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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加速融合发展，信息已经成为一种生产要素、一种技术、一种产业，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信息势理论为科学认识和利用信息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信息势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应把握两个维度，即差别和联系的维度、势增和熵增的维度。同时，应树立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协同思维、共享思维等信息势新思维，以思维创新为先导不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的策略。
关键词：信息势;社会发展动能转化;思维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5-0070-03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發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随着信息化深入推进，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与各个领域深度融合，给经济社会带来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必须搭乘信息化的快车，重新认识并加强重视信息的重要作用，加强信息理论研究，为社会发展功能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信息化发展正处于全面普及、深度融合、加速创新、引领转型的新阶段，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培育新动能的核心力量，对各国的增长动力、经济社会运行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影响[1]。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加速发展、跨界融合的爆发期，正向生产要素领域、消费和制造领域深度扩散渗透，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不断催生出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并催生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各类新业态百舸争流、一日千里，有的发展速度和水平领跑全球，其深层的推动力在于信息势的助力。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推动着经济社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供了新动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推动新业态产生和发展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提出。培育新动能，促进新发展，需发挥好信息技术及信息的重要作用。
二、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应把握两个维度
（一）差别和联系的维度
对于社会发展功能转化而言，首先必须正视差别、尊重差别、运用差别。差别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不同发展主体。推动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是政府一方的责任，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蓬勃力量，不同主体的差异性有利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二是不同组织类型。根据治理理论的观点，治理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它以协调为基础，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要实现“善治”目标就必须尊重不同类型组织的性质特点、资源禀赋、角色功能等，注重发挥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等不同类型组织的比较优势。三是不同管理层级。无论是政府部门抑或是企业、高校等组织，主要还是采用“科层制”的管理体制。韦伯将这种“科层制组织”的主要特征描述为等级制、依法依规行事、专业分工、技术化、理性决策等，这必然涉及到管理层级的问题，处理好不同管理层级的关系是提升管理效能、保证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四是不同行业领域。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既需要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创新，也需要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化改革，通过不同领域的改革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和效率红利。五是不同价值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动能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力量能够提供最持久的动力。不同的民族文化、组织文化、价值观念都会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差别最大化”不是目标，目标是通过“联系最大化”汇聚各类资源、各方力量、各种动能，进行化合反应，产生系统合力。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必须正确把握以下几方面的联系。一是利益的联系。马克思主义重视利益分析法，马克思强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和他们的利益有关。尤其是在大力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导致“烧火棍子一头热”和“两张皮”等顽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重视利益差别，找准共同利益，协调利益分配，建立起科学的利益共享机制。利益的联系是推动协同合作、促进“联系最大化”的根本。二是目标的联系。不同行业、不同组织、不同层级，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由于社会分工和组织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发展目标的差异，要引导多方力量同向同行，关键是要找到不同目标之间的联系，建立共同的发展目标。三是人才的联系。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相对匮乏。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数据显示，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领域人才缺口2 986万，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达950万[2]。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人才供需形势严峻。因此，必须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下功夫，建立健全人才交流机制、协同育人机制，强化人才的联系，真正发挥人才最大红利。四是组织的联系。现代组织理论重视信息交流的作用，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巴纳德提出，任何组织都包含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信息的沟通等3个要素。从组织外部大系统和内部小系统两个方面来看，组织要实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推进信息交流，加强组织自身与外部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组织内部之间的联系，以保证建立起高效精准的供需关系网络。五是机制的联系。机制创新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的着力点、突破口，通过机制创新的“小切口”能够逐步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进而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亟须建立驱动机制、催化机制、沟通机制、利益机制等，而且要注重各项机制之间的联系，发挥各项机制“1+1>2”的倍增效应。 （二）势增和熵增的维度
势增和熵增的维度，是差别和联系这一维度的延伸。差别和联系的维度更加单一，而势增和熵增的维度则反应是一种系统性，体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作用机制及其后果。
