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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了。
我被编在三五九旅七七团。我们高唱战歌，奔赴前线，杀向战场。“激昂的延安红军，北上向南进。抗日下决心，配合我友军，胜利向前进” 成为当时最盛行的口号。
我们驰骋在敌人的心脏，转战在五台山、太行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大范围地运动，大踏步地转移，机动灵活，迂回穿插，往往出其不意偷袭敌人；奇袭据点；巧炸碉堡；伏击增援，把骄横的日本鬼子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全国人民都为我们抗日健儿大声叫好。回顾那抗战岁月的日日夜夜，我只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不停地打仗。仅1939年，我们七七团侦察大队的战斗就有42次，至于小的战斗，就像天上的星星，说得出，数不清。这里讲一个战斗故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那是在1939年寒风凛冽的冬天，我们侦察大队接到命令，随即东渡黄河，挺进到日寇盘踞的离石县柳林镇周围，侦察敌情，并和敌人展开“麻雀战”。吕梁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可攻可守，可进可溜，便于我们大显身手。我们战士分散隐蔽在各个山头，日寇搜索前进，我们瞄准鬼子，撂倒一个，赶紧撤退转移。敌人的小钢炮、迫击炮“咣当咣当”朝山上开炮，打上一阵，另一个山头又“叭”的一声枪响，撂倒一个，日寇看不见摸不着，气得“叽哩呱啦”怪吼乱叫，又是放炮，好像为击毙的鬼子吊丧似的，如此反复周旋到日落西山，黄昏时分，鬼子不得不溜回乌龟壳里躲起来。这时，老百姓就去拣弹片，一箩一箩卖给公销社，成为我们造手榴弹的好材料。
我们和群众亲如一家，每个战士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枪响，打仗，枪停，架好枪，帮助群众生产，群众很爱护我们，我们的军衣破啦，鞋烂啦，马上主动帮我们缝制。正是这种鱼水情谊，使我们长了一双“千里眼”，一对“顺风耳”。柳林镇鬼子和汉奸的一举一动，虽然我们和他们相距几十里，我们都能马上知道。因为吕梁山区千沟万壑，村与村都立在山头，隔着万丈深壑，遥遥相望，鸡犬相闻，一有敌情，一个村子的老百姓就迅速传递给另一个村子，逐村相传，报告给我们，这比打电报还快。
农历八月十三日，快过中秋节了，我们驻扎在吴家山一个二十来户的小村子里。清晨，帮助群众打扫村子，十点左右，一村传递一村，“电报”来了，吴家山对面的村子有人高喊：“鬼子出来啰！”“多少人？”我隔着大山深沟，向对面山头大声问道。“二百多个。”“往哪里去？”“郭家山。”
我们立即放下扫帚扛上枪，全队马上出发到郭家山打埋伏。我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隐蔽在郭家山的半山腰，又叫一个战士藏在山头的碉堡里，进行掩护。一袋烟功夫，鬼子穿着大皮靴，扛着太阳旗，我俗称为“膏药旗”进入山沟。我们放了两排枪，同时，山头土碉堡里的枪声也响起，顿时撂倒了好几个鬼子。鬼子队伍像黄蜂被炸了窝，懵头懵脑四处乱窜，趁鬼子惊魂未定，我们赶忙转移隐蔽，等待队长命令。敌人出其不意遭到痛击，恼羞成怒，架起炮，无数炮弹向土碉堡倾泻，把空无一人的碉堡轰得稀巴烂。我们队长眼望炮弹横飞，黄沙漫天，还以为我们班“光荣”了，急得跺脚，弓着腰跑到我们隐蔽点，见我，不安地问：“还剩下几个？”我笑着回答：“一个不少嘛！”队长十分高兴，连声说好，下令转移。
我们全队集中在一个山头，隔着一条深沟，对面山头的鬼子隐约可见。当然，他们也看见我们。鬼子先是炮轰，霎时间，炮弹像暴雨一样扫来，土都被刨去一层。甚至燃烧弹、毒气弹也使上了。在硝烟滚滚，烈火熊熊中，我们藏身在几人深的山间道路里，毫发未伤，老兵照样抽烟，讲笑话：“鬼子又给我们送手榴弹来啦！”
愚蠢的敌人倚仗人多武器好，爬下坡，又朝我们山头爬。“叽哩呱啦”向我们展开仰攻。山上悬崖峭壁，只有一条道，又窄又陡，我们把手榴弹扎成一捆一捆的形状，扔到鬼子中间，炸得鬼子血肉横飞，尸横遍野。仅我一个就扔了四十多颗手榴弹。战斗从早上打到太阳将落，敌人一次次进攻都被打垮。山间道路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
