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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在当前人自身生存状态的生存美学成为文艺界热议这一背景下,着重从福柯的生存美学、生存论、审美的主体间性三个方面对《边城》进行解析,在一定层面上思考了当代生存美学的学理性和现实性。
关键词:生存美学;福柯;沈从文;主体间性
一、解构时代福柯的生存美学的提出
启蒙之后理性取代了神学和宗教对大众意识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美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和对经验实证方法张扬的同时,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和对人的非理性的张扬则体现了对生存状态的反思,传统生存美学在当下寻求新的转型。海德格尔在探索人的生存及其与真理的关系时强调,唯有通过艺术,通过人的“此在”才能诗性地审美地生存。海德格尔对关怀其自身的“在世存在”的生存可能性的存在论的提出,是福柯提出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生存美学的先声。
现代性日趋实利和理性,使得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其重要的文学性在淡化,创作倾向趋于写实求真。文化的革新基点不在意识形态范畴内,而在作为物质力量的社会生产范畴。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2]反之,现代社会人作为主体性的死亡,同时作为个体的自我与社会秩序、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冲突日益剧烈。作为人性真正主体的本能和欲望在科学的深度解析下显露出来的同时,也因其失去自有的空间呈现反科学倾向。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进一步倡导但未发展到终结的现代性相反,福柯对知识、权力、主体作出了解构,这一解构也正是建立在个体生存的基点上的。
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不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精神态度问题,而是变成了存在论范畴的关于生存的艺术。它是以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审美地为人处世和艺术地待人接物的实践智慧为基础,结合自身实际生活经验总结和创造出来的当代诗性生存的理论典范。其重要意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人世间,唯有审美活动,才使日复一日的平庸生存过程和有限的语词符号,变成富有诗性魅力和充满创造性的奇幻艺术力量。”[3]
二、《边城》中 “关注自身”的生存论
从《边城》中人物看生存,人物身上洋溢的生命力更接近于一种原生的生命力。尽管有诸多学者讨论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诗学,分析其作品是其生命本体观和生命价值观矛盾作用的结果,“认为生命意志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意识的、盲目的生命冲动,这种盲目的生命冲动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4],有叔本华的悲观论倾向。也与柏格森生命哲学有联系,“生命的特性永远处在实现之中,决不会完全实现”[5]。而笔者從《边城》中看到的是美好的人性、湘西世界的生存美,并不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而是自始至终怀有生命的神性的人性。无论是翠翠,还是傩送和天保兄弟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原初的人性,更是一种关怀他人的道德的生存美,这是符合福柯理论“关怀自身”的伦理学的,“关怀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是作为关怀自身的艺术而呈现在实际生活之中”[6]。
再从《边城》中人物活动时空看生存。作者着力描述了特有的乡风民俗中的审美生存,没有戏剧化的情节,没有复杂的语言结构和叙事圈套,有的只是沈从文独特的书写气质,人物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关注的只是自身。乡土小说一向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流派不同于浪漫主义流派之处在于要白描现实、力求逼真,朱光潜曾经论述浪漫主义流派三种显著特征,其一是最本质的特征即其主观性,其二是“回到中世纪民间文学”的口号,其三是“回到自然”的口号。沈从文是乡土浪漫派的代表,在浪漫与现实之间,流露出乡恋情感和怀乡情绪,所流露出来的是生命的力和真,让人走向自然。在《边城》中,作者以隐含的叙述者身份来叙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天人合一的和谐,叙述语言采用的是口语化言说模式、质朴原始的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主义色彩,简单的情节线索、没有复杂的情节,却能让读者在缓慢的字符流淌中读下去,进入与乡土写实主义小说不同的理想世界,人性真、风俗美,生命焕发出勃勃生机。
