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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兼具宇宙意识和生态眼光的俄国作家。
一个是像山一样思考并提出“土地伦理”概念的美国作家。
两颗跳动的心脏，几乎同时融进了大自然深处。
他们的心路历程，从此开始。
一
有人因为内心的孤独走向大自然，有人因为外在的喧嚣走向大自然。
普里什文不同。向往大自然，融进大自然，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
普里什文一直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看成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我们的生命都是完整的，它就是道路。”“人就是筑路者” 。他从小就系情于“园子里的绿色心脏怎样跳动” ，“土地怎样呼吸着温暖的气息”；他欣喜于寒冬过后降临俄罗斯的第一片春光，憧憬一个像鲜花盛开的草地般的远方世界；在他眼里，宇宙是由动物、植物、山水、阳光以及男人、女人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意识的形成，与他早年在克林和卢加当农艺师的经历有关。他的第一本书是《马铃薯的大田栽培和菜园栽培》。
那是沙皇的生命被结束以后盛行否定哲学的时代。复杂而残酷的现实，使久已厌倦了人世的萎琐与狰狞的普里什文将心灵“由理论转向生活”，“从革命转向自我”，从“幻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艺术。写作生活“就是为神圣的大地服务”的初衷，使他把目光投向大自然。他选择了一条背离否定哲学而对一切生命采取肯定态度的文学道路。在当局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这是革命道路与资产阶级道路之外的“第三条文学道路”。有人因此而说他“不去解决社会问题，而在泛神论中寻求庇护”。他不予理会。从第一部文学作品《飞鸟不惊的地方》开始，他坚持做一名“大地和星星的歌唱者”，视大自然为自己唯一的女神，坚持寻找和发现俄罗斯大自然与民族历史之间深刻的联系。
对大自然的爱，缘于对人类的爱；与大自然的相恋，就是与整个宇宙相恋。与他同时代的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经对他说：“当你眼前出现一条乡间小路或者一个山坡上的小村庄时，你突然想起来，似乎很久很久以前，甚至仿佛在梦中早已见到过，并且早已全身心地爱上了它。”这是对普里什文的大自然之恋、宇宙之恋的最精准、细腻和动情的描述。而他对于人世间爱情的向往，恰是整个异彩斑斓的大自然之恋、宇宙之恋中青翠欲滴的色块。
人世间的爱情，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我心爱的叶芹草》。有一次，普里什文在远行考察大自然的途中，遇到了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含蜜的叶芹草，他不由自主地勒住了马缰：“我感到痛苦……现在没有了，早已不见了。”“仿佛是青鸟在这里过了一夜，只留下些青色的羽毛罢了。”早已远去的青春和爱情，化作了眼前的叶芹草。当岁月用荒芜淹没了他头顶的时候，他感悟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存在一种真挚的爱。“像我这样的人，就可以将叶芹草一直放在心中。”“无论是恋人还是白桦林，只要有爱，就会有‘心灵’。”大自然有心灵，是因为有爱；宇宙有心灵，是因为有爱。“世界上的问题，都可以用一点点爱来解决”。
二
整个夏天，这个木屋的窗户都彻夜敞开。从不远处的树林里，犹如波浪一般涌过来夜来香和紫茉莉芬芳的气息。
植物的清香，将木层的里里外外含情脉脉地淹没。
呆在木屋里的利奥波德想起罗丹说过：“自然对艺术家是敞开的。”准确地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利奥波德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自然文学家，更是一位职业化的自然资源保护者。
为了保护自然，为了维护生态，抱定梭罗式的“我要为自然说话”的宗旨，利奥波德走向大自然。
这个由他自己在一片荒芜中重新改建起来的木屋，就是他心路历程的见证。
与俄国人普里什文有些不同，美国人利奥波德没有前者那种猎人的经历和目光。他们俩都能听懂大山、河流、森林和鸟兽的语言，都能够体悟到大自然的音乐——一首节奏感极强而又旋律优美宏阔的和声，其音符蕴含于动植物的生死之中。但后者更多注视着这音乐中滥用的不和谐音符的破坏性，更多一些关于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的理性思考。
