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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马是最让我感到困惑和神秘的动物之一。
记得第一次看到真马，是小时候在省城的一条麻石铺成的街上。黄昏时分，突然来了两匹高头大马，漂亮的马尾巴在落日余晖中不时甩动。马的颜色是枣红色的，抑或因霞光投射而呈红色已分不清了，也许兼而有之。我和小伙伴好奇地跑近它，闻到一股浓烈而奇特的马粪气味。这种气味与马鬃、马鼻子散发出来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野性的、狂放的、广阔的元素注入平窄的世界，瞬间改变了我对空间的印象。与其说我看见了马，不如说闻见了马。这两匹马距合工大后门的门岗不远，它们是怎么闯进来的，并留下一地马粪不得而知。
后来读穆齐尔的散文《马会笑吗》，觉得穆齐尔写得真有意思。他看见一匹矮种马，正被一个欢快的小伙子在阳光下刷洗着，它的关节处很怕痒，尤其是大腿内侧那敏感部位，每次碰到它都忍不住要大笑，它龇着牙咧着嘴，并试图用嘴巴推开那个搔它痒痒的小伙子。
但我从没见过马笑。在石雕、油画和电影上，我看到的是马的长嘶和愤怒，是掉入陷阱的悲鸣，以及排列在地宫里的亘古缄默。
B
在我生活的气候温润的沿江丘陵地带，不曾见真实的马的身姿和蹄迹。动物园也不可能将马圈入其中。而在古代，这儿曾是烈马嘶鸣、尸横遍野的战场。“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汉乐府《战城南》）。从安庆至桐城这条向北延伸的路，就是一条沙尘飞扬的重要马道。仅仅因为，沉厚的时间大幕遮断了那模糊的身影，项羽的乌骓马只能在同一片黄土的另一面奔驰，仰天长啸。我在想，由北向南侵越的凛凛马蹄声，是怎样随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起、坍塌而慢慢退回到北方，并最终消弭于无影无形？
但它们似乎又没有完全消失：那随处可见的棋摊，乃至刻在水泥桌或者泥地上的棋格，都意味着将王朝的战争无数次演历，游戏，虚化。看不见的沙尘弥漫，遮住隐秘的玄机和杀气，棋手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而马只剩下无蹄无鬃之虚像，驰过想必与这段长江相关的无水之楚河。
当然，更多的马的幻象留在了纸上、瓷上、铜上、石头上以及方块字的语链上。在隐喻或实用的意义上，我们指称着马，呓语着马，使用着“木马计”。不在而在的马，翻手为云，覆掌为雨，虚幻，诡秘，喜剧。
C
在街头或公园，静观方寸之间杀得天昏地暗，让我强烈感到世界和棋盘之间的边线正踩在我脚下。作为旁观者，我不过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界桩罢了。一片落叶固然可以飘入棋格，苍蝇可以绕飞其上，但楚汉战争的骑手早已飘逸而去，当下的棋手活在“走马”规则中，也与我咫尺千里。
但两个世界也并非没有相交的时候，至少它们在我这里遇合了。譬如，中国象棋里“马”的跳法，很容易让我想到草民的活法，曲里拐弯，跳来跳去仍在小“日”子里；而“象”对“田”地的栖居和欲望，具有浓厚的农业文化的特征；持笏或交戟之“士”只活动于宫墙之内，口必称奴才，跟太监差不多；河边之“卒”几乎凝定了所有草民的命运，说白了就是充当工具、玩偶、炮架；“车”看似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其实不见得比“卒”好到哪里去，功高盖主、出师失利、偏守一隅，皆有杀头之虞。当然，我看见更多的是卑微的“马”陷入围困，不得不揭竿而起，然后在改朝换代后被带入皇陵，成为精美的“八骏图”石雕。国际象棋亦大同小异。由此想到秦始皇的兵马俑和古罗马的赛马，又依循怎样严酷的政治法则和商业杠杆，疾驰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棋盘”中？必须正视的是，因其宏大而遁形的“棋局”，经浇铸、压模的血性之马，其灵魂被逐一“吃”掉，丢在楚河汉界的废棋篓里。
D
在历史上，因马而殃及人的事件也不少。齐景公让马夫饲养他心爱的马，那马突然暴病死了。齐景公大怒，下令肢解马夫，就是一例。因一匹马而引发战争也并非没有。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大宛国有一种汗如血珠的宝马，于是带回长安，引起轰动。此马体态匀称，肌肉结实，威武剽悍，双眼清亮，虽性情暴烈，但对主人忠贞不二，有“天马”之称。汉武帝遂派使者携带大量黄金和一匹金马，去大宛国换汗血宝马，却遭到大宛国王严辞拒绝。汉使者盛怒之下毁了金马，在回汉途中被大宛边将所杀。汉武帝大怒，遂派大军西征大宛，首战失利，再征大获全胜，大宛国被迫献出数十匹汗血宝马。
