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画
　　爱好后现代文学和日本文化，喜欢的城市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北京和日本东京。
　　你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候：站在或是坐在一个地方，路中央或阳台，办公桌前或课桌前，你会问：“为什么我在这儿？”它或许不清晰但真实存在。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它的难，不是解数学题解不出来的难，而是没有一个答案能使你满意。毕竟对于这样的问题，人总是挑剔的，像是挑剔自己的一生。
　　在“为什么我在这儿”之后，是“未来我在哪儿”。
　　如果这终归回到了如何描述一个人的一生的问题，不仅本人不会满意，旁人也不会满意。人不满足于机械般的复述，而总期待着在这僵化的历史中，能找出些什么，来赋予它人的特性。这便是为什么人们喜欢将“人生啊”挂在嘴边。他们不想接受无意义的过去——其实他们心底都明白，那些过去了的，意义已在时间中流逝了大半。但他们又都是追寻着意义的可怜之人。这是李敖的坦白：“人总是在失去一些以后，又着急抓住新的东西，仿佛这样，人生才不会失焦。”人终归是一种懦弱而又善于自我欺骗的生物。
　　不难发现，正因为给定意义的人不同，意义也难免不同。对于一生，过去与现今已无可评判，人们便将目光投向未来。这种“未来”可远可近，可具体可抽象，所以评判也因此而变——可乐观，可悲哀。这些评判是评判者给自己的同类留下的财富，无力评判之人借此得以慰藉，可以心安理得地维系自己的生活。这种自我欺骗是群像式的，也是无害的，是一种普天同庆的美妙结局。于是，所有人都习惯于，也不得不将那最无解的疑惑深埋于心底。
　　可以说，此般人生是成功的自我催眠。然而，问题仍旧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一个完全的答案。这就像是加缪的“荒谬的自由”，人没有找到答案却依然行走，此即荒谬。
　　是的，荒谬。这就是答案。
　　人是巨神西西弗斯的化身，重复着推石上山的活动，永无止境。人终归不是神，在这无意义的无限重复中，人无法生存，于是便开始寻找。凡人们需要关于“远方”的想象，以向神禀告：对不起，我无法如您一般伟大。西西弗斯只是听着，不会像摩西一样愤怒，他只会，继续走在推石上山的路上。
　　加缪开了一个很好的先例。有的人能够感受到，他需要承认这一种荒谬，因为这是他，是真实的。这一份荒谬是可触摸可感知的，就像脚下的土地一样。这时，他们便可以回答乌冬的那个问题：唯有时间，我不知道自己在得到它，还是失去。此时时间便被淹没于永恒的行走之中。当永恒来临，时间自会失去它的效能。
　　这种永恒的行走是对荒谬的认同，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荒谬，是有意识地进行无意识的行走。此时，远方将以纯粹的“远方”之概念出现，它囊括此世一切的“远方”，作为亘古的恒星般的存在而显身。這是人类无法理解的概念，但承认这份荒谬的人仍以它为信仰，选择启程。
　　于是，所有的人都开始了去往远方的路。可喜可贺，殊途同归。
　　然而，我总认为承认荒谬与荒谬之远方的人应该挺立胸膛，存着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因为这其实也有着意义，这意义超越凡人，同样，他们的远方也超越凡人。而至少因为这份勇敢，他们理应受到礼赞。
　　（指导老师：黄 忠）
　　创作感言：
　　关于《人从来在路上》，我自认为它是以一篇带有浓重哲学思辨性质的散文。创作它的过程同时也是思考的过程。
　　首先像一个哲学家一样审视问题，追寻生命的意义。但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年龄段的我来说过于庞大。所以我从他人处汲取灵感，回忆过往被灌输的所有“鸡汤”，这时才发现——我是被驱赶着上路的，就像是木偶戏一样，同时我身边的大部分人也是如此。我的灵魂告诉我：即便岁月限制了思考，我同样需要拥有自己的灵魂。对于这“灵魂”，在片面上我将它理解为梦想。这样便使这种困境在文学上有了定位，就是《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兰德。
　　但这时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即追寻灵魂的过程中可能的痛苦同追寻美丽目标的缥缈的冲突。这一点上加缪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从一个结果论者变为过程主义者。我想要表达一种信念：即便一切都是荒诞的，人也要不断行走，这是他唯一掌握的真实。
　　或许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加缪的致敬，但完成它的那一刻，我似乎也完成了对自己过往16年的认同。也希望，人能凭自己的意志去坚定地行走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