正如福柯所说:“所谓生存的艺术,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愿的实践方式,人们不仅由此确定一定的行为规则,而且还设法改变他们自身、形塑他们自身的独特生存方式,并使他们的生活,改变成为具有特定美学价值、又符合特定风格标准的艺术作品。”福柯的“自身”是对现代人对文化定义的颠覆,《边城》中人物之外,乡风民俗是生存之美的大语境,没有“读书人”的道德观来压抑人性,并不是说它是没有道德观念的、呈现一种原始野蛮的生活形态,而是它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那就是关注自身和他人。如顺顺的经历,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和老船公之间的纠葛,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反映出来,并没有生成仇恨。“乡风民俗就是最为普泛而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民俗文化无疑也是为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以民间理性为观照点的解释系统。而乡土小说以民俗文化为重要表现内容,通过表现民俗文化中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地方性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心理,来关注民众的生存境遇、行为方式、心理愿望、宗教信仰、伦理观念、道德范型及社会组织,为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最充分的形象化的解释。”[7]
三、《边城》中的生存美源于审美
的充分主体间性
“主体性理论是把存在看做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强调主体认识、征服客体;主体间性理论是把存在当做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世界当做与之交往、对话的对象,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外,强调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8]主体间性人与世界的这种本质关系只能在超越的领域(审美)中存在。在《边城》中,“茶峒”小山城、老船夫、翠翠等人的生存状态充分体现了主体间性的生存模态。
一是在内容方面,《边城》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理想模式的探寻。在《边城》中,“济世救民”不是沈从文的题旨,他的关注目标已不是现有的世界,而是自然、世界中的人性。对茶峒自然地理的叙述和白河边世俗生活的描写只是为了说明在这一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在戍守官兵和乡人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和谐,更是一种生存美。沈从文曾说其亲戚大多列身军籍,在童年时期也是经常目睹杀人的场面,三省交界的茶峒更是兵多民乱之地,以当地苗苗的性情,历来治乱是非常多的。《边城》是作者的乡土“乌托邦”的寄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理想模式的探寻。“我以为这就形成了沈从文(包括废名)小说‘乡土味’更浓的重要原因,‘风俗画面’的大量描写冲淡了主题内涵,但这正合作家的创作主导意念,沈从文本身并不是要力求表现一种济国救民意识,而是注重表现一种人生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意识的过程,虽然这种幻影是缥缈的,但作者绝对具有一种虔诚的宗教式的情感。”[9]
二是在美学方面,《边城》是远离现代性的边城,充分体现了审美的特殊处理。在文学的审美、认识、教化三功能中其审美功能最为突出。而生存美学也是如此,“它打破了以本质主义定义的传统文学美学观,借鉴结构主义方法,提出了文学文本的原型层面、现实层面、审美层面三层结构,因此具有原型意义、现实意义、审美意义三种意义。生存美学也认为,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审美的这种本质是由审美的充分主体间性决定的”[10]。钱中文在论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特性的结合时曾说:“如果以一般意识形态观点的理解来涵盖文学,有如某些理论著述所做的那样,常会导致实用主义,淡化文学特征。重要的在于文学不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有相当部分的作品,描写自然景物,寄情山水之间,有的固然明显地寓有作者的情愫,有的则不甚分明,也不易看清楚。更重要的是它们只以优美的状物写景的审美特性一面,吸引着各时代的读者。……同时由于审美的特殊处理,而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和更为广泛的社会性以至全人类意义。”[11]《边城》的审美特性便体现在苗乡的民风民俗中。总而言之,《边城》之中的“理想家园”图式,具有少有的美学价值。华兹华斯在论浪漫主义与田园生活题材时说道:“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有学者认为《边城》是一种悲剧,笔者认为并非悲剧,而是表现在审美的一种超越,《边城》的哀而不伤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体验。翠翠母亲的死亡、老船夫的死亡、老大天保的死亡、老二傩送的远走,对这些悲剧的叙述沈从文从自己全知叙事者的角度缓缓地讲述出来,生命的终结好像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作者没有批判,不会让读者悲恸动容,不会对造成悲剧的原因产生强烈的憎感。