与当时俄、美两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状况不同有关，普里什文与利奥波德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在20世纪前期的俄国，人与自然的矛盾虽然已见端倪，但还不尖锐、突出。在野鹤之乡，由湿润的大地母亲、火焰般光华四射的晚霞、闪烁不定的繁星等构成的富于魅力的画面，暂时还没有被成片的工矿、厂房高大的烟囱所破坏；流浪作家普里什文还可以兴致勃勃地徒步或乘坐车船走遍整个俄罗斯中部、北方、哈萨克斯坦和远东，所到之处大多还处于荒芜的原生状态。自19世纪末开始，特别是那个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自然被科技关进了“铁笼子”——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的“铁笼子”。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已经不像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笔下那样“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旋律”，整个大自然以至宇宙，作为生命的统一和同源而让人领悟到强烈的宇宙情感、和谐的大地的诗意。现代美国人不得不面对消费主义的出现和社会商品化的形成，不得不面对又一场内战，一场人与土地的冲突。
与普里什文一样，利奥波德从小就是家乡的密西西比河畔各种小鸟的好朋友。从耶鲁大学林学院的本科生，到美国国家森林局的林务员，他一生与大地、森林、高山、河流和各种鸟兽打交道。林务员利奥波德、生态学者利奥波德、自然文学作家利奥波德第一次挑起的也是他终身承担的担子，就是生态保护。他的生态学理论的处女作，就是一本野生动物保护手册。1933年，他又在高校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野生动物管理》。
利奥波德的愿望，既体现为一种理论，同时也体现为一种实践。他的代表作《沙乡年鉴》（一作《沙乡纪年》），正是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结晶。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在威斯康星河畔诞生了这片被称为“沙乡”的重新装点的土地。这里原是被一个私酒酿造者废弃的农场。土地因被滥用而开始沙化，整个农场呈现出一派破败的景象。利奥波德看中了它，将它买下来并将这里的唯一建筑物——由牛棚改建的打猎营地再次改建为此刻他的居所——木屋。他要赋予这片土地以新的生命：每到周末和假期，他就带领全家住进木屋，并在周围的大片土地上植树木、种花草。从此，这里成为了“躲避现代化社会的周末避难所”，成为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的天然实验室。 就在这片沙乡中的木屋里，他写下一段话作为《沙乡年鉴》的开头：“对我们这些热爱野生事物的少数人而言，看大雁比看电视重要得多，而找到一朵白头翁花的机会就如同言论自由一样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和追求，激励着利奥波德顺应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融进大自然。
《沙乡年鉴》不就是这种顺应、回归、保护、融入大自然的心灵足迹？
真是无独有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与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在结构上惊人的接近：前者分为1月至12月逐月记叙，后者分为春、夏、秋、冬逐季描写。就是这样，利奥波德把一株杂草看作一本历史书，一块旧木板的自传就是一本著作，一本奋斗史的选集，对它们倍感珍惜，呵护有加。与普里什文看法一致，在利奥波德眼里，沼泽地与鹤是一个整体，沼泽地与鹤与人是一个整体。鹤就站在被自己的历史浸透的书页上，就站在成吉思汗之前和之后的被人类的历史浸透的书页上。在漫长而危险的进化之旅中，人只是其它生物的同行者，而非主宰或中心。荒野是有灵性的，有人性的，恰如松鸡是森林、沼泽、山丘的灵魂。因此，我们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的所有行为的标准：任何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事都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人类对土地的健康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人们必须培养一种生态或环境良心。
这就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
这就是《沙乡年鉴》这部名著的主题。
三
普里什文被汇合成一片的小鸟的啁啾声吵醒了。他第一眼就看到了清晨照射在古老农舍木墙上那一束橙色的阳光。
一天的狩猎生活开始了。
这是一位特别的猎人。他有猎人的敏锐的眼光，但他更注重的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狩猎。“作为一个追逐自己心灵的猎人，我一会儿在幼嫩的云杉球果上，一会儿在松树身上，一会儿在被树荫的缝隙里射进来的阳光照亮的蕨草上，一会儿又在花团锦簇的空地上……无论在哪里，我随时都能发现和听出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声音。”他的这些话似乎不太好理解。其实，那时的俄罗斯，狩猎并未被禁止，反而被人们当作一种爱好和运动方式。与一般意义上的狩猎不同，普里什文更多的是通过狩猎亲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他的旨意，不在获取猎物，而在使自己对美好事物永远抱有希望，使自己获得快乐，获得非同一般的洞察力，获得文学创作的题材和灵感。
为此，他干脆辞去了农艺师的职务，带着一个背包、一杆猎枪和一个笔记本，步行到俄罗斯北方，开始了他与“湿润的大地母亲”亲密接触的回归之旅，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位流浪作家。
