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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的媒介影响力
在国内艺术类别中，中国电影无疑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之一，因而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国内电影产业迅速崛起，商业电影进入西方美国的主流院线，开始与其他各国展开角逐，成绩斐然。如《卧虎藏龙》雄踞美国外语片票房榜首，《英雄》占据2004年美国外语片票房榜首，加之《功夫》、《铁马骝》、《十面埋伏》等5部中国武侠大片进入1980年代以来美国外语片票房榜上的前20位。
据此，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Stanley Rosen）认为，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电影不仅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电影更受欢迎，而且，比其他外语电影具有更强的“穿透力”或“渗透力”，在美国电影院中的发行范围更加广泛，“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对国际电影市场产生影响”。而且，中国电影的这种影响力，不再是集中在单纯的导演与艺术，而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与本地资本紧密融合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既有自身的艺术因素，同时也是产业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而且，伴随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增强，跨国资本融合的深入，以及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大国崛起的前景预期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力显然是可以持续的，理所当然地成为建构国家形象的最佳媒介。
电影的文化形塑功能
除了媒介影响力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电影能够以虚构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从文化价值层面适时阐释新闻媒介中的国家形象。“葛林悟德（Davydd Greenwood）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们暗自相信的东西。”电影等叙事媒介构成的文化活动，即是运用“人们暗自相信”的东西，潜在地增强了人们对现实国家的理解、认同与自信。由于构成素材的差异，国家形象存在着实虚之分。
所谓“实”，即指新闻媒介以真实的社会信息、事件，传达出来的现实面貌、精神情态、社会秩序等等；所谓“虚”，则指电影等叙事媒介承载的那种超越日常生活，凸显理想状态的情感、价值。它以特殊的故事情境、人物命运的叙述，形成一个想象共同体，并因受众身临其境的想象性参与，更增强了对现实状况的阐释力与说服力。两者相辅相成。
然而，目前电影仅被视为一种无关痛痒的娱乐活动，无论其创作还是解读、批评都缺乏呼应国家现实状况，甚至与当下真实的社会状态毫无关联。这需要我们重视。质言之，务实的传媒实践需要电影等叙事媒介从文化层面的命名、定性。叙事媒介也应当包含丰富的现实信息，电影由此凸显出重要的文化形塑功能：它并不因“不存在”而失去价值，相反以自由的虚构空间、充沛的激隋、明确的价值理想彰显了现实的感召力量，进而生成出超越现实的可能。这种基于理想价值的电影叙事不是空洞、随意的主观虚构，而是一种生产性观念，一旦形成，会对现实形象的建构产生引导作用。
马尔库塞说得好，当文化通过电影叙事成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就质变为“生产性”的东西，在对现实的理解与重构中成为一股指导力量。从建构国家形象来说，即是恩尼斯·瑞南所说的“遗忘”原则，以现实的国家形态为基点，进行历史的追溯与文化的重认；不仅能够在追溯中修正与现实形态不适的集体记忆，主观想象地增删个人的体验与情感，以确证当下国家形象的可靠性、真实性，而且在对当下构形中，也预设、形塑、生成了未来的文化形象。这种文化的虚构，具有稳定性、统一性与连贯性，由此形成了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
从这个角度说，目前中国崛起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某种不安，正是缺少了提供阐释的文化维度，即是形而上的、文化务虚的一面。
电影如何建构国家形象？
