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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现一张二十年前的请柬。上面写着：“诚邀您于6月25日9：55时在中纪委礼堂参加《通向廉政之路》出版座谈会，敬请光临。”落款是“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市委党校和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日期是“1998年6月16日”。
《通向廉政之路》是我耗费十年心血撰写的一本专著。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与此同时，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早在1988年，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心急如焚。中国共产党有着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为什么不总结一下过去成功的历史经验，作为当前的借鉴？于是，我和姚桓教授撰写了题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的论文，发表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学习与研究》（《前线》的前身）1989年第3期上。
1989年6月极少数人利用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掀起了政治风波。事后，《学习与研究》的领导说：“你们还挺有预见性，能不能再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这一年，《学习与研究》发表了我们撰写的《党在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艰苦奋斗是六十年代初期战胜困难的巨大力量》等四篇文章。此后，我便把党的反腐倡廉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立志撰写一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的专著。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了，并吸收我参加活动。1991年7月，第一次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马文瑞会长在会上大声疾呼：当前“最大的危险，我看主要是我们内部的不正之风、腐败之风。”我参与了论文集《弘扬延安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的编辑工作，撰写的论文《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收入论文集。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了一套大型“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丛书的顾问是彭真、马文瑞，主编是杨植霖、强晓初。其中，我主编了《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一书。该书呼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艰苦创业，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1998年5月，第三次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马文瑞会长在会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好、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我参与了论文集《邓小平与延安精神》的编辑工作，撰写的论文《论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收入论文集。
《中华魂》杂志1998年第3期，刊登了我的文章《当前腐败现象初析》。
1998年6月，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指导下，我花费十年心血撰写的《通向廉政之路——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思考与现实对策》成书了，中国方正出版社同意出版。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马文瑞为我题写了书名。
前中纪委书记、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强晓初为我撰写了序言。
在此基础上，延安精神研究会协助我筹办了此次出版座谈会。参与工作的有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王海珠、办公室干部王栋臣、陈希梅、孔应高等。
由于出版座谈会举行的地点是中纪委礼堂（也是当时中纪委常委召开会议的地方），具有吸引力，新闻界的朋友纷纷出席。出版座谈会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副社长肖建国主持，除了由我介绍《通向廉政之路》写作情况外，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马文瑞、前中纪委书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强晓初、中纪委秘书长袁纯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建平、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刘阳和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常务副会长段义海等作了发言。
出席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前国家审计署署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于明涛；前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余建亭；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慕丰韵；前中办国办信访局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鉴；中办秘书局调研员、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润民；中办秘书局调研员、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仲一；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陈登才；前北京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委员会执行主任吴木等。
会后，中央电视台、北京電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对我进行了专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是与非》及《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报刊纷纷发表书评，称它“视角独特、系统性强、观点新颖、辩证分析、求真务实、对策可行。”《新华每日电讯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北京日报》、《中华魂》杂志等介绍此书。《通向廉政之路》被列为北京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推荐学习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详细介绍了该书观点。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把此书列为学员阅读重点参考书。该书首次发行5000册，以后又加印3000册。此书被评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荣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本人由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
不久前，北京市纪委的一位局级领导干部冯学会，委托他的同学、北京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李秀梅，向我借阅此书。二十年后，还有人想阅读此书，深感欣慰！
为什么出版座谈会能够获得成功？
除了《通向廉政之路》选题好，对腐败问题采取不回避的态度，大胆探索，深入剖析和用了十年时间，潜心研究，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之外，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是延安精神研究会，坚定了我把反腐倡廉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决心；是延安精神研究会，拓宽了我的研究领域，做到历史研究与现实对策有机结合。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我写作过程中，克服困难的强大动力。延安精神研究会还具体协助我成功举办了这次出版座谈会。马文瑞会长曾对我说：“书出版后，要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做点宣传”，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没有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哪有出版座谈会的成功？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老领导已离开人世，十分怀念他们！