流浪在湖泊、草地、森林之中的普里什文，常常把自己看作是一棵撒满白杨种子的老树桩的生命的继续。此刻，他静静地坐在老树桩上，身旁那条泛滥着融雪之水的小溪在低声吟唱，听上去就像是鸽子们发出的咕咕声。只见一片黄叶从被高大的云杉紧紧包围的白桦树上落了下来。好奇而细心的普里什文站起身来——他想知道“这么安静的时刻，为什么树叶会落下来呢？”经过观察，他得出了结论：“蜘蛛想落到地面上，所以就把树叶摘了下来，当成了降落伞，那只小蜘蛛就是坐着这张叶子来到地面上的。”这里，有生态学家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有文学家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所有这些都被汇聚、提升为一种美的魅力。一股股由衷的对大自然的爱和敬畏的热力，从字里行间如温泉一般喷涌出来。类似的细节和片段，在他的《大自然的日历》、《林中水滴》、《大地的眼睛》、《魔术家的锁链》、《人参》等作品中你会经常遇到，并让你陶醉其间，流连忘返。
“善于通过大自然与人的思想和情绪的有机联系去认识大自然。”巴乌斯托夫斯基这句话，无疑是对普里什文的自然文学作品的个性和表现特征最准确的揭示。
在普里什文那里，“大自然的所有因素都能在人身上体现出来，只要人们愿意，就一定能和他周围存在的一切遥相呼应。”春天，他第一次闻到稠李散发出来的香味时，常常联想起童年和亲人，甚至那些唱伊戈尔远征歌谣时代的人和更久远的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时代的人。他想象那时的稠李、夜莺、各种各样的鸣禽、千奇百怪的花草，特别联想起并揣摩着与这些大自然中的生命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关于故乡感情的各种体验和感受。在森林里寻找野蘑菇，他会感觉到作家的成长犹如蘑菇的生长。朝霞漫天之际，他面对浩瀚的湖面产生一种联想：水把一切都隐藏在了自己内心之中，人也是不断在心中隐藏自己，把自己埋到了最深处。“而这深处却和一个神奇的世界相连，我们从那里取到一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水，然后又回到了我们的世界。”同样是面对水——春天的雨水，他会感到那是植物的爱情：“太阳慢慢爬上了天空，又藏到了云朵后面。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气息。这春雨之于植物，如同爱情之于人类。”他进而感叹道：“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爱情。可对植物而言，最美好的东西却是水；植物所渴望的水，有的来自地上，有的来自天上，我们渴求的爱情，也有尘世的和天上的……”思悠悠，情幽幽，心儿始终在大自然与人生之间，略带感伤地徘徊、翱翔。
这种由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紧密联系引发的心灵感应，在那篇著名的《恐怖的深渊》中被展示得极其透彻而灵动。那只不慎落到林中深渊里拼命挣扎的蝴蝶，成为了俄国散文史上的不朽的意象。蝴蝶仰面浮于水面。任它怎样挣扎，两只翅膀都像被活活钉在水上一样不能动弹。一旁，有条小梭鱼正想拿它当一顿美餐。这时，普里什文看着这蝴蝶，“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我曾无数次的脚朝天，绝望地想用自己的手脚随便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以求得自由。”想到这里，他捡起一块石头扔到蝴蝶附近的水面上，溅起的水波将蝴蝶掀了起来，送它重新飞上了空中。普里什文望着获得自由的蝴蝶缓缓飞去，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经历过苦难，所以才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如果将这段话与这位流浪作家早年曾被中学开除，后来又被单独囚禁在米塔瓦监狱，并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艰难曲折人生联系起来，坠落深渊中的蝴蝶的寓意，就更为深沉也更为显豁了。 人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是普里什文的出发点，也是他的目的地。
他以自己非凡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为世界提供了一幅又一幅宇宙是一个整体的美的画，一支又一支人与大自然是一个整体的美的歌。
四
从黎明前开始，利奥波德就蹲守在沙乡的这片沼泽地上了。
眼前，是一首从昏暗的天际跌落至三月春泥的荒野之诗。偶尔，一只主红雀或者一只花栗鼠忽闪了一下身影，眨眼就不见了。万籁俱寂。
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化身麝鼠，潜伏在沼泽深处，只露出一双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如果是夏天，他就希望打开睡莲，躲进荷花的蕊，静静地谛听芦苇嫩叶上的那一滴鸟鸣，那一滴月光失足时发出的尖叫。
终于，远处传来了大雁的呼喊。那声音有些哀伤。
一只孤雁。