然而因一匹马而肢解一条大河，也并非海外奇谈。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了这样的例子：波斯王居鲁士，这位帝国缔造者有一匹剽悍的白马，为他立下赫赫战功。公元前539年春天，居鲁士王向亚述人宣战。当庞大的帝国军队来到凶险的格底斯河边时，将军们建议暂缓过河，但居鲁士不为所动，下令立即过河。正当人们准备船只时，那匹白马竟乘人不备脱缰而去，直奔河心，却为激流掀倒，冲到下游后便毙命。居鲁士脸色煞白。这条河竟敢夺走他心爱的白马！这匹武士之马曾经把克劳苏斯夷为平地，令希腊人闻风丧胆。他咆哮如雷，指天发咒，把扩张帝国的计划搁置一边，下令士兵挖河，整整挖了一个夏天。结果大河变浅了，但帝国军队士气全消，亚述人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工程完毕后，格底斯河变成了数百条小溪，水流迟缓，当地妇女不必提裙便可涉河而过。
战争使马的身价远在人之上，这是人被工具所灭的古典悖论之一。在专制时代，君王是见马不见人的，因为士卒的奔跑速度无法跟战马相比。至于狂人的恋马癖已非我辈所能想象。俄国诗人勃洛克则指述了另一情形。他将革命比作“三套车”，对于自己在革命后可能的遭遇，他是有预感的：“我们年复一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的那個音量迅速增大的嘈杂声，就是三套铃铛那神奇的叮叮当当声。在三套车周围是阵阵气流发出的呼啸声，而且这气流变成了风，如果这辆三套车直向我们飞驰而来，那会怎么样呢？”他认为黑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辕马那毛绒绒的前胸就在我们头上，它那重重的蹄正准备踩下。一九二一年八月，勃洛克在病痛中开枪自杀。
E
在欧洲艺术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共积累了四种表现奔马的姿态，仅一种被快镜头拍照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正是这个“正确的”画法，在罗马时期就被抛弃了。另外三种姿态是使马的四蹄向外部伸展，并分离到最大限度以呈现奔驰的力度和速度，但现代快照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这导致一场有点滑稽的论战：相信快照的人都讥讽画家，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还配画画吗？而画家们则理直气壮地指责快照技术是错误的。 其实，另外三种姿态也对。拘泥于现实并达到高度精确的艺术是再现的，也是有局限的；倘以此作为标尺，必然令艺术窒息，跟杀死一匹骏马一样。日本画家冈山应举有一幅画《马食草图》，有一位农民看后说：“这不是一匹瞎马吗？”画家争辩道：“它的眼睛可是睁开的呀。”农民说：“马吃草时是闭着眼的，它怕眼睛被草尖刺伤。”因此这幅《马食草图》成了误笔画。但我以为，冈山应举不必为此后悔，即便马吃草始终闭着眼，画家就不能让它睁开一次吗？
F
徐悲鸿的《立马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匹孤独的马。它突然停下来，然后回过头去，望着它来时的路，那细黄抖颤的乱草使人感到那一派萧瑟的秋意。据说，战马会因静立过久而受损，因此，古代将领责令下属每天拿鞭子抽打马匹。我在想，这种会被“静”伤害的生命，该是怎样一种生命呢？克尔凯郭尔说，我也有与此相同的遭遇：这些天我也活得像受了围困，为了不让自己因静坐太久而遭损，我大哭，哭累了才罢休。但画上这匹马，寓静于动，它看似黑鬃怒扬，那一声低啸使秋风变得凄厉而怆然。沉着的墨块，瘦劲的线条，浸透了天地间的苍凉以及内里的坚韧。
再细看那回望的马眼似被阴影遮住，有一种无可言说的孤独和落寞。它是在召引同伴还是若有所失？是在怀疑自己还是彷徨于无路？也许它只是被忽地猛刮的秋风惊醒，无来由地发出一阵低啸。在我看来，在这幅画的墨韵里呈现的正是一种悲剧精神。
G
加拿大画家亚历克斯·柯尔维尔在一九五四年画了一幅《火车与马》，远处的火车在铁轨上从左侧向右侧驶来，而近处的马沿着铁轨从右侧向左侧奔去。
看起来，这幅画是在人和动物之间建立强烈的对比：马的自由、完美与囿于既定轨道的火车产生了深层的激烈冲突。人类的能力总是有所突破，也就有所依附和限制。不像马完全出于自生自发。
但马的意义只在闪着工业革命寒光的铁轨上敞开着。若没有了它，马的蕴涵便无由呈现。正如不在城市的背景下，村庄的记忆便黯淡无光一样。人类的手段常常将目的逐段消灭，以至于我们发现目的并未达到，达到的只是手段而已。这当然是悖论。但当我们认识到目的的有限并关联到更大的无目的性时，我们才能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进而听见更高、更自在的世界的召唤。
H
