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闲的时候，我跟妈妈一起整理老照片，发现所有照片里的姥爷，几乎都穿着胶鞋。
　　我问妈妈：“姥爷就只有这一双鞋吗？”
　　“姥爷有一双胶鞋，一双布鞋，还有一双棉鞋。布鞋和棉鞋的底子都是用布纳的，不经穿，姥爷要浇花，所以，就常穿胶鞋。”
　　姥爷是个补鞋能手，他的胶鞋上全是自己打的补丁。他先用锉子，把破损处的周边锉平，再从报废的自行车轮胎上，剪下一小块胶皮，也用锉子把周边挫平，然后，用烤热的火剪，把胶皮粘在胶鞋上，把鼓起来的部位锉下去。这样，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打了补丁。
　　姥爷不光给自己的鞋打补丁，也给我的胶鞋打了很多补丁。
　　我的老家，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阴雨绵绵，没完没了地下雨。我小的时候，对下雨很反感，主要是因为那满脚的泥。那会儿，柏油马路很少，大部分都是泥土路面，下起雨来，就是一条泥街。
　　我穿的是从姐姐那儿淘汰下来的胶鞋，有点大，又是低帮的，“拖拉拖拉”地走，把裤子上带得全是泥。再加上胶鞋上有很多的补丁，让我小小的虚荣心很受挫折，便盼望着别下雨。
　　可是，天要下雨，谁能管得了？
　　有一次，正上着课，天突然黑下来了，转眼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过了一会儿，教室门口出现了两位老人——我座位前面那个女同学的奶奶和我的姥爷。
　　两位老人都拿着雨伞和胶鞋。不同的是，那个奶奶拿的是黑布雨伞和一双高帮胶鞋，而我的姥爷，拿着一把油布雨伞和一双打着补丁的低帮胶鞋。
　　老师说：“这是哪位同学的家长？快去把东西领了。”
　　前面那位同学立刻跑过去，把雨伞和胶鞋领了回来，她的奶奶走了。
　　我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弹，不好意思上前去领我的东西。
　　老师又发话了：“是哪位同学啊，快一点，别耽误上课。”
　　我抬起头来，看见姥爷正慈祥地望着我，还把胶鞋和伞举起来，挥了挥，向我示意。天哪，我赶紧跑过去，一把抓住胶鞋和雨伞就跑回了座位，生怕姥爷继续这么举着，让全班同学都看见那双难看的胶鞋。
　　那双打了补丁的胶鞋，我穿了很多年。鞋子越来越小，补丁越来越多。直到穿不下了，又换了一双，还是打着补丁的低帮胶鞋。
　　姥爷对朋友那么慷慨大方，烟酒茶糖从不短缺，为什么就不肯给自己、给我买一双新的高帮胶鞋呢？这是我久久想不明白的事情。
　　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我，没想到，最怀念的，居然是雨。筹拍电影《我们天上见》的时候，我跟摄影师说：“能下雨的地方尽量下雨，画面要像中国的水墨画。”这是我对家乡的印象。
　　结果，一共一百二十场戏，我们下了八十多场雨。这可难坏了所有的部门，因为，雨戏是最难拍的。
　　我们请来的特效师，刚刚从一个大制作的影片下来，带来了拍那部影片时所有的设备，心想这已经足够应付我们这部小制作电影了。结果，他沮丧地跟我说：“那部影片才一场雨戏，你们这儿，八十多场，设备不够。”
　　几乎在每个镜头开拍前，我都用对讲机发出这样的口令：“洒水车准备，放水。各部门准备，开机，预备，开始。”
　　北京，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这个巨大而干燥的城市，常常让我感觉不亲切，难道是因为没有雨吗？
　　我不用给自己和孩子买胶鞋了，因为实在用不着。偶尔下一次雨，我就像久旱逢甘露一般，高兴得不得了。深深地吸口气，闻那雨水落在泥土上的气味，看那烟雨蒙蒙——因为雨而变得美丽了的世界，嘴角挂着微笑。
　　那个时刻，故乡仿佛回到了我的身边，我仿佛回到了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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