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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工”是云南当地人对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称谓。“站工”来自外地和农村务工人员，一般没有专业技术技能。他们自发地聚集在城市公共空地，等待雇主找人，双方经面谈后上工，干完活就走人。“站工”们以打零工维持生计，主要从事搬运、绿化、拆迁、建筑、保洁等体力劳动，当天工作当天拿工资，有时也会遇到短期工的雇主。由于没有经过劳动中介机构和组织，“站工”一旦与雇主发生劳资纠纷，或遭遇工伤等意外，自身权益的维护十分困难。
2016年8月下旬，为了服务这些非正规就业人员，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行。“‘站工’是一群城市建設者、默默奉献的劳动大军，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肯定。”中心负责人说。
“站工”干活，当天拿钱
距离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城两公里的杨桥，是嵩明最大的一个集镇，每天的蔬菜花卉物流、大牲畜和废旧金属等大宗交易，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吸引了云南东川、会泽、昭通以及贵州等地的外来务工者。据嵩阳街道统计，2015年，杨桥全年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有2.5万人。
目前，像杨桥这样，外来务工人员在一些公共空地等待派遣工作、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在昆明有多个，有的已经存在许多年。这样的一个非正规就业平台，被老乡们称为“‘站工’市场”。在杨桥的“站工”，最多时达7000多人。
杜麦（化名）每天凌晨3点，准时出现在昆明呈贡老城区广场附近，他的手里攥着一把锄头。为了找农活，“站工”们都会自带一些常用的农具。当种植蔬菜的老板骑着三轮摩托车过来时，杜麦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大伙儿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与老板议价，价钱很快谈妥，杜麦和其他6人爬上三轮车。这天的工作是到田里收割鲜花，再将鲜花捆扎装上货车，一天大约能挣150元。
根据“站工”市场的规律，凌晨两三点的“站工”，主要是找蔬菜收割、转运等工作；清晨六七点的“站工”，是找物流、装卸等工作。
45岁的杜麦从云南昭通来昆明打工。他在建筑工地干过，但因觉得活儿重工资低，最后长期在呈贡找农活干，“毕竟在农村长大，农活更上手”。
呈贡斗南花卉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鲜花生产和交易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之一。花市周边有鲜花基地400公顷，每天上市鲜花50多个种类、300多个品种，日成交额300万至400万元。每天，8000多名国内外客商及花农云集于此，从凌晨两点开始交易。7点以后，近百吨鲜花便从斗南销往国内大中城市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
大宗的鲜花生产和交易，给“站工”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杜麦在这里已经“站”了5年，他还把村里的大多数人带到呈贡一起做“站工”。如果每天都上工，每人每月可获得3000多元收入。虽然同样是在地里劳作，但收入比在家务农高。
“‘站工’市场对于不具备专业技术技能的流动人口，能提供灵活就业机会，也能给需要短期雇工的雇主们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就业市场的空缺。”据公益组织“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连心”）抽样调查，昆明的“站工”大多来自云南禄劝、楚雄、宣威、昭通、会泽和红河等地，部分来自四川、甘肃、贵州和河南等省。他们中60%为男性，40%为女性；25岁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0%以上。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只读过小学，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5%。
社工王显琼说，有的人是纯“站工”，有的是兼职“站工”，有的既包工又“站工”。大多数人一“站”就是几年。