势增原理的核心观点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3]，给出了开放系统信息相互作用导致势不断增长的基本机制，由此差别越来越大，联系越来越紧。差别最大是相反，联系最紧是相同。从势增定理来看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就应该跳出差别和联系二者本身，而是辩证地看待二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势增原理形成一种自运行机制，推动差别（如不同制度、不同要素、不同文化）和联系（如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问题）相互作用，实现持续增长，这也是新旧动能转化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自运行机制”是一种“理想型”，实践中的操作和运行离不开持续的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
熵增原理正好与势增原理相反，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信息熵是申农提出的一种衡量系统不确定性、稳定程度和信息量的尺度，信息熵值越大，说明系统中的数据越无序、系统越杂乱[4]。按照申农的观点，信息被定义为是用来减少（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量是指获得信息后信源信息熵的减少[5]。系统科学认为，当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时，或者由于环境对系统的不可控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紊乱，表现出有序性减弱、无序性增加，称之为系统的嫡值增加效应[6]。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减少（小）熵、增加（大）势的过程。因此，从“信息熵”和“系统熵”的观点出发，促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就是要进行调和，减少“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无序性”，增加信息量，恢复并健全系统功能，让系统变得更加“可控”、“有序”。
三、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应树立信息势思维
第一，数据思维。进入数字化时代，抑或是所称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一种技术、一种工具，更成为一种产业，“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大数据产业”等新概念、新业态、新模式已经成为世界显学。进入新时代，数据成为驱动模式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大数据（big data）是一种巨量数据集合，它具有大量（Volume）、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低价值密度（Value）和真实性（Veracity）等“5V”特征。从这一界定和主要特征来看，大数据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势”。培育新动能，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适应大数据发展新形势，借助“差别×联系”的信息势理论支撑进行思维升级和思维革命，把数据变成信息，把信息变成知识，把知识变成智慧，在个体和组织发展中形成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文化。
第二，平台思维。平台一般指供人们施展才能的舞台，或者进行某项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或条件等。从信息势视角分析，平台可以看做是扩大差别、促进联系的一个场域，它汇聚不同特长、比较优势的人才及其他资源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建立密切联系，通过信息交换、信息生产等方式共同为实现组织目标进行相互作用。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经济，海量的消费者、商家等共同构成了平台经济体，通过平台完成信息交流、需求对接、资金收付等。因此，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应不仅要重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身的应用，更应该强化并升级平台思维，既要注重搭建科研平台、人才发展平台、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等传统的平台，更要注重生态圈建设，用平台思维做乘法，快速整合资源，实现倍增效应。
第三，跨界思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并且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越来越依靠产业融合发展、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技术的交叉融合、学科的交叉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高度交叉融合等，跨界融合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进入聚变时代，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也是对势增原理“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实践证明和扩展应用。基于此，个人、组织和社会发展不再是“独居一隅”，学校也不再是“象牙塔”，行业的边界、组织的边界、学科的边界、文化的边界，各种壁垒森严的边界逐渐被打开，并建立起新的广泛的联系，产生新的信息势，催生新的发展动能。而跨界思维则是打破边界，让不同人才、不同组织、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并实现从“融入”走向“融合”，产生新动能的理念先导。
第四，协同思维。协同论认为，系统千差万别，其属性亦各不相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思维是对信息势理论中关于“联系”的应用，是合作思维的升华。随着技术的复杂性、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创新模式的融合性加剧，技术创新模式逐渐趋于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并行化、创新资源集成化和行为主体协同化[7]。创新模式已经突破传统的线性和链式模式，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的特征[8]。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的创新平台正在重组创新体系，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无缝对接。促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需在各层级、各领域强化协同思维，比如“五化协同”、“产业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等，虽然在范围、内容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但协同的目标都在于强化“联系”，融合不同发展要素，产生协同效应。随着科技与教育、经济、产业、金融、文化等各领域深度融合趋势日益明显，协同将贯穿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不仅企业主体要强化协同思维，各级政府、各高校、各科研院所和各类组织以及个体都应该树立协同思维，以适应创新模式的发展和演化。
第五，共享思维。近年来，共享经济成为我国最活跃的创新领域之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备受政府和人民关注。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29 420亿元，平台员工数为598万人，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7.6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 500万人[9]。有观点认为“共享经济的大潮已经褪去”、“共享经济已经到了下半场”，也有观点认为“狂热趋向理性，共享经济正处在加速转型期”。不管是哪种观点，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那就是共享经济利用互聯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共享个人信息，推进资源利用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为培育新动能带来了新机遇，进行了新探索，也提供了新思路。在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的实践中，应把共享思维融入到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企业变革、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中，通过成本分担、风险共担，促进信息、资源、技术、机会、经验、利益等多方面的共享，实现多赢局面。
参考文献：
[1] 怀进鹏.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N].人民日报，2016-12-21.