在激烈的战斗中，妇女民兵送饭来了，这是“老规矩”——枪一响，她们就主动送饭支援和慰劳我们。当时，黄河沿岸的村子，除了老人、独子，很少有男的，不是参军就是打游击去了。在村子里，妇女不是“顶半边天”，而是“顶整个天”。她们勇敢机智，冒着枪林弹雨，把最好吃的——热腾腾的馒头、又酥又甜的红薯、出名的大枣，送到战场，鼓励我们杀敌。有个年轻妇女，不幸被敌人发现，一枪射来，打伤了手臂，手中的土锅掉地，身子也摔到山沟里去了，我们以为牺牲了，事后寻找，躺在半山腰，受伤未死，我们送她去部队医院，她神志清醒，还笑盈盈地询问胜利的战况。
我們的弹药全部打完，鬼子死伤上百。队长命令我们撤退，我们冒着对面山头的机枪扫射，一个个像猴子一般灵活，轻身跳出敌人机枪扫射圈，安全返回驻地，全队六七十人，只有一个战士负轻伤。
战斗结束，群众拿着大红慰问信，抬着猪肉、白面、蔬菜等慰劳我们，上级也表扬我们。事后，据地方党组织介绍，原来，柳林镇的汉奸维持会，顽固透顶，几次写信催交公粮都不理。这一仗把他们吓破了胆，赶忙表示愿意合作，连夜派人送来公粮，还送来肥皂、手巾、布鞋、月饼等中秋慰劳品。
（四）南泥湾的生产运动
1940年，蒋介石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部署胡宗南30多万部队，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妄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冻死我们。我们没有粮，没有布，没有油，没有药品等，饥寒交迫，这困难大极了。数九寒天，漫天大雪，寒风刺骨，而我们还是穿着薄薄的军装，赤脚套一双草鞋。频繁战斗，风餐露宿，常常靠着树干或石头睡觉，裤子早就磨成大洞洞，但无法补给。贺龙师长见了，十分感动，幽默地说：“这裤子呀，大便都不要脱裤子了。我们的战士真能吃苦。”
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我们边区警卫三五九旅，从黄河边调到南泥湾，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用垦荒打破日蒋联合的经济封锁。 我们团部驻扎在金盆湾。这里原是千年沉睡、野狼出没、芳草丛生的峡谷平川，被我们开发成生机勃勃的好江南。我们烧炭、伐木、挖窑洞、锄野草、翻沃土，从总司令到普通战士，从机关干部到边区群众，都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
一天，天蒙蒙亮，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王震旅长等首长带着警卫员，谈笑风生，前来和我们一起垦荒。首长集中垦一块，警卫员集中在另一块——首长要和小伙子“赛个高低”，我们脱下军衣，挽起袖子和裤腿，一锄一锄地认真完成生产任务，干得非常起劲。
一声休息令下，警卫员见首长们个个汗流浃背，忙提起木桶去打开水，让首长解渴。朱总司令见了，走去对警卫员说：“这不成呀，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喝水，我们自己来。”说着，从警卫员手里夺过木桶，提着打开水去了。回来，朱总司令一边喝水一边对王震旅长说：“老王，今天我值这个班，明天你值班，现在，交班给你啰！”
休息时，朱老总喊开了：“欢迎警卫员唱个歌，好不好？”警卫员唱开了，接着对面别的连队唱，歌声一停，伴随着笑声，大家又干劲冲天地挖起来。
满川的垦荒战士这时的心情仿佛首长亲自率领大家冲锋陷阵似的，个个挥舞锄头，龙腾虎跃，你追我赶，荒芜的田野刹那之间就变了个样子。
开荒生产，艰苦而又繁重，可是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每个战士都制一个算盘大小的木盘，随身携带。上文化课安排在生产中的休息片刻，文化教员就给我们上课。我们在木盘里倒满沙，像筛筛子似的摇摇。木盘平整地铺满沙，我们就用棍子在上面练习写字。垦荒期间，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学会了看书、看报、写信、写总结、打报告。在南泥湾，不仅是粮食大丰收，我们的思想、军事、文化也是“大丰收”。
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就在两条战线展开战斗：开荒生产，保证“足食”；纺线织布，保证“丰衣”。为此，需要大量木纺车，旅部集中五六十个会木活的战士，在延安东关边办起木工厂，专门造纺车。我参军前是木匠，这时也被抽调到这个厂。我们连日连夜赶制纺车，还对旧纺厂进行了技术改造，使纺车费力小、转速快、产量高，而且造纺车的工效也越来越高，仅仅三四个月时间，我们就造出了3万多辆纺线车，2千多辆纺毛车。