“做临时工时间灵活，农忙或家里有事，可以说走就走。”来自会泽的李卓（化名）说，自己宁愿站马路找活干，也不去劳务市场，“图的就是个自由”，而且“收入可能比干长工更多”。“劳务市场找的工作每月1200元，还必须出满勤。在这里只要有人找，一天能挣100多元。”李卓说。
李卓的老乡谭青安（化名）做“站工”，是害怕老板拖欠工资。他曾经到一个砖厂做工，身份证押在厂里，但到月底拿工资时，老板却跑了。
事实上，许多“站工”都曾经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少则几十元，多则一两千元。
“站工”属非正规就业，有了劳资纠纷或工伤维权难
大多数时候，李卓清晨6点去“站工”市场，如果当天没有工作，中午便回家吃饭。如果有工作并且能在上午完成，吃完午饭后，他会继续到“站工”市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再等到一份工作。
虽然偏爱“站工”，但李卓知道，做“站工”也存在许多不安全的因素：人群中常混杂着小偷，手机被偷是常事；来自不同地区的老乡，为抢工而打架斗殴；有的工友被拐卖到黑砖窑；有人到“站工”市场做传销，有工友被骗到广西。
因为打零工而非正规就业，“站工”都面临着劳资纠纷、工伤、诈骗等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困境与风险。
2016年3月22日，50岁的王萝香（化名）在昆明王家桥“站工”市场，被一个小包工头叫走，到附近绿地建设集团工地工作。当天，一根钢管从高空坠落，将王萝香当场砸晕。
王萝香在医院苏醒后，感到肩部刺痛、心慌胸闷、呼吸困难，医院建议她做核磁共振检查，但公司代表认为没必要，支付了当天的医疗费后，便让王萝香回家休息。第二天，公司给了她300元护理费后，相关负责人便不再接听她的电话。王萝香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无奈之下报了警。
尽管警方一再调解，但公司仍然拒绝王萝香提出的15600元护理、误工费用的赔偿，只支付医疗费5000元。在昆明五华区普吉街道办事处和“连心”的支持下，王萝香向劳动仲裁处提出仲裁。当劳动仲裁处给绿地建设集团上海总部发出仲裁书时，集团的回复让王萝香深感意外：“集团未与雇佣她做工的公司有合作关系，公司的招工协议是假的。”警方前往该公司住地抓捕负责人，两名负责人却不见了踪影。
“这是一个层层转包的工程。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没有能力判断信息的真假，轻信了包工头，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连确切的被告都没有，导致无法进入法律程序。”一直在帮助王萝香维权的社工严云颢说。 近年来，“连心”劳务工关爱驿站的社工严云颢、王显琼等，一直在帮助工友们维权。31岁的富贵（化名）便是他们援助的一名工友。富贵来自贵州毕节，有3个孩子，妻子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出去工作。富贵来昆明已8年，一直靠拉砖谋生。2014年5月13日，富贵一大早到砖厂拉砖，见砖厂的3名工人正在忙碌，他便自己走到压砖机前，启动了机器。然而，意外突然发生，因压砖机的线路被接反，富贵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截断。当富贵被送到医院后，截断的手指因全被碾碎而无法接上。
富貴虽然在这个砖厂已经干了五六个月，但与砖厂没有雇佣关系，无法被认定为工伤。老板将事故责任全部推到富贵身上，垫付了两万元的医疗费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走投无路的富贵不得不向“连心”求助。“连心”先给富贵发放了1000元紧急救助金，随后多次陪着富贵前往砖厂交涉，协助处理。
砖厂位于昆明西山的一处山坳中，山路弯道较多，而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如果遇到下雨天，车子几乎开不进去。社工们和富贵几次都没能在砖厂见到老板。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富贵和妻子终于在砖厂门口遇到老板。老板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后，声称有急事便离开了。富贵一直等到下午才重新见到老板，在老板威胁和哄骗之下，因担心今后找不到老板，富贵无奈地以6000元和老板了结此事。
“对一些老板和包工头来说，使用临时工，不仅招工的自由度和选择的余地更大，也可以规避《劳动法》，降低用工成本。”严云颢说，当工伤发生时，老乡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只能走侵权赔偿。这样就得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赔偿的一切事实，权利人均须举证。同时，工伤赔偿还必须经过劳动部门认定。这样的法律维权过程，对于外来务工者来说，是极其漫长和困难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给‘站工’们提供一个庇护所”