后来，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写道：“在花了六年时间来统计雁群中大雁的数量之后，我和我的学生无意中对孤雁的意义有了一些新的发现。通过数学分析而不是单凭运气，我们发现雁群中大雁的数目为6只，或者是6的倍数。换句话说，一个雁群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几个家庭聚合在一起组成的，而春天的雁群或许正是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冬季猎杀中失去亲人的幸存者，正在徒然地寻找着自己的亲人。现在，我总算可以同它们一起哀悼它们的亲人，也为它们哀伤。”
一个充满人与自然之间的温暖的伦理之情的发现！
与此相似和相关的许多细微的、人情味很浓的发现，正是“土地伦理”的基础。
我觉得，应当将这段话作为利奥波德这位高尚者的墓志铭——1948年，他在帮助邻居扑灭林中大火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与普里什文相比，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以及他对于生态环境的情感中似乎多了不少显得更为焦灼的忧患感。或者说，前者的作品中，对大自然的审美感受是一种基调，后者的审美感受则往往更多与生态焦虑一起从作品中流露出来。
有一回，当比自己年轻19岁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另一位“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写出《梅肖尔地区》、《伊利因斯基深潭》等具有强烈诱惑力的自然文学作品时，普里什文曾经对他表达过这样的担忧：你写它们之前，它们是美丽的，你写了它们之后，它们会因为被更多的人发现而遭到人类干扰和破坏。类似的担心，在普里什文的作品里尚不多见。他笔下出现得最多的还是大自然之美、人与大自然之融合、人赋予大自然的一些哲理。如《人参》中对人参是生命之根的理解，对梅花鹿身上寄托的“爱”的感受；《林中水滴》里的一些将自然现象与人类艺术创作现象联系起来所进行的体验、表现和阐释，等等。
利奥波德面对的整个生态环境比普里什文所处的物理时空更加险恶，更加严峻。现代科技对生态的破坏，无形之中加重了利奥波德心理天平上焦虑一端砝码的重量。他买下的这个威斯康星河畔的贫瘠的农场，就是生态环境在人为的条件下日渐恶化的缩微标本。
他自有他见微知著的洞察力。
在这片面积为120英亩的属于自己的领地里，他让自己的目光和思想自由驰骋。七月的一天，凌晨3点30分，利奥波德带着一个咖啡壶和一个笔记本，走出自己的小木屋，开始与大自然的对话并笔录。最早亮出男高音的是原野雀，接着是知更鸟、黄莺、靛青鸟、鹪鹩……4点钟之后，松雀、鸫鸟、黄色林莺、蓝知更鸟、绿鹃、红眼雀、主红雀，全都加入了大合唱，沙乡醒来。在此之前，利奥波德已经在本子上记下了各种鸟类开始歌唱的精确时间。他还在十年的时间里，坚持记录了郊区和大学校园与偏远农场这两个不同区域内野生植物种类每年首次开花的时间和物种的数量。更趋近逻辑思维的作家利奥波德，更注重对大自然的量化认知。
观察给他带来的是更多的担心。他担心鸽子数量的减少已至灭迹：“十年之后将只有最古老的橡树会记得鸽子，而到最后将只有山丘知道鸽子曾经生活在这里。”“现在再也没有鸽子飞过了，因为鸽子没有了，有的只是不会飞翔的、坐落在这块岩石上的青铜鸽子雕像。”他担心各种生物之间数量的失衡：“如同鹿群活在对狼群的恐惧之中，大山也活在对鹿的极度恐惧之中。或许大山的恐惧还有更好的理由，因为被狼群杀死的雄鹿只需要两三年就有新的鹿取而代之，而被太多的鹿毁坏的山脉则可能几十年都无法恢复原貌。”他担心人类会因为环保意识的缺失而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几乎没有林地，也几乎没有土地私有者自愿进行林区管理、猎物管理、野花管理以及污染和水土流失的防治。如果你不相信，不妨看看加拿大草原上焚烧的秸秆，看看格兰德河冲走的肥沃的泥土……”这些热得发烫的话语，让你伸手便能触摸到了利奥波德的“生态良心”。
利奥波德的令人钦敬之处，在于他并不止于生态学的观察，也并不止于艺术学的表现，更在于在观察与表现之上，他进行了开拓性的实践，并提出了意义深远的理论。每年，他都带领家人在沙乡种植几千棵树。他要让这片被滥用的土地恢复健康，从而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隔离，建立起人与土地之间新的伦理关系。实验的结果，是完整的新生态原理与新生态环境中的土地相伴而生。在利奥波德那里，土地金字塔原理、食物链原理、野生动物道德规范，包括鸟群内部的运作原理，无一不是自然与人生的伦理链接。由上述诸般原理与规则汇聚而成的土地伦理，旨在说明“人类只是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社区中，所有成员都有其相应的位置，都是相互依赖的。”土地伦理反映出一种生态良心，又体现出每一个人对土地健康所持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注意，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里所说的土地，指的是所有地面地下和土地上空的一切，也就是指大自然。
普里什文说：“我笔下的主人公就是大地”。他实现了从自我向自然的转变。
利奥波德说：“像山一样思考”。他实现了从自我向生态的转变。
从普里什文到利奥波德，留下了人类克服工具理性的弊端，开始由经济主义、科技主义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和生态美学的心灵轨迹。