中央首长、部队指挥员、机关干部人人都学会用纺车纺线。大家白天生产或工作，晚上每人要纺二两棉花或半斤毛线。每天薄暮时分，延安城乡，南泥湾上下，一片纺纱的“嗡嗡”声，好像刚启动引擎的轰炸机，即将展翅起飞，炸平那万恶的反动军队。
有一天，王震旅长从门外大步进来，见我在锯木头，他边脱军大衣边对我说：“老彭，来来，我跟你学手艺。”说着就跟我拉起大锯。“沙，沙，沙，沙”拉得他汗珠从额际不断渗出，还是不肯停手。警卫员来通知他有事，他才撩起军大衣披上，对我说“下次再学”，上旅部去了。当时官兵一致，共同劳动，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习以为常。
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和我们肩并肩克服困难，争取革命早日胜利，我在金盆湾参加兴建旅部大礼堂，就有两位日本友人和我们一起战斗。一位叫中岛，高大魁伟，身体结实；一位叫岗田，矮小个子，戴着一副眼镜。他们两人帮助我们设计礼堂，同时也参加干木活。建礼堂用的大梁，都是从山上砍白杨树拉下来的。一个连队，从山上连滚带拖运一根，要整整一天。有一次，山上一根大白杨树，中岛因见施工急需，想马上运回来，他自告奋勇一个抬一头，四名战士抬另一头，中岛居然把它抬了回来。日本友人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作国际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忘我劳动，努力工作，使我们深受感动。他俩和我们在金盆湾共同战斗了一年。
在毛主席領导下，经过我们艰苦奋斗，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全国著名的“陕北的好江南”。我们三五九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但自己解决吃穿用，还每年向政府缴一万公石粮食，创造古今中外任何军队从未有过的奇迹。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却陷入经济困境。陕北历来不是富足的产粮区，经过日蒋反动军队的多年抢劫糟蹋，更是寸草不生，荒野凄凉。靠掠夺度日的国民党部队从老百姓身上实在刮不出东西来了，和我们正好相反。战士们隔山嘲笑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的国民党士兵：“我们这儿有猪肉、大米饭、白馒头，没有吃的，到我们这儿来打牙祭嘛！”
1945年8月间，阳光灿烂，秋风送爽，我们三五九旅在重返战场的前夕，在金盆湾席地而坐，举行全旅指战员大会餐。朱老总、贺老总、王“胡子”等首长，漫步检阅每个连队的会餐伙食，品尝我们的丰硕果实，不断啧啧赞扬，发出自豪爽朗的笑声。会餐的丰盛菜肴，比起四年前树叶掺小米熬稀粥，真是天上地下。这次会餐，是南泥湾丰收的大检阅，也是对日展开大反攻的誓师大会。
（五）精兵简政
在南泥湾建造旅部大礼堂时，我曾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伤了腰杆。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三五九旅奔赴前线，展开对日大反攻。为了轻装上前线，迅速光复失土，旅部搞了精兵简政。我是伤员，听从党的安排，从部队复员。
精兵简政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毛主席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在我保存至今的复员证上，还有着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的署名。精兵简政对于战胜经济封锁，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革命的胜利，我愉快地领了光荣复员证，以及折合二百六十斤小米的生产补助金，和全旅复员的两千多名老弱病残战士一起，在南泥湾屯垦生产，支援前线打胜仗。
（六）回乡工作