30岁的周磊钱（化名），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闲暇时，他会到昆明蒜村的“站工”市场转转，看看有没有打零工的机会，但更主要的是来这里和其他“站工”聊聊天。
作为一名外乡人，不少“站工”下班后只能待在出租屋里，生活单调。因此，“站工”市场就成为了他们娱乐、休闲和交友的地方。在“站工”市场，上午9点之后，没找到工作的男性“站工”就聚在一起玩扑克牌，女性则坐在路边聊天，直到中午才回家做饭。
到了晚上，有的“站工”市场变得更加热闹。在王家桥的“站工”市场，两三百人一起跳民族舞、广场舞；摊贩也支起小摊：掷圈、掷豆袋、射气球、电动游戏、唱卡拉OK，价格便宜，两元玩一次游戏，20元唱两首歌。
“这种自发形成的‘站工’人力市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信息和情感互动的需求。承载了许多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昆明市盘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不容忽视的是，“站工”市场也带动了劳务市场的发展。有的家庭一家人都在这里找工作，以杨桥“站工”平均工价每天80元～150元计算，市场一年的务工劳务交易近两亿元。
但是，“站工”市场也给交通和市容卫生带来很大的困扰。每天因“站工”人群聚集过多，交通常常被阻断；而他们走后，都会留下一地烟头、塑料饭盒和果皮纸屑，周围居民怨声载道。
“与其取缔马路劳务市场，不如重视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普吉街道办事处一位负责人说，对“站工”市场的管理，不一定要“招工入市”，相关街道、社区加大对辖区内“站工”的服务，提供就业岗位、劳务培训、司法救助、娱乐休闲等帮助，就能提升农民工素质，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普吉街道位于昆明的城乡结合部。该街道11万人口中，流动人口约7万人，占总人口的63.64%，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连心”的办公室，就设在普吉街道办事处王家桥社区。他们从2007年开始探索对农民工的服务，针对王家桥的“站工”市场，为这些非正规就业的工友，提供维权、救助、社区文艺活动等服务，维护工友们的权益，提升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2016年5月4日，由普吉街道办事处和“连心”共同创建的云南省首家非正规就业群体联合工会成立，工会会员主要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工资，以打零工来维持生计的非正规就业人员。联合工会的成立，有力地维护了“站工”们的权益。
嵩明县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成立，也是维护“站工”权益的一种探索。该中心已经有了两年的试运行经验，不仅为签约“站工”提供劳务输出，还对他们进行岗位培训。同时，追踪每位“站工”的服务信息，为他们协调解决用工时出现的问题。近两年来，已处理劳资纠纷100多起、工伤理赔50多起。
“给‘站工’们提供一个庇护所”是中心的工作宗旨。为此，中心成立了中介部、维权部、法务部、医务室、廉价食堂、图书室等。“站工”们说，有了这么一个地方，遇到刮风下雨天，也不用再待在街上了。
2016年8月下旬，为了服务这些非正规就业人员，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正式挂牌运行。“‘站工’是一群城市建設者、默默奉献的劳动大军，他们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关注和肯定。”中心负责人说。
“站工”干活，当天拿钱
距离云南省昆明市嵩明县城两公里的杨桥，是嵩明最大的一个集镇，每天的蔬菜花卉物流、大牲畜和废旧金属等大宗交易，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吸引了云南东川、会泽、昭通以及贵州等地的外来务工者。据嵩阳街道统计，2015年，杨桥全年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就有2.5万人。
目前，像杨桥这样，外来务工人员在一些公共空地等待派遣工作、自发形成的劳务市场，在昆明有多个，有的已经存在许多年。这样的一个非正规就业平台，被老乡们称为“‘站工’市场”。在杨桥的“站工”，最多时达7000多人。
