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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聚集在宋庄的5000多名艺术家，你无法用确切的语言来一一描述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人生就像是一块橡皮泥，金钱、情感、时间、才华、机遇……哪一个方向的力道多出一寸，结局都会大有不同。
在宋庄，除了白天在艺术工厂路卖画的画家外，几乎很少看到艺术家的身影。可一到了晚上，在主干道自发形成的夜市上，在饭店外支起的烧烤摊上，在艺术区通往小堡商业街的路上，各种气质的艺术家们活跃在夜色中。
2004年时，宋庄艺术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喜欢收集古旧家具，院子里饲养极凶的大狗，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用酒精和性来麻痹他们与生俱来的痛苦，不缺钱。
但2012年的今天，也许是因为时过境迁，大多数村民印象中的画家们更多地接了“地气儿”。而那些怀揣着父母辛苦攒下的积蓄，做着一日成名美梦的年轻人们，也终究没有在宋庄留下任何痕迹。
现年40岁的宋庄小堡村村民周宝军，不禁回忆起第一批画家入住小堡村时的情景。“刚开始的时候，方力钧这群艺术家特别难。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刚落户小堡村时，方力钧整夜地画，恨不得24小时不离画板。还有杨少斌，有天早上我和朋友去工作室找他，一开门就看他眼睛肿得跟桃似的。当时他画了一宿，出门都得用手遮着阳光。他有时找到灵感时，甚至两天两宿不睡觉。”
这是宋庄艺术开拓者为后人留下的榜样。十余年过去后，方力钧和杨少斌成了中国艺术界标志性的人物。曾经自我放逐的年轻人成了引领主流的先锋。但他们的存在，在宋庄这条艺术生物链中仅仅是处在上游的少数个案，大多数的艺术家依旧艰难跋涉在朝拜顶峰的路上。
生存，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国画家庄志深认为，艺术家首先应该不缺钱。“我所说的不缺钱是满足你的生存条件，而不是大富大贵。生存条件包括有住房，吃得上饭，有一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样一来，画画的状态就能淡定一些。”
不尊重现实的艺术人生会获得怎样的结局？画家辛伟楠讲了一个他身边的例子。“有的画家比较理想化，我知道的一个画家在18年里一幅画都没卖出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画的东西不被世人理解，属于纯精神上的。他已经不在宋庄了，所以我说这18年是他的一个断点。”
很多画家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工作，有的做美编，有的当老师，有的干脆搞装修，在有一定物质积累之后来到了宋庄。而一些还租不起大画室的画家们也在遵循着“以画养画”的创作方式。画家杨茂林坦言，自己在为艺术公司画商品画的时候不会投入一丝感情，但他会用打工赚来的钱搞自己的创作。
“但艺术创作这潭水很深。很多人都是能浮几年算几年，然后就撤出了。”辛伟楠总结。
如今，基于整个通州区的文化产业规划即将在宋庄实施。房租的高涨、商业气息的浓厚似乎正改变着宋庄艺术空间的纯度和宽度。宋庄是否会成为下一个798艺术区，将艺术家“挤”出高成本的工作室？
对此，艺术家和村民们都给出了否定答案。对于追求自由的艺术家来说，如果宋庄不适合生存了，那么还有下一个李庄、王庄在等着他们；而对于村民来说，艺术家作为宋庄最为珍贵的价值内核，已经毋庸置疑。
辛伟楠：用经济效益推动艺术发展
37岁的辛伟楠来自吉林。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的他已经居住在宋庄之外，只不过在业务上还和宋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伟楠大学毕业时已经26岁。在天津某学校当了一年老师后，辛伟楠内心里的冒险精神开始躁动。于是一年后，他只身来到北京。
这一年是2002年，当时辛伟楠选择在一家艺术公司画商品画，并逐渐开始接触宋庄。也是在这一年，辛伟楠经历了北京市内对暂住证的最严厉的清查期。于是2003年前后，辛伟楠在宋庄开始了2年期的租住生活。当时，艺术家自发形成了一个既松散又紧密的团体。“由于害怕自闭，大家会组织一些团体活动，比如每周二踢场球、到河里游泳等。”
2007年，辛伟楠在宋庄外的一个花卉市场里拥有了自己的画廊，随即结婚生子，在通县买了房子。他后来解释说，自己的画廊其实就是一个摊位，面向老百姓，不是搞纯艺术的。
这几天，辛伟楠的生意不是很忙，于是他拿着库存的油画在宋庄艺术工厂路旁一处不太显眼的地方摆开了画摊，促销板上简单写着“最低100元”的广告。
“有经济效益了才会对文化有推动力。比如文艺复兴，它是对生产力的一种促进和发展。有了闲钱之后，艺术家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杨茂林：以画养画