1954年3月，我回到了阔别18年的家乡姚安，倍感亲切。不论在何岗位，做什么工作，我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好。后来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养病，调我到文化馆工作，主要负责文峰大礼堂的卫生、保卫工作。有些人不理解地对我说：“老彭，你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怎么来做清洁工，扫地守门，找组织上闹去……”我笑而不答，想起一路上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无数战友，无论做什么工作，我心里都感到幸福永存。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开始了。
我被编在三五九旅七七团。我们高唱战歌，奔赴前线，杀向战场。“激昂的延安红军，北上向南进。抗日下决心，配合我友军，胜利向前进” 成为当时最盛行的口号。
我们驰骋在敌人的心脏，转战在五台山、太行山。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遵循毛主席的战略战术思想，大范围地运动，大踏步地转移，机动灵活，迂回穿插，往往出其不意偷袭敌人；奇袭据点；巧炸碉堡；伏击增援，把骄横的日本鬼子搞得晕头转向，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全国人民都为我们抗日健儿大声叫好。回顾那抗战岁月的日日夜夜，我只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不停地打仗。仅1939年，我们七七团侦察大队的战斗就有42次，至于小的战斗，就像天上的星星，说得出，数不清。这里讲一个战斗故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那是在1939年寒风凛冽的冬天，我们侦察大队接到命令，随即东渡黄河，挺进到日寇盘踞的离石县柳林镇周围，侦察敌情，并和敌人展开“麻雀战”。吕梁山区，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可攻可守，可进可溜，便于我们大显身手。我们战士分散隐蔽在各个山头，日寇搜索前进，我们瞄准鬼子，撂倒一个，赶紧撤退转移。敌人的小钢炮、迫击炮“咣当咣当”朝山上开炮，打上一阵，另一个山头又“叭”的一声枪响，撂倒一个，日寇看不见摸不着，气得“叽哩呱啦”怪吼乱叫，又是放炮，好像为击毙的鬼子吊丧似的，如此反复周旋到日落西山，黄昏时分，鬼子不得不溜回乌龟壳里躲起来。这时，老百姓就去拣弹片，一箩一箩卖给公销社，成为我们造手榴弹的好材料。
我们和群众亲如一家，每个战士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枪响，打仗，枪停，架好枪，帮助群众生产，群众很爱护我们，我们的军衣破啦，鞋烂啦，马上主动帮我们缝制。正是这种鱼水情谊，使我们长了一双“千里眼”，一对“顺风耳”。柳林镇鬼子和汉奸的一举一动，虽然我们和他们相距几十里，我们都能马上知道。因为吕梁山区千沟万壑，村与村都立在山头，隔着万丈深壑，遥遥相望，鸡犬相闻，一有敌情，一个村子的老百姓就迅速传递给另一个村子，逐村相传，报告给我们，这比打电报还快。
农历八月十三日，快过中秋节了，我们驻扎在吴家山一个二十来户的小村子里。清晨，帮助群众打扫村子，十点左右，一村传递一村，“电报”来了，吴家山对面的村子有人高喊：“鬼子出来啰！”“多少人？”我隔着大山深沟，向对面山头大声问道。“二百多个。”“往哪里去？”“郭家山。”
我们立即放下扫帚扛上枪，全队马上出发到郭家山打埋伏。我带了一个班的战士，隐蔽在郭家山的半山腰，又叫一个战士藏在山头的碉堡里，进行掩护。一袋烟功夫，鬼子穿着大皮靴，扛着太阳旗，我俗称为“膏药旗”进入山沟。我们放了两排枪，同时，山头土碉堡里的枪声也响起，顿时撂倒了好几个鬼子。鬼子队伍像黄蜂被炸了窝，懵头懵脑四处乱窜，趁鬼子惊魂未定，我们赶忙转移隐蔽，等待队长命令。敌人出其不意遭到痛击，恼羞成怒，架起炮，无数炮弹向土碉堡倾泻，把空无一人的碉堡轰得稀巴烂。我们队长眼望炮弹横飞，黄沙漫天，还以为我们班“光荣”了，急得跺脚，弓着腰跑到我们隐蔽点，见我，不安地问：“还剩下几个？”我笑着回答：“一个不少嘛！”队长十分高兴，连声说好，下令转移。
我们全队集中在一个山头，隔着一条深沟，对面山头的鬼子隐约可见。当然，他们也看见我们。鬼子先是炮轰，霎时间，炮弹像暴雨一样扫来，土都被刨去一层。甚至燃烧弹、毒气弹也使上了。在硝烟滚滚，烈火熊熊中，我们藏身在几人深的山间道路里，毫发未伤，老兵照样抽烟，讲笑话：“鬼子又给我们送手榴弹来啦！”
