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定历史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与此同时，失独群体的心理康复模式尚无先例可循，至今仍在摸索中。
50多岁的王晓莹（化名）永远记得2014年的一天，那天，她唯一的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王晓莹是中国百万失独父母中的一员。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
走不出中年丧子的哀痛，无处安放的暮年，往往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泥潭。从2013年起，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直面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通过心理工作坊等创新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失独父母的心理救赎之路。
“不怕死”的父母，等不到的未来
8月12日，王晓莹接受了红枫中心志愿者的入户访谈，此时距离女儿离世将近一年。心理咨询专家、志愿者们爬上一段狭窄而陡暗的楼梯，在她家门前敲门许久，门才打开。
王晓莹的短发已经花白。不大的屋子里摆放着各色洋娃娃，冰箱上贴满了一个女孩从小到大的照片。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志愿者轻声赞叹。而女主人哽咽着回答：“人家都说这两口子长得不怎么样，却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她天生有唇线，像画的一样……”
女儿的名字和“未来”同音，而死亡夺走了王晓莹最珍贵的“未来”。
2014年夏天，女儿参加一次同学聚会，聚会结束后，要打车回学校上课。一个男同学刚买了摩托车，就提出载她回校。“男孩子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牌照。”两个孩子都殒命于车祸。
王晓莹的丈夫患有白血病，住在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听说后都傻了：这么一个好孩子，天天守着爸爸，怎么就没了？”
王晓莹总在掐自己，“也不觉得疼”：“我一定是在做噩梦：丈夫得了白血病的噩梦还没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噩梦。”她常在屋里找来找去：“我在客厅，怕女儿在卧室，去了卧室又怕女儿在厨房。”她常听到敲门声，跑去开门，却再也等不到她的“未来”。
“我们遇到的很多失独父母都和她一样，失去孩子后几乎一切都被否定了，甚至失去了快乐的权利和基本的尊严。”红枫中心项目官员孙一江告诉记者。
今年7月19日，浙江杭州一对夫妇在独生女病故百日这天，双双自杀身亡。“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调查显示，60%以上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处于抑郁状态的、饮食及睡眠不好的均超过60%;有强迫症状的超过50%;有精神分裂症状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偏执的、敌对的，均超过40%;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感到自卑的高达70%。
红枫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失独父母都“不怕死”。
“对他们来说，‘还活着’都成了一件恐惧的事。他们怕生病，怕进养老院，怕上手术台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孙一江说。
孙一江解释：“多数失独父母始终处在创伤期，甚至包括孩子已去世一二十年的人，他们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自然疗愈。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又让他们感到自卑。”
心理救助：“就像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心理康复，尤其是“失独”这样重大的心理创伤的康复，第一步最为艰难。
