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非典，让人后怕。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机关病”，虽没有非典那样令人望而生畏，但却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非典。
　　 “机关病”的本质，是一种“亚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病”的危害并不亚于那些已经被揭露出来的大贪官。其实，于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社会来讲，“机关病”也要比大腐败可怕得多。
　　 一是“机关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腐蚀性，“机关病”虽然不像非典病菌那样致命，但也具有很强的传染性，一旦蔓延开来，也是一场政治瘟疫。“机关病”患者虽不如大腐败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但却也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机关病”的那点奥妙，都在“章子”上呢：只要是个单位，就会有个章，只要有个章，就要有一个或几个人管这个章。拿着章子的时候，这些“机关病”患者们就会哼“只有憋死的牛，哪有愚死的汉”，于是，一条烟不嫌少，三瓶酒不嫌多，不浇油那章子盖得就不痛快。既能享受腐败带来的小小“外快”，又不用担心像大腐败那样落个撤职杀头的危险，多美的差事儿？于是一些人一边咒骂着大小腐败，一边“乐腐不疲”。有人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在一个单位，“机关病”就像一辆公车，你要么就挤上去，要么就等下一班，但是千万不要挡在车前面。坏了其他“病友”们的好事，还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如果每个章子后面都跟着这么一群“病人”，可不可怕？所以，我们也要以防非典那样的力度、那样的措施来治理这种“病”。不管在哪个行业、哪个部门，对那些“疑似”的，比如对待群众“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不要掉以轻心，一旦发现苗头，马上“隔离”观察，什么时候思想“病愈”了，什么时候再上岗。对那些已经“确诊”的“患者”，发现一个要强行“收治”一个。虽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一定要让他付出沉重的代价。否则，不足以警诫他人。
　　 二是“机关病”为腐败培养了强大的预备队。“机关病”是腐败成长的温床和土壤。大腐败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有目共睹，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这些大腐败杀了一批又一批，从哪儿长出来的——都是前赴后继从“机关病”患者队伍中补充上来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腐败也一样，没有人生下来就是个大腐败分子。“机关病”患者们管小事时就好动歪心眼子，管了大事是断不会马上“金盆洗手”的，那贪欲就像已经开动的火车，要想刹住也得颇费一番工夫。管了大事，在只有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许诺下，“机关病”患者轻易就会变成大腐败！不要奇怪，因为他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心理基础。
　　 三是“机关病”直接面对群众，直接损害群众利益。“机关病”患者多出在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单位，这些单位也算是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别看当的是丫环，但管的却是主人家的钥匙。那点小权力让他耍出花来了，吃拿卡要，占尽了群众的便宜。群众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的。你说，这桥梁和纽带一旦出了问题，那掉下深渊去的会是谁呢？
　　 写到此处，忽然想起了老一代革命家耿飚的一段往事。
　　 耿老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于1991年回了一趟他曾经战斗过的甘肃庆阳。在县招待所，有不少百姓闻讯来找耿飚告状……离开庆阳的那天，耿飚接见了县里所有的主要领导，并讲了一件往事：“50年前三五八旅在这里驻防时，一个战士犯了严重损害当地人民群众利益的错误，部队决定按纪律枪毙这个战士。执行枪决的时候，来了一大群老百姓替战士求情。我坚持要执行纪律。受害女青年的父母也来求情，我仍然坚持执行纪律。这时，受害女青年的父母跪倒在地上向我求情，紧接着一操场的群众都跪倒，哭着说:‘共产党都是好人啊，请饶了这个战士，让他戴罪立功吧!’我反复做群众的工作，可群众说什么也不起来。最后，我们流着泪接受了群众的请求。”讲到这里，耿飚激动地反问:“现在我要问问今天在座的你们这些人，不管哪一个，如果犯了罪，老百姓会不会替你们求情？”
　　 耿老的这一问，在今天听来，更是振聋发聩!
　　 每一个管着章子的人，你如果也犯了罪，当地百姓会不会替你求情呢？
　　 共产党都是好人啊——多动情的一句话，但是久违了!
　　 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机关病”一点一点蚕食了。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