愚蠢的敌人倚仗人多武器好，爬下坡，又朝我们山头爬。“叽哩呱啦”向我们展开仰攻。山上悬崖峭壁，只有一条道，又窄又陡，我们把手榴弹扎成一捆一捆的形状，扔到鬼子中间，炸得鬼子血肉横飞，尸横遍野。仅我一个就扔了四十多颗手榴弹。战斗从早上打到太阳将落，敌人一次次进攻都被打垮。山间道路上，堆满了敌人的尸体。
在激烈的战斗中，妇女民兵送饭来了，这是“老规矩”——枪一响，她们就主动送饭支援和慰劳我们。当时，黄河沿岸的村子，除了老人、独子，很少有男的，不是参军就是打游击去了。在村子里，妇女不是“顶半边天”，而是“顶整个天”。她们勇敢机智，冒着枪林弹雨，把最好吃的——热腾腾的馒头、又酥又甜的红薯、出名的大枣，送到战场，鼓励我们杀敌。有个年轻妇女，不幸被敌人发现，一枪射来，打伤了手臂，手中的土锅掉地，身子也摔到山沟里去了，我们以为牺牲了，事后寻找，躺在半山腰，受伤未死，我们送她去部队医院，她神志清醒，还笑盈盈地询问胜利的战况。
我們的弹药全部打完，鬼子死伤上百。队长命令我们撤退，我们冒着对面山头的机枪扫射，一个个像猴子一般灵活，轻身跳出敌人机枪扫射圈，安全返回驻地，全队六七十人，只有一个战士负轻伤。
战斗结束，群众拿着大红慰问信，抬着猪肉、白面、蔬菜等慰劳我们，上级也表扬我们。事后，据地方党组织介绍，原来，柳林镇的汉奸维持会，顽固透顶，几次写信催交公粮都不理。这一仗把他们吓破了胆，赶忙表示愿意合作，连夜派人送来公粮，还送来肥皂、手巾、布鞋、月饼等中秋慰劳品。
（四）南泥湾的生产运动
1940年，蒋介石政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部署胡宗南30多万部队，包围和封锁陕甘宁边区，妄想困死我们、饿死我们、冻死我们。我们没有粮，没有布，没有油，没有药品等，饥寒交迫，这困难大极了。数九寒天，漫天大雪，寒风刺骨，而我们还是穿着薄薄的军装，赤脚套一双草鞋。频繁战斗，风餐露宿，常常靠着树干或石头睡觉，裤子早就磨成大洞洞，但无法补给。贺龙师长见了，十分感动，幽默地说：“这裤子呀，大便都不要脱裤子了。我们的战士真能吃苦。”
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丰衣足食。我们边区警卫三五九旅，从黄河边调到南泥湾，劳武结合，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用垦荒打破日蒋联合的经济封锁。 我们团部驻扎在金盆湾。这里原是千年沉睡、野狼出没、芳草丛生的峡谷平川，被我们开发成生机勃勃的好江南。我们烧炭、伐木、挖窑洞、锄野草、翻沃土，从总司令到普通战士，从机关干部到边区群众，都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中。
一天，天蒙蒙亮，朱总司令、贺龙师长、王震旅长等首长带着警卫员，谈笑风生，前来和我们一起垦荒。首长集中垦一块，警卫员集中在另一块——首长要和小伙子“赛个高低”，我们脱下军衣，挽起袖子和裤腿，一锄一锄地认真完成生产任务，干得非常起劲。
一声休息令下，警卫员见首长们个个汗流浃背，忙提起木桶去打开水，让首长解渴。朱总司令见了，走去对警卫员说：“这不成呀，你们有你们的生产任务。喝水，我们自己来。”说着，从警卫员手里夺过木桶，提着打开水去了。回来，朱总司令一边喝水一边对王震旅长说：“老王，今天我值这个班，明天你值班，现在，交班给你啰！”
休息时，朱老总喊开了：“欢迎警卫员唱个歌，好不好？”警卫员唱开了，接着对面别的连队唱，歌声一停，伴随着笑声，大家又干劲冲天地挖起来。
满川的垦荒战士这时的心情仿佛首长亲自率领大家冲锋陷阵似的，个个挥舞锄头，龙腾虎跃，你追我赶，荒芜的田野刹那之间就变了个样子。
开荒生产，艰苦而又繁重，可是部队的军事训练、政治学习、文化学习仍然有条不紊地进行。我们每个战士都制一个算盘大小的木盘，随身携带。上文化课安排在生产中的休息片刻，文化教员就给我们上课。我们在木盘里倒满沙，像筛筛子似的摇摇。木盘平整地铺满沙，我们就用棍子在上面练习写字。垦荒期间，我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学会了看书、看报、写信、写总结、打报告。在南泥湾，不仅是粮食大丰收，我们的思想、军事、文化也是“大丰收”。
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就在两条战线展开战斗：开荒生产，保证“足食”；纺线织布，保证“丰衣”。为此，需要大量木纺车，旅部集中五六十个会木活的战士，在延安东关边办起木工厂，专门造纺车。我参军前是木匠，这时也被抽调到这个厂。我们连日连夜赶制纺车，还对旧纺厂进行了技术改造，使纺车费力小、转速快、产量高，而且造纺车的工效也越来越高，仅仅三四个月时间，我们就造出了3万多辆纺线车，2千多辆纺毛车。