很多志愿者吃过失独父母的闭门羹：“一说起这事我爱人就哭好几天，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不相信你们，哪有这种好事？”“我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我是这种情况，你赶紧走！”
有一次，志愿者从街道办得知，陈丽（化名）的儿子在几年前自杀身亡，丈夫也因病去世。“但我们得到的手机号一直打不通，她在街道登记的住处也被拆迁了。好不容易得知她在某医院工作，抱着希望赶去，医院又说她辞职了。就这样放弃吗？我们不死心，又辗转找到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终于，我们在这位前同事的带领下，在一片拆迁工地的断壁残垣中，找到了那间平房——她的家”。
这时，陈丽已经从能干的护士长，变成了眼神呆滞、行动和语言迟缓的中年女性。当志愿者热情地说明来意时，她的姐姐非常高兴，鼓励她要多出去参与活动，陈丽的脸上才露出了不太自信的微笑。
红枫中心采用的心理帮扶方式是对失独家庭入户访谈、工作坊、小组活动、个案咨询等一系列活动。
而“心理工作坊”这一团体咨询活动，正是让失独父母直面最大的痛处。每次活动由20-30位失独父母、1名导师、多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教参与。
担任工作坊导师的是刘凤琴。她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工作了15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为警察、教师、学生、医护工作者做过危机干预团体心理辅导，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我们运用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视角，营造了一个安全、接纳、温暖、尊重、支持的氛围，结合哀伤发展的阶段，发挥团队动力，创造积极体验，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建设性力量，帮助失独父母完成有效的哀伤，引发、构建积极的希望与信念，使心理创伤得到疗愈，生活得以重建。”刘凤琴对记者说。
这并不容易，因为她们面对的学员太特殊：60多岁的许莉（化名）独自居住。刘凤琴上门访谈时，看到她的床头放着1米长的铁棍，“她说甚至想上街打死一个人，然后自杀”。
挑战最大的环节之一是“想象孩子来自天堂的电话”。有失独母亲曾激动地尖叫：“老师，你停下来！”甚至有人突然不能动了，也有的瘫倒在地，需要队医紧急处置。许莉也曾愤怒地离席。走到门口，孙一江轻轻问：“你可以吗？”让孙一江惊讶的是，许莉想了想，说“我可以”，又回到了座位上。
“我很理解这种痛，就像是没有麻药做手术。”孙一江说，“工作坊不能抑制失独父母的哭泣和暴怒，而是要引导、释放出来。因为失独父母周围的人通常受不了反复的倾诉、哭泣，所以他们的情绪是长期受到压抑的。”
面对棘手的突发状况，红枫中心的心理专家、咨询师志愿者也有经验。在人们哭成一片的时候，刘凤琴总能保持沉稳、关爱的态度。“因为我们都受过专业训练，心理咨询师就是药引子。我们特别想从心理上帮助他们，这种心情压倒了作为普通人的难过”。
在红枫中心的帮助下，失独父母不再只是“弱势群体”，他们在逐渐恢复社交、回归社会。
失独父母心理救助，亟须政府和民间合力
在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的支持下，从2013年起，红枫妇女中心先后在北京、雅安开展了3个失独家庭心理关爱项目。
失独父母们的改变令人欣喜。有人告诉志愿者：“我回去后就去看父母了，老人很欣慰。”“从工作坊回来，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早起就想唱歌，出去锻炼，老公说你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
但限于经费和人力匮乏，红枫中心目前帮扶的失独父母仅是这个群体的“九牛一毛”。他们在腾讯公益频道发起的众筹项目“还失独父母生的希望”目前已筹足目标款项43070元，但这仅仅是面向30名失独父母进行一次工作坊的成本，对长期需要支援的庞大失独父母群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红枫中心呼吁，失独家庭的心理救助，亟须政府部门和民间形成合力。
孙一江分析，从宏观制度看，目前卫生计生系统尚缺少系统的失独群体心理康复计划，包括专项财政支持。