我们早就认识斑马，但谁想过这样的问题：“斑马是长着白色条纹的黑马，还是长着黑色条纹的白马？”对进化论者而言，这不算什么新鲜的问题。他们为此毫无结果地争论了好多年。
比如基普林在《正是如此》一书中认为，斑马为躲避猎豹的袭击而藏身于树影斑驳的森林里，一部分处于阴暗中，而另一部分受到阳光照射，久而久之便长出了斑纹。英国人乔纳森·巴德认为，从那看上去好像是一些虚线、圆点和斑块的斑马身上，可以认为斑马是长着白色条纹的黑马。在他看来白色有点虚幻。这跟中国人的“虚室生白”有点相近。还有人认为，白斑吸收热量比黑斑少，从而帮助斑马建立一种温控装置以保持凉爽。问题是，自然界还有臭鼬、鸡貂、蝾螈身上都有花纹，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他看见一头骡子的腿部带有许多花纹，并断定它是斑马的后代。因此，不管怎样追究下去，我们都无法否定它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慢慢演变成的。
科学也许更看重结果。而问题的存在，有一部分是因不同的提问方式出现的。单一的、单向度甚至受指派的提问方式，只会造成精神的僵化和停滞，将真问题消灭在萌芽中。话语权力限制的正是提问的权利，包括提问的方式。
I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一篇散文中写到马：如果起大雾时经过涅瓦大街，就面临着危险：“突然在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浓雾中，现出一个灰色的马脸。这是一匹快马，脸上喷着热气，以铁路上特别快画的速度向前飞奔，马勒上都是白沫，马轭似要分离而去，缰绳拉得笔直……马车夫拼命地大喝一声，只见眼前一闪，转瞬之间又没入浓雾之中，马蹄声、乱刀剁白菜声、吆喝声又随之消失，如同一幕幻影。十足的彼得堡的幻影呵！”他感到一种快慰，“这绝不是因为逃脱了危险，而是正好因为遇到了危险。”（《小小的图景》）
在我看来，这暗示了一种与爱德华·布洛的审美距离说相反的写作态度。布洛认为，对于一个水手来说，假设海上起了大雾是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大雾预示着危险，会令水手烦躁不安。但如果抛开一切实际利害的考虑，把注意力集中在现象本身上面，这场大雾就成了赏心悦目的美景。那使水天一色的透明的薄纱，那远离尘世、陌生孤独的感觉，还有那既给人安恬，又令人感到几分恐惧的一片沉寂，这一切都使浓雾中的海变成一幅格外美的画。布洛将距离绝对化了，并当作美感的唯一源泉。这固然有一点道理，但如果以此作为写作观，极有可能将笔墨集中在自明的虚假表象上，凝聚在世代相承的风花雾月的溢美意象上，而忘却潜藏在大雾下的基本困境和存在危机。
J
“准噶尔一号”因难产而死。它是生长在中国准噶尔盆地的普氏野马，后来一部分被外国人搞走，其余的在中国绝迹。中国作为野马的故乡再也找不到它的子嗣了！20世纪80年代准噶尔野马被引进回中国圈养。我是从电视上看到“准噶尔一号”难产而死的全过程。难产的痛苦没有使这匹母马嘶鸣，一大挂肠子被挣出体外，一直拖到地面，其状惨不忍睹，肠子随时有被它踩断的危险。当地的兽医无能为力，根本接近不了它，一再声称没有麻醉枪。等到乌鲁木齐的兽医赶到时，一场用绊索实施套马的拯救行動开始了。人在野马面前是怯懦的，可笑的，见野马冲撞过来便抱头逃窜，显得笨重而滑稽。
但更可笑的，是我教过的那篇经典课文《天山景物记》。作家神奇地描绘了天山地域的“野马”：“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能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鬣鬃，那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闪着美丽的光泽。”野马在中国绝迹一个多世纪，作家竟张口胡说，我也跟着胡说，以致更多的人跟着胡说。这并非个别现象。在名噪一时的西部诗文中，“野马”不也在他们的视野里扬鬃狂奔吗？当然，“野马”可以作为虚构之物，作为意象来使用，但一味将它作为地域性风物来装点、藻绘西部，使它沦为一种“道具”，沦为一种遮挡真实进而抽空生存的布景，就显得十分拙劣和面目可憎了。 K
马镫出现的革命性意义，在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马镫未发明前，骑马作战是件不靠谱的事，因为双腿悬空缺乏支撑力，靠双腿夹住猛烈颠簸的马，同时双手揪住马鬃，方可避免从马背上摔下来。若在马上挥刀射箭，其难度更高。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实物，是在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的中国慕容鲜卑墓中发现的，而且马镫本身也经历了由单镫到双镫，由皮质、木质到铜制、铁制的演进过程。德国史学家艾克·施密茨认为：“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让他们能站立并转向不同方位，朝每个方向射箭。”