三是《边城》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社会共生共存的关系,其生态美已被学界所公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滋养着人们。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渲染美的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机勃勃地活着的一切生物,都精神抖擞地活着。作者在反现代性中通过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的对照及其意义给当时及现在的都市生存状态一次精神的回归和解放。显而易见,沈从文与“乡土写实小说流派”所不同的是,在描写风俗画时,前者并不首先考虑世界观的表现,后者则首先是要考虑风俗背后的题旨的,正如茅盾曾批评沈从文作品没有反映人類对命运的挣扎。笔者认为,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他作为一个在城里生存的乡下人,在这种角色转换中肯定会对生存作出一些思考。而在《边城》中,他的表现意图不在此,而是在探寻生存的理想状态。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切割,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和自身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却屡屡遭遇瓶颈,物质和精神并未同一性发展,反而更二元化。生命本体与自然合一是人类最终的归宿。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文学主题也遭遇瓶颈。民族文学的“异域色彩”和其作为另一种声音正在中心消解的时代站出来,丰富文学世界的命题,给迷茫的生命体以借鉴的作用。《边城》中质朴的生命观却是个人的生存意识,是其在个人都市生存体验之后的选择和追问。
四、结语
萨特认为,由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客观、主观等方面的原因,人丧失了自己“是其所是”的存在,而变为“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正是这种存在与本质的分裂,才能使人意识到“本来的自己”,同时也使人意识到世界已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12],从而使人遇到生存的困境。《边城》审美化生存创作的时代背景是近代,当时作者已经体验到现代文明。由于虚构的地理位置的偏僻性,这一空间为作者表现人物理想生存模态提供了可能。《边城》类似于古希腊生存美学最初的模态,古希腊的生存美学是一种实践智慧,就是美好的生活本身。《边城》中反现代性的审美化生存只能在精神的状态上寻求一种超越,并不能在实体上得到超越。这也正是“生存美学”在学理上难以自足的原因。生存是人的生命存续中发生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的总和,其研究范畴并不能只局限于精神的范畴,福柯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现有的权力体系解构基础之上的,生存与生活、生产、实践等物质范畴是无法厘清关系的,单纯的审美超越脱离和对物质根基的考量也只是暂时的审美体验。
注释:
[1][2]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第31页。
[3][6]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419页。
[4] 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王珍丽、余习广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7][9]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第93页。
[8][10] 许家竹:《生存美学的理论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1]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页。
[12] 高伟光:《“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5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生存美学;福柯;沈从文;主体间性
一、解构时代福柯的生存美学的提出
启蒙之后理性取代了神学和宗教对大众意识的统治地位,在20世纪美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和对经验实证方法张扬的同时,对理性主义的反叛和对人的非理性的张扬则体现了对生存状态的反思,传统生存美学在当下寻求新的转型。海德格尔在探索人的生存及其与真理的关系时强调,唯有通过艺术,通过人的“此在”才能诗性地审美地生存。海德格尔对关怀其自身的“在世存在”的生存可能性的存在论的提出,是福柯提出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生存美学的先声。
现代性日趋实利和理性,使得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其重要的文学性在淡化,创作倾向趋于写实求真。文化的革新基点不在意识形态范畴内,而在作为物质力量的社会生产范畴。丹尼尔·贝尔认为:“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1];“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艺术与仪式,以想象的表现方法诠释世界的意义……”[2]反之,现代社会人作为主体性的死亡,同时作为个体的自我与社会秩序、理性和社会规范的冲突日益剧烈。作为人性真正主体的本能和欲望在科学的深度解析下显露出来的同时,也因其失去自有的空间呈现反科学倾向。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进一步倡导但未发展到终结的现代性相反,福柯对知识、权力、主体作出了解构,这一解构也正是建立在个体生存的基点上的。
福柯的生存美学是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不只属于认识论范畴的精神态度问题,而是变成了存在论范畴的关于生存的艺术。它是以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审美地为人处世和艺术地待人接物的实践智慧为基础,结合自身实际生活经验总结和创造出来的当代诗性生存的理论典范。其重要意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人类生存的真正本质,就在于它的审美性。人世间,唯有审美活动,才使日复一日的平庸生存过程和有限的语词符号,变成富有诗性魅力和充满创造性的奇幻艺术力量。”[3]