普里什文年长于利奥波德，前者生于1873年，卒于1945年；后者生于1887年，卒于1948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对大自然采取非务实的态度；他们几乎同时体认到生命的统一和同源，几乎同时感觉到大地的诗意、人与大自然的美感；他们几乎以同样的热情与执着实现了灵魂的回归——回归大自然。
有一位俄罗斯的文学史专家说，对艺术家普里什文的真正发现，还有待将来。
同样，对艺术家利奥波德的真正发现，也还有待将来。
认真想想，这种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所处的现在，就是前人所说的将来。现在，已到了须要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时候，我们真正发现普里什文和利奥波德了吗？
一个是像山一样思考并提出“土地伦理”概念的美国作家。
两颗跳动的心脏，几乎同时融进了大自然深处。
他们的心路历程，从此开始。
一
有人因为内心的孤独走向大自然，有人因为外在的喧嚣走向大自然。
普里什文不同。向往大自然，融进大自然，是他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
普里什文一直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看成一个完整的共同体。“我们的生命都是完整的，它就是道路。”“人就是筑路者” 。他从小就系情于“园子里的绿色心脏怎样跳动” ，“土地怎样呼吸着温暖的气息”；他欣喜于寒冬过后降临俄罗斯的第一片春光，憧憬一个像鲜花盛开的草地般的远方世界；在他眼里，宇宙是由动物、植物、山水、阳光以及男人、女人组成的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意识的形成，与他早年在克林和卢加当农艺师的经历有关。他的第一本书是《马铃薯的大田栽培和菜园栽培》。
那是沙皇的生命被结束以后盛行否定哲学的时代。复杂而残酷的现实，使久已厌倦了人世的萎琐与狰狞的普里什文将心灵“由理论转向生活”，“从革命转向自我”，从“幻想的马克思主义”转向艺术。写作生活“就是为神圣的大地服务”的初衷，使他把目光投向大自然。他选择了一条背离否定哲学而对一切生命采取肯定态度的文学道路。在当局的主流意识形态看来，这是革命道路与资产阶级道路之外的“第三条文学道路”。有人因此而说他“不去解决社会问题，而在泛神论中寻求庇护”。他不予理会。从第一部文学作品《飞鸟不惊的地方》开始，他坚持做一名“大地和星星的歌唱者”，视大自然为自己唯一的女神，坚持寻找和发现俄罗斯大自然与民族历史之间深刻的联系。
对大自然的爱，缘于对人类的爱；与大自然的相恋，就是与整个宇宙相恋。与他同时代的俄国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曾经对他说：“当你眼前出现一条乡间小路或者一个山坡上的小村庄时，你突然想起来，似乎很久很久以前，甚至仿佛在梦中早已见到过，并且早已全身心地爱上了它。”这是对普里什文的大自然之恋、宇宙之恋的最精准、细腻和动情的描述。而他对于人世间爱情的向往，恰是整个异彩斑斓的大自然之恋、宇宙之恋中青翠欲滴的色块。
人世间的爱情，在他的笔下变成了《我心爱的叶芹草》。有一次，普里什文在远行考察大自然的途中，遇到了一大片望不到尽头的含蜜的叶芹草，他不由自主地勒住了马缰：“我感到痛苦……现在没有了，早已不见了。”“仿佛是青鸟在这里过了一夜，只留下些青色的羽毛罢了。”早已远去的青春和爱情，化作了眼前的叶芹草。当岁月用荒芜淹没了他头顶的时候，他感悟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存在一种真挚的爱。“像我这样的人，就可以将叶芹草一直放在心中。”“无论是恋人还是白桦林，只要有爱，就会有‘心灵’。”大自然有心灵，是因为有爱；宇宙有心灵，是因为有爱。“世界上的问题，都可以用一点点爱来解决”。
二
整个夏天，这个木屋的窗户都彻夜敞开。从不远处的树林里，犹如波浪一般涌过来夜来香和紫茉莉芬芳的气息。
植物的清香，将木层的里里外外含情脉脉地淹没。
呆在木屋里的利奥波德想起罗丹说过：“自然对艺术家是敞开的。”准确地说，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利奥波德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家，一位自然文学家，更是一位职业化的自然资源保护者。
为了保护自然，为了维护生态，抱定梭罗式的“我要为自然说话”的宗旨，利奥波德走向大自然。
这个由他自己在一片荒芜中重新改建起来的木屋，就是他心路历程的见证。
与俄国人普里什文有些不同，美国人利奥波德没有前者那种猎人的经历和目光。他们俩都能听懂大山、河流、森林和鸟兽的语言，都能够体悟到大自然的音乐——一首节奏感极强而又旋律优美宏阔的和声，其音符蕴含于动植物的生死之中。但后者更多注视着这音乐中滥用的不和谐音符的破坏性，更多一些关于生态学和环境保护的理性思考。