从文化务虚的角度建构国家形象，直接面临一个困境，就是用什么文化资源来建构国家形象。目前，电影等大众媒介建构国家形象危机的现实根源在于全球消费文化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冲击。在资本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其背后所携带的具有特殊阶层的价值观、世界观在我们的大众文化中已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因此，电影用以塑造国家形象的文化素材首先应当重归、坚执本民族国家政治立场，其中，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灾难性事件、国家庆典等宏大题材不可或缺。电影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在以上题材中叙述生存危机、释放民族悲痛、激发民族自豪感，这些都有助于建构国内/国际认同的国家形象。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电影由于割裂审美认知与情感的关系，对现实的表达缺乏情感的丰富性与认知的深刻性，未能有效传播政治观念及价值，形成富有感染力的国家形象。因此，中国电影不应当满足于情感消费以及瞬间的娱乐，而应该增强对现实的认知能力，只有从自身角度认识现实状态，理解自身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才会激发更真挚、更深沉的情感，国家形象的建构才会动人，其传播也才会更久远。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必须借助产业力量。文化产业目前已成为新世纪国家振兴的支柱性产业。作为一种附加值、绿色“无污染”、性价比高的行业，文化产业理应成为国家经济腾飞的再增长点。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文化产业一方面拥有现代科技的“高复制”能力，其产品在大批量生产中迅速占领市场，因而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商品的消费对象不是其物质属性，而是精神内涵。文化商品的消费价值恰恰是观念性、概念性与想象性。因此，电影产业整合了技术性与精神性，能够有效地传播政治审美、建构国家形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高度关注政治价值在电影产业中受损的现状。概言之，在电影产业中建构国家形象的正确思路是，从艺术维度理解国家政治及身份认同，并因艺术性产生消费诉求，最后实现产业的繁荣。
综上所述，电影作为我们时代的重要媒介，其运动性、形象性、语言的渗透性等叙事形态是当下政治传播迫切需要的。可以说，它是实践“微观政治学”的最佳载体，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文化政治功能。对此，亟待我们摆脱电影仅是单纯娱乐消遣的观念，仅是一个毋庸认真对待的消费活动，我们应当把它提高到国家文化传播的高度。在这种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电影对政治价值、文化经典与集体记忆的表达，就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民族的政治情感渐次复苏、丰富、凝聚过程，由此形成了一种的国家形象。而电影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具有前所未有的价值，亟待我们去发掘、运用。
（作者来自暨南大学中文系）
在国内艺术类别中，中国电影无疑是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大众媒介之一，因而受到美国媒体的关注。新世纪以来，国内电影产业迅速崛起，商业电影进入西方美国的主流院线，开始与其他各国展开角逐，成绩斐然。如《卧虎藏龙》雄踞美国外语片票房榜首，《英雄》占据2004年美国外语片票房榜首，加之《功夫》、《铁马骝》、《十面埋伏》等5部中国武侠大片进入1980年代以来美国外语片票房榜上的前20位。
据此，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Stanley Rosen）认为，在美国市场上，中国电影不仅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电影更受欢迎，而且，比其他外语电影具有更强的“穿透力”或“渗透力”，在美国电影院中的发行范围更加广泛，“中国电影已经开始对国际电影市场产生影响”。而且，中国电影的这种影响力，不再是集中在单纯的导演与艺术，而是全球化背景下跨国资本与本地资本紧密融合的产物，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既有自身的艺术因素，同时也是产业积极参与全球化的结果，而且，伴随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增强，跨国资本融合的深入，以及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大国崛起的前景预期下，中国电影的发展及其影响力显然是可以持续的，理所当然地成为建构国家形象的最佳媒介。
电影的文化形塑功能
除了媒介影响力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电影能够以虚构的方式塑造国家形象，从文化价值层面适时阐释新闻媒介中的国家形象。“葛林悟德（Davydd Greenwood）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人们暗自相信的东西。”电影等叙事媒介构成的文化活动，即是运用“人们暗自相信”的东西，潜在地增强了人们对现实国家的理解、认同与自信。由于构成素材的差异，国家形象存在着实虚之分。