二、《边城》中 “关注自身”的生存论
从《边城》中人物看生存,人物身上洋溢的生命力更接近于一种原生的生命力。尽管有诸多学者讨论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诗学,分析其作品是其生命本体观和生命价值观矛盾作用的结果,“认为生命意志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意识的、盲目的生命冲动,这种盲目的生命冲动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4],有叔本华的悲观论倾向。也与柏格森生命哲学有联系,“生命的特性永远处在实现之中,决不会完全实现”[5]。而笔者從《边城》中看到的是美好的人性、湘西世界的生存美,并不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而是自始至终怀有生命的神性的人性。无论是翠翠,还是傩送和天保兄弟身上体现的不仅仅是原初的人性,更是一种关怀他人的道德的生存美,这是符合福柯理论“关怀自身”的伦理学的,“关怀自身与他人的关系……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是作为关怀自身的艺术而呈现在实际生活之中”[6]。
再从《边城》中人物活动时空看生存。作者着力描述了特有的乡风民俗中的审美生存,没有戏剧化的情节,没有复杂的语言结构和叙事圈套,有的只是沈从文独特的书写气质,人物只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关注的只是自身。乡土小说一向被认为是现实主义流派,现实主义流派不同于浪漫主义流派之处在于要白描现实、力求逼真,朱光潜曾经论述浪漫主义流派三种显著特征,其一是最本质的特征即其主观性,其二是“回到中世纪民间文学”的口号,其三是“回到自然”的口号。沈从文是乡土浪漫派的代表,在浪漫与现实之间,流露出乡恋情感和怀乡情绪,所流露出来的是生命的力和真,让人走向自然。在《边城》中,作者以隐含的叙述者身份来叙说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天人合一的和谐,叙述语言采用的是口语化言说模式、质朴原始的湘西少数民族的原始主义色彩,简单的情节线索、没有复杂的情节,却能让读者在缓慢的字符流淌中读下去,进入与乡土写实主义小说不同的理想世界,人性真、风俗美,生命焕发出勃勃生机。
正如福柯所说:“所谓生存的艺术,就是一整套反身的和自愿的实践方式,人们不仅由此确定一定的行为规则,而且还设法改变他们自身、形塑他们自身的独特生存方式,并使他们的生活,改变成为具有特定美学价值、又符合特定风格标准的艺术作品。”福柯的“自身”是对现代人对文化定义的颠覆,《边城》中人物之外,乡风民俗是生存之美的大语境,没有“读书人”的道德观来压抑人性,并不是说它是没有道德观念的、呈现一种原始野蛮的生活形态,而是它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那就是关注自身和他人。如顺顺的经历,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和老船公之间的纠葛,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反映出来,并没有生成仇恨。“乡风民俗就是最为普泛而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民俗文化无疑也是为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以民间理性为观照点的解释系统。而乡土小说以民俗文化为重要表现内容,通过表现民俗文化中集体性、传承性、模式性、地方性的民俗事象和民俗心理,来关注民众的生存境遇、行为方式、心理愿望、宗教信仰、伦理观念、道德范型及社会组织,为人类的生命过程提供最充分的形象化的解释。”[7]
三、《边城》中的生存美源于审美
的充分主体间性
“主体性理论是把存在看做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强调主体认识、征服客体;主体间性理论是把存在当做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世界当做与之交往、对话的对象,除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外,强调人与自我,人与自然的关系。”[8]主体间性人与世界的这种本质关系只能在超越的领域(审美)中存在。在《边城》中,“茶峒”小山城、老船夫、翠翠等人的生存状态充分体现了主体间性的生存模态。
一是在内容方面,《边城》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理想模式的探寻。在《边城》中,“济世救民”不是沈从文的题旨,他的关注目标已不是现有的世界,而是自然、世界中的人性。对茶峒自然地理的叙述和白河边世俗生活的描写只是为了说明在这一环境中人的生存状态。在戍守官兵和乡人的关系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和谐,更是一种生存美。沈从文曾说其亲戚大多列身军籍,在童年时期也是经常目睹杀人的场面,三省交界的茶峒更是兵多民乱之地,以当地苗苗的性情,历来治乱是非常多的。《边城》是作者的乡土“乌托邦”的寄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理想模式的探寻。“我以为这就形成了沈从文(包括废名)小说‘乡土味’更浓的重要原因,‘风俗画面’的大量描写冲淡了主题内涵,但这正合作家的创作主导意念,沈从文本身并不是要力求表现一种济国救民意识,而是注重表现一种人生的生存方式和生命意识的过程,虽然这种幻影是缥缈的,但作者绝对具有一种虔诚的宗教式的情感。”[9]