与当时俄、美两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状况不同有关，普里什文与利奥波德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在20世纪前期的俄国，人与自然的矛盾虽然已见端倪，但还不尖锐、突出。在野鹤之乡，由湿润的大地母亲、火焰般光华四射的晚霞、闪烁不定的繁星等构成的富于魅力的画面，暂时还没有被成片的工矿、厂房高大的烟囱所破坏；流浪作家普里什文还可以兴致勃勃地徒步或乘坐车船走遍整个俄罗斯中部、北方、哈萨克斯坦和远东，所到之处大多还处于荒芜的原生状态。自19世纪末开始，特别是那个世纪的3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突飞猛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大自然被科技关进了“铁笼子”——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冷静超然、逻辑严密、等级森严、庞大无比”的“铁笼子”。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已经不像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笔下那样“每棵树都有自己的旋律”，整个大自然以至宇宙，作为生命的统一和同源而让人领悟到强烈的宇宙情感、和谐的大地的诗意。现代美国人不得不面对消费主义的出现和社会商品化的形成，不得不面对又一场内战，一场人与土地的冲突。
与普里什文一样，利奥波德从小就是家乡的密西西比河畔各种小鸟的好朋友。从耶鲁大学林学院的本科生，到美国国家森林局的林务员，他一生与大地、森林、高山、河流和各种鸟兽打交道。林务员利奥波德、生态学者利奥波德、自然文学作家利奥波德第一次挑起的也是他终身承担的担子，就是生态保护。他的生态学理论的处女作，就是一本野生动物保护手册。1933年，他又在高校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出版了专著《野生动物管理》。
利奥波德的愿望，既体现为一种理论，同时也体现为一种实践。他的代表作《沙乡年鉴》（一作《沙乡纪年》），正是他的理论与实践的结晶。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在威斯康星河畔诞生了这片被称为“沙乡”的重新装点的土地。这里原是被一个私酒酿造者废弃的农场。土地因被滥用而开始沙化，整个农场呈现出一派破败的景象。利奥波德看中了它，将它买下来并将这里的唯一建筑物——由牛棚改建的打猎营地再次改建为此刻他的居所——木屋。他要赋予这片土地以新的生命：每到周末和假期，他就带领全家住进木屋，并在周围的大片土地上植树木、种花草。从此，这里成为了“躲避现代化社会的周末避难所”，成为了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的天然实验室。 就在这片沙乡中的木屋里，他写下一段话作为《沙乡年鉴》的开头：“对我们这些热爱野生事物的少数人而言，看大雁比看电视重要得多，而找到一朵白头翁花的机会就如同言论自由一样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这样一种信念和追求，激励着利奥波德顺应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融进大自然。
《沙乡年鉴》不就是这种顺应、回归、保护、融入大自然的心灵足迹？
真是无独有偶。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与普里什文的《大自然的日历》在结构上惊人的接近：前者分为1月至12月逐月记叙，后者分为春、夏、秋、冬逐季描写。就是这样，利奥波德把一株杂草看作一本历史书，一块旧木板的自传就是一本著作，一本奋斗史的选集，对它们倍感珍惜，呵护有加。与普里什文看法一致，在利奥波德眼里，沼泽地与鹤是一个整体，沼泽地与鹤与人是一个整体。鹤就站在被自己的历史浸透的书页上，就站在成吉思汗之前和之后的被人类的历史浸透的书页上。在漫长而危险的进化之旅中，人只是其它生物的同行者，而非主宰或中心。荒野是有灵性的，有人性的，恰如松鸡是森林、沼泽、山丘的灵魂。因此，我们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伦理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人的所有行为的标准：任何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事都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人类对土地的健康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人们必须培养一种生态或环境良心。
这就是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
这就是《沙乡年鉴》这部名著的主题。
三
普里什文被汇合成一片的小鸟的啁啾声吵醒了。他第一眼就看到了清晨照射在古老农舍木墙上那一束橙色的阳光。
一天的狩猎生活开始了。
这是一位特别的猎人。他有猎人的敏锐的眼光，但他更注重的是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狩猎。“作为一个追逐自己心灵的猎人，我一会儿在幼嫩的云杉球果上，一会儿在松树身上，一会儿在被树荫的缝隙里射进来的阳光照亮的蕨草上，一会儿又在花团锦簇的空地上……无论在哪里，我随时都能发现和听出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发出来的声音。”他的这些话似乎不太好理解。其实，那时的俄罗斯，狩猎并未被禁止，反而被人们当作一种爱好和运动方式。与一般意义上的狩猎不同，普里什文更多的是通过狩猎亲近大自然，认识大自然。他的旨意，不在获取猎物，而在使自己对美好事物永远抱有希望，使自己获得快乐，获得非同一般的洞察力，获得文学创作的题材和灵感。
为此，他干脆辞去了农艺师的职务，带着一个背包、一杆猎枪和一个笔记本，步行到俄罗斯北方，开始了他与“湿润的大地母亲”亲密接触的回归之旅，成为俄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位流浪作家。