在前燕、后燕、北燕（史称“三燕”）时期，慕容鲜卑的骑兵军团堪称世界上最威猛的军事力量。“三燕”最辉煌时，势力所及除辽宁西部，還达至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和内蒙古。公元338年，后赵三十万大军进犯前燕国都大棘城，前燕皇帝慕容皝派其子慕容恪率两千轻骑，斩杀后赵三万人，余者落荒而逃。
慕容鲜卑的马镫，在四世纪初传入高句丽乃至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列岛，很快由中亚传入欧洲，不久由马镫引发的军事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公元580年，拜占庭国王提比略二世强调骑兵必须使用铁制马镫，这是马镫首次在欧洲历史文献中出现。李约瑟博士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却在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最后阶段帮助摧毁欧洲封建主义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帮助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在我看来，马和马鞍、马镫的关系，类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后者的任何良性变革，理应带来整体的质的巨大飞跃。问题是，为什么马镫和火药在欧洲引起制度性的变革，催化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而在东方却不过是强化某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力量，甚至像蒙古铁骑扫荡整个欧亚大陆，使文明倒退若干世纪。李约瑟没做进一步思考，这未免有些遗憾。
L
关于这个世界的譬喻有好多种，《圣经》将它喻为诺亚方舟，即是最著名的一种。《淮南子·原道训》则将世界喻为一辆马车：“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印度典籍《吠陀》亦如此，时间卡拉为马，载着整个生物的世界。说到底，古代哲学均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只是马车比舟船更早、更普遍而已。人类皆在同一条船上，或者同一辆马车上，谁带来灾害都不能不殃及其他，更不可能使自身免遭灾祸。
诗人斯卢茨基曾为爱伦堡朗诵过一首诗。这首诗描写一艘运输舰被水雷炸沉，连同舰上的马也一同沉没：“马儿嘶叫着沉往海底，/在沉到海底之前全部嘶叫不已。/这就是一切。可我还是可怜它们——/这些没看见陆地的枣红马儿。”在诗中，马儿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真切的史实。当然它已转化为象征。显然，那些枣红马被“运输舰”绑架了，最后连陆地也没看见就“沉入海底”。“枣红马”固然可悲可悯，但“运输舰”的可怕之处被人们充分认识了吗？
M
战国时代名家公孙龙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这一在现代人看来相互矛盾的命题却颇有意味。在原始时代，早期人类只认识个别的具体事物，对抽象的类的概念往往缺乏。从这个角度说，白马绝非一般的、类的、集合的“马”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的、独自呼吸的“这一个”，因此这个所谓诡辩，在我看来倒没有什么矛盾之处。
那么，“白马”超出“马”的“非马”之物是什么呢？“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存在主义命题，用在这里倒合适：人首先具体地生存着，存在于无法规范的特定境遇中，存在并不等同于本质，并且总是大于或错位于本质。“马”的集合概念无法规定“白马”的个类存在。“本质”之物，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一种先在的设置，一种权力的预定，一种合理但不乏缺陷的抽象教条。它意味着对个体之“白马”或“黑马”的压制和扭曲，使它们最终变成统一压模、熔铸的“马”。当然，这也是一种误读，公孙龙先生未必认可，若九泉之下有知，他不定会骑在“白马”上哈哈大笑。
责任编辑 夏 群
马是最让我感到困惑和神秘的动物之一。