杜麦（化名）每天凌晨3点，准时出现在昆明呈贡老城区广场附近，他的手里攥着一把锄头。为了找农活，“站工”们都会自带一些常用的农具。当种植蔬菜的老板骑着三轮摩托车过来时，杜麦能感受到气氛的紧张。大伙儿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与老板议价，价钱很快谈妥，杜麦和其他6人爬上三轮车。这天的工作是到田里收割鲜花，再将鲜花捆扎装上货车，一天大约能挣150元。
根据“站工”市场的规律，凌晨两三点的“站工”，主要是找蔬菜收割、转运等工作；清晨六七点的“站工”，是找物流、装卸等工作。
45岁的杜麦从云南昭通来昆明打工。他在建筑工地干过，但因觉得活儿重工资低，最后长期在呈贡找农活干，“毕竟在农村长大，农活更上手”。
呈贡斗南花卉市场，是国内最大的鲜花生产和交易中心，也是亚洲最大的鲜花交易市场之一。花市周边有鲜花基地400公顷，每天上市鲜花50多个种类、300多个品种，日成交额300万至400万元。每天，8000多名国内外客商及花农云集于此，从凌晨两点开始交易。7点以后，近百吨鲜花便从斗南销往国内大中城市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周边国家。
大宗的鲜花生产和交易，给“站工”们带来了许多就业机会。杜麦在这里已经“站”了5年，他还把村里的大多数人带到呈贡一起做“站工”。如果每天都上工，每人每月可获得3000多元收入。虽然同样是在地里劳作，但收入比在家务农高。
“‘站工’市场对于不具备专业技术技能的流动人口，能提供灵活就业机会，也能给需要短期雇工的雇主们提供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就业市场的空缺。”据公益组织“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以下简称“连心”）抽样调查，昆明的“站工”大多来自云南禄劝、楚雄、宣威、昭通、会泽和红河等地，部分来自四川、甘肃、贵州和河南等省。他们中60%为男性，40%为女性；25岁到5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80%以上。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大多只读过小学，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不到5%。
社工王显琼说，有的人是纯“站工”，有的是兼职“站工”，有的既包工又“站工”。大多数人一“站”就是几年。
“做临时工时间灵活，农忙或家里有事，可以说走就走。”来自会泽的李卓（化名）说，自己宁愿站马路找活干，也不去劳务市场，“图的就是个自由”，而且“收入可能比干长工更多”。“劳务市场找的工作每月1200元，还必须出满勤。在这里只要有人找，一天能挣100多元。”李卓说。
李卓的老乡谭青安（化名）做“站工”，是害怕老板拖欠工资。他曾经到一个砖厂做工，身份证押在厂里，但到月底拿工资时，老板却跑了。
事实上，许多“站工”都曾经有过被拖欠工资的经历，少则几十元，多则一两千元。
“站工”属非正规就业，有了劳资纠纷或工伤维权难
大多数时候，李卓清晨6点去“站工”市场，如果当天没有工作，中午便回家吃饭。如果有工作并且能在上午完成，吃完午饭后，他会继续到“站工”市场碰碰运气，看能不能再等到一份工作。
虽然偏爱“站工”，但李卓知道，做“站工”也存在许多不安全的因素：人群中常混杂着小偷，手机被偷是常事；来自不同地区的老乡，为抢工而打架斗殴；有的工友被拐卖到黑砖窑；有人到“站工”市场做传销，有工友被骗到广西。
因为打零工而非正规就业，“站工”都面临着劳资纠纷、工伤、诈骗等难以通过正规渠道解决的困境与风险。
2016年3月22日，50岁的王萝香（化名）在昆明王家桥“站工”市场，被一个小包工头叫走，到附近绿地建设集团工地工作。当天，一根钢管从高空坠落，将王萝香当场砸晕。
王萝香在医院苏醒后，感到肩部刺痛、心慌胸闷、呼吸困难，医院建议她做核磁共振检查，但公司代表认为没必要，支付了当天的医疗费后，便让王萝香回家休息。第二天，公司给了她300元护理费后，相关负责人便不再接听她的电话。王萝香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无奈之下报了警。
尽管警方一再调解，但公司仍然拒绝王萝香提出的15600元护理、误工费用的赔偿，只支付医疗费5000元。在昆明五华区普吉街道办事处和“连心”的支持下，王萝香向劳动仲裁处提出仲裁。当劳动仲裁处给绿地建设集团上海总部发出仲裁书时，集团的回复让王萝香深感意外：“集团未与雇佣她做工的公司有合作关系，公司的招工协议是假的。”警方前往该公司住地抓捕负责人，两名负责人却不见了踪影。
“这是一个层层转包的工程。外来务工人员由于没有能力判断信息的真假，轻信了包工头，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连确切的被告都没有，导致无法进入法律程序。”一直在帮助王萝香维权的社工严云颢说。 近年来，“连心”劳务工关爱驿站的社工严云颢、王显琼等，一直在帮助工友们维权。31岁的富贵（化名）便是他们援助的一名工友。富贵来自贵州毕节，有3个孩子，妻子有了孩子后便没再出去工作。富贵来昆明已8年，一直靠拉砖谋生。2014年5月13日，富贵一大早到砖厂拉砖，见砖厂的3名工人正在忙碌，他便自己走到压砖机前，启动了机器。然而，意外突然发生，因压砖机的线路被接反，富贵的右手食指和中指被截断。当富贵被送到医院后，截断的手指因全被碾碎而无法接上。