流浪在湖泊、草地、森林之中的普里什文，常常把自己看作是一棵撒满白杨种子的老树桩的生命的继续。此刻，他静静地坐在老树桩上，身旁那条泛滥着融雪之水的小溪在低声吟唱，听上去就像是鸽子们发出的咕咕声。只见一片黄叶从被高大的云杉紧紧包围的白桦树上落了下来。好奇而细心的普里什文站起身来——他想知道“这么安静的时刻，为什么树叶会落下来呢？”经过观察，他得出了结论：“蜘蛛想落到地面上，所以就把树叶摘了下来，当成了降落伞，那只小蜘蛛就是坐着这张叶子来到地面上的。”这里，有生态学家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有文学家的想象力和表现力。所有这些都被汇聚、提升为一种美的魅力。一股股由衷的对大自然的爱和敬畏的热力，从字里行间如温泉一般喷涌出来。类似的细节和片段，在他的《大自然的日历》、《林中水滴》、《大地的眼睛》、《魔术家的锁链》、《人参》等作品中你会经常遇到，并让你陶醉其间，流连忘返。
“善于通过大自然与人的思想和情绪的有机联系去认识大自然。”巴乌斯托夫斯基这句话，无疑是对普里什文的自然文学作品的个性和表现特征最准确的揭示。
在普里什文那里，“大自然的所有因素都能在人身上体现出来，只要人们愿意，就一定能和他周围存在的一切遥相呼应。”春天，他第一次闻到稠李散发出来的香味时，常常联想起童年和亲人，甚至那些唱伊戈尔远征歌谣时代的人和更久远的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时代的人。他想象那时的稠李、夜莺、各种各样的鸣禽、千奇百怪的花草，特别联想起并揣摩着与这些大自然中的生命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关于故乡感情的各种体验和感受。在森林里寻找野蘑菇，他会感觉到作家的成长犹如蘑菇的生长。朝霞漫天之际，他面对浩瀚的湖面产生一种联想：水把一切都隐藏在了自己内心之中，人也是不断在心中隐藏自己，把自己埋到了最深处。“而这深处却和一个神奇的世界相连，我们从那里取到一点化腐朽为神奇的水，然后又回到了我们的世界。”同样是面对水——春天的雨水，他会感到那是植物的爱情：“太阳慢慢爬上了天空，又藏到了云朵后面。春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带来了一股温暖的气息。这春雨之于植物，如同爱情之于人类。”他进而感叹道：“无论对人还是对动物，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爱情。可对植物而言，最美好的东西却是水；植物所渴望的水，有的来自地上，有的来自天上，我们渴求的爱情，也有尘世的和天上的……”思悠悠，情幽幽，心儿始终在大自然与人生之间，略带感伤地徘徊、翱翔。
这种由大自然与人类之间的紧密联系引发的心灵感应，在那篇著名的《恐怖的深渊》中被展示得极其透彻而灵动。那只不慎落到林中深渊里拼命挣扎的蝴蝶，成为了俄国散文史上的不朽的意象。蝴蝶仰面浮于水面。任它怎样挣扎，两只翅膀都像被活活钉在水上一样不能动弹。一旁，有条小梭鱼正想拿它当一顿美餐。这时，普里什文看着这蝴蝶，“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奋斗历程：我曾无数次的脚朝天，绝望地想用自己的手脚随便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以求得自由。”想到这里，他捡起一块石头扔到蝴蝶附近的水面上，溅起的水波将蝴蝶掀了起来，送它重新飞上了空中。普里什文望着获得自由的蝴蝶缓缓飞去，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想说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经历过苦难，所以才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如果将这段话与这位流浪作家早年曾被中学开除，后来又被单独囚禁在米塔瓦监狱，并且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艰难曲折人生联系起来，坠落深渊中的蝴蝶的寓意，就更为深沉也更为显豁了。 人与大自然的内在联系，是普里什文的出发点，也是他的目的地。
他以自己非凡的洞察力和表现力，为世界提供了一幅又一幅宇宙是一个整体的美的画，一支又一支人与大自然是一个整体的美的歌。
四
从黎明前开始，利奥波德就蹲守在沙乡的这片沼泽地上了。
眼前，是一首从昏暗的天际跌落至三月春泥的荒野之诗。偶尔，一只主红雀或者一只花栗鼠忽闪了一下身影，眨眼就不见了。万籁俱寂。
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化身麝鼠，潜伏在沼泽深处，只露出一双眼睛，观察周围的一切。如果是夏天，他就希望打开睡莲，躲进荷花的蕊，静静地谛听芦苇嫩叶上的那一滴鸟鸣，那一滴月光失足时发出的尖叫。
终于，远处传来了大雁的呼喊。那声音有些哀伤。
一只孤雁。
后来，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写道：“在花了六年时间来统计雁群中大雁的数量之后，我和我的学生无意中对孤雁的意义有了一些新的发现。通过数学分析而不是单凭运气，我们发现雁群中大雁的数目为6只，或者是6的倍数。换句话说，一个雁群就是一个家庭，或者是几个家庭聚合在一起组成的，而春天的雁群或许正是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是冬季猎杀中失去亲人的幸存者，正在徒然地寻找着自己的亲人。现在，我总算可以同它们一起哀悼它们的亲人，也为它们哀伤。”
一个充满人与自然之间的温暖的伦理之情的发现！