记得第一次看到真马，是小时候在省城的一条麻石铺成的街上。黄昏时分，突然来了两匹高头大马，漂亮的马尾巴在落日余晖中不时甩动。马的颜色是枣红色的，抑或因霞光投射而呈红色已分不清了，也许兼而有之。我和小伙伴好奇地跑近它，闻到一股浓烈而奇特的马粪气味。这种气味与马鬃、马鼻子散发出来的气味混合在一起，野性的、狂放的、广阔的元素注入平窄的世界，瞬间改变了我对空间的印象。与其说我看见了马，不如说闻见了马。这两匹马距合工大后门的门岗不远，它们是怎么闯进来的，并留下一地马粪不得而知。
后来读穆齐尔的散文《马会笑吗》，觉得穆齐尔写得真有意思。他看见一匹矮种马，正被一个欢快的小伙子在阳光下刷洗着，它的关节处很怕痒，尤其是大腿内侧那敏感部位，每次碰到它都忍不住要大笑，它龇着牙咧着嘴，并试图用嘴巴推开那个搔它痒痒的小伙子。
但我从没见过马笑。在石雕、油画和电影上，我看到的是马的长嘶和愤怒，是掉入陷阱的悲鸣，以及排列在地宫里的亘古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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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生活的气候温润的沿江丘陵地带，不曾见真实的马的身姿和蹄迹。动物园也不可能将马圈入其中。而在古代，这儿曾是烈马嘶鸣、尸横遍野的战场。“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汉乐府《战城南》）。从安庆至桐城这条向北延伸的路，就是一条沙尘飞扬的重要马道。仅仅因为，沉厚的时间大幕遮断了那模糊的身影，项羽的乌骓马只能在同一片黄土的另一面奔驰，仰天长啸。我在想，由北向南侵越的凛凛马蹄声，是怎样随着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兴起、坍塌而慢慢退回到北方，并最终消弭于无影无形？
但它们似乎又没有完全消失：那随处可见的棋摊，乃至刻在水泥桌或者泥地上的棋格，都意味着将王朝的战争无数次演历，游戏，虚化。看不见的沙尘弥漫，遮住隐秘的玄机和杀气，棋手只剩下模糊的轮廓，而马只剩下无蹄无鬃之虚像，驰过想必与这段长江相关的无水之楚河。
当然，更多的马的幻象留在了纸上、瓷上、铜上、石头上以及方块字的语链上。在隐喻或实用的意义上，我们指称着马，呓语着马，使用着“木马计”。不在而在的马，翻手为云，覆掌为雨，虚幻，诡秘，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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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街头或公园，静观方寸之间杀得天昏地暗，让我强烈感到世界和棋盘之间的边线正踩在我脚下。作为旁观者，我不过是两个世界之间的界桩罢了。一片落叶固然可以飘入棋格，苍蝇可以绕飞其上，但楚汉战争的骑手早已飘逸而去，当下的棋手活在“走马”规则中，也与我咫尺千里。
但两个世界也并非没有相交的时候，至少它们在我这里遇合了。譬如，中国象棋里“马”的跳法，很容易让我想到草民的活法，曲里拐弯，跳来跳去仍在小“日”子里；而“象”对“田”地的栖居和欲望，具有浓厚的农业文化的特征；持笏或交戟之“士”只活动于宫墙之内，口必称奴才，跟太监差不多；河边之“卒”几乎凝定了所有草民的命运，说白了就是充当工具、玩偶、炮架；“车”看似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其实不见得比“卒”好到哪里去，功高盖主、出师失利、偏守一隅，皆有杀头之虞。当然，我看见更多的是卑微的“马”陷入围困，不得不揭竿而起，然后在改朝换代后被带入皇陵，成为精美的“八骏图”石雕。国际象棋亦大同小异。由此想到秦始皇的兵马俑和古罗马的赛马，又依循怎样严酷的政治法则和商业杠杆，疾驰在看得见或看不见的“棋盘”中？必须正视的是，因其宏大而遁形的“棋局”，经浇铸、压模的血性之马，其灵魂被逐一“吃”掉，丢在楚河汉界的废棋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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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因马而殃及人的事件也不少。齐景公让马夫饲养他心爱的马，那马突然暴病死了。齐景公大怒，下令肢解马夫，就是一例。因一匹马而引发战争也并非没有。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发现大宛国有一种汗如血珠的宝马，于是带回长安，引起轰动。此马体态匀称，肌肉结实，威武剽悍，双眼清亮，虽性情暴烈，但对主人忠贞不二，有“天马”之称。汉武帝遂派使者携带大量黄金和一匹金马，去大宛国换汗血宝马，却遭到大宛国王严辞拒绝。汉使者盛怒之下毁了金马，在回汉途中被大宛边将所杀。汉武帝大怒，遂派大军西征大宛，首战失利，再征大获全胜，大宛国被迫献出数十匹汗血宝马。