《通向廉政之路》是我耗费十年心血撰写的一本专著。改革开放以来，整个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都上了一个大台阶。与此同时，腐败现象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早在1988年，少数干部中滋生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心急如焚。中国共产党有着清正廉洁的优良传统，为什么不总结一下过去成功的历史经验，作为当前的借鉴？于是，我和姚桓教授撰写了题为《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反腐败斗争》的论文，发表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学习与研究》（《前线》的前身）1989年第3期上。
1989年6月极少数人利用群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掀起了政治风波。事后，《学习与研究》的领导说：“你们还挺有预见性，能不能再写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这一年，《学习与研究》发表了我们撰写的《党在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艰苦奋斗是六十年代初期战胜困难的巨大力量》等四篇文章。此后，我便把党的反腐倡廉历史经验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立志撰写一部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历史经验的专著。
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了，并吸收我参加活动。1991年7月，第一次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马文瑞会长在会上大声疾呼：当前“最大的危险，我看主要是我们内部的不正之风、腐败之风。”我参与了论文集《弘扬延安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的编辑工作，撰写的论文《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延安精神》，收入论文集。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了一套大型“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丛书的顾问是彭真、马文瑞，主编是杨植霖、强晓初。其中，我主编了《毛泽东是延安精神的缔造者》一书。该书呼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艰苦创业，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消极腐败现象。”
1998年5月，第三次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北京召开。马文瑞会长在会上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好、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我参与了论文集《邓小平与延安精神》的编辑工作，撰写的论文《论邓小平反腐败思想》，收入论文集。
《中华魂》杂志1998年第3期，刊登了我的文章《当前腐败现象初析》。
1998年6月，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指导下，我花费十年心血撰写的《通向廉政之路——中国反腐败的历史思考与现实对策》成书了，中国方正出版社同意出版。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马文瑞为我题写了书名。
前中纪委书记、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强晓初为我撰写了序言。
在此基础上，延安精神研究会协助我筹办了此次出版座谈会。参与工作的有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王海珠、办公室干部王栋臣、陈希梅、孔应高等。
由于出版座谈会举行的地点是中纪委礼堂（也是当时中纪委常委召开会议的地方），具有吸引力，新闻界的朋友纷纷出席。出版座谈会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副社长肖建国主持，除了由我介绍《通向廉政之路》写作情况外，政协副主席、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马文瑞、前中纪委书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强晓初、中纪委秘书长袁纯清、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李建平、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刘阳和北京市纪检监察学会常务副会长段义海等作了发言。
出席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前国家审计署署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于明涛；前轻工业部副部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余建亭；公安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慕丰韵；前中办国办信访局长、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李鉴；中办秘书局调研员、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润民；中办秘书局调研员、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仲一；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陈登才；前北京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教授、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委员会执行主任吴木等。
会后，中央电视台、北京電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了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还对我进行了专访。《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是与非》及《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报刊纷纷发表书评，称它“视角独特、系统性强、观点新颖、辩证分析、求真务实、对策可行。”《新华每日电讯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北京日报》、《中华魂》杂志等介绍此书。《通向廉政之路》被列为北京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推荐学习书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详细介绍了该书观点。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把此书列为学员阅读重点参考书。该书首次发行5000册，以后又加印3000册。此书被评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荣获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999年，本人由副教授晋升为正教授。
不久前，北京市纪委的一位局级领导干部冯学会，委托他的同学、北京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李秀梅，向我借阅此书。二十年后，还有人想阅读此书，深感欣慰！
为什么出版座谈会能够获得成功？
除了《通向廉政之路》选题好，对腐败问题采取不回避的态度，大胆探索，深入剖析和用了十年时间，潜心研究，将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之外，与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是延安精神研究会，坚定了我把反腐倡廉作为学术研究方向的决心；是延安精神研究会，拓宽了我的研究领域，做到历史研究与现实对策有机结合。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是我写作过程中，克服困难的强大动力。延安精神研究会还具体协助我成功举办了这次出版座谈会。马文瑞会长曾对我说：“书出版后，要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做点宣传”，音容笑貌，历历在目！没有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指导和帮助，哪有出版座谈会的成功？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许多老领导已离开人世，十分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