依靠发达国家技术外溢的机会逐渐减少，其发展路径可能长期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积极引入破坏性创新，将技术创新与市场策略相融合，打破行业旧有竞争规则，破坏发达国家在位企业竞争优势，以破坏性创新击败既有技术，改变技术演进轨迹，建立新的客户价值结构，从而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技术跨越，将为我国大量处于后发地位产业的升级指出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当深圳手机产业开始企图摆脱对核心技术的依附，如何以低端市场破坏提升自己在产业链中地位就成为一个急迫的问题。
　　2005年，手机芯片制造商联发科推出了一种破坏性技术一一Turn-key模式的全面解决方案。采用了这个方案后，手机制造至少省去了应用平台和各种软件两个环节，芯片、操作软件，甚至液晶显示屏、摄像头等部件都可以“一站解决”，将手机研发周期一下子缩短到3个月以内。在这种模式下，手机制造产业链在主流手机厂商中的垂直一体化分工变成了横向一体化分工，使手机制造技术门槛几乎被夷平，手机的成本大大降低。
　　这一方案的出现，使得深圳手机产业抓住了破坏性创新的机会窗口。深圳众多中小手机企业先行尝试，利用了联发科的turnkey方案芯片，大幅度降低生产成本，手机价格不到大品牌手机的1／3。深圳手机厂商发挥后发优势，将产品定位在对手机基本功能要求不高、消费者收入较低的低端市场，利用成本优势和产品快速更新的速度优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成功地对手机市场进行了低端破坏。而这一市场对于以生产高端手机的在位跨国企业来说，由于要关注主流市场的高端需要，难以投入更多的资源，因此没有吸引力。这样深圳手机在这一低端市场首先确立自己的地位，找到破坏的立足点，并根据非主流消费者对于产品基本属性和特殊属性的需求心理，制造出简单、个性、便宜、时尚、实用的破坏性产品，从而赢得这部分非主流消费群，实现了对住位者的市场侵蚀，开始了典型的低端市场破坏。很快，大屏幕、触摸手写、MP4、支持扩展卡等的深圳手机以新奇的外观、创新的功能、低廉的价格迅速占领市场。
　　深圳手机以破坏性创新释放中国二、三线低端市场巨大的需求，打破了少数主流在位企业制造的高技术神秘化和垄断局面。于是，一个新的手机产业链伴随着中国手机市场的爆炸性增长和品牌手机的式微而建立起来。结果是，2007年以来，以天宇朗通、金立集团为主的一批深圳手机厂商开始在MTK方案的支持下迅速成长为市场大鳄，并在东南亚、南亚、中东、拉丁美洲、东欧海外市场持续增长，甚至成为这些地区或国家电信运营商的主流通信终端产品。
　　从深圳手机产业的升级过程可以看到，破坏性创新推动本土产业升级的协同演化嵌入在多层次的复杂外部环境中，这些外部环境因素既包括需求环境、技术环境、制度环境等外生的选择环境，也包括知识环境、竞争环境等内生的选择环境。由于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破坏性创新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必然有一个协同的演化过程。
　　一是破坏性创新的机会识别。破坏性创新作为一项新技术被开发出来时，存在巨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在位企业、后发本土企业对此采取着不同的态度和战略。在位企业往往关注主流市场的需要，侧重于沿着已有的技术轨迹对主流市场进行维持性创新。后发本土企业则在主流市场边缘开拓出一个低端市场或新兴市场，为低价、便利的破坏性创新产品提供一个市场立足点，以此为发展平台，后发本：L企业能够获得持续改进的资源和组织保障。在此阶段，本土产业对于所处的技术环境、需求环境及制度环境等的认识十分有限，破坏性创新的知识流动、扩散和正反馈效应都处于很低的水平，破坏性创新推动本土产业升级的协同演化不明显。
　　二是破坏性创新的持续改进。破坏性创新要推动产业升级，还需经过破坏性创新的持续改进机制发挥作用。后发的本土企业住低端市场或新兴市场上获得立足点之后，他们便能够利用新市场提供的资源和反馈改进产品的性能，达到市场能够接受的标准。这一阶段，随着本土企业对破坏性创新的技术和市场学习不断深入，本土产业的破坏性创新持续改进，更符合本土市场需求特点的、更具有性能优势的破坏性创祈产品不断被开发出来，本土产业的知识存量大幅增加，破坏性创新知识不断流动、扩散和更新，技术学习的外部性、互补性和正反馈效应明显，从而带动整个产业处于不断高端化升级发展。
　　三是破坏性创新的市场选择。当破坏性创新在自己的技术轨迹上快速改进时，技术不断成熟，生产成本也将在学习曲线和规模效应作用下不断降低，破坏性产品逐渐成为被市场认可的可供选择的对象，它对原有技术和产品的替代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当破坏性创新独特的性能特征逐渐成为市场评判产品的主要标准时，竞争的基础随之改变，创新对市场的占领将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新技术对原有技术的替代与破坏就成为产业发展必然的趋势。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下，本土后发产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方面具有不同的机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以低端破坏进入主流市场，颠覆行业竞争规则，推动产业技术进步和跨越，往价值链高端转移，完成产业升级。深圳手机产业正是利用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变动过程中的机会实现了破坏性创新，但要实现完全自主创新发展的目标，成为全球价值链主导者，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通过对深圳手机产业成长的分析，本文对本土产业升级有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是在全球价值链治理变动过程中寻求技术创新的机会，这些机会可以通过破坏性创新的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价值链中本土产业抓住机遇，例如深圳手机在本世纪初跨国手机厂商利用技术和品牌优势冲击本土品牌危机中寻找到自主发展的道路。
　　二是本土产业不可能纯粹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和技术外溢实现高端化升级，只能依靠破坏性创新的产业实践提升。通过破坏性创新，以低端市场为突破口，以顾客需求为核心，将技术上的破坏性创新与市场上的商业模式创新相结合，借助于在低端市场所积累的市场优势，升级核心能力(比如产品设计、研发)，在价值链上往上转移，从低端逐步向高端推进不失为一条较好的本土产业升级可选路径。
　　三是破坏性创新推动本土产业升级仍然需要政府提供发展的公共政策。政府要制定激励破坏性创新的相关产业政策，创造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外在环境的改变和规制措施的设定来促进相关行业中本土厂商的发展。
　　
　　(责任编辑：　余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