然而因一匹马而肢解一条大河，也并非海外奇谈。希罗多德的《历史》中记载了这样的例子：波斯王居鲁士，这位帝国缔造者有一匹剽悍的白马，为他立下赫赫战功。公元前539年春天，居鲁士王向亚述人宣战。当庞大的帝国军队来到凶险的格底斯河边时，将军们建议暂缓过河，但居鲁士不为所动，下令立即过河。正当人们准备船只时，那匹白马竟乘人不备脱缰而去，直奔河心，却为激流掀倒，冲到下游后便毙命。居鲁士脸色煞白。这条河竟敢夺走他心爱的白马！这匹武士之马曾经把克劳苏斯夷为平地，令希腊人闻风丧胆。他咆哮如雷，指天发咒，把扩张帝国的计划搁置一边，下令士兵挖河，整整挖了一个夏天。结果大河变浅了，但帝国军队士气全消，亚述人做好了抵抗的准备。工程完毕后，格底斯河变成了数百条小溪，水流迟缓，当地妇女不必提裙便可涉河而过。
战争使马的身价远在人之上，这是人被工具所灭的古典悖论之一。在专制时代，君王是见马不见人的，因为士卒的奔跑速度无法跟战马相比。至于狂人的恋马癖已非我辈所能想象。俄国诗人勃洛克则指述了另一情形。他将革命比作“三套车”，对于自己在革命后可能的遭遇，他是有预感的：“我们年复一年越来越清晰地听到的那個音量迅速增大的嘈杂声，就是三套铃铛那神奇的叮叮当当声。在三套车周围是阵阵气流发出的呼啸声，而且这气流变成了风，如果这辆三套车直向我们飞驰而来，那会怎么样呢？”他认为黑暗之所以产生，是因为辕马那毛绒绒的前胸就在我们头上，它那重重的蹄正准备踩下。一九二一年八月，勃洛克在病痛中开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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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艺术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共积累了四种表现奔马的姿态，仅一种被快镜头拍照证明是“正确的”。然而正是这个“正确的”画法，在罗马时期就被抛弃了。另外三种姿态是使马的四蹄向外部伸展，并分离到最大限度以呈现奔驰的力度和速度，但现代快照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这导致一场有点滑稽的论战：相信快照的人都讥讽画家，你们连这个都搞不清还配画画吗？而画家们则理直气壮地指责快照技术是错误的。 其实，另外三种姿态也对。拘泥于现实并达到高度精确的艺术是再现的，也是有局限的；倘以此作为标尺，必然令艺术窒息，跟杀死一匹骏马一样。日本画家冈山应举有一幅画《马食草图》，有一位农民看后说：“这不是一匹瞎马吗？”画家争辩道：“它的眼睛可是睁开的呀。”农民说：“马吃草时是闭着眼的，它怕眼睛被草尖刺伤。”因此这幅《马食草图》成了误笔画。但我以为，冈山应举不必为此后悔，即便马吃草始终闭着眼，画家就不能让它睁开一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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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的《立马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匹孤独的马。它突然停下来，然后回过头去，望着它来时的路，那细黄抖颤的乱草使人感到那一派萧瑟的秋意。据说，战马会因静立过久而受损，因此，古代将领责令下属每天拿鞭子抽打马匹。我在想，这种会被“静”伤害的生命，该是怎样一种生命呢？克尔凯郭尔说，我也有与此相同的遭遇：这些天我也活得像受了围困，为了不让自己因静坐太久而遭损，我大哭，哭累了才罢休。但画上这匹马，寓静于动，它看似黑鬃怒扬，那一声低啸使秋风变得凄厉而怆然。沉着的墨块，瘦劲的线条，浸透了天地间的苍凉以及内里的坚韧。
再细看那回望的马眼似被阴影遮住，有一种无可言说的孤独和落寞。它是在召引同伴还是若有所失？是在怀疑自己还是彷徨于无路？也许它只是被忽地猛刮的秋风惊醒，无来由地发出一阵低啸。在我看来，在这幅画的墨韵里呈现的正是一种悲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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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画家亚历克斯·柯尔维尔在一九五四年画了一幅《火车与马》，远处的火车在铁轨上从左侧向右侧驶来，而近处的马沿着铁轨从右侧向左侧奔去。
看起来，这幅画是在人和动物之间建立强烈的对比：马的自由、完美与囿于既定轨道的火车产生了深层的激烈冲突。人类的能力总是有所突破，也就有所依附和限制。不像马完全出于自生自发。