[2] 李玉兰.未来制造业需要何种人才[N].光明日报，2017-02-15.
[3] 李德昌，胡大白.四论系统复杂与创新的势科学机制及其应对战略[J].系统科学学报，2016，（4）.
[4] 王莉亚，张志强.基于信息熵的信息整合主题演化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2，（6）.
[5] 何西培，何坤振.信息熵辨析与熵的泛化[J].情报杂志，2006，（12）.
[6] 任佩瑜，宋勇，张莉.论管理墒、管理耗散结构与我国企业文化的重塑[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7] 解学梅，方良秀.国外协同创新研究述评与展望[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4）.
[8] 汪传雷，熊月霞，潘珊珊.协同创新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13，（18）.
[9] 关欣.2018年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和就业保持较快增长[N].经济参考报，2019-03-04.
关键词：信息势;社会发展动能转化;思维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5-0070-03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發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随着信息化深入推进，尤其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发展、与各个领域深度融合，给经济社会带来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发展，必须搭乘信息化的快车，重新认识并加强重视信息的重要作用，加强信息理论研究，为社会发展功能转化提供有力支撑。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信息化发展正处于全面普及、深度融合、加速创新、引领转型的新阶段，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主导力量、培育新动能的核心力量，对各国的增长动力、经济社会运行和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根本性、全局性影响[1]。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进入加速发展、跨界融合的爆发期，正向生产要素领域、消费和制造领域深度扩散渗透，推动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不断催生出数据等新生产要素，并催生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各类新业态百舸争流、一日千里，有的发展速度和水平领跑全球，其深层的推动力在于信息势的助力。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推动着经济社会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供了新动能。信息技术革命成为推动新业态产生和发展的三大重要因素之一，信息成为一种重要资源、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在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日益提出。培育新动能，促进新发展，需发挥好信息技术及信息的重要作用。
二、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应把握两个维度
（一）差别和联系的维度
对于社会发展功能转化而言，首先必须正视差别、尊重差别、运用差别。差别主要来源于以下方面。一是不同发展主体。推动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是政府一方的责任，而是全社会共同的使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了社会发展的蓬勃力量，不同主体的差异性有利于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二是不同组织类型。根据治理理论的观点，治理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它以协调为基础，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要实现“善治”目标就必须尊重不同类型组织的性质特点、资源禀赋、角色功能等，注重发挥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等不同类型组织的比较优势。三是不同管理层级。无论是政府部门抑或是企业、高校等组织，主要还是采用“科层制”的管理体制。韦伯将这种“科层制组织”的主要特征描述为等级制、依法依规行事、专业分工、技术化、理性决策等，这必然涉及到管理层级的问题，处理好不同管理层级的关系是提升管理效能、保证组织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四是不同行业领域。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既需要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创新，也需要教育、科技领域的深化改革，通过不同领域的改革创新释放发展活力和效率红利。五是不同价值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动能转换过程中文化的力量能够提供最持久的动力。不同的民族文化、组织文化、价值观念都会对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差别最大化”不是目标，目标是通过“联系最大化”汇聚各类资源、各方力量、各种动能，进行化合反应，产生系统合力。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必须正确把握以下几方面的联系。一是利益的联系。马克思主义重视利益分析法，马克思强调，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和他们的利益有关。尤其是在大力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过程中，导致“烧火棍子一头热”和“两张皮”等顽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重视利益差别，找准共同利益，协调利益分配，建立起科学的利益共享机制。利益的联系是推动协同合作、促进“联系最大化”的根本。二是目标的联系。