所谓“实”，即指新闻媒介以真实的社会信息、事件，传达出来的现实面貌、精神情态、社会秩序等等；所谓“虚”，则指电影等叙事媒介承载的那种超越日常生活，凸显理想状态的情感、价值。它以特殊的故事情境、人物命运的叙述，形成一个想象共同体，并因受众身临其境的想象性参与，更增强了对现实状况的阐释力与说服力。两者相辅相成。
然而，目前电影仅被视为一种无关痛痒的娱乐活动，无论其创作还是解读、批评都缺乏呼应国家现实状况，甚至与当下真实的社会状态毫无关联。这需要我们重视。质言之，务实的传媒实践需要电影等叙事媒介从文化层面的命名、定性。叙事媒介也应当包含丰富的现实信息，电影由此凸显出重要的文化形塑功能：它并不因“不存在”而失去价值，相反以自由的虚构空间、充沛的激隋、明确的价值理想彰显了现实的感召力量，进而生成出超越现实的可能。这种基于理想价值的电影叙事不是空洞、随意的主观虚构，而是一种生产性观念，一旦形成，会对现实形象的建构产生引导作用。
马尔库塞说得好，当文化通过电影叙事成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就质变为“生产性”的东西，在对现实的理解与重构中成为一股指导力量。从建构国家形象来说，即是恩尼斯·瑞南所说的“遗忘”原则，以现实的国家形态为基点，进行历史的追溯与文化的重认；不仅能够在追溯中修正与现实形态不适的集体记忆，主观想象地增删个人的体验与情感，以确证当下国家形象的可靠性、真实性，而且在对当下构形中，也预设、形塑、生成了未来的文化形象。这种文化的虚构，具有稳定性、统一性与连贯性，由此形成了富有魅力的国家形象。
从这个角度说，目前中国崛起之所以引起国际社会的某种不安，正是缺少了提供阐释的文化维度，即是形而上的、文化务虚的一面。
电影如何建构国家形象？
从文化务虚的角度建构国家形象，直接面临一个困境，就是用什么文化资源来建构国家形象。目前，电影等大众媒介建构国家形象危机的现实根源在于全球消费文化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冲击。在资本无孔不入的情况下，其背后所携带的具有特殊阶层的价值观、世界观在我们的大众文化中已形成一种话语霸权，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等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电影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因此，电影用以塑造国家形象的文化素材首先应当重归、坚执本民族国家政治立场，其中，本民族重大历史事件、灾难性事件、国家庆典等宏大题材不可或缺。电影以回溯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为契机，在以上题材中叙述生存危机、释放民族悲痛、激发民族自豪感，这些都有助于建构国内/国际认同的国家形象。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电影由于割裂审美认知与情感的关系，对现实的表达缺乏情感的丰富性与认知的深刻性，未能有效传播政治观念及价值，形成富有感染力的国家形象。因此，中国电影不应当满足于情感消费以及瞬间的娱乐，而应该增强对现实的认知能力，只有从自身角度认识现实状态，理解自身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才会激发更真挚、更深沉的情感，国家形象的建构才会动人，其传播也才会更久远。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必须借助产业力量。文化产业目前已成为新世纪国家振兴的支柱性产业。作为一种附加值、绿色“无污染”、性价比高的行业，文化产业理应成为国家经济腾飞的再增长点。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文化产业一方面拥有现代科技的“高复制”能力，其产品在大批量生产中迅速占领市场，因而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的特殊性在于商品的消费对象不是其物质属性，而是精神内涵。文化商品的消费价值恰恰是观念性、概念性与想象性。因此，电影产业整合了技术性与精神性，能够有效地传播政治审美、建构国家形象。从这个角度说，我们要高度关注政治价值在电影产业中受损的现状。概言之，在电影产业中建构国家形象的正确思路是，从艺术维度理解国家政治及身份认同，并因艺术性产生消费诉求，最后实现产业的繁荣。
综上所述，电影作为我们时代的重要媒介，其运动性、形象性、语言的渗透性等叙事形态是当下政治传播迫切需要的。可以说，它是实践“微观政治学”的最佳载体，在建构国家形象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文化政治功能。对此，亟待我们摆脱电影仅是单纯娱乐消遣的观念，仅是一个毋庸认真对待的消费活动，我们应当把它提高到国家文化传播的高度。在这种文化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中国电影对政治价值、文化经典与集体记忆的表达，就可以发现，这实际上是民族的政治情感渐次复苏、丰富、凝聚过程，由此形成了一种的国家形象。而电影产业在这一领域中具有前所未有的价值，亟待我们去发掘、运用。
（作者来自暨南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