二是在美学方面,《边城》是远离现代性的边城,充分体现了审美的特殊处理。在文学的审美、认识、教化三功能中其审美功能最为突出。而生存美学也是如此,“它打破了以本质主义定义的传统文学美学观,借鉴结构主义方法,提出了文学文本的原型层面、现实层面、审美层面三层结构,因此具有原型意义、现实意义、审美意义三种意义。生存美学也认为,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和超越的体验方式,审美的这种本质是由审美的充分主体间性决定的”[10]。钱中文在论审美特性与意识形态特性的结合时曾说:“如果以一般意识形态观点的理解来涵盖文学,有如某些理论著述所做的那样,常会导致实用主义,淡化文学特征。重要的在于文学不是一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有相当部分的作品,描写自然景物,寄情山水之间,有的固然明显地寓有作者的情愫,有的则不甚分明,也不易看清楚。更重要的是它们只以优美的状物写景的审美特性一面,吸引着各时代的读者。……同时由于审美的特殊处理,而具有极大的普适性,和更为广泛的社会性以至全人类意义。”[11]《边城》的审美特性便体现在苗乡的民风民俗中。总而言之,《边城》之中的“理想家园”图式,具有少有的美学价值。华兹华斯在论浪漫主义与田园生活题材时说道:“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题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心中主要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并且说出一种更纯朴和有力的语言……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有学者认为《边城》是一种悲剧,笔者认为并非悲剧,而是表现在审美的一种超越,《边城》的哀而不伤给读者不一样的审美体验。翠翠母亲的死亡、老船夫的死亡、老大天保的死亡、老二傩送的远走,对这些悲剧的叙述沈从文从自己全知叙事者的角度缓缓地讲述出来,生命的终结好像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作者没有批判,不会让读者悲恸动容,不会对造成悲剧的原因产生强烈的憎感。
三是《边城》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社会共生共存的关系,其生态美已被学界所公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自然滋养着人们。作者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渲染美的自然,在这片土地上生机勃勃地活着的一切生物,都精神抖擞地活着。作者在反现代性中通过湘西生命形式与都市生命形式的对照及其意义给当时及现在的都市生存状态一次精神的回归和解放。显而易见,沈从文与“乡土写实小说流派”所不同的是,在描写风俗画时,前者并不首先考虑世界观的表现,后者则首先是要考虑风俗背后的题旨的,正如茅盾曾批评沈从文作品没有反映人類对命运的挣扎。笔者认为,沈从文自称是“乡下人”,他作为一个在城里生存的乡下人,在这种角色转换中肯定会对生存作出一些思考。而在《边城》中,他的表现意图不在此,而是在探寻生存的理想状态。在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与自然切割,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和自身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而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却屡屡遭遇瓶颈,物质和精神并未同一性发展,反而更二元化。生命本体与自然合一是人类最终的归宿。文学的艺术表现手法和文学主题也遭遇瓶颈。民族文学的“异域色彩”和其作为另一种声音正在中心消解的时代站出来,丰富文学世界的命题,给迷茫的生命体以借鉴的作用。《边城》中质朴的生命观却是个人的生存意识,是其在个人都市生存体验之后的选择和追问。
四、结语
萨特认为,由于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客观、主观等方面的原因,人丧失了自己“是其所是”的存在,而变为“是其所不是”和“不是其所是”的存在,正是这种存在与本质的分裂,才能使人意识到“本来的自己”,同时也使人意识到世界已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12],从而使人遇到生存的困境。《边城》审美化生存创作的时代背景是近代,当时作者已经体验到现代文明。由于虚构的地理位置的偏僻性,这一空间为作者表现人物理想生存模态提供了可能。《边城》类似于古希腊生存美学最初的模态,古希腊的生存美学是一种实践智慧,就是美好的生活本身。《边城》中反现代性的审美化生存只能在精神的状态上寻求一种超越,并不能在实体上得到超越。这也正是“生存美学”在学理上难以自足的原因。生存是人的生命存续中发生的物质关系和精神关系的总和,其研究范畴并不能只局限于精神的范畴,福柯这一理论是建立在对现有的权力体系解构基础之上的,生存与生活、生产、实践等物质范畴是无法厘清关系的,单纯的审美超越脱离和对物质根基的考量也只是暂时的审美体验。
注释:
[1][2] [美]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页、第31页。
[3][6] 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第419页。
[4] 吴投文:《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5] [法]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王珍丽、余习广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7][9] 丁帆等:《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4页、第93页。
[8][10] 许家竹:《生存美学的理论发展》,《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1] 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36页。
[12] 高伟光:《“前”现代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125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