富貴虽然在这个砖厂已经干了五六个月，但与砖厂没有雇佣关系，无法被认定为工伤。老板将事故责任全部推到富贵身上，垫付了两万元的医疗费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走投无路的富贵不得不向“连心”求助。“连心”先给富贵发放了1000元紧急救助金，随后多次陪着富贵前往砖厂交涉，协助处理。
砖厂位于昆明西山的一处山坳中，山路弯道较多，而且坑坑洼洼十分难走。如果遇到下雨天，车子几乎开不进去。社工们和富贵几次都没能在砖厂见到老板。直到3个月后的一天，富贵和妻子终于在砖厂门口遇到老板。老板把他们带到办公室后，声称有急事便离开了。富贵一直等到下午才重新见到老板，在老板威胁和哄骗之下，因担心今后找不到老板，富贵无奈地以6000元和老板了结此事。
“对一些老板和包工头来说，使用临时工，不仅招工的自由度和选择的余地更大，也可以规避《劳动法》，降低用工成本。”严云颢说，当工伤发生时，老乡们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劳动关系，只能走侵权赔偿。这样就得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对赔偿的一切事实，权利人均须举证。同时，工伤赔偿还必须经过劳动部门认定。这样的法律维权过程，对于外来务工者来说，是极其漫长和困难的，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给‘站工’们提供一个庇护所”
30岁的周磊钱（化名），在一家物业公司当保安。闲暇时，他会到昆明蒜村的“站工”市场转转，看看有没有打零工的机会，但更主要的是来这里和其他“站工”聊聊天。
作为一名外乡人，不少“站工”下班后只能待在出租屋里，生活单调。因此，“站工”市场就成为了他们娱乐、休闲和交友的地方。在“站工”市场，上午9点之后，没找到工作的男性“站工”就聚在一起玩扑克牌，女性则坐在路边聊天，直到中午才回家做饭。
到了晚上，有的“站工”市场变得更加热闹。在王家桥的“站工”市场，两三百人一起跳民族舞、广场舞；摊贩也支起小摊：掷圈、掷豆袋、射气球、电动游戏、唱卡拉OK，价格便宜，两元玩一次游戏，20元唱两首歌。
“这种自发形成的‘站工’人力市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信息和情感互动的需求。承载了许多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昆明市盘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不容忽视的是，“站工”市场也带动了劳务市场的发展。有的家庭一家人都在这里找工作，以杨桥“站工”平均工价每天80元～150元计算，市场一年的务工劳务交易近两亿元。
但是，“站工”市场也给交通和市容卫生带来很大的困扰。每天因“站工”人群聚集过多，交通常常被阻断；而他们走后，都会留下一地烟头、塑料饭盒和果皮纸屑，周围居民怨声载道。
“与其取缔马路劳务市场，不如重视农民工的合理诉求，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普吉街道办事处一位负责人说，对“站工”市场的管理，不一定要“招工入市”，相关街道、社区加大对辖区内“站工”的服务，提供就业岗位、劳务培训、司法救助、娱乐休闲等帮助，就能提升农民工素质，减少治安案件的发生。
普吉街道位于昆明的城乡结合部。该街道11万人口中，流动人口约7万人，占总人口的63.64%，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靠打零工维持生计。
“连心”的办公室，就设在普吉街道办事处王家桥社区。他们从2007年开始探索对农民工的服务，针对王家桥的“站工”市场，为这些非正规就业的工友，提供维权、救助、社区文艺活动等服务，维护工友们的权益，提升他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2016年5月4日，由普吉街道办事处和“连心”共同创建的云南省首家非正规就业群体联合工会成立，工会会员主要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稳定工资，以打零工来维持生计的非正规就业人员。联合工会的成立，有力地维护了“站工”们的权益。
嵩明县嵩阳街道杨桥人力资源服务中心的成立，也是维护“站工”权益的一种探索。该中心已经有了两年的试运行经验，不仅为签约“站工”提供劳务输出，还对他们进行岗位培训。同时，追踪每位“站工”的服务信息，为他们协调解决用工时出现的问题。近两年来，已处理劳资纠纷100多起、工伤理赔50多起。
“给‘站工’们提供一个庇护所”是中心的工作宗旨。为此，中心成立了中介部、维权部、法务部、医务室、廉价食堂、图书室等。“站工”们说，有了这么一个地方，遇到刮风下雨天，也不用再待在街上了。