但马的意义只在闪着工业革命寒光的铁轨上敞开着。若没有了它，马的蕴涵便无由呈现。正如不在城市的背景下，村庄的记忆便黯淡无光一样。人类的手段常常将目的逐段消灭，以至于我们发现目的并未达到，达到的只是手段而已。这当然是悖论。但当我们认识到目的的有限并关联到更大的无目的性时，我们才能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建立必要的平衡，进而听见更高、更自在的世界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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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认识斑马，但谁想过这样的问题：“斑马是长着白色条纹的黑马，还是长着黑色条纹的白马？”对进化论者而言，这不算什么新鲜的问题。他们为此毫无结果地争论了好多年。
比如基普林在《正是如此》一书中认为，斑马为躲避猎豹的袭击而藏身于树影斑驳的森林里，一部分处于阴暗中，而另一部分受到阳光照射，久而久之便长出了斑纹。英国人乔纳森·巴德认为，从那看上去好像是一些虚线、圆点和斑块的斑马身上，可以认为斑马是长着白色条纹的黑马。在他看来白色有点虚幻。这跟中国人的“虚室生白”有点相近。还有人认为，白斑吸收热量比黑斑少，从而帮助斑马建立一种温控装置以保持凉爽。问题是，自然界还有臭鼬、鸡貂、蝾螈身上都有花纹，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他看见一头骡子的腿部带有许多花纹，并断定它是斑马的后代。因此，不管怎样追究下去，我们都无法否定它是在特定的生存环境中慢慢演变成的。
科学也许更看重结果。而问题的存在，有一部分是因不同的提问方式出现的。单一的、单向度甚至受指派的提问方式，只会造成精神的僵化和停滞，将真问题消灭在萌芽中。话语权力限制的正是提问的权利，包括提问的方式。
I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一篇散文中写到马：如果起大雾时经过涅瓦大街，就面临着危险：“突然在离你只有一步之遥的浓雾中，现出一个灰色的马脸。这是一匹快马，脸上喷着热气，以铁路上特别快画的速度向前飞奔，马勒上都是白沫，马轭似要分离而去，缰绳拉得笔直……马车夫拼命地大喝一声，只见眼前一闪，转瞬之间又没入浓雾之中，马蹄声、乱刀剁白菜声、吆喝声又随之消失，如同一幕幻影。十足的彼得堡的幻影呵！”他感到一种快慰，“这绝不是因为逃脱了危险，而是正好因为遇到了危险。”（《小小的图景》）
在我看来，这暗示了一种与爱德华·布洛的审美距离说相反的写作态度。布洛认为，对于一个水手来说，假设海上起了大雾是件极不愉快的事情，大雾预示着危险，会令水手烦躁不安。但如果抛开一切实际利害的考虑，把注意力集中在现象本身上面，这场大雾就成了赏心悦目的美景。那使水天一色的透明的薄纱，那远离尘世、陌生孤独的感觉，还有那既给人安恬，又令人感到几分恐惧的一片沉寂，这一切都使浓雾中的海变成一幅格外美的画。布洛将距离绝对化了，并当作美感的唯一源泉。这固然有一点道理，但如果以此作为写作观，极有可能将笔墨集中在自明的虚假表象上，凝聚在世代相承的风花雾月的溢美意象上，而忘却潜藏在大雾下的基本困境和存在危机。
J
“准噶尔一号”因难产而死。它是生长在中国准噶尔盆地的普氏野马，后来一部分被外国人搞走，其余的在中国绝迹。中国作为野马的故乡再也找不到它的子嗣了！20世纪80年代准噶尔野马被引进回中国圈养。我是从电视上看到“准噶尔一号”难产而死的全过程。难产的痛苦没有使这匹母马嘶鸣，一大挂肠子被挣出体外，一直拖到地面，其状惨不忍睹，肠子随时有被它踩断的危险。当地的兽医无能为力，根本接近不了它，一再声称没有麻醉枪。等到乌鲁木齐的兽医赶到时，一场用绊索实施套马的拯救行動开始了。人在野马面前是怯懦的，可笑的，见野马冲撞过来便抱头逃窜，显得笨重而滑稽。
但更可笑的，是我教过的那篇经典课文《天山景物记》。作家神奇地描绘了天山地域的“野马”：“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能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鬣鬃，那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闪着美丽的光泽。”野马在中国绝迹一个多世纪，作家竟张口胡说，我也跟着胡说，以致更多的人跟着胡说。这并非个别现象。在名噪一时的西部诗文中，“野马”不也在他们的视野里扬鬃狂奔吗？当然，“野马”可以作为虚构之物，作为意象来使用，但一味将它作为地域性风物来装点、藻绘西部，使它沦为一种“道具”，沦为一种遮挡真实进而抽空生存的布景，就显得十分拙劣和面目可憎了。 K