中央首长、部队指挥员、机关干部人人都学会用纺车纺线。大家白天生产或工作，晚上每人要纺二两棉花或半斤毛线。每天薄暮时分，延安城乡，南泥湾上下，一片纺纱的“嗡嗡”声，好像刚启动引擎的轰炸机，即将展翅起飞，炸平那万恶的反动军队。
有一天，王震旅长从门外大步进来，见我在锯木头，他边脱军大衣边对我说：“老彭，来来，我跟你学手艺。”说着就跟我拉起大锯。“沙，沙，沙，沙”拉得他汗珠从额际不断渗出，还是不肯停手。警卫员来通知他有事，他才撩起军大衣披上，对我说“下次再学”，上旅部去了。当时官兵一致，共同劳动，这样的事情我们都习以为常。
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也和我们肩并肩克服困难，争取革命早日胜利，我在金盆湾参加兴建旅部大礼堂，就有两位日本友人和我们一起战斗。一位叫中岛，高大魁伟，身体结实；一位叫岗田，矮小个子，戴着一副眼镜。他们两人帮助我们设计礼堂，同时也参加干木活。建礼堂用的大梁，都是从山上砍白杨树拉下来的。一个连队，从山上连滚带拖运一根，要整整一天。有一次，山上一根大白杨树，中岛因见施工急需，想马上运回来，他自告奋勇一个抬一头，四名战士抬另一头，中岛居然把它抬了回来。日本友人把中国的革命事业当作国际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忘我劳动，努力工作，使我们深受感动。他俩和我们在金盆湾共同战斗了一年。
在毛主席領导下，经过我们艰苦奋斗，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全国著名的“陕北的好江南”。我们三五九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但自己解决吃穿用，还每年向政府缴一万公石粮食，创造古今中外任何军队从未有过的奇迹。与此同时，国民党胡宗南部却陷入经济困境。陕北历来不是富足的产粮区，经过日蒋反动军队的多年抢劫糟蹋，更是寸草不生，荒野凄凉。靠掠夺度日的国民党部队从老百姓身上实在刮不出东西来了，和我们正好相反。战士们隔山嘲笑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的国民党士兵：“我们这儿有猪肉、大米饭、白馒头，没有吃的，到我们这儿来打牙祭嘛！”
1945年8月间，阳光灿烂，秋风送爽，我们三五九旅在重返战场的前夕，在金盆湾席地而坐，举行全旅指战员大会餐。朱老总、贺老总、王“胡子”等首长，漫步检阅每个连队的会餐伙食，品尝我们的丰硕果实，不断啧啧赞扬，发出自豪爽朗的笑声。会餐的丰盛菜肴，比起四年前树叶掺小米熬稀粥，真是天上地下。这次会餐，是南泥湾丰收的大检阅，也是对日展开大反攻的誓师大会。
（五）精兵简政
在南泥湾建造旅部大礼堂时，我曾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伤了腰杆。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三五九旅奔赴前线，展开对日大反攻。为了轻装上前线，迅速光复失土，旅部搞了精兵简政。我是伤员，听从党的安排，从部队复员。
精兵简政是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毛主席说：“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在我保存至今的复员证上，还有着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的署名。精兵简政对于战胜经济封锁，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革命的胜利，我愉快地领了光荣复员证，以及折合二百六十斤小米的生产补助金，和全旅复员的两千多名老弱病残战士一起，在南泥湾屯垦生产，支援前线打胜仗。
（六）回乡工作
1954年3月，我回到了阔别18年的家乡姚安，倍感亲切。不论在何岗位，做什么工作，我都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做好。后来组织上为了照顾我养病，调我到文化馆工作，主要负责文峰大礼堂的卫生、保卫工作。有些人不理解地对我说：“老彭，你是参加长征的老红军，怎么来做清洁工，扫地守门，找组织上闹去……”我笑而不答，想起一路上在枪林弹雨中倒下的无数战友，无论做什么工作，我心里都感到幸福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