她指出，心理康复是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由于医院的资源有限，心理咨询机构是一支可为失独群体提供服务的重要力量。但许多城市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仅限于‘民非’机构，限制了工商注册的心理咨询机构作为社会企业服务失独群体”。
从基层来看，社区负责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有贴近失独群体的优势，是开展失独群体心理康复工作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他们面临对失独群体“不敢碰，等不来，不会做工作”等难题。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定历史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与此同时，失独群体的心理康复模式尚无先例可循，至今仍在摸索中。我们期待更多人共同携手，陪伴更多失独父母走出哀伤，开始新的生活。”孙一江说。
（《中国青年报》2015.10.14）
50多岁的王晓莹（化名）永远记得2014年的一天，那天，她唯一的女儿永远离开了她。
王晓莹是中国百万失独父母中的一员。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显示，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个，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
走不出中年丧子的哀痛，无处安放的暮年，往往让他们陷入绝望的泥潭。从2013年起，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直面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通过心理工作坊等创新方式，探索出了一条失独父母的心理救赎之路。
“不怕死”的父母，等不到的未来
8月12日，王晓莹接受了红枫中心志愿者的入户访谈，此时距离女儿离世将近一年。心理咨询专家、志愿者们爬上一段狭窄而陡暗的楼梯，在她家门前敲门许久，门才打开。
王晓莹的短发已经花白。不大的屋子里摆放着各色洋娃娃，冰箱上贴满了一个女孩从小到大的照片。
“这孩子长得真漂亮。”志愿者轻声赞叹。而女主人哽咽着回答：“人家都说这两口子长得不怎么样，却有个这么漂亮的女儿。她天生有唇线，像画的一样……”
女儿的名字和“未来”同音，而死亡夺走了王晓莹最珍贵的“未来”。
2014年夏天，女儿参加一次同学聚会，聚会结束后，要打车回学校上课。一个男同学刚买了摩托车，就提出载她回校。“男孩子没有驾驶证，摩托车也没牌照。”两个孩子都殒命于车祸。
王晓莹的丈夫患有白血病，住在医院。“所有的医生护士听说后都傻了：这么一个好孩子，天天守着爸爸，怎么就没了？”
王晓莹总在掐自己，“也不觉得疼”：“我一定是在做噩梦：丈夫得了白血病的噩梦还没醒来，又进入了另一个噩梦。”她常在屋里找来找去：“我在客厅，怕女儿在卧室，去了卧室又怕女儿在厨房。”她常听到敲门声，跑去开门，却再也等不到她的“未来”。
“我们遇到的很多失独父母都和她一样，失去孩子后几乎一切都被否定了，甚至失去了快乐的权利和基本的尊严。”红枫中心项目官员孙一江告诉记者。
今年7月19日，浙江杭州一对夫妇在独生女病故百日这天，双双自杀身亡。“悲剧的发生绝非偶然。”孙一江说。
红枫中心2014年11月至2015年2月对北京100位失独父母进行的《90项症状自评量表》调查显示，60%以上存在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处于抑郁状态的、饮食及睡眠不好的均超过60%;有强迫症状的超过50%;有精神分裂症状的、人际关系紧张的、偏执的、敌对的，均超过40%;有自杀倾向的达到38%;感到自卑的高达70%。
红枫中心在调研中发现，大多数失独父母都“不怕死”。
“对他们来说，‘还活着’都成了一件恐惧的事。他们怕生病，怕进养老院，怕上手术台找不到儿女为自己签字。”孙一江说。
孙一江解释：“多数失独父母始终处在创伤期，甚至包括孩子已去世一二十年的人，他们的心理创伤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自然疗愈。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观念，又让他们感到自卑。”
心理救助：“就像是不用麻药的手术”
心理康复，尤其是“失独”这样重大的心理创伤的康复，第一步最为艰难。
很多志愿者吃过失独父母的闭门羹：“一说起这事我爱人就哭好几天，你们不要再来了！”“我不相信你们，哪有这种好事？”“我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我是这种情况，你赶紧走！”