不同行业、不同组织、不同层级，在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由于社会分工和组织性质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发展目标的差异，要引导多方力量同向同行，关键是要找到不同目标之间的联系，建立共同的发展目标。三是人才的联系。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相对匮乏。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数据显示，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领域人才缺口2 986万，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达950万[2]。特别是高技能人才十分缺乏，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2%，人才供需形势严峻。因此，必须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下功夫，建立健全人才交流机制、协同育人机制，强化人才的联系，真正发挥人才最大红利。四是组织的联系。现代组织理论重视信息交流的作用，社会系统学派创始人巴纳德提出，任何组织都包含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信息的沟通等3个要素。从组织外部大系统和内部小系统两个方面来看，组织要实现发展进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推进信息交流，加强组织自身与外部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组织内部之间的联系，以保证建立起高效精准的供需关系网络。五是机制的联系。机制创新是制度创新、组织创新和模式创新的着力点、突破口，通过机制创新的“小切口”能够逐步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进而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加快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亟须建立驱动机制、催化机制、沟通机制、利益机制等，而且要注重各项机制之间的联系，发挥各项机制“1+1>2”的倍增效应。 （二）势增和熵增的维度
势增和熵增的维度，是差别和联系这一维度的延伸。差别和联系的维度更加单一，而势增和熵增的维度则反应是一种系统性，体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作用机制及其后果。
势增原理的核心观点是“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3]，给出了开放系统信息相互作用导致势不断增长的基本机制，由此差别越来越大，联系越来越紧。差别最大是相反，联系最紧是相同。从势增定理来看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就应该跳出差别和联系二者本身，而是辩证地看待二者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势增原理形成一种自运行机制，推动差别（如不同制度、不同要素、不同文化）和联系（如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共同问题）相互作用，实现持续增长，这也是新旧动能转化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但也应该看到，这种“自运行机制”是一种“理想型”，实践中的操作和运行离不开持续的人才驱动和创新驱动。
熵增原理正好与势增原理相反，熵增过程是一个自发的由有序向无序发展的过程。信息熵是申农提出的一种衡量系统不确定性、稳定程度和信息量的尺度，信息熵值越大，说明系统中的数据越无序、系统越杂乱[4]。按照申农的观点，信息被定义为是用来减少（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信息量是指获得信息后信源信息熵的减少[5]。系统科学认为，当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生障碍时，或者由于环境对系统的不可控输入达到一定程度时，系统就很难继续围绕目标进行控制，从而在功能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紊乱，表现出有序性减弱、无序性增加，称之为系统的嫡值增加效应[6]。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减少（小）熵、增加（大）势的过程。因此，从“信息熵”和“系统熵”的观点出发，促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就是要进行调和，减少“随机性”、“不确定性”和“无序性”，增加信息量，恢复并健全系统功能，让系统变得更加“可控”、“有序”。
三、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应树立信息势思维
第一，数据思维。进入数字化时代，抑或是所称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一种重要的资源、一种技术、一种工具，更成为一种产业，“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大数据产业”等新概念、新业态、新模式已经成为世界显学。进入新时代，数据成为驱动模式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大数据（big data）是一种巨量数据集合，它具有大量（Volume）、高速（Velocity）、多样（Variety）、低价值密度（Value）和真实性（Veracity）等“5V”特征。从这一界定和主要特征来看，大数据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势”。培育新动能，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适应大数据发展新形势，借助“差别×联系”的信息势理论支撑进行思维升级和思维革命，把数据变成信息，把信息变成知识，把知识变成智慧，在个体和组织发展中形成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文化。