杨茂林1985年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农村，毕业于榆林师范学院美术系，中专文凭。因为觉得“美院出来后画出来的东西比较概念、不自由”，于是杨茂林没有继续深造的想法。2006年，杨茂林毕业，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当时，他居住在北京朝阳区，并不上班，很盲目，偶尔给别人画些商品画。
杨茂林把当时的自己归于“盲流画家”之列，和宋庄许多画家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画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但你要思考，要理解。什么好卖就画什么，跟着别人走，到头来就什么都没有留下。”
2009年冬天，杨茂林去了西安，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但一年后，他对上班彻底失去了兴趣，内心里依旧渴求画画。于是在2010年冬天，杨茂林来到了宋莊。
现在，杨茂林和一位搞摄影的大学同学合租在一个60多平米的小工作室里。工作室很简陋，没有装修，只是用画板简单隔出了工作区和生活区。杨茂林目前已经脱离了“盲流画家”状态，并开始用一种圆圈技法创作自己的画作。而创作所需的费用，需要他与艺术公司合作，按照要求画一些没有情感的商品画。他把这总结为“以画养画”。
张家豪：走在通往塔尖的路上
张家豪的艺术工作室稍大，分上下两层，楼上是生活区，楼下是工作区。在楼上的生活区里，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大床睡的是爸妈，小床则是张家豪自己的。
张家豪现年35岁，在宋庄待了6年。2006年之前，张家豪在沈阳教过美术课，到天津与别人合作办学，后来又去深圳做了一年外聘老师。听朋友说起宋庄，张家豪非常感兴趣。因为“想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张家豪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宋庄。
在儿子的熏陶下，张家豪的母亲也开始拿起了画笔。尽管张家豪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来维持创作，但母亲依然不辞辛苦地在外面卖画。
现在，张家豪的画作已经被各大机构收藏，并将个人画展伸向了国外，但他坦言，目前自己尚处于中等水平。“宋庄有几个有名的画家，属于上层的，所以现在我还要往上努力。”
张家豪的代表作《井》，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颗井底深处的种子生根发芽，盘踞在黑暗阴冷的世界里，压抑、挣扎……终于，一丝光亮为它的生命带来了曙光、希望……或许，这正是张家豪和无数宋庄画家最真实的写照。
在宋庄，除了白天在艺术工厂路卖画的画家外，几乎很少看到艺术家的身影。可一到了晚上，在主干道自发形成的夜市上，在饭店外支起的烧烤摊上，在艺术区通往小堡商业街的路上，各种气质的艺术家们活跃在夜色中。
2004年时，宋庄艺术家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喜欢收集古旧家具，院子里饲养极凶的大狗，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用酒精和性来麻痹他们与生俱来的痛苦，不缺钱。
但2012年的今天，也许是因为时过境迁，大多数村民印象中的画家们更多地接了“地气儿”。而那些怀揣着父母辛苦攒下的积蓄，做着一日成名美梦的年轻人们，也终究没有在宋庄留下任何痕迹。
现年40岁的宋庄小堡村村民周宝军，不禁回忆起第一批画家入住小堡村时的情景。“刚开始的时候，方力钧这群艺术家特别难。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刚落户小堡村时，方力钧整夜地画，恨不得24小时不离画板。还有杨少斌，有天早上我和朋友去工作室找他，一开门就看他眼睛肿得跟桃似的。当时他画了一宿，出门都得用手遮着阳光。他有时找到灵感时，甚至两天两宿不睡觉。”
这是宋庄艺术开拓者为后人留下的榜样。十余年过去后，方力钧和杨少斌成了中国艺术界标志性的人物。曾经自我放逐的年轻人成了引领主流的先锋。但他们的存在，在宋庄这条艺术生物链中仅仅是处在上游的少数个案，大多数的艺术家依旧艰难跋涉在朝拜顶峰的路上。
生存，是摆在艺术家面前的首要问题。国画家庄志深认为，艺术家首先应该不缺钱。“我所说的不缺钱是满足你的生存条件，而不是大富大贵。生存条件包括有住房，吃得上饭，有一些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样一来，画画的状态就能淡定一些。”