马镫出现的革命性意义，在今天看来有点匪夷所思。马镫未发明前，骑马作战是件不靠谱的事，因为双腿悬空缺乏支撑力，靠双腿夹住猛烈颠簸的马，同时双手揪住马鬃，方可避免从马背上摔下来。若在马上挥刀射箭，其难度更高。世界上最早的马镫实物，是在三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的中国慕容鲜卑墓中发现的，而且马镫本身也经历了由单镫到双镫，由皮质、木质到铜制、铁制的演进过程。德国史学家艾克·施密茨认为：“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让他们能站立并转向不同方位，朝每个方向射箭。”
在前燕、后燕、北燕（史称“三燕”）时期，慕容鲜卑的骑兵军团堪称世界上最威猛的军事力量。“三燕”最辉煌时，势力所及除辽宁西部，還达至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和内蒙古。公元338年，后赵三十万大军进犯前燕国都大棘城，前燕皇帝慕容皝派其子慕容恪率两千轻骑，斩杀后赵三万人，余者落荒而逃。
慕容鲜卑的马镫，在四世纪初传入高句丽乃至朝鲜半岛南部以及日本列岛，很快由中亚传入欧洲，不久由马镫引发的军事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公元580年，拜占庭国王提比略二世强调骑兵必须使用铁制马镫，这是马镫首次在欧洲历史文献中出现。李约瑟博士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却在历史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最后阶段帮助摧毁欧洲封建主义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帮助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在我看来，马和马鞍、马镫的关系，类似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后者的任何良性变革，理应带来整体的质的巨大飞跃。问题是，为什么马镫和火药在欧洲引起制度性的变革，催化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而在东方却不过是强化某个专制政权的统治力量，甚至像蒙古铁骑扫荡整个欧亚大陆，使文明倒退若干世纪。李约瑟没做进一步思考，这未免有些遗憾。
L
关于这个世界的譬喻有好多种，《圣经》将它喻为诺亚方舟，即是最著名的一种。《淮南子·原道训》则将世界喻为一辆马车：“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印度典籍《吠陀》亦如此，时间卡拉为马，载着整个生物的世界。说到底，古代哲学均将世界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只是马车比舟船更早、更普遍而已。人类皆在同一条船上，或者同一辆马车上，谁带来灾害都不能不殃及其他，更不可能使自身免遭灾祸。
诗人斯卢茨基曾为爱伦堡朗诵过一首诗。这首诗描写一艘运输舰被水雷炸沉，连同舰上的马也一同沉没：“马儿嘶叫着沉往海底，/在沉到海底之前全部嘶叫不已。/这就是一切。可我还是可怜它们——/这些没看见陆地的枣红马儿。”在诗中，马儿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真切的史实。当然它已转化为象征。显然，那些枣红马被“运输舰”绑架了，最后连陆地也没看见就“沉入海底”。“枣红马”固然可悲可悯，但“运输舰”的可怕之处被人们充分认识了吗？
M
战国时代名家公孙龙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白马非马。这一在现代人看来相互矛盾的命题却颇有意味。在原始时代，早期人类只认识个别的具体事物，对抽象的类的概念往往缺乏。从这个角度说，白马绝非一般的、类的、集合的“马”的概念，而是有血有肉的、个体的、独自呼吸的“这一个”，因此这个所谓诡辩，在我看来倒没有什么矛盾之处。
那么，“白马”超出“马”的“非马”之物是什么呢？“存在先于本质”这一存在主义命题，用在这里倒合适：人首先具体地生存着，存在于无法规范的特定境遇中，存在并不等同于本质，并且总是大于或错位于本质。“马”的集合概念无法规定“白马”的个类存在。“本质”之物，在某种意义上说，代表着一种先在的设置，一种权力的预定，一种合理但不乏缺陷的抽象教条。它意味着对个体之“白马”或“黑马”的压制和扭曲，使它们最终变成统一压模、熔铸的“马”。当然，这也是一种误读，公孙龙先生未必认可，若九泉之下有知，他不定会骑在“白马”上哈哈大笑。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