有一次，志愿者从街道办得知，陈丽（化名）的儿子在几年前自杀身亡，丈夫也因病去世。“但我们得到的手机号一直打不通，她在街道登记的住处也被拆迁了。好不容易得知她在某医院工作，抱着希望赶去，医院又说她辞职了。就这样放弃吗？我们不死心，又辗转找到跟她关系比较好的同事……终于，我们在这位前同事的带领下，在一片拆迁工地的断壁残垣中，找到了那间平房——她的家”。
这时，陈丽已经从能干的护士长，变成了眼神呆滞、行动和语言迟缓的中年女性。当志愿者热情地说明来意时，她的姐姐非常高兴，鼓励她要多出去参与活动，陈丽的脸上才露出了不太自信的微笑。
红枫中心采用的心理帮扶方式是对失独家庭入户访谈、工作坊、小组活动、个案咨询等一系列活动。
而“心理工作坊”这一团体咨询活动，正是让失独父母直面最大的痛处。每次活动由20-30位失独父母、1名导师、多名经过专业训练的助教参与。
担任工作坊导师的是刘凤琴。她在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科工作了15年，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为警察、教师、学生、医护工作者做过危机干预团体心理辅导，荣获中国心理卫生协会抗震救灾先进个人。 “我们运用人本主义、积极心理学的理念与视角，营造了一个安全、接纳、温暖、尊重、支持的氛围，结合哀伤发展的阶段，发挥团队动力，创造积极体验，充分挖掘人固有的、潜在的建设性力量，帮助失独父母完成有效的哀伤，引发、构建积极的希望与信念，使心理创伤得到疗愈，生活得以重建。”刘凤琴对记者说。
这并不容易，因为她们面对的学员太特殊：60多岁的许莉（化名）独自居住。刘凤琴上门访谈时，看到她的床头放着1米长的铁棍，“她说甚至想上街打死一个人，然后自杀”。
挑战最大的环节之一是“想象孩子来自天堂的电话”。有失独母亲曾激动地尖叫：“老师，你停下来！”甚至有人突然不能动了，也有的瘫倒在地，需要队医紧急处置。许莉也曾愤怒地离席。走到门口，孙一江轻轻问：“你可以吗？”让孙一江惊讶的是，许莉想了想，说“我可以”，又回到了座位上。
“我很理解这种痛，就像是没有麻药做手术。”孙一江说，“工作坊不能抑制失独父母的哭泣和暴怒，而是要引导、释放出来。因为失独父母周围的人通常受不了反复的倾诉、哭泣，所以他们的情绪是长期受到压抑的。”
面对棘手的突发状况，红枫中心的心理专家、咨询师志愿者也有经验。在人们哭成一片的时候，刘凤琴总能保持沉稳、关爱的态度。“因为我们都受过专业训练，心理咨询师就是药引子。我们特别想从心理上帮助他们，这种心情压倒了作为普通人的难过”。
在红枫中心的帮助下，失独父母不再只是“弱势群体”，他们在逐渐恢复社交、回归社会。
失独父母心理救助，亟须政府和民间合力
在北京市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市社会心理工作联合会的支持下，从2013年起，红枫妇女中心先后在北京、雅安开展了3个失独家庭心理关爱项目。
失独父母们的改变令人欣喜。有人告诉志愿者：“我回去后就去看父母了，老人很欣慰。”“从工作坊回来，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早起就想唱歌，出去锻炼，老公说你怎么好像变了一个人！”
但限于经费和人力匮乏，红枫中心目前帮扶的失独父母仅是这个群体的“九牛一毛”。他们在腾讯公益频道发起的众筹项目“还失独父母生的希望”目前已筹足目标款项43070元，但这仅仅是面向30名失独父母进行一次工作坊的成本，对长期需要支援的庞大失独父母群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
红枫中心呼吁，失独家庭的心理救助，亟须政府部门和民间形成合力。
孙一江分析，从宏观制度看，目前卫生计生系统尚缺少系统的失独群体心理康复计划，包括专项财政支持。
她指出，心理康复是专业性较强的工作。“由于医院的资源有限，心理咨询机构是一支可为失独群体提供服务的重要力量。但许多城市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仅限于‘民非’机构，限制了工商注册的心理咨询机构作为社会企业服务失独群体”。
从基层来看，社区负责计生工作的基层干部有贴近失独群体的优势，是开展失独群体心理康复工作的重要力量。但目前他们面临对失独群体“不敢碰，等不来，不会做工作”等难题。
“失独家庭是中国特定历史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需要全社会的关爱。与此同时，失独群体的心理康复模式尚无先例可循，至今仍在摸索中。我们期待更多人共同携手，陪伴更多失独父母走出哀伤，开始新的生活。”孙一江说。
（《中国青年报》201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