第二，平台思维。平台一般指供人们施展才能的舞台，或者进行某项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或条件等。从信息势视角分析，平台可以看做是扩大差别、促进联系的一个场域，它汇聚不同特长、比较优势的人才及其他资源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建立密切联系，通过信息交换、信息生产等方式共同为实现组织目标进行相互作用。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发展，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兴力量。互联网经济是一种典型的平台经济，海量的消费者、商家等共同构成了平台经济体，通过平台完成信息交流、需求对接、资金收付等。因此，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应不仅要重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身的应用，更应该强化并升级平台思维，既要注重搭建科研平台、人才发展平台、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等传统的平台，更要注重生态圈建设，用平台思维做乘法，快速整合资源，实现倍增效应。
第三，跨界思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并且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越来越依靠产业融合发展、科技与教育深度融合、技术的交叉融合、学科的交叉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高度交叉融合等，跨界融合成为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特征。特别是“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传统行业进入聚变时代，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也是对势增原理“差别促进联系，联系扩大差别”的实践证明和扩展应用。基于此，个人、组织和社会发展不再是“独居一隅”，学校也不再是“象牙塔”，行业的边界、组织的边界、学科的边界、文化的边界，各种壁垒森严的边界逐渐被打开，并建立起新的广泛的联系，产生新的信息势，催生新的发展动能。而跨界思维则是打破边界，让不同人才、不同组织、不同行业、不同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并实现从“融入”走向“融合”，产生新动能的理念先导。
第四，协同思维。协同论认为，系统千差万别，其属性亦各不相同，但在整个环境中各个系统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又相互合作的关系。协同思维是对信息势理论中关于“联系”的应用，是合作思维的升华。随着技术的复杂性、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创新模式的融合性加剧，技术创新模式逐渐趋于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并行化、创新资源集成化和行为主体协同化[7]。创新模式已经突破传统的线性和链式模式，呈现出非线性、多角色、网络化、开放性的特征[8]。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的创新平台正在重组创新体系，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无缝对接。促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需在各层级、各领域强化协同思维，比如“五化协同”、“产业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等，虽然在范围、内容和机制等方面均存在差异，但协同的目标都在于强化“联系”，融合不同发展要素，产生协同效应。随着科技与教育、经济、产业、金融、文化等各领域深度融合趋势日益明显，协同将贯穿于创新驱动发展的全员、全过程、全方位，不仅企业主体要强化协同思维，各级政府、各高校、各科研院所和各类组织以及个体都应该树立协同思维，以适应创新模式的发展和演化。
第五，共享思维。近年来，共享经济成为我国最活跃的创新领域之一，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备受政府和人民关注。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显示，2018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为29 420亿元，平台员工数为598万人，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7.6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 500万人[9]。有观点认为“共享经济的大潮已经褪去”、“共享经济已经到了下半场”，也有观点认为“狂热趋向理性，共享经济正处在加速转型期”。不管是哪种观点，有一点是大家都认同的，那就是共享经济利用互聯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共享个人信息，推进资源利用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为培育新动能带来了新机遇，进行了新探索，也提供了新思路。在推进社会发展动能转化的实践中，应把共享思维融入到政府管理、社会治理、企业变革、科技创新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中，通过成本分担、风险共担，促进信息、资源、技术、机会、经验、利益等多方面的共享，实现多赢局面。
参考文献：
[1] 怀进鹏.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N].人民日报，2016-12-21.
[2] 李玉兰.未来制造业需要何种人才[N].光明日报，2017-02-15.
[3] 李德昌，胡大白.四论系统复杂与创新的势科学机制及其应对战略[J].系统科学学报，2016，（4）.
[4] 王莉亚，张志强.基于信息熵的信息整合主题演化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2，（6）.
[5] 何西培，何坤振.信息熵辨析与熵的泛化[J].情报杂志，2006，（12）.
[6] 任佩瑜，宋勇，张莉.论管理墒、管理耗散结构与我国企业文化的重塑[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7] 解学梅，方良秀.国外协同创新研究述评与展望[J].研究与发展管理，2015，（4）.
[8] 汪传雷，熊月霞，潘珊珊.协同创新研究综述[J].科技管理研究，2013，（18）.
[9] 关欣.2018年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和就业保持较快增长[N].经济参考报，2019-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