与此相似和相关的许多细微的、人情味很浓的发现，正是“土地伦理”的基础。
我觉得，应当将这段话作为利奥波德这位高尚者的墓志铭——1948年，他在帮助邻居扑灭林中大火时，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
与普里什文相比，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以及他对于生态环境的情感中似乎多了不少显得更为焦灼的忧患感。或者说，前者的作品中，对大自然的审美感受是一种基调，后者的审美感受则往往更多与生态焦虑一起从作品中流露出来。
有一回，当比自己年轻19岁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另一位“俄罗斯大自然的歌手”写出《梅肖尔地区》、《伊利因斯基深潭》等具有强烈诱惑力的自然文学作品时，普里什文曾经对他表达过这样的担忧：你写它们之前，它们是美丽的，你写了它们之后，它们会因为被更多的人发现而遭到人类干扰和破坏。类似的担心，在普里什文的作品里尚不多见。他笔下出现得最多的还是大自然之美、人与大自然之融合、人赋予大自然的一些哲理。如《人参》中对人参是生命之根的理解，对梅花鹿身上寄托的“爱”的感受；《林中水滴》里的一些将自然现象与人类艺术创作现象联系起来所进行的体验、表现和阐释，等等。
利奥波德面对的整个生态环境比普里什文所处的物理时空更加险恶，更加严峻。现代科技对生态的破坏，无形之中加重了利奥波德心理天平上焦虑一端砝码的重量。他买下的这个威斯康星河畔的贫瘠的农场，就是生态环境在人为的条件下日渐恶化的缩微标本。
他自有他见微知著的洞察力。
在这片面积为120英亩的属于自己的领地里，他让自己的目光和思想自由驰骋。七月的一天，凌晨3点30分，利奥波德带着一个咖啡壶和一个笔记本，走出自己的小木屋，开始与大自然的对话并笔录。最早亮出男高音的是原野雀，接着是知更鸟、黄莺、靛青鸟、鹪鹩……4点钟之后，松雀、鸫鸟、黄色林莺、蓝知更鸟、绿鹃、红眼雀、主红雀，全都加入了大合唱，沙乡醒来。在此之前，利奥波德已经在本子上记下了各种鸟类开始歌唱的精确时间。他还在十年的时间里，坚持记录了郊区和大学校园与偏远农场这两个不同区域内野生植物种类每年首次开花的时间和物种的数量。更趋近逻辑思维的作家利奥波德，更注重对大自然的量化认知。
观察给他带来的是更多的担心。他担心鸽子数量的减少已至灭迹：“十年之后将只有最古老的橡树会记得鸽子，而到最后将只有山丘知道鸽子曾经生活在这里。”“现在再也没有鸽子飞过了，因为鸽子没有了，有的只是不会飞翔的、坐落在这块岩石上的青铜鸽子雕像。”他担心各种生物之间数量的失衡：“如同鹿群活在对狼群的恐惧之中，大山也活在对鹿的极度恐惧之中。或许大山的恐惧还有更好的理由，因为被狼群杀死的雄鹿只需要两三年就有新的鹿取而代之，而被太多的鹿毁坏的山脉则可能几十年都无法恢复原貌。”他担心人类会因为环保意识的缺失而给自己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我们几乎没有林地，也几乎没有土地私有者自愿进行林区管理、猎物管理、野花管理以及污染和水土流失的防治。如果你不相信，不妨看看加拿大草原上焚烧的秸秆，看看格兰德河冲走的肥沃的泥土……”这些热得发烫的话语，让你伸手便能触摸到了利奥波德的“生态良心”。
利奥波德的令人钦敬之处，在于他并不止于生态学的观察，也并不止于艺术学的表现，更在于在观察与表现之上，他进行了开拓性的实践，并提出了意义深远的理论。每年，他都带领家人在沙乡种植几千棵树。他要让这片被滥用的土地恢复健康，从而打破人与自然之间的隔离，建立起人与土地之间新的伦理关系。实验的结果，是完整的新生态原理与新生态环境中的土地相伴而生。在利奥波德那里，土地金字塔原理、食物链原理、野生动物道德规范，包括鸟群内部的运作原理，无一不是自然与人生的伦理链接。由上述诸般原理与规则汇聚而成的土地伦理，旨在说明“人类只是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社区中，所有成员都有其相应的位置，都是相互依赖的。”土地伦理反映出一种生态良心，又体现出每一个人对土地健康所持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注意，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里所说的土地，指的是所有地面地下和土地上空的一切，也就是指大自然。
普里什文说：“我笔下的主人公就是大地”。他实现了从自我向自然的转变。
利奥波德说：“像山一样思考”。他实现了从自我向生态的转变。
从普里什文到利奥波德，留下了人类克服工具理性的弊端，开始由经济主义、科技主义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和生态美学的心灵轨迹。
普里什文年长于利奥波德，前者生于1873年，卒于1945年；后者生于1887年，卒于1948年。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不约而同对大自然采取非务实的态度；他们几乎同时体认到生命的统一和同源，几乎同时感觉到大地的诗意、人与大自然的美感；他们几乎以同样的热情与执着实现了灵魂的回归——回归大自然。
有一位俄罗斯的文学史专家说，对艺术家普里什文的真正发现，还有待将来。
同样，对艺术家利奥波德的真正发现，也还有待将来。
认真想想，这种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所处的现在，就是前人所说的将来。现在，已到了须要拯救人类、拯救地球的时候，我们真正发现普里什文和利奥波德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