不尊重现实的艺术人生会获得怎样的结局？画家辛伟楠讲了一个他身边的例子。“有的画家比较理想化，我知道的一个画家在18年里一幅画都没卖出去，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他画的东西不被世人理解，属于纯精神上的。他已经不在宋庄了，所以我说这18年是他的一个断点。”
很多画家都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工作，有的做美编，有的当老师，有的干脆搞装修，在有一定物质积累之后来到了宋庄。而一些还租不起大画室的画家们也在遵循着“以画养画”的创作方式。画家杨茂林坦言，自己在为艺术公司画商品画的时候不会投入一丝感情，但他会用打工赚来的钱搞自己的创作。
“但艺术创作这潭水很深。很多人都是能浮几年算几年，然后就撤出了。”辛伟楠总结。
如今，基于整个通州区的文化产业规划即将在宋庄实施。房租的高涨、商业气息的浓厚似乎正改变着宋庄艺术空间的纯度和宽度。宋庄是否会成为下一个798艺术区，将艺术家“挤”出高成本的工作室？
对此，艺术家和村民们都给出了否定答案。对于追求自由的艺术家来说，如果宋庄不适合生存了，那么还有下一个李庄、王庄在等着他们；而对于村民来说，艺术家作为宋庄最为珍贵的价值内核，已经毋庸置疑。
辛伟楠：用经济效益推动艺术发展
37岁的辛伟楠来自吉林。从严格意义上说，现在的他已经居住在宋庄之外，只不过在业务上还和宋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辛伟楠大学毕业时已经26岁。在天津某学校当了一年老师后，辛伟楠内心里的冒险精神开始躁动。于是一年后，他只身来到北京。
这一年是2002年，当时辛伟楠选择在一家艺术公司画商品画，并逐渐开始接触宋庄。也是在这一年，辛伟楠经历了北京市内对暂住证的最严厉的清查期。于是2003年前后，辛伟楠在宋庄开始了2年期的租住生活。当时，艺术家自发形成了一个既松散又紧密的团体。“由于害怕自闭，大家会组织一些团体活动，比如每周二踢场球、到河里游泳等。”
2007年，辛伟楠在宋庄外的一个花卉市场里拥有了自己的画廊，随即结婚生子，在通县买了房子。他后来解释说，自己的画廊其实就是一个摊位，面向老百姓，不是搞纯艺术的。
这几天，辛伟楠的生意不是很忙，于是他拿着库存的油画在宋庄艺术工厂路旁一处不太显眼的地方摆开了画摊，促销板上简单写着“最低100元”的广告。
“有经济效益了才会对文化有推动力。比如文艺复兴，它是对生产力的一种促进和发展。有了闲钱之后，艺术家能更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杨茂林：以画养画
杨茂林1985年出生在陕西的一个农村，毕业于榆林师范学院美术系，中专文凭。因为觉得“美院出来后画出来的东西比较概念、不自由”，于是杨茂林没有继续深造的想法。2006年，杨茂林毕业，只身一人来到北京闯荡。当时，他居住在北京朝阳区，并不上班，很盲目，偶尔给别人画些商品画。
杨茂林把当时的自己归于“盲流画家”之列，和宋庄许多画家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尽管画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但你要思考，要理解。什么好卖就画什么，跟着别人走，到头来就什么都没有留下。”
2009年冬天，杨茂林去了西安，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但一年后，他对上班彻底失去了兴趣，内心里依旧渴求画画。于是在2010年冬天，杨茂林来到了宋莊。
现在，杨茂林和一位搞摄影的大学同学合租在一个60多平米的小工作室里。工作室很简陋，没有装修，只是用画板简单隔出了工作区和生活区。杨茂林目前已经脱离了“盲流画家”状态，并开始用一种圆圈技法创作自己的画作。而创作所需的费用，需要他与艺术公司合作，按照要求画一些没有情感的商品画。他把这总结为“以画养画”。
张家豪：走在通往塔尖的路上
张家豪的艺术工作室稍大，分上下两层，楼上是生活区，楼下是工作区。在楼上的生活区里，放着一大一小两张床，大床睡的是爸妈，小床则是张家豪自己的。
张家豪现年35岁，在宋庄待了6年。2006年之前，张家豪在沈阳教过美术课，到天津与别人合作办学，后来又去深圳做了一年外聘老师。听朋友说起宋庄，张家豪非常感兴趣。因为“想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张家豪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了宋庄。
在儿子的熏陶下，张家豪的母亲也开始拿起了画笔。尽管张家豪有足够的经济收入来维持创作，但母亲依然不辞辛苦地在外面卖画。
现在，张家豪的画作已经被各大机构收藏，并将个人画展伸向了国外，但他坦言，目前自己尚处于中等水平。“宋庄有几个有名的画家，属于上层的，所以现在我还要往上努力。”
张家豪的代表作《井》，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颗井底深处的种子生根发芽，盘踞在黑暗阴冷的世界里，压抑、挣扎……终于，一丝光亮为它的生命带来了曙光、希望……或许，这正是张家